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题家的悲歌（合订版）
这是之前五六篇文章的合订版本，共计25000字，分为五部分：
一、价值观的崩塌
二、路“越走越窄”
三、生理与心理的缺陷
四、卑微的“人上人”之路
五、毛主席会怎么办？
（一）价值观的崩塌
由于科举制度的历史以及应试教育的现实，做题家之路拥有至高无上的正义性，被认为是“正途”。同时，因为我们经历过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前现代那些贵族、江湖大哥们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还因为我国完成工业化历史进程的时间还很短，基本没有形成普遍的后现代氛围。“做题家”道路以及围绕做题家所形成的价值观，绝对是当前社会主流认可的价值观。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做题家们是“主流”但并不“主导”——这就是诸多做题家们进入社会后“破防”的根源。“破防”用专业一点的话叫做“价值观崩塌”，做题家们的种种困境，根源就来源于与社会某种程度上的不自洽，即社会规则并不是“做题”规则。本文就先简要地从主观认知角度，来诠释“做题家们的悲歌”这一话题。
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都走的是“应试教育之路”，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到高考这条路，但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是被“高考法则”所规训的，即最理性的分数衡量体制。
我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面分析过高考制度的问题，指出高考是目前“最不坏”的人才选拔制度。诚然，以冷冰冰的“唯分数论”应试教育，确实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现阶段这就是最符合国情的制度。素质教育当然好，我们学生自己也想全方位发展，但在目前贫富分化、阶级固化的大背景下，贸然改变“冷冰冰”的高考制度，只会给特权阶级开无数的后门。曾经的校长推荐制、自主招生、航模加分等制度，肉见可见地带来多少不平等因素。素质教育当然好，但是一个核酸检测和发放物资都能被既得利益团体玩出花样来，焉知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大学会不会通过马术或高尔夫选拔人才了。
言归正传，这个世界是辩证的，高考制度固然是最符合当前国情的，但并不代表它没有问题。高考制度就是不完美的，以直辖市为代表的地区，在考试和招生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优惠政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本文想探讨高考体制或者说应试教育的“唯分数论”带给做题家们一生的思维枷锁。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给予了“做题家”们足够的舆论宽容度，譬如高考前后高考生的问题就是头等大事，高考期间汽车不鸣笛，交警为考生开路，警察给忘带准考证的考生专门去送……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唱这首歌：
小么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哟
没有学问那无颜见爹娘
这是我爷爷小时候唱的歌，教会了我爸，我爸又教会了我，这就是做题家精神的代代传承成。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学问就无颜见爹娘”？因为多少年来“做题”就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所以做题家们必须要相信这条道路，不容置疑这条道路，否则自己就不能自洽，走得就没有那么有信心了。
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老师和家长们一定都给我们灌输过这种理念：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这就是应试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石，也是支撑千千万万学子起早贪黑的信念支柱。应试教育顾名思义，培养的不是全方位的素质，而是“应试”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重复性的、高强度的训练不断提升的。通俗点讲就是你只要不断“做题”就是会有回报的，所以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反复地做题，没日没夜地做题，把自己的未来和人生寄托在做题上，这就是“做题家”这个名称的来源。
所以做题家们把“做题模式”带入到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之中，认为社会的反馈机制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于是对于社会的认知会产生种种偏差，借用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我把这种偏差称之为“公正世界假设”：世界是公正的，我努力了我就应该有一个好结果，我做题做得好我就应该成功；有些人不好好做题，那么他就不应该成功、挣大钱、生活幸福。
当然，大多数人的思维不会有这么极端，但是“公正世界假设”这个理念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每一个做题家；或者从反面来说，但凡你不相信“公正世界假设”、不相信这个世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你也不会走上做题家之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并不是做题家所信仰的那种“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这就是做题家们在社会中注定痛苦的根源。
每个做题家们都要经历几次世界观的崩塌，每个人崩塌的契机有所不同。我随意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近二十年来，拆迁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我在以前文章中分析过很多，普通人六个钱包供养一套房，还要贷款几十年透支未来，背后是土地财政、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在大快朵颐。但是普通人的视野看不到背后的土地财政和资本，却能看到一个个拆迁户神话——我十数年的寒窗苦读，最后还要靠透支父母的积蓄与自己的未来去供养房子，而有些人竟然躺着收租就可以了？
而且拆迁造就的财富神话不是小范围的个例，而是普遍全社会的现象。如果有隔壁老王中了彩票，做题家们基本不会心理不平衡，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但是拆迁致富就不一样了，这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鲜明特色，每个人身边都直接接触到或多或少这样财富神话的故事。于是做题家们的信仰就崩塌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楼下墙上画个“拆”？上一次类似的信仰崩塌，还要追溯到“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
但人家卖茶叶蛋怎么说也算是勤劳致富吧，拆迁户的巨额财富仿佛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因为自己运气好生了一个好地方。当然，这里不是在对拆迁户进行道德批判，房价问题怎么算也算不到他们头上，时代红利人人都可以吃。这里主要是讲做题家们“公正世界假设”的崩塌，说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我得耕耘多久才买得起房呢？——终于被社会真相教做人了。
有些做题家可能崩塌的比较早一些。比如我，就是在高中学习过程中做高考真题的时候发现——北京卷怎么这么鸡儿简单？我相信每个高考大省的考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老师会劝你平时不要做北京高考真题，因为过于简单会影响自己的判断；最好在高考前三天做一做，可以提升自己的信心。然后我还发现，年级里某几个排名倒数的同学，因为家境关系成为了“高考移民”去北京参加高考，结果在河北上个二本都困难的他们，纷纷考上了985名校。这些话题在同届同学中发酵，让大家震惊和痛苦于自己引以为生命支柱的高考制度，竟然也有这样不公平，所以世界观又一次崩塌了。
再举一个例子，去年西电毕业生购买毕业设计的事情让大家关注很多，有细心的网友顺藤摸瓜，发现了西电今年的大力宣传的“情侣学霸”双双保研上交新闻。眼尖的网友们指出，这两位情侣的简历中双双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而我们都知道，国家励志奖学金是给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学子们的。
而通过这对情侣自己公开发表的社交网络内容，他们的生活可远远不止“家境贫寒”。比如使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比如一万六一件的奢侈品连衣裙，数千元的衣服更是比比皆是——
