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依蔓
2011年11月，杨潇代表《南方人物周刊》和同事一起飞抵缅甸仰光，计划采访结束21年软禁一周年的昂山素季。那时缅甸的政治刚开始“解冻”，杨潇和同事拿着旅游签证入关，身份分别是“语文老师”和“设计师”。
他们并不确定，那一趟出行是否能获得专访昂山素季的机会，出发前，他们只得到进入昂山素季将出席的一场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新闻发布会的邀请。因此杨潇还给自己找了别的事，比如为周刊旗下一本旅行杂志《穿越Across》至少带回一篇封面报道，或为新闻板块写一篇缅甸民主变革之类主题的文章，这一趟也不算白来。
接到昂山素季愿意接受专访的电话时，杨潇和同事在距离仰光近600公里的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刚爬完著名景点曼德勒山，站在有200多年历史的曼德勒古城皇宫门口，那是完成旅行稿件行程的一部分。
“夫人愿意接受你们的专访，请问你们哪天方便呢？“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是昂山素季的 close friend。
这通电话杨潇从抵达缅甸起，等了超过10天。他到仰光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手机和当地电话卡，每天给民盟的邮箱（这个邮箱地址昂山素季后来公布在了Twitter上）写专访请求的邮件，底部留下自己的新电话，几乎一天一封，从未获得回复。邮件写到第八九天时，杨潇在新闻上看到昂山素季接受了BBC记者的采访，有点生气，在邮件里表达了对昂山素季接受西方记者采访却不接受亚洲邻国媒体记者采访的不满。他不知道昂山素季突然愿意接受专访，是否与这封“抱怨”的邮件有关。
挂了电话，杨潇和同事立刻调整行程飞回仰光，成为昂山素季恢复自由后最早进行专访的国内媒体之一。
采访当天，杨潇见到了给他打电话自称昂山素季密友的人，叫Htin Kyaw。再度看到Htin Kyaw的消息是2016年，中文译名为吴廷觉的Htin Kyaw当选缅甸第二任总统，杨潇后悔5年前结束采访时没有坚持要他的个人邮箱，而当年他联系杨潇的电话再也无人接听。
在和昂山素季对谈时，紧张得用“Thank you”回应这位著名缅甸政治家“How do you do”问好的杨潇见证了缅甸政治进程重要变化的一环——当年年底，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重新注册为缅甸合法政党，她也于第二年4月的议会补选中顺利当选议员，杨潇前往的那场新闻发布会是后来这一切的开始。
采访结束后的几年里，杨潇仍然不时会想起当年那篇人物特稿的结尾，昂山素季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
这些东西，如今
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
不是吗？”
——昂山素季
在这个全速前进的世界，追求“新奇”和抛弃“过时”的正义合理性是可疑的。
杨潇在2015年回顾这篇文章的评论里写到：“我觉得许多事情都缺乏检视和辩论，也许我们该想想：对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是真正 important 的呢？”
来自“飞地”的厂矿子弟
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也许不在主流视野，而在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飞地。
Enclave，飞地，意指地理上处于某片领土內，但在主权、民族或文化上另有归属的一个区域，一个被包围的孤立地区。比方在意大利国土內的梵蒂冈、圣马力诺共和国，比方军队、大院，甚至眷村。还有50、60年代随着中国核工业发展和支援“三线建设”运动兴起，在内陆平地而起的“厂矿单位”。
它们有的是地图上无法被搜寻和定位的“404”地标，政治上通过严格“出身”审查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从省内、省外被抽调而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和生活社区，有工作单位， 有学校，有医院，有球场，像一块自成一体的孤岛。
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也许不在
主流视野，而在一些特别的地方
杨潇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就是这样一块“飞地”，1958年建于湖南衡阳南郊的一片坟山坡子附近，当年叫“新华材料厂”，外人不能随便出入。杨潇的外公一辈从湖南中部（改注：不只是新化一地，统一改成中部了）搬进厂矿，他的邻居来自湖北、上海、东北、北京。很久以后杨潇才知道，在他出生前20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所用的铀矿原料正是从全国各个地方被送到他们厂，加工成半成品后再运往其他地方。
杨潇在湖南这座飞地孤岛上度过了18岁以前的时光。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
“就像一个个岛屿一般——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我们几乎不说（也不太会说）当地方言，而是讲一种很少卷舌的普通话，北京来的子弟给它添加了少许副词和形容词，比如意为非常的'巨'和形容很棒的'盖'，东北来的子弟则让'贼'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
