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工作论文 | 工业赶超与经济结构失衡(201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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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赶超与经济结构失衡
文／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茅锐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卡特中心副教授
摘要：通过在一个两部门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扶持工业部门的政策组合，研究政府之手对经济结构指标的影响。主要指标包括：储蓄率、资本的真实边际回报率和资本与劳动力在工业与非工业部门间的分配结构。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工业扶持政策有三方面长期影响。
（1）刺激资本和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提高工业部门的相对资本存量和产出。
（2）减少消费者对工业和非工业品的最终消费，提高储蓄率。
（3）压低资本的真实边际回报率。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政府采取歧视非工业部门的发展、刺激工业部门的发展这一政策组合，则当政府增加相当于GDP10%的额外工业品需求时（例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会导致储蓄率上升2.6个百分点，资本的真实边际回报率下降0.4个百分点。
关键词：工业赶超；储蓄过剩；结构失衡
一、引言
工业化是中国有识之士的百年夙愿。清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尽管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认同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他们普遍认同工业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十年，政府尝试了一系列推进工业部门跨越式发展的政策，但最终均难以持续。
基于前期的经验教训，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调整了发展战略，一方面采取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力量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运用复杂的政策组合扶持工业部门。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下，中国的工业快速赶超。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相继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和最大的出口国。
在工业快速赶超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相比于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更高，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更高，外贸顺差在GDP中的占比也持续较高。
这些异常的经济结构引起了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增长可持续性的广泛担忧。在2003年以来的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把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关键内容。经济结构失衡有好坏之分。
如果经济结构失衡来自特定环境下市场力量的自发结果，这些失衡表现并不必然代表资源配置扭曲，经济结构失衡可能会随着时间延续自行消失，没有必要对失衡采取措施。
如果结构异常由市场失灵、外部性或者政策扭曲导致，则有必要采取措施纠正失衡，纠正经济结构失衡等同于纠正资源配置扭曲。
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初采取了工业赶超战略，造成居民基本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保障，甚至诱发了60年代初严重的大饥荒。由此可见，源于不当政策的经济结构失衡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赶超战略被极大地纠正。但是，偏爱和支持工业部门发展的理念仍广泛存在，一些支持工业部门发展的政策仍影响着资源配置。
本文旨在研究以扶持工业部门为导向的政府之手对储蓄率、投资率和产业结构等指标的影响。我们在一个两部门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扶持工业部门的政策组合，考察其对资本和劳动在部门间的分配及储蓄率、资本回报率和产业结构造成的影响。本文发现，扶持工业部门的政策组合会带来以下后果：
刺激资本和劳动流向工业部门，增加工业部门的相对资本存量和产出；
减少工业和服务业消费，提高储蓄率；
降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政府歧视性地增加相当于GDP10%的工业品需求（例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会使储蓄率上升2.6个百分点，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0.4个百分点。
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研究已有大量文献。其中，对内部失衡，特别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金融和社保体系发育滞后，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不足，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多；
抚养比下降、性别结构失衡和劳动力转移，导致储蓄率上升；
特殊的产业结构和部分行业的垄断特征，导致收入分配中劳动的份额下降，政府和企业的份额上升，遏制了居民部门的消费；
对关键行业，尤其是服务业的供给抑制政策压低了消费需求，提高了储蓄率；
在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下，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偏好抑制了消费；
金融抑制和流动性不足，尤其是对私营企业和消费部门的歧视，使储蓄被迫增加；
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支持了较高的储蓄率；
这些文献对理解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但对政府之手与经济结构间的关系还研究得不够充分。
政府对工业部门提供的优惠政策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特征事实，这些政策会影响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也势必会影响经济结构。但除了徐朝阳，国内关于经济结构失衡的研究文献很少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本文的分析对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趋势性下滑，政府的保增长压力随之加大。政府保增长的重要手段是开发区建设、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手段在短期内缓解了外需下降对工业部门的负面冲击，为工业部门发展提供了新的国内需求。但仅从短期角度看待和理解这些政策的效果远远不够。本文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理清它们对于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为更全面地理解政策后果提供了依据。
本文余下的内容由四部分组成：
第二部分讨论政府的动机和行为，梳理政府采取的工业扶持政策。
第三部分建立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引入支持工业部门发展的政策组合，讨论它们对资源分配和经济结构造成的影响。
第四部分是数值模拟。
最后一部分是小结。
二、支持工业部门发展的政策组合
相比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国政府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而至少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经济活动的关键参与者。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和影响力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中的政府。