迪士尼网红玩偶——
定期在社交网络晒的写真照——
微博所展示的生活与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要求的“家境困难、生活简朴”毫无关系——
这可以说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见过条件比我好很多的“贫困生”。但这其实对于刚刚成年、还没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无异于又又又是一次世界观的崩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骗人的，在评奖、评优、奖学金、保研中，有多少暗箱操作冲击着做题家们脆弱的小心脏。
还有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易烊千玺考编事件，本来那事刚刚被安倍遇刺的热度所冲淡，结果又被《中国新闻周刊》一篇骑脸嘲讽“小镇做题家”的文章把热度给拉回来了。我估计“子彬公大家族”都很崩溃：“安倍死之前你们骂我，安倍死之后你们还骂我，那安倍不是白死了吗！”
我曾经强烈怀疑《中国新闻周刊》这位杨时旸主任是高级黑，或者是个“加速主义者”，要么绝对是易烊千玺对家埋的暗桩，故意在这个时候趁他病、要他命的。没杨主任这篇文章，易烊千玺这事一直“就事论事”于考编透明性和公平正义的问题，但是有了杨主任这篇文章，让易烊千玺和做题家彻底“逆向cp”锁死了，以后提做题家必有他当反面典型，但凡有“做题家”身份认同的广大青年，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了。
我本来以为这个杨主任是个深明大义的暗桩，打入敌人内部再施以“加速”的催化剂；结果网上扒出来杨主任老早以前就写过很多吹该明星演技的文章，这样来看这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愚蠢与傲慢了。这同样是好事啊，就像马云叫嚣“996是福报”一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清特权阶级的傲慢与愚蠢。
无论是怎样的出身，都不应该成为嘲讽的对象。我们的祖辈多是农民，父辈多是工人，我们多是通过高考这条路走来的，这是社会客观大环境决定的，并不是成为农民、工人、做题家，就应该有什么道德或其他层面可指责的地方。中国人民任劳任怨，无论是血汗工厂还是996，只要能给自己、给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都心甘情愿为之拼搏，“做题家”之路的选择，是绝大多数人的命中注定。
中国人民是最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群体，从外卖小哥到程序员，从农民工到基层公务员，只要给他们的生活一点希望，无一不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相反，官僚、垄断巨头、资本家、媒体人们则往往表现的贪婪而短视，亦或是“何不食肉糜”式的愚蠢。我们国家有着最好最朴实的无产阶级，也有着最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最会装糊涂的师爷们。
无论是“做题家”还是“打工人”，都是无产者们“自嘲”的一种现象，是对如铁一般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以及过于卑微渺小的个人这种强烈对比下的无奈叹息。然而某些某些利益集团，他们不但吃得好，还要吧唧嘴。还记得当年流量明星们是怎样蹭“打工人”这个热点的吗？买营销号说自己是“接地气、打工人”，结果被扒出来穿着三万一件的奢侈品大衣。
很有趣的是，流量明星装一装“打工人”甚至还能骗到傻子，但是他们装“做题家”可是傻子都骗不到，但凡脑容量比小白鼠大的人，就不会相信那群家伙会“做题”，犹记得一期综艺上一个流量解了二元一次方程，结果就被吹为“学霸”。所以当特权阶级试图融入广大人民之中而被暴打之后，他们就开始污名化人民的集体认同。
从根本上讲，《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中国青年报》批评做题家的诸多文章，就是特权阶级耳目喉舌对广大无产者的PUA行为：通过巧妙的语言设置，暗中灌输出“做题家”就是低人一等的等级制思想，意图让“出身的原罪”成为绑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新枷锁，让他们拼搏努力奋斗的路径成为笑话，彻底放弃对世界公平与正义的诉求，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完美供料。
再举一个例子，这两年丁真的大火绝对是一个热点社会议题。我对丁真个人没有什么成见，丁真对于理塘藏区来说简直就是天降紫微星，对于家乡扶贫、旅游业带动产生了实打实的正面影响，跟那些签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流量明星们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我家乡要是能出个丁真，做梦都能笑醒，我天天给他宣传。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丁真现象”是一个个例，一个社交网络的多重巧合引发的舆论热潮，基本上相当于中彩票。流量明星界都有一句俗语：“小火靠捧，大火靠命”。丁真现象完完全全就是“靠命”，是根本不可复制的。但是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不想着踏踏实实做扶贫、旅游开发的工作了，天天想着复制一个丁真，专门安排一个干部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就干拍短视频这件事。我在那篇文章中也说过，跟当地领导聊天，张口闭口就是再出一个丁真；而且他们还瞧不起李子柒，说李子柒四川人结果建厂在广西，没有带动家乡经济。当时我心里想的是：李子柒都看不上，这么没B数的吗？
这就是典型的“路径依赖”，比如王冰冰火了之后，新华社、人日这些媒体，推出了各种漂亮小姐姐主持节目、入驻B站，试图走央视的捷径。理塘出了一个丁真，全国各地无数地区都在找本地的俊男靓女拿来炒作，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每个县都试图推出一些网红，这些被网友们戏称为“丁真宇宙”。
所以官方的态度和媒体的态度，是刺激做题家们敏感神经的关键。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谷爱凌铺天盖地的消息，当年丁真“霸占”社交网络的时候，肯定也招致了类似的反感。当然，确实有一些恶臭的人天生见不得别人好，但是也不能否认很多人对于丁真的态度是这样的：“这小伙挺帅，比内娱选修的歪瓜裂枣强多了——怎么还是他——怎么又看到他了——怎么哪哪都是他——扎不多德了”……
更何况，还有一些人和媒体善于利用火热的话题来“蹭热度”“借题发挥”“捧一踩一”，最典型的就是中青报这篇《“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就是通篇放屁，恶臭不堪。跟当年人日“感谢贫穷”的著名暴论有的一拼。做题家现象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整个社会上升通道狭窄，阶级晋升固化，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们除了做题、除了高考，还有什么机会？从小上马术课、学高尔夫、玩航模中高考加分倒是培养不出做题家，但我们配吗？
这就好比现在996风气严重，有一个不用加班但机缘巧合升职加薪的人火了，就有臭屁媒体发文批评：现在年轻人加班思维严重，又不懂得爱惜身体，活该不能升职加薪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媒体啊，人民日报说感谢贫穷，工人日报采访方方，妇女报吹鼓离婚冷静期，中国青年报嘲讽青年人“做题家思维”。般配，般配。
做题家们不是嫉妒，是委屈、是疑惑、是不甘，更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恐慌：你们官方和主流媒体天天吹捧丁真和谷爱凌干什么，是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少努力多少回报”的价值观被抛弃了吗？所以你们只认丁真谷爱凌，不认我们这些一步一个脚印辛苦生活的人们了吗？于是做题家们的信仰又双叒叕崩塌了……
这种恐慌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做题家们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自己赖以为生的“公正世界假设”受到挑战，所以即便真实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做题家们也要竭力维持这个样子。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之前富二代们玩人设，都要宣传自己“努力”“不拼爹”，最典型比如王思聪——
再比如这个通稿，笑死我简直，宣传的通稿是“80后销售到上市公司老总”——
幸亏现在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检索太便利了，随便一搜就发现了，人家是“继承王位”了。
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直接摊牌了，也不再做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品德好素质高”之类的宣传了，马云就直接说了：“你就认了，谁让我老子就是这个，这就是运气”这已经是放弃洗脑做题家了。
