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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我死了以后，大家会怀念我的狂妄
今天是李敖逝世四周年。一代文化狂人身影逐渐远去，但他的那些狂言从未消逝：
“每当我要找崇拜对象的时候，我就照照镜子。”
“五百年来写白话文最好的，前三名应该是李敖，李敖，李敖。”
“我现在不看书了，如果想看，就自己写一本。”
“我死君当思我狂”。狂人从不罕见，但有狂者如李敖者着实难得一见。从这个角度而言，李敖并不空前，但有些绝后的味道。今天两岸三地的文坛，实在很难找得到李敖的传人。上世纪那种头角峥嵘、个性鲜明的大师渐渐随风而逝，读者只能在文字里追怀过往的痕迹。
▲《李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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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造就了李敖？答案还是要从中国传统中找。从1961年到1963年，未及而立的李敖在《文星》上连续发表了《老年人与棒子》《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三篇文章，“三篇文章定乾坤”，就此奠立了李敖在知识界的新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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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早年李敖仍然是一个传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学人，但在西潮激荡之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西化派”。
李敖早年赖以起家的“文星书店”。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不当请联系删除。
影响李敖最深的师长，当属胡适与殷海光。“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胡适在李敖的笔下是“播种者”，号召“全盘西化”的殷海光在李敖看来就是“我的殷海光”了。李敖的底色是传统的中式文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李敖的上升转变则是西式的“讽刺家”（satirist），在中西大变局的时代幸而享受了西式的宽松空间。“骂中国文化”，“骂国民党当局”，是李敖早年自鸣得意的成就，他也以“口诛笔伐”暴得大名也抱得美人归，在保守暮气的台湾社会闯出了一片天地。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著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著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著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著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裡做著后来居上的迷梦，梦著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馀荫来佔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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