但他想家的次数不多。印象中唯一一次想家，是中考考入衡阳市区高中后第一次离开家住校，那也是杨潇第一次想念那个能在生活区边缘的铁路边或废弃的打靶场捡弹壳，会因为不讲本地方言讲普通话莫名有小优越感的厂矿大院。
高中毕业后，杨潇北上至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去往北京进入媒体行业，从新华社到《南方人物周刊》再到《时尚先生Esquire》，采访昂山素季、石原慎太郎、桑德尔……远远离开了那个难以称之为家乡的“家乡”。
但我们依然能在一些痕迹里，捕捉到这段特别生命起点对他的影响，比如飞地“enclave”这个单词至今仍然是杨潇社交媒体ID中的标记之一。
2016年底，杨潇在腾讯《大家》专栏里，发表了一篇名为《我是厂矿子弟，我们灯光球场见》的文章，发起“厂矿叙事计划”。这是一个关于厂矿故事的邀约，杨潇想收集和他一样来自厂矿的故事，也许方式是带着妈妈一起出发，她会友，他记录。
这个项目和它的标题一样有着浪漫的底色，“在厂矿单位，灯光球场曾经是重要的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场所，人们在这里消磨漫长的夜晚，交换商品和流言，感叹时光的易逝。”
尽管这个计划，后来只更新了两篇。
当记者能到处跑？太酷了
2014年杨潇发生了两件事，出版了个人非虚构作品集《子弟》，离开供职七年的《南方人物周刊》。
在进入《南方人物周刊》之前，杨潇数次可能与记者轨迹彻底擦身而过。
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国经贸，是当年大家都觉得最好的专业，第二志愿才是中文，因为自己还是喜欢写东西。后来他才知道，自己仅和第一志愿相差几分，如果当年没有调剂到中文系，也许现在自己就是一名银行职员。
大学时杨潇做校报记者，大一就开始供稿但各种刊不上，于是杨潇琢磨投中率高稿件的思路，发现比较受欢迎的是类似于标题叫“南开校风赞”，说南开校区主楼里每到夜晚就灯火通明的内容。他不会写这样的东西，总想着怎么用开头吸引人，每周都会买当时的《21世纪环球报道》，但同学们好像不太关心这些。
本科毕业，杨潇最想去南方报业做记者，投了南方报业和新华社，同时也在准备复旦新闻的研究生考试。他对记者这个职业的兴趣最早来自小时候的《正大综艺》节目，里面有个来自李秀媛的台湾外景主持人，全世界到处跑。当记者能到处跑？太酷了。
意外的是，最想去的南方报业连面试机会都没给，杨潇考进了新华社，也获得了研究生面试资格。在工作和读研之间，杨潇选择了前者，但保险起见，他没有填报新华社里热门的国际部记者岗位，选择被分配到负责“来料加工”的新华每日电讯。
从2004年毕业到2008年，杨潇一直在记者的边缘游走打转。
在新华社的工作大多是夜班，晚上6点上到凌晨2点，因此上一周歇一周。休息的那一周，杨潇就去新浪网球做了一段时间兼职编辑，同时还写各种时评文章，四处投稿。那时的舆论氛围天真而热烈，大家都觉得一人一言能够改变中国，就像横空出世的超女比赛，民众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投票竟然能够决定一位歌手的命运。
2006年，杨潇换了一份记者的兼职，为《芝加哥论坛报》新上任的驻北京记者欧逸文当助理。一年后，他看到《南方人物周刊》招聘，又投了简历，被约谈了面试。
为《南方人物周刊》写的第一篇稿子，也是面试的一部分，当时的副主编万静波让杨潇去采访《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作者，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俞可平没采访到，但杨潇把能够找到的外围同事、导师都进行了采访，直到交稿的最后一刻还在采访，最后写不进正文的材料再写成了一篇小专栏。写到第三篇时，编辑部给杨潇打来电话说，欢迎你加盟。
2008年，杨潇正式离开新华社，真正成为了一名“可以到处跑很酷”的记者。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七年里，杨潇印象最深的还是汶川地震的稿子，短时间内采访了上百人，采到最后明显觉得自己笔力不逮，当时的文字功力和对结构的理解无法承载那么沉重的题材。“回头再看以当时采访的深度，还是可以写得更好。”
除此之外，杨潇的大部分作品收录于他的个人作品集《子弟》中，从汶川写到玉树，从杨永信网戒中心的86条规定写到被迫停服的十万草根BBS站长的冬天，从北京数万蚁族聚居的唐家岭写到当代中国的左翼青年。
闯进“时尚圈”的哈佛尼曼学者
2013年，杨潇通过申请，成为了2013-2014年度哈佛尼曼学者，前往哈佛进修一年。这是一个由哈佛大学创立的培养新闻精英的教育计划，每年有12个名额留给来自美国之外其他地区的申请者。除了杨潇，曾获得哈佛尼曼学者身份的中国大陆记者还有胡舒立、闾丘露薇、陈菊红、安替等。
离开热点频发的喧嚣媒体环境，杨潇想回到校园写一些更慢、更长的报道。当时他申请了一个公号，打算把在哈佛学习的生活持续记录下来，不过犹豫了一下也并没有更新。那一年杨潇觉得过得特别快，快到来不及做完整记录的周密计划，只做了些随笔日记，零碎地留下文字片段。
在国际新闻圈里，哈佛尼曼学者的学习机会，也像是一个“飞地”般的存在。
毕业时，每个人都意犹未尽，甚至有恐慌的心态，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发展出自己对新闻的新想法，突然发现又要回到真实世界去了。若干年后杨潇和当年的同学相聚，越发觉得那一年在波士顿剑桥小镇的生活像在真空里的理想之地，回到现实中，能实现的事情太少了。