资本家们的乏走狗也公然骑脸输出——你寒窗十年凭什么胜过人家三代积累？
继续骑脸输出：“认命”可以，“躺平”不行。
所以做题家们的世界观又双叒叕叕叕叕崩塌了……于是有些就开始摆烂、躺平、不结婚不生子，作为对这个固化社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做题家们的信仰确实要经历过几次崩塌，但是做题家所坚守的从来就是错的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少努力多少回报，这是不是符合人类总体价值观的公序良俗呢？亦或是有人不劳而获、家境优渥、机缘巧合而获取的成功更值得赞美？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两种可能性：1、做题家们的坚守错了；2、这个社会并非处在理想态。
选择了相信第一种的做题家，可能会变成市侩，变成投机取巧钻营之徒；亦或是自暴自弃，开躺开摆，得过且过。选择了想相信第二种的做题家，有可能会痛苦与迷茫，也有可能会走上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让不理想的社会变成理想态。这就是从“做题家的悲歌”到“做题家的觉醒”。
（二）路“越走越窄”
在我上高中那时候，公务员是最炙手可热的行业——我这个“炙手可热”的成语没有用错，就是本意。犹记得那时候复习高考政治需要看很多时事新闻，看到的全是“考公人数”突破历史新高的行业。原因很简单，社会普遍认为公务员行业“炙手可热”、地位高、油水大。
然而风云突变，就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议论考公的事情了。那时候因为中央反腐雷霆手段，八项规定全面执行。大多数人都觉得公务员没有了“灰色收入”，其本身的职业吸引力并不大。我们毕业的时候，保守一点的同学首选银行、券商，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就奔着互联网公司去了。
不过上述情况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年，有道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现在考公考编又成为了工作的第一选择，被大家戏谑地称为“宇宙尽头是编制”。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某种经济发展的周期律：曾经公务员群体没有了“灰色收入”，导致大家预期降低，市场上同时期还有不错的工作，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然而公务员还是那个公务员，甚至有可能需要扶贫、需要防疫，更忙收入更少了，但是市场上其他靠谱的工作也没什么了——要么对年轻人、应届生挖开了深深的护城河，要么泡沫破碎无法吸收劳动力，要么用你这几年最鲜美的青春、35岁后一脚踢开……
明星考编并不是易烊千玺一个个例，2020年的时候刘昊然就加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关晓彤、张艺兴也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加入了国家话剧院。为啥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激起舆论的热议呢？因为2020年的时候就业形势还没有那么严峻，而关晓彤张艺兴并没有编制，就是合同工（虽然我认为这也是后门的一种）。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有多快，以及“有没有编制”这个标准是多么的重要。
易烊千玺和他宿舍三人同时获得国家话剧院的编剧，其中是否有“萝卜坑”现象？为何今年取消演员笔试？三轮面试为何不公布名单、分数？网络上有新疆考生表示考试流程不透明是否属实？为何该新疆考生账号被注销，是她造谣亦或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易烊千玺和粉丝后援会为何能拿到内部截图？种种这些疑问，最终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正所谓“不患寡患不均”，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公平和正义就尤其被看重。
更进一步地反思：编制，对于一个日入斗金的明星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天价片酬有你，高额代言有你，各种出场费露脸费收入不菲，为什么要跟普通人来抢这点可怜的资源呢？更更进一步的问题更值得思索：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体制内编制”一条出路了吗？
可怕的是明星考编；
更可怕的是明星考编挤占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
更更可怕的是明星带着海量的可以为他洗地的粉丝考上了公职人员；
更更更可怕的是体制内喜欢上了自带控评的流量人员，从此不担心负面新闻；
更更更更可怕的是年轻人除了“进体制”之外，没有别的好出路了；
更更更更更可怕的是有编制和没编制、体制内和体制外，就是两种人生。
我有一位央视的朋友——合同工，他的工牌是绿色的；而央视有编制员工，工牌是白色的。这就在大裤衩内部形成了肉眼可见的阶级分野：有的会议室，只能“白牌”才能刷开；有的食堂，只能“白牌”员工吃；有的健身房，只能“白牌”员工使用。这只是小地方，更不要提补贴、过节费、防暑费、精神文明奖这些巨额的待遇差异了。所以我朋友讲，他们的梦想就是从“绿牌员工”变成“白牌员工”，但这条路是非常狭窄的，而且充满了不可明说的“萝卜坑”。
在华为、腾讯这些大公司中，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外包员工”，他们的身份也是很卑微的，不但待遇有天地般差距，在公司里很多设施就不能使用，各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编制工、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之间的差异，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强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待遇和地位分割人。国外有良心的学者频繁呼吁重视这种现象，重视通过“临时工”来避开劳动法规中对劳动者的保护，“合法合规”地制造封建时代才存在的等级制度。我们不应该助长这种风气。
每年考研、考公时期，社交网络上都会有这种说法：“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说白了就是考研成功、有了编制，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了，就是人上人了，觉得自己的恋人不配自己了。在历史上“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代表是陈世美，是被老百姓唾弃的对象，现在竟然能成为光明正大、被认为合情合理的现象了。
我很担心，【高考+考研+考公/考编】会成为第二个科举制。科举制度的问题可以写几本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认为是：第一会钳制人们的思想，社会上的人才全都搞科举了，整个社会活力会大幅下降；第二会造成“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
这次对于易烊千玺家族信息的挖掘，又看到了浓浓的封建宗族色彩：
看这种“宗族”现象是不是跟徐州丰县事件非常类似？
我们的角斗场是考试卷子，这就是做题家之路的代价。如果有更轻松的道路，如果有资本愿意碰我们做流量明星，如果有一整个“子彬公大家族”为我们的前途劳心劳力，我们心甘情愿去考试的角斗场搏杀吗？
做题家固然有着很深的局限性，小镇青年肯定没有锦衣玉食的公子哥们见识广、眼界宽、经验多，也往往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神经紧张，所以入不了《中国新闻周刊》杨时旸主任的法眼，但是我们需要更深一步思考：是谁让小镇做题家们的路越走越窄了呢？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
（三）生理与心理的缺陷
身为做题家的一员，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做题家是一种自嘲、一种身份认同；但不是护身符，不是谁也碰不得的政治正确——我们要正确的认清自身的局限性，做题家必须要超越做题家。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还童年的“债”。说“还债”有些夸张，只是说童年期间的经历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太大了。心理学现在有很多挺“民科”的研究，但看着也挺有意思：发展心理学就有一个专门的细分领域，去分析那些伟人、领袖、科学家、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比如说毛主席为什么战天斗地一生抗争呢，因为他父亲是个非常强硬的旧社会家长，他从小就带着佃农们反抗自己的父亲不交租；比如说周总理为什么能儒雅随和一生长袖善舞呢，因为他从小就家道中落，靠各路亲朋接济，甚至有一段寄人篱下的时光，所以擅长理解各方需求平衡各方利益。
