利率、汇率调整到位后，印度发生了什么？
>>>>>>印度利率、汇率调整到位，给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2013年，印度的经济形势乏善可陈，内外交困。2012财年（2012年4月-2013年3月）经济增速仅为5%，创十年新低。财政和经常项目存在双赤字。国内增长乏力以及国际上美联储推出QE的刺激措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撤离印度。2013全年的通胀率约为10%。
面对这种不利形势，拉詹于2013年8月执掌印度央行（印度储备银行）后很快连续上调基准利率，以期降低通胀率。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上调利率，印度央行的坚持收到了成效，也为2015年四次降息以提振经济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充足的政策储备。
在汇率方面，印度卢比在2013年 5-8月的三个月时间内兑美元就跌了约15%，8月单日跌幅曾高达3.8%。这主要是因为印度财政与经常账户的双赤字。卢比暴跌后，客观上也使得经济有了缓冲的余地。之后，国际油价的走低使得印度政府减少了对油价的补贴，改善了财政，印度也推出一系列措施管控经常账户赤字，莫迪政府推出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使得印度成为国际经济体的亮点，这些都造成了国际资本的回流。
时至今日，印度的利率、汇率调整已经到位，给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印度也较有底气应对美联储的加息。
印度央行的官员在与CF40代表团座谈时表示，央行对美联储加息的准备较为充分，印度的各项经济指标也处于良好区间，因此在宏观稳定层面，央行有信心应对好加息的溢出效应。12月初，在美联储很有可能加息的情况下，印度央行依然宣布维持回购贷款利率不变。
印度央行的官员还表示，印度鼓励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卢比计价的债券，但仍用外币结算，这有助于境内机构更好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印度改革“小步慢跑”，但仍面临较大的阻力
自2014年5月莫迪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进行经济改革，印度的国际形象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莫迪效应”的旋风。虽然印度改革的大方向受到了肯定，但是一年之后，很多领域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改革以“小步慢跑”的态势在前进。
首先，莫迪自上台后就致力于改善印度的投资环境，但出台政策易，改变理念难。近期，印度就宣布将放宽15个主要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标准，而在2015年1-6月，外商在印度的直接投资达到194亿美元，较2014年同期增加30%。
印度固然羡慕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印度对于对外开放和外资一向持保守的态度，这种定向的思维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根本扭转。
在印度，不同的投资领域有不同的投资限额标准。如果外国投资的比例在限额以内，那么投资者向位于孟买的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报备即可，即符合所谓的“自动生效制度”，或称自动渠道。如果超出这一限额标准，投资者需要向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局（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Board, FIPB）提出申请，由其做出批准与否的决定。
需要指出的是，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局采取的是一事一议的原则，逐案审批，并没有统一的、明确的规则或制度，主要参考相关投资领域的产业政策。虽然有两种渠道，但在现实中，政府审批是主渠道，并且由于只有指导性方针而缺乏具体制度，导致审批部门的意志极为重要。此外，审批的过程也缺乏透明度。即使投资项目在中央政府层面得到通过，投资者还要同项目落地邦的地方政府就土地使用等问题打交道。地方政府低效率等问题同样层出不穷。
其次，虽然莫迪上台后，印度税务部门的效率有所提高，但其力推的“商品和服务税务法案”（General Sale Tax, GST）依然面临较大的阻力。印度由27个邦组成，各邦的权力极大，有权制定自己的税法，这也导致印度的税收体制极为复杂，给外国投资者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
据印度当地的中方企业反映，企业的产品一旦跨邦，需要提交一系列的单据、发票，证明整个清晰的流程，不然就得重交增值税，所以印度各邦的交界处经常排起卡车长龙，等待执法人员的检查。还有中国的制造企业为了降低税务负担，不得不在每个邦都设立仓库，因为没有仓库也会导致税负上升。
莫迪力推的GST修正案已经在下议院获得通过，但印度的国大党依然对上议院保持较大的影响力，修正案在上议院的通过还需要莫迪政府与国大党谈判。事实上，即使印度的两院都通过了该修正案，各邦政府的表态仍至关重要。
莫迪的前任辛格就曾想推行统一的GST，但彼时莫迪所在的吉拉特邦就表示反对。莫迪之所以态度有了重大转化，固然与财政收入告急有关，但也反映了GST 的推行阻力主要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上。因为GST一旦实行，税收将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邦流入消费的邦。
再次，印度的劳工法较为纷杂，也十分落后，很多已经沿用几十年，已经跟不上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最让企业头痛的当属《劳资纠纷法》，根据这部法律，印度企业的雇员规模如果超过100人，就不能自由解聘员工，除非得到政府批准。
据在印度的中方企业反映，这直接导致了很多企业的规模压缩在100人以内，因为担心陷入劳资纠纷。这些法律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困难重重，看似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但事实上只有国有企业、公共服务部门的少部分劳动者受益，2015年9月印度爆发的反对劳动法改革的全国性大罢工的主力也是这部分人。企业扩大生产、外商投资的意愿都受到打击，也就谈不上维护其余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
莫迪的改革致力于提高雇主的灵活性，为其解雇工人以及宣布破产、退出提供便利。其中，拉贾斯坦邦已经先行一步，将不经政府批准就可以解雇工人的规模上限提高到了300人，但方案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全国很多工会团体的反对。
最后，无论是制造业的振兴，还是基础设施的改善，都离不开土地征用。根据印度现行的征地法，公私合作项目的征地需要70%的被征地方同意，私人项目则高达80%。莫迪的改革计划废除了这一条款，然而，不仅来自反对党的阻力很大，2015年3月印度首都还曾爆发农民的静坐示威，抗议征地法的改革。
虽然改革面临种种困难，但印度毕竟有着巨大的市场，庞大的农村人口也预示巨大的消费潜力。根据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的报告，2020年印度国内零售市场总额将达到1.3万亿美元，印度市场的潜力可见一斑。印度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改善余地很大，这其中也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因此，中企不应放弃印度。
>>>>>>客观看待国际舆论对中印的评价差异
近期，印度成为国际主流财经媒体的宠儿。印度被认为将接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仅在一年多之前，国际舆论并不看好印度，吉姆·奥尼尔（“金砖四国”一词的创造者）甚至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认为，印度经济在很长时期甚至永远无法与中国媲美。
印度经济在过去一年多的表现的确有值得赞许的地方。印度的利率调整较为果决，在经济低迷的形势下货币当局能连续升息，以降低公众对通胀的预期。印度卢比的暴跌也在客观上宣泄了经常账户收支失衡的压力。
在这之后，调整到位的利率、汇率环境给经济带来良好的“反馈”。莫迪政府力推的结构性改革也让人眼前一亮。但面对层层阻力，这些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尚未可知。
国际舆论为了追求热点，经常出现“一面倒”的特点。褒“印”贬“中”，也可能是西方媒体的一种传播策略。对于主流财经媒体对于印度的热捧，中国应有平常心，客观看待印度的优劣势，取长补短，而不应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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