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幽终南·先生巍巍｜高元白：为语言文化事业奋斗一生

编者按

“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建校79年来，陕西师范大学始终坚持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紧密相连。一代又一代陕西师大人用青春和生命，用信念和情怀，扛起西部基础教育的大旗，铸就了“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

学校官微“幽幽终南·先生巍巍”专栏，进一步彰显大先生们的教育情怀、学术品格，以前辈精神之光，照亮我辈前行之路。今天刊登第五期《高元白：为语言文化事业奋斗一生》。

高元白(1909—2000)原名崇信，字元白，以字行陕西省米脂县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陕西师范大学原中文系主任

家风传承  勤学爱国

米脂古城“两山围三水，四街串古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东街24号院是米脂高氏家族的宅院，1909年3月19日，高元白出生于此。父亲高祖宪曾任榆林中学教习、绥德中学堂监督、陕西都督府秘书长、关中道观察史、关中道尹等职，也曾创办纺织厂、畜牧场，以实业救国。父亲终身以“勤学爱国”勉励高元白，“凡我黄帝子孙必须勤学进取，崇文崇理，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人格，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前驱”。哥哥高建白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姐姐高佩兰是米脂女校的创校者。受家学渊源影响，高元白自幼谨记为富国强民而学。

高元白家庭合影

1912年，高元白随家人来到西安。因父亲不满袁世凯在陕弄权，于1915年愤然离开西安，高元白随之来到北京，叔伯及表兄杜斌丞、马师儒在火车站迎接。在北京棉花二条的生活为高元白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两位表兄常教导他：“教育的首要宗旨，应该是培养学生读书为人民，读书为祖国。”

高元白（左）与杜斌丞（中）、马师儒（右）

1917年，高元白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后以优异成绩保送升入附中初中部、高中部。
高元白爱好哲学、音乐、美术、戏剧，常发表新诗和散文。在高三上学期，他与同学萌生了校注《人境庐诗草》一书的想法。由于学业繁忙加之要准备高考，校点工作只能利用晚上做完功课后的时间。北平的冬天严寒风大，“穿着棉袍，两手冻得写不出字来。在家里既不敢跺脚取暖，也不敢动静过大，怕影响父母休息，只能搓搓双手，喝口开水驱寒”。就这样，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对书中469首诗进行了整理、校注。翌年7月，《人境庐诗草》校点本出版，这是黄遵宪诗歌的第一部全注校点本。好消息接踵而至，这一年，高元白也获得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的保送资格。

《人境庐诗草》校点本

1934年，朱自清在北平师大讲授选修课“中国新文学研究”，同时准备《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纂工作，听闻大三学生高元白收集了不少新诗，便想借用参考。高元白把报纸上剪集的4大本新诗全部送给朱自清，朱自清回赠了一幅墨宝。

朱自清赠字

学生时代的高元白，对诗歌的喜爱可见端倪，为日后从事语言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黄卷青灯  救国图存

1935年，高元白毕业，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中高中国文教员。

26岁时的高元白

“七七事变”爆发后，高元白随北平师大附中迁往西安，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讲师，并在该校附中兼课。

1938年，高元白随校南迁城固，先后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该校附中、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及该校附中任教。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在关帝庙建有十间教员宿舍，均草顶纸窗，配一张竹桌、两把竹椅、一副床板、一盏油灯。高元白等师生便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黄卷青灯、孜孜以求。“听高老师讲课，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学生们这样说道。高元白在讲国文课时每每会插入些哲学、美学以及民族前途的知识，有一次在大学讲《孔雀东南飞》，门口和窗台外挤满了外班来听课的学生，到了下课时间，同学们一致请高老师继续讲，天色渐暗，热心的学生跳窗出去，取来汽灯，继续听讲。

1943年8月，高元白赴陕西武功任国立西北农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兼生活指导主任。1944年，又赴四川金堂铭贤学院任国文教授兼训导主任。

1946年，高元白回到西安，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科教授兼科主任。多年的同事兼挚友，省立师专校长郝耀东为其颁发聘书。1947年8月，兼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训导长，11月，另任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校长秘书，仍兼任省立师专教授。1949年9月，任国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随着西安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纷飞战火中颠沛流离的教学生活告一段落，师生们也终得一张安静的课桌。

躬身课堂  诲人不倦

1954年起，高元白先后任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8年秋，高元白（左一）和中文系师生

任系主任期间，高元白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礼贤下士，甘为人梯，为中文系聚集了大批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学者。他通过开办培训班、师傅带徒弟、选送优秀教师进修等方式培养青年教师，并大力推行课程改革，将汉语课分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并增设语言学概论、外国文学、美学等课程。他还鼓励全系教师改革教学方法，身体力行，在讲授“古代汉语”时，采用“文选、通论、常用字三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有了显著提高。

高元白上课  

20世纪60年代初，中文系制定了加强学生基本技能训练方案，以强化学生讲课、阅读和写作三方面能力。高元白专程向光明日报社社长介绍此方案，还邀请光明日报社记者来中文系采访。为活跃学术气氛，高元白还邀请吴宓、李健吾、阎文儒、陆宗达等著名学者来陕西师大讲学。

中文系大四学生在试讲《信陵君列传》  

1981年，高元白任中文系名誉系主任。翌年，在学校开学典礼上，他作为教师代表讲话。他说：“教育工作是很崇高的，做一个人民教师是无尚光荣的，希望新同学在学习中，要特别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年逾古稀的高元白仍坚持授课。学生张国俊回忆高元白在擦黑板时，“匆匆挥着手臂，白色的灰屑纷纷落下，一堂课下来，那清瘦的脸上就茸茸地铺了一层白粉，深蓝的制服上好像密密地挂了一片秋霜。”中文系后辈郭芹纳对高元白教书育人的形象亦记忆深刻，“高老师的床上，有一半的地方让给了书”。在高元白九十寿辰时，郭芹纳敬诗：“授业精诚天地心，归来两袖尽粉尘。夜伴书眠觅新句，独将诗韵传后人。”

高元白以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之方，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潜心学术  笔耕不辍

早在1943年，高元白就出版了文字学专著《汉字形体的源流》，他的老师黎锦熙在该书序文中称其为“伟大而充实”的论著。1954年又以《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改革》之名再版，这本书一直作为汉字教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深为语言学界所推崇。高元白作为文字改革的倡导人，主张文字学研究应以实用为本，他的系列研究成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1982年，高元白开始招收汉语史硕士研究生，为了配合教学，他仅用了一年时间，编写完成《汉语音韵学要略》，于次年出版。

1982年，高元白与研究生刘静、刘乐宁在一起

1984年，《新诗韵十道辙儿》发表，这是高元白在音韵学方面的突出成果。他赞同鲁迅提出的“押大致相近的韵”主张，诗韵应通俗化，易于掌握，以适应现代汉语语音的发展，成为有新生命的格律。黎锦熙也肯定了他的新观点。这本论著为新诗的押韵开辟了宽松的途径，也迎来了改革开放后“诗韵革命”的春天。

高元白在家中书房

高元白一生潜心语言文化事业，直至耄耋之年，依然耕耘不辍。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推动学术组织的创立。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1978年，高元白创立陕西省语言学会，任首任会长。1985年，任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1991年改任名誉馆长。  

高元白的一生是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科研作出杰出贡献的一生。在他长达65年的教育生涯中，不惧战火纷飞，不畏颠沛流离，始终铭记“勤学爱国”的家训，以传道授业为己任，以教书育人为根本，身体力行向后辈传递无穷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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