这种东西不可全信，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但是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一个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角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验、经历的，在整个人生中的影响因子都很高，同样经历一个事件在成年时代经历，肯定没有童年时烙印深。而九年义务教育覆盖了中国95%的人口——这里指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如果算入学率的话，是99.96%，基本可以按100%来算。
这些人中走到高考这一步的是80%左右，考上大学的占54%。我们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个当代中国年轻人，都接受过应试教育的训练，其思维模式、人格养成、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方法，或多或少都会打上“做题家”的烙印。新中国怎样普及教育、医疗、农田水利建设，如何让文明之光播撒到共和国每一个角落，这个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分析过很多了，今天我们不讲宏观问题，只看微观视角。这样大比例的人口样本，就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更是一个非常有分析价值的样本。
正如标题所说，长达十二年的高强度应试教育，带给“做题家”们，首先是生理上的缺陷。比如青少年近视率，中国全球第一，这就是“做题”带来的最直接后果。
比如青少年长时间睡眠不足的问题。毛主席在1953年发表过题为《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讲话，其中指出：“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毫无疑问，毛主席的提议是科学的，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初高中生活，有几天能够睡满九个小时呢？
再比如四川、广东、湖北、上海等地都有专门调查，青年男性的精子合格率不足20%。有趣的是湖南调查大学生的精子合格率达到了30%，还专门发了一个“止跌回升”的喜报。
久坐不运动，熬夜刷题，这些都是影响健康的关键，不仅仅男性，女性也是如此。
这就是被动绝育啊同志们。所以做题家们前有应试教育，后有996，这就是“做题之路”要付出的身体代价。做题之路确实对普通人来说是唯一的阶级晋升道路，但也必须要献祭一些东西。成年人的世界就没有“容易”二字，但其实未成年也没有，这就是社会客观现实。
没良心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之流，还说《劳动合同法》会让中国劳动阶级“未富先姣”，我看“未富先姣”从来没见到过，“未老先衰”倒是差不多了。
这只是简单举了几个例子。还是要强调的是，“做题模式”是当下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模式，“做题家道路”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这两点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强调过很多次了，只是怕杠精太多。我写这篇文章不是攻击做题家或做题家模式，而是反思其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毕竟这个世界是辩证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我写这一系列文章，不是要推翻“做题家之路”，而是希望做题家们实现进化，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做题模式”除了对生理方面的影响，对于心理、认知层面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比如对什么事物都用对和错、黑和白来衡量，这其实就是做题模式的影响——因为考试得分往往就是对和错，没有中间选项，不会让你去思考世界的复杂性和辩证性。所以网络上那么多二极管思维，很多不是没读过书的“九漏鱼”，而往往是做题做死了、思维固化了，用考试打分的思路带入到真实世界。
再比如很多社会问题做题家们都渴望得到“解决办法”，这其实就是做题模式的思维——有问题，就必须要有答案。但事实上是，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要超高成本，高于了问题所制造的成本。比如房价问题吧，能不能解决？能，但是得动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被动，怎么办？革命。革命完了之后实行公有制，房价问题就解决了。但这是那些嚷嚷着“解决办法”人们想要的么？
甚至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哲学和科学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宇宙、时间、意义，都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是多元化看待的角度。但是考试不能这么出，必须要有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确切回答。所以很多受“做题模式”思维影响过深的人们，就是发自内心的一定要求，所有社会问题都对应一个确切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他们的也不能让自己的信念崩塌，而是转而去质疑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你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让我的潜意识感到威胁？
上面说的这两个心理因素都是小细节，做题家们精神上的一生之敌，还是“雄性气质”四个字。
不仅仅是女生，大多数男生也会被“雄性气质”所压迫。女孩子们从小就听说过，女人要温柔、要贤惠、要细声细语，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贤内助”是一个很正面的词汇；相信职场上的女性大多经历过这种偏见——“感性、情绪化、没有魄力”所以不适合担任领导岗位。而男生则是另一个角度的威压——你要成为男子汉，你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否则就是娘炮、书呆子。
我在《男人可选择的三条人生道路（女生勿入）》这篇文章中举了美剧《绝命毒师》的例子：主角老白（沃尔特·怀特）就是标准的做题家；他的连襟缉毒警察汉克是一个颇具“传统男性特质”的人；他的搭档小粉（杰西·平克曼），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后现代废物男。
在家庭生活中，汉克对于老白的气质压制是全方面的。在老白五十岁生日会上，汉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讲述着他缉毒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惊险与趣闻。而本应该是party主角的寿星老白，却在一旁被边缘化了——热闹是汉克的，老白什么都没有。
甚至于老白的儿子因为未成年买酒被警察抓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自己的姨夫求助，而不是亲爹。就连汉克都觉得这非常不妥，可能在小沃尔特心中，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颇有男子汉气概的姨夫汉克。
所以在庆祝老白病情好转的party上，他直接对汉克发难，直言这是“我的家，我的儿子”，这其实是一个做题家被雄性气质碾压已久的怨气，并不是什么老白病得脑子不好使了。
每一个做题家都有一个“江湖大哥”的梦，老白其实就是以一个一直以“传统男性特质”来要求自己的做题家。比如他得了癌症，开始还想瞒着不告诉妻子儿子，想自己一个扛下来，结果生活一团乱麻。而且我们要知道，老白可是不世出的化学天才，早年的一个专利就养活了一个上市公司，他制的毒被DEA称为“有史以来最纯正”的毒品。即便如此，他在家里也被亲人全面瞧不起，这也说明了做题家、奋斗逼们的局限性：只能顾一头，忙了事业就顾不了家。
与做题家不同，贵族们和江湖大哥是可以“顾家”的——对比看一看《教父》和《绝命毒师》，看一看优雅的柯里昂和忙于奔命的老白，这就是现代性奋斗逼与前现代性贵族的差距。最后老白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儿子小沃尔特自作主张改名叫“弗林”，说明他已经以他爹的名字为耻了，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老白为啥要制毒呢？最开始肯定是要搞钱。后来一方面是被局势推着走，另一方面他在制毒中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实践点：他不再是那个人人瞧不起的做题家，而是叱咤一方的江湖大哥——“say my name！”“Heisenberg！”
但是老白这条江湖大哥的身份是一路尸山血海杀上来的，最后也是天不假年，所以说做大哥也并不轻松。汉克也一样，对外他总是表现的很有领导力、威慑力、执行力，但是让他去边境特别行动组的时候，直面那些“真·毒枭”“真·江湖大哥”的时候，他自己也怂了。最后在经历了一场血淋淋的爆炸袭击之后，汉克从前线“逃”了回来。还是上一部分讲的，江湖大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坐在了“父”的位置上就得承担“父”的责任，否则就要被丛林法则所淘汰。