与中国情形类似，一些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也出现过政府干预。例如，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约一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就被认为是由理性规划政府（plan-rationalstate）推动的：
政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设立富国强军目标
在20世纪30、40年代设立战争准备和战后复苏目标
又在50、60年代相继设立收入倍增和赶超欧美目标
并通过引导企业流向以形成合意的竞争程度和向私人企业发送信号以鼓励特定的产业等方式落实这些目标。
战后的韩国也实施了约30年的扶持幼小产业政策，通过信贷支持和税收减免鼓励政府选定行业的成长，相继在60年代发展了水泥、化肥和冶炼产业，在70年代发展了钢铁、化工和造船产业，在80年代及以后发展了电子产业。
但即使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扶持也显得更加全面和直接。
中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主要初衷是实现工业部门的跨越发展。经历了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边境领土、乃至被日本占领大面积国土的百余年屈辱历史，中国有识之士普遍认同只有建立现代工业，中国才具备不受列强侵略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
工业化成为新中国的首要发展目标。建国伊始，国内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现状和国外严峻的敌对势力更进一步凸显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迫切性。然而，如何实现工业化却是新中国政府亟待探索的未解难题。
从1949年建国伊始的新民主主义，到1953年开始的全面效仿苏联式计划经济，再到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政府不断加码，不惜以牺牲其它部门发展和百姓生活消费为代价，倾举国之力推进工业部门的赶超发展。但事与愿违，工业部门发展有限，农业和服务业部门遭受了严重打击，社会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严重不满，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歧。
这些经验教训令中国政府意识到，以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发展工业，不仅无法成功实现工业化，还会造成严重的发展倒退和社会不安定。
党中央在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近30年政策的核心宗旨是寻求市场与政府力量的结合，向市场要工业化效率，向政府要工业化速度和规模。具体政策主要包括：
在工业领域，尤其是一般工业消费品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例如80和90年代的价格改革、80年代末对私有企业身份的法律认同、90年代中期的放开FDI政策、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政策、2001年加入WTO等；
通过各种手段保持对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例如在工业用地、税收、收费、厂房建设和信贷方面给予优惠，通过巨额购汇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以保持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对工业部门研发等设置专项财政支出等；
利用公共部门资金支持与工业部门发展配套的开发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工业部门运营成本的同时，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
在农业和医疗、教育、铁路、通讯、金融等诸多服务业中实施价格管制和准入管制措施，限制资源流入这些领域。
不仅是中央政府和知识界重视工业部门发展，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也热衷于推动工业部门发展。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地方官员GDP锦标赛动机，还是出于财政激励下的竞次发展模式，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各地政府通过提供低成本厂房和配套措施、低成本使用土地、减免税收手段招商引资，并展开区域之间的竞争招商引资。招商引资的主要对象是工业企业。
地方政府收入的很大部分，再加上大量的地方政府银行贷款，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04-2014年期间，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之比平均25.6%，与GDP之比平均13.8%。
比较而言，地方政府无论是从发展观导向出发，还是从地方财政收益出发，对待服务业的热衷程度远远小于工业部门。地方政府更愿意将公共财政资金用于支持能带来回报的工业部门，而不是公共服务支出。地方政府受限于来自中央层面的全行业管制政策，对支持金融、教育、医疗等中高端服务业发展鲜有作为。
对工业部门的优惠政策环境不仅带来了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超常规发展，也惠及了民生。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激励大量资源流入工业部门。政府对工业的优惠政策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更加剧资源流入。
在短短三十年的里，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和出口国，并在高速公路、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重大改善，居民部门对一般制造业品的消费保持着近10%的年均增速。
与工业部门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服务业部门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医疗、教育和城镇公共服务等领域。近十年来，住房、医疗和教育被视为当代国民生活的“新三座大山”。其中，住房困境背后反映的是城市公共服务发展滞后。
总体而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探索出了一条利用市场与政府合力促进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组合，快速实现了工业化，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可比物质领域中的差异，也惠及了民生。但该策略在鼓励工业部门发展的同时，至少就政策环境而言对其他部门带来了不平等的发展环境。
五、小结
本文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揭示了工业和非工业部门政策环境的差异对经济结构指标的影响，为理解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同于以往讨论政策环境或政策变化对经济结构影响的文献，本文考虑的政策环境既体现了政府对非工业部门的“压”，又体现了对工业部门的“推”。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有所转向。政府一些扩大消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先前对投资的直接干预。在附录里，我们讨论了如果政府将对非工业部门征收的资本收益税全部返还给当期的老年消费者以鼓励其消费，而不是将它们用来购买工业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经济结构将出现何种变化。
结果显示，如果政府的工业扶持政策只有对非工业部门的“压”，而没有对工业部门的“推”，则工业部门规模过大和储蓄率过高等结构失衡问题会减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未试图论证当前的经济结构是否合意，因此，所得结论不能作为支持或反对工业扶持政策的充分理由。只有当经济结构被认为显著失衡时，上述结论才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本文的理论模型部分对复杂的工业扶持政策做了抽象，对政策变量和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做了定性分析；数值模拟部分的相关结论主要是验证这些定性关系。无论是对政策组合的抽象方式，还是对政策变量和经济变量间定量关系的研究，都还需进一步深入。此外，本文对两个部门生产函数、消费函数、技术进步都采取了非常简单的设定。通过采取更贴近现实的复杂设定，将能得到更丰富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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