但是“传统男性特质”太吸引人了，每个做题家心中都有一个江湖大哥的梦，于是在这条狭窄的上升通道中挤得头破血流，见证了波伏娃笔下那条“幸运而艰难的路”。
做题家们不光想成为大哥，还要娶到大哥的女人。像经典作品《美国往事》《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奋斗逼功成名就，一定要娶大哥的女人（盖茨比是还有一些些初恋情节，要把失去的拿回来）。上面那篇文章有个评论说：难怪写《龙族》的那个江南总是惦记大哥的女人，因为他是做题家。确实，江南作品中有很多显著的NTR情节，而江南本人也确确实实是个做题家。
这就应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研究相关问题了，大致是想成为大哥压抑到疯狂，所以要把大哥拥有的一切都拥有了，这样才真的成为大哥。就是拉康那句名言：“人，总是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或者更像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娶母。大哥精神上的威压对于做题家来说就是“爹”一般的存在，而做题家想要拥有独立人格想要变成“完全退”，就必须要从精神上个杀死大哥然后取代大哥，那大哥的女人就是“娘”了，所以做题家们一定要娶到大哥的女人才能完成成长闭环。
言归正传，我们不搞精神分析了，还是踏踏实实看一看社会分析。做题家们这些心理误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常年应试训练培养出来的，上一篇中我使用了“公正世界假设”这个词，我再发明一个“理性世界假设”——即认为这个世界是理性、也应该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用对和错去区分问题，对于每一个疑惑都要找到相应的答案。但是事实是，这个世界就不是以理性为运营机制的。
《绝命毒师》是一部好作品，对于人物的刻画可以说神乎其技，老白简直就是“做题家”最完美的模板。老白因为自己一念之恶，引发了蝴蝶效应制造了一起空难事故，然后在学校组织的悼念仪式上，他是这样“安慰”学生们的：第一，地面没有人员伤亡；第二日，这个飞机是波音737，不是747所以坐的人少；第三，飞机没有满员……
看老白这些其实是自我安慰的借口，是不是像极了为一道主观题拼命凑理由的我们？当然实事求是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但就是不像人话。
再比如他跟大毒枭古斯聊天，古斯发表了一番感慨，类似于“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老白表示：这是你大脑里某些神经化学物质反应，导致你现在所经历的很像过去经历过的……
这就是做题家们臭毛病，就喜欢“讲道理”，干啥都“讲道理”，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被“道理”驱动的。
《绝命毒师》人物刻画堪称惟妙惟肖。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知道老白很好笑。但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日常，何尝又不是经常陷入这种思维误区呢。人人都笑老白，人人都是老白。
所以做题家们的生活都很累，一方面是“做题之路”就是竞争激烈的独木桥，另一方面是绝对理性的做题思维带来的。我们读大学和工作之后，相信都有这样的感触：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来的同学，生活态度、人际关系处理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我们“综合素质”要出色。曾经我以为这是“国际大城市”带来的，后来我意识到了，这其实是相对轻松的高考制度带来的——他们没有受到过太多丧心病狂“做题模式”的思维规训，他们在青少年思维模式定型的时候，可以参加很多兴趣社团，可以有很多课余活动，可以过得很“体面”。
这种“体面人”的思维模式是做题家们模仿不来的，他们不用精神紧张，不用患得患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人也就更轻松、更平易近人，更充满魅力。在北京互联网圈子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域歧视”，就是不招北京本地人——因为北京本地人通常不“卷”，不没日没夜拼命加班，不会因为房贷被老板拿捏。
而对于我来说，这明明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凭什么给资本家贡献那么多剩余价值呢？我反而更愿意跟北京本地人交朋友，因为他们真的很懂，知道哪里好玩、哪里好吃，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娱乐、怎样获得新鲜的体验、怎样留住最舒适的状态。我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做题家之外看待世界的角度。我每每跟他们沟通接触的过程中，内心都是：好羡慕啊，好想从小就做一个“体面人”。
然而就如本文所说，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不是主动选择要走“做题家之路”的，我们也不是主动愿意从小“衡中模式”，工作996，然后背几十年的房贷的。但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主观改变的，比如一定要锻炼好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为资本家加班到过劳死太不值了，上班期间摸鱼做一做广播体操，尽量少熬夜；比如可以选择不买房，不生孩子，走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人生；比如还有一条道路，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了。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走出“做题家思维”的枷锁，不能让“做题模式”规定了我们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他人交往的方面。不能陷入到这种终极困境——
做对了所有的数学题，却不知怎样过好这一生。
（四）卑微的“人上人”之路
做题家模式其实是隐藏着一体两面的陷阱：第一，不断向上爬，说明“上面”是早早就有人的，这条路径甚至是上面的人规划好的，爬上去也永远是做别人的奴仆、走狗。第二，做题家之路就是群体竞争、零和博弈，你名次比别人高一名就是会挤掉别人的名额，所以做题家之间是竞争大于合作关系。
所对应的，努力“向上爬”的做题家们面临着一体两面的境遇：一方面被“真·上流阶层”瞧不起，觉得你永远是个土包子、new money、凤凰男；另一方面自己要向上爬难免要黑化，要踩着别人上去，要把时刻警惕他人的竞争，做题之路是一条孤独的旅程，无产阶级不会再团结起来而是竞争对手，做题家再向前一步就变成“奋斗逼”或“乏走狗”。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方面，这个西方社会比我们明显多了，因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把旧贵族、旧势力、旧官僚、旧地主都扫进了垃圾桶。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革命的思想、阶级的眼光去分析这个问题。
在西方社会，对于成功的阶级晋升者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号——new money，典型形象就是盖茨比。西方文化是鄙视盖茨比这类人的，专门有一个名词叫做“盖茨比人格”，来形容这种往上爬的奋斗逼。美国人毕竟没有经受过革命的洗礼，old money 一贯瞧不起new money，所以美国整体社会意识也受此影响，觉得贵族就是贵族，奋斗逼永远成为不了贵族。
“暴发户”这个问题要辩证看待，一方面，暴发户发家过程中，其资本原始积累有没有道德正义和法律擦边球，这是值得玩味的。另一方面，能出现“暴发户”至少也说明社会有流动性嘛，至少比千代万代豪门贵胄好强多了吧。刘禹锡有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晋士族都被屠屠了，才有了科举取士，有了大唐盛世。
反过来看，每一个暴发户都有一个“贵族梦”。最典型的就是王石和田朴珺这两口子：田朴珺在2016年曾经给时尚专栏写的一篇文章《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其中金句如下：
“我坐在一座哈利波特式的4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邻座都是贵族，让我想到中国太缺乏好的教育了。”“贵族精神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需要WiFi密码时，管家用手托着一个小银盘，不是直接递给你，而是非常优雅地转到我面前，银盘上放着一张折叠得非常精巧的纸片，打开就是密码，神奇的是管家为你服务的过程都是无声的。”
形容欧洲老房子要用“哈利波特式”的形容词，TM笑尿我了。看见了没，这就是我国new money的普遍水平，关键是就这水平还喜欢装逼。还想嘲笑中国的教育？不好意思那是您教育水平不行，不是我们国家不行。我估计随便一个高中生“哥特式建筑”“巴洛克”“包豪斯”这些词汇虽然具体定义区分不准，但他肯定是知道的，不至于拿一个“哈利波特式”来露怯。
更有趣的是田朴珺还开了一个贵族培训班，收费99万，这就是暴发户最懂暴发户心态，收的就是精准智商税。从网上曝光的宣传视频来看，“名媛培训课”上的女孩子，被教导拿高脚杯一定要拿杯腿，大把攥被视为“失礼”。
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一张英国女王的照片——
所以真·贵族是不在乎这些的。也就是暴发户们，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模仿着贵族生活方式，生怕哪一点不像就被“开除贵籍”。贵族们无所谓啊，反正话语权和定义权在他们那里，他们想咋样就咋样。
做题家也是同理。阶级社会就是一个鄙视链，贵族瞧不起暴发户，暴发户瞧不起做题家。比如最早“小镇做题家”这个说法，其实是污名化寒门学子，认为“小镇”出来的“做题家”具有天然的劣根性，综合素质差等等。但是很快这个名称普及化了，越来越多的人挺起胸膛骄傲地说：收起你恶臭的优越感，我们就是光荣的“做题家”，中国就是做题家为主体的国家。
但是，因为这种鄙视链，有些“做题家”出身的人就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方面对于权势阶级极尽跪舔之能事，无条件认可旧贵族的优越性，表示“十年寒窗苦读怎么比得上人家几代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做题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不是为了成就自我，而是为了做“人上人”，为了能够压迫人、剥削人，为了能够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这其实是做题家模式决定的，做题家模式本身就是零和竞争模式，我们高考的时候老师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有人过去了有人必然就是要掉河里。只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做题家之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不是在质疑这条道路，而是在警醒这条道路所带来的副作用。
“内卷”现象其实就是做题家之路的延伸，就是做题家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开始互相伤害了。我在《无产阶级对待“内卷”，不能做装糊涂的高手》这篇文章中界定过“内卷”一词的定义：“许多人的境况变差了，而其他多数人并没有变好；除了资本家赚得更多了，社会大多数人没有获得更多的正外部性。”
再比如衡水中学张锡锋的演讲，这个演讲一半是励志、感动、逆天改命，另一半是争议。这个争议就来自于张锡峰同学所表达的“人上人之路”——“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
因为有这样的两面性，这段话才有“吵起来”的价值，一方面做题家之路就是这样艰辛，普通人改变命运就需要这样的鸡血；另一方面张同学这段话中，也有着不少难以名状的不舒服感。比如“拱白菜”，就是把优质女性当做自己的征服对象，隐含着某些“人上人”思维。所以“人上人之路”是隐藏在“做题家之路”背后的潜规则，二者具有一定的逻辑同一性。
所以我说：“做题家”稍微卖掉点良心，就变成了“奋斗逼”；“奋斗逼”再稍微卖掉点良心，就成了工贼、乏走狗。
本系列文章在开始写之前，就已经想好哪篇写什么内容如何层层递进了。我在发布前两篇文章的时候就笃定，评论区一定会有这样秀优越的“人上人”来为我第三篇文章提供素材，所以我也就不客气了。
“北京学生综合素质高”这种说法很常见，但其实跟“资本家成功是因为他本人能力强”的观点一样，是结果倒推过程。北京高考有着显而易见的招生优势，所以就用“素质高”来强行圆回来；资本家作为那么有钱的人，必然有什么道理，那就一定是他本人“能力强”了。
但是下图的数据，以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的比率为参照，北京市基数最大，但比率排名倒数，也就高于西藏青海贵州这些教育资源贫瘠的偏远省份，甚至比甘肃内蒙都要低。这也就说明了你能成为“人上人”跟马云成为资本家，其实都有时代背景、政策优势在背后，但大多数人上人和暴发户们不愿承认罢了，一定要归功于自己的努力。
所以这就是“做题家的悲歌”：一方面人上人之路是卑微的，被旧贵族、暴发户们鄙视、瞧不起；另一方面太多的做题家们，做题是为了当“人上人”，是为了踩人一脚，为了拱好白菜，为了那卑微之后的优越感。
成为了“人上人”的做题家往往并不幸福，反而常常在“阶级滑落”的可能性中煎熬。比如一线城市的“鸡娃”现象，就是成功在一线城市定居的做题家父母们，一定要子女接受更加拔高的精英教育，依旧对子女希冀着“人上人之梦”，在自己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万万不可向下滑落。
那么做题家们只有“人上人”之路可以选择吗？并非如此。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引用了经典儿歌《读书郎》：
小么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
只怕先生骂我懒哟
没有学问那无颜见爹娘
这首歌的上半部分就是做题家之路，劝解孩子们要认真读书，否则“没脸见爹娘”。而下半部分的歌词一直都鲜为人知：
小么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是为做官 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呐
不受人欺辱喂
不做牛和羊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不受人欺辱喂
不做牛和羊
这就是做题家在人生的岔路口可选择的第二条道路。不是去追求“人上人”——“不是为做官 也不是为面子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只为穷人要翻身呐 不受人欺辱喂 不做牛和羊”。
因为易烊千玺考编事件，《中国新闻周刊》跟网友打起了嘴仗：在其主编“小镇做题家”一事引发争议之后，又发表了关于“指责型人格”的指导意见。比较有趣的是，作者表示这篇文章他四月份就投稿了，《中国新闻周刊》偏要挑在这个时候发出来，明显是要对批评它的“小镇做题家”们隔空喊话——
我觉得《中国新闻周刊》这一篇指导意见很重要，其实它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不仅要做“小镇做题家”，更要进化为“小镇指责家”——指责那些王八蛋媒体，指责那些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指责那些封建老僵尸、资本乏走狗、帝国主义买办，指责一切官僚主义，指责任何违背公平正义基本原则的社会现象。
本节的结尾我们来比较三篇文稿，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几篇内容的异同。一篇是衡水中学张锡峰引发全网讨论的《小小的世界大大的你》：
普通人啊，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着普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我出生于河北省东部的一个小小乡村，在那里度过了平平淡淡将近十年的时光。小镇的风不大，但傍晚的风总是很温柔，人也憨厚，我像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一样……
他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忙，拿着两三（千）元钱的薪水，过着周而复始，循规蹈矩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死。那种深邃，那种空洞，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那是对未来的无力，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多年之后，我的父母苍老，姑娘离去，理想破碎，一败涂地，什么曾经的骄傲，什么家族的希望，我就注定了，只能是个普通人。
那段震彻灵魂的陶笛声，让我变得坚韧，我得走出去，我必须走出去，就为了那些我从未见过的风景，那些还在远方等我的，更优秀的人，从此，那个男孩变了，他切断了一切无用的社交，不断逢人就说自己的故事，恐惧，自卑和阴霾都已散去，他的眼里只剩下自信和坦荡……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
另一篇来自一位走出韶山冲、最后在一线城市定居的“北漂”：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再引用一篇简单明了的文章，这是一个德国十七岁中学生的作文，跟张锡峰同学发表上篇演讲的年龄一模一样。这位德国中学生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的，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我们虽然很难达到先贤们的思想高度，但是至少给我们指明了“人上人”之外的另一条道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人都是做题家，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但是这篇文章中我想说，我们身为做题家，但必须要超越做题家，不能让做题家局限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要有更高的视角去审视、去选择。
做题家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出身，但是“人上人之路”并不是唯一的道路。虽然现在国际共运大环境停滞，原子化把无产阶级切割成个体。但是先贤们的火炬从未熄灭，这微弱的火光纵使照不亮前行的道路，但是守护着它，也能让我们去探索那条不是“自私而可怜的欢乐”的新道路。
（五）毛主席会怎么办？
文章的结尾惯例要谈方法论的部分，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教育改革领域的实践。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理念是最普世、最博爱、最平等的，生怕贫下中农吃一点亏、受一点苦；但同时，他老人家也是很瞧不起应试教育的，他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改革应试教育体制，不认同用考试分数来衡量学生、选拔学生，甚至在晚年废除了高考制度。我们仔细分析来看，这二者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老人家不喜欢应试教育呢？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本文第三部分所分析的，应试教育会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僵化思考，同时也会伤害身体。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很看重身体素质的，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还能横渡长江，相比现在大学生体测个1000米就要死要活了，能看得上就怪了。
第二，以一张卷子评分排名的体系，看似是最公平的，但其实也隐含着特权主义于其中——因为贫下中农的子女没有那样好的教育资源，跟城市学生甚至干部子女完全没办法比，所以高考成为了干部子女维系自己出身特权的“洗白”方式。尤其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文化水平差距更大，考试选拔的方式，无限有利于旧社会士大夫集团与新兴官僚的子女们，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的。
来看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一系列发言，从中能够一窥其相关理念。早在1952年，毛主席就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私立学校和干部子弟学校，就分别代表着钱和权两个维度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
毛主席认为年轻人应该多睡觉：“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毛主席反对考试这种单一标准衡量人才：“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主席的教育理念可以简单提炼为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实践的观点：从实践中获取真知，书本上的知识也得实践中有用、更够改造世界才成，在书斋里搞那些形而上的经学理论，是被领袖瞧不起的；第二，平等的观点，贫下中农子弟要跟干部子弟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高等院校要给穷人家平等的招生机会，高校科研内容要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
从70年代的一部老电影《决裂》中就可以看出这样理念，《决裂》是70年代拍的50年代的事情，讲的是共产党干部在山沟沟里办共大的故事。千年以来，中国的教育都被士大夫精英阶层所垄断，贫下中农是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读书识字的。那时候旧社会的精英，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社会的管理者，所以荡涤旧社会的余毒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旧精英办的大学把农民拒之门外，认为他们没有文化，进来学习就是浪费教育资源。
这就是我在本系列第三篇文章中所分析的，“做题家”们最初是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但是“做题之路”的惯性，很容易让他们培养出“人生人思维”，最后变成了奋斗逼、乏走狗、精英集团。就像《决裂》中所展示的，这个教务主任其实离我们认知的“人上人”差得很远，但是他却已经产生了“人上人思维”。
进一步的，掌握了知识的特权阶层，会把知识弄得越来越难懂、门槛越来越高，以避免劳动人民接触到知识。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
鲁迅先生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古代士大夫阶层把文化“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从而形成护城河，来维系自己的特权或优越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白话文 、推广简体字，不能让知识和文化成为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特权。
正因为此，毛主席不喜欢高考制度。原因与开头所说的类似：第一，高考制度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第二，高考制度不平等，对城市考生、干部子女、文化人后代有优势，对贫下中农不“友好”。毛主席认为，这种靠分数层层选拔出来的人，跟旧时代科举制度没有太大区别。他对我国最高等学府有一个十个字的评语：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从这句话中大概能看出他对于做题应试之路的态度。
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有一句名言：“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专属名词的出处。我们的应试教育与高考之路下，最高贵、最优秀、最终的胜利者们，却成为了诞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的土壤，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幸亏，这个名词是北大教授发明出来评价北大学生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要是我们说的，那就是酸鸡，那就是心里不平衡——你考得上北大吗？这就是“做题应试之路”所产生的人上人优越感。
更进一步的，清华北大这些“做题应试之路”上的佼佼者们，最后为何让自己的学校成为了“留美预备班”？因为做题成为人上人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清华北大比别的学校优越，美国也比我们发达优越啊，所以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们，延续他们“人上人之路”的一贯选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比如说那个年代为啥要废除高考呢？毛主席就是看不惯“人上人之路”的培养模式，他的教育理念就是《决裂》中表达的：首先不能对贫下中农设置高等教育的门槛；其次接受了教育的学生，要最终去为人民服务。所以毛主席就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劳动人民中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先说第一条，高考可能并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公平”，高考确实是一张试卷一个分数衡量所有人，但是高考背后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最典型例子就是我《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就从统一高考开始吧！》这篇文章所批评的：北京有着超乎寻常丰富的教育资源，名校招生名额是非常不平等分配的。
更进一步地，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也是不平等的。看这样一组数据，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在2000——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六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学校减少速度远远高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同时，农村小学的平均家校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的平均家校距离为34.94里。
一个距家三十多里去上学的农村孩子，跟一个遍布重点高中的城市孩子相比，高考对于他们来说公平么？
对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奢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十二五”教育成就与“十三五”教育发展展望》报告中指出：一些城市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了“交齐五证”等要求，由于办齐这些证件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具有较大难度，这种要求实际上将外来农民工子女排除在招生范围之外。有些地方规定“由指定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但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学校距离农民工工作地方较远，农民工子女根本不具备去上学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另外，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一些学校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化对待现象，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歧视。
但是，废除高考容易，想建立起新的选拔制度难。还是得有高等教育啊，搞科研还还得需要一些高精尖人才啊。所以那时候建立起一个怎样的替代制度呢？工农兵推荐制，就是从考试变成了推荐。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啊，这个推荐的后门不比考试要多得多了么。
毛主席希望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交给地方工农兵，这是他“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一贯理念，但事实上就是那时候六亿神州并不是都是尧舜，那时候干部想要操纵一下自己子女上大学，还是有N多种办法的。而且毛主席所设想的“知识青年走进工农中去”也没有那么完美地实现，上山下乡的情况往往是知青们自己一个圈子玩，农民自己一个圈子生活，可能还互相有矛盾，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
很多情况就是，那些干部子弟在城市里鲜衣怒马，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到了乡下也鸡飞狗跳，偷老乡家吃的开小灶；最后被自己有关系的爹，用了一些手段送去了读大学，美其名曰“工农兵推荐”，但当地老百姓都恨的他牙根痒痒。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两面性的，就比如说《决裂》里还有一个桥段，龙书记就凭借一个青年满手是茧，就录取了他作为共大学生。那是因为龙书记是伟光正的好人，他可以客观公正的选拔，但如果是个有私心的干部呢，他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子女灵活制定规则？所以高考一张卷看似冷冰冰，文凭录取看似没人情，但有统一标准往往能杜绝很多暗箱操作。
再比如说《决裂》中的剧情，老师讲马比较多，但同学认为本地是山区，没有什么马，农业生产中最常见的就是猪和牛，所以贴了老师的大字报，要求多讲“猪和牛”。
从电影里的逻辑来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教学内容和科研方向由谁来确定，可是个大问题。农业生产研究什么牲畜，这个任何正常人都看得出来。但如果说研究“δ函数排斥势中的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呢？如果有几个学生认为费米子量子已经过时了，离实践太远，然后贴了老师的大字报，认为应该研究“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在有限温度的严格解问题”，这是不是就乱了？
但是又但是，如果科研方向全部被精英规定，那我们如何保证精英不会借此谋私利呢？现在的学阀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只要读过研的同学都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高校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与剥削压迫。诚然，科研确实是一个需要精英主义的领域，但是很多领域在精英的主导下已经远远脱离了实践。
比如生物科学领域，发论文是有固定的“套路”的，只要按照相关的模式来走，做出的相关成果很容易发顶刊。为啥用生物举例子呢，因为这个领域“套路论文”现象最为显著，也是某明星学者变身学阀之后，给整个学科带来的不良风气。这也是科研领域“重论文、轻实践”的恶果之一，优秀人才全部扎堆在研究类似“一根针上有十二个天使跳舞”这种“经院科学”的问题，真正能够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的研究，因为有些很难“发论文”而无人问津。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矫枉过正与反攻倒算中左右横跳，这属于客观规律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玩意很难找到最优解啊，像毛主席这样经天纬地的大人物，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那就说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大家就左右横跳着往前走吧。
我在第三部分中批评过“做题家思维”——认为任何问题都是有答案的。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武断地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是一种机械的二元论思维。大家要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辩证性，很多问题压根就不存在你们所心心念的“解决办法”，只能在不断实践与摸索中，推动历史慢慢进步。
再回到本文的话题，更进一步讨论：旧精英、新官僚们，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会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吗？手里拿着北京户口的人，愿意改变北京高考极端优惠的现状吗？
大家猜一猜北大这些院长、主任、教授，都在吹捧哪一部电影呢？看得仔细的读者已经知道答案了——《逐梦演艺圈》。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有人去干活。对于一个领袖来说，你的政策、理念、改变社会的实践，是需要无数中层、基层的先锋队去执行下去的。当你的政策、理念触及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还会好好执行吗？
就比如说这几年教育部一直在搪塞人大代表异地高考的提案，给的理由也是极尽敷衍之能事。那我出一个主意：凡是有教育部编制的公务员，其子女一律在河北进行高考。有这规定你看异地高考的改革会不会快？但是这并不能在现阶段称之为“解决办法”，因为你需要有人干活啊，规则怎么制定、上传下达怎么沟通、录取名额怎么分配……
当年毛主席想得挺好：你官僚不干活是吧，那人民来干活，人民夺了你官僚的权，人民来治理城市。又但是了，治理国家也是个技术活，要不我们为啥叫“技术官僚”呢？人民学习、涨经验需要时间，再加上官僚的反攻倒算，这期间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去学习这些，去涨经验，人民中的很多数，与其去践行自己治理社会的权力，更不愿意经历这种混乱。伤痕电影《芙蓉镇》就反应了这种态度：大家就是想埋着头老老实实过日子，只有个傻子天天喊着“运动了，运动了”。
还是那句话：他老人家革的不是命，是人性。可惜主席天不假年，如果再多给一段时间，说不准人民能在斗争中锻炼、积累出新的社会治理经验，整个历史线也会发生改写。
更进一步地，人民往往是斗不过官僚集团的，因为他积攒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决裂》的结尾部分，龙书记被撤了职，实践教育改革的师生都被关进了小黑屋，眼看共大的革新就要在旧精英的反攻倒算中全面失败，结果毛主席来了一封信，就扭转了这一切。
这就是标准的机械降神。不光当时的人们这样想，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在期盼着“毛主席回来”，刘慈欣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中国2185》讲的就是未来人们复活领袖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人也知道毛主席回不来了，于是口头禅就变成了“毛主席带我走吧”……反正就是天天想着机械降神，毕竟改造这世界太累、也太难了。
但我还是想说一点鼓舞人心的话。我们都说天不假年，但其实领袖已经做得够多了，他本来可以晚年享受生活，去长江黄河游游泳，去大学教书，然后做士大夫、新官僚、知识分子口中的“大圣人”的。但是他一定要在古稀之年，去进行又一次开天辟地的社会实践，虽然确实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但已经把屠龙术的火种留存在了人间，等待后人再次点燃。
不要指望机械降神，无产阶级必须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段话虽然不是老人家写的原话，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老人家的思想。
人人都是做题家，人人都必须超越做题家。剩下的路要我们自己去走下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