哈佛的经历给杨潇带来的改变，还在于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转变：不一定只能做一个纯粹的写字的人，关于工作和生活的可能性，可以抱持更开放的心态。
不一定只能做一个纯粹的写字的人，
关于工作和生活的可能性，
可以抱持更开放的心态。
因此2014年回国后，杨潇先回到了《南方人物周刊》，不久后接受李海鹏邀请到《时尚先生》担任副主编，从一个纯粹的人物记者进入一家时尚媒体成为管理者。“如果没有哈佛这段经历，我也许根本不会考虑去。”杨潇说。
在时尚媒体里做特稿报道，杨潇需要适应的变化远远不止工作环境的转变。
刚开始时杨潇铆着一股劲，想做得不一样，“希望用专业性给明星圈公关圈一个冲击”。他们策划了《时尚先生》2015年的巨匠专题，用4个月的时间完成7个国家、12位大师的专访。
但他也花了很长时间接受许多新世界里不一样的规则，比如在时尚杂志里好照片永远比好文字重要，他不得不和拍摄同事争取采访明星更长、更完整的采访时间，接受为了版面好看8000字的文章可以删到2000字。如果这在一家更重视文字的媒体里，文字记者可能就要和你拼掉半条命了。
2016年7月，杨潇辞去《时尚先生》的工作，给自己放了大半年的假。
休息时，杨潇想过把哈佛尼曼学者的经历写成书，但由于素材零散，虽然后来试着找同学要他们的笔记和当时的练习、习作来回忆，但最后发现还是无法串联撑起成长文或主题书的架构。没法把这段特别的经历做系统的整理记录，这让杨潇觉得很是可惜。
2017年上半年，杨潇作为合伙人加入了《南方人物周刊》老同事易立竞的团队，负责《易时间》这档人物深度访谈视频节目的选题和内容。从时尚媒体到视频产品，看起来似乎杨潇离写作者的身份更远了。
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Interview
做视频产品，同时保留“独立写作者”的身份认同
三明治：现在视频领域本身非常红海，而且也是娱乐化和碎片化的高发地，你们在做的《易时间》有什么特别的吗？
杨潇：我们很确信深度访谈的价值，因为其实市面上真正属于记者型主持人的专业视频深度访谈是很少的，许知远的《十三邀》更多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和其他人发生碰撞。其他的访谈当然不少，但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看作聊天或者谈话节目，主要功能不是去探究人性或者揭示某种公共价值，从这个标准，我们其实更接近当年的《看见》，当然我们会试图做得更极致。
三明治：你会不会觉得，今天的老百姓还需要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其他人吗？因为他们对记者这个身份的不见得那么认同，可能觉得一个娱乐主持人更有人格魅力。
杨潇：我觉得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一方面记者这个身份早就不再自带光环，而且记者提问受专业主义框架限定，在现在这么“重口味”的时代，天然吃亏。但你从另外的角度看，记者也有他/她的优势，好的记者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提问/回应/追问训练，对人性有独到理解，如果方法路径得当，能问出别人问不出的东西。那到最后就是看结果，看你能从访谈对象那里拿到多少东西。
比如我们第二季采访王珮瑜，除了前期的各种跟拍，随时切入采访，光坐下来的专访就超过了6个小时，从中午聊到天黑，王珮瑜“打开”的程度非常之高，到最后她都意犹未尽，那次就把这个人的许多面向展现得非常非常好，那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挺有成就感的，能把一个人聊得这么透。易立竞是一个非常好的采访者，而且整个团队一块来准备，一块来讨论，那种可探究的宽度和深度一定是不断增加的。如果你认可这种本事的稀缺性，那么这个事情一定是有价值的。我们的节目顺利拿到了冠名，也是一个佐证。
三明治：你们会愿意给自己打上一个标签，说我们是一个记者视角的东西吗？
杨潇：会，我们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不盲从、不迎合、不回避、不轻薄”，而且会强调易立竞的记者身份，这也是她自己最强烈的身份认同。她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主持人”的身份，也不会对着镜头表演，我们每次试图表演，结果都是悲剧的，所以她必须是真正的记者的、真实的状态。
三明治：目前你在视频节目的流程里，主要负责什么？
杨潇：内容这一块会和易立竞一起从头到尾把关，从采访一直到后期完成。易立竞采访能力非常强，她对人物乃至向内的世界很敏感，我对结构、知识、观念，总之是外部的世界很敏感，能给节目带来更宽视野，所以我们也是蛮好的互补。我们做文字出身，强项在于对人、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文本和结构，弱项是影像能力。因为第二季增加了非常多纪实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得按照纪录片的要求去理顺脚本的结构，这个与特稿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当然了，写特稿的时候你完成结构的搭建，还得吭哧吭哧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而在这边，在编导工作的基础上理顺结构，接下来就是后期剪辑要做的了。
三明治：当文字要照顾影像化，这个冲突大吗？
杨潇：非常明显的一点，对影像来说，没有拍到就是不存在的。如果两个“我”来看，“文字的我”经常会觉得是特别大的浪费，会觉得非常可惜，但“影像的我”完全理解这个过程，但“文字的我”还会琢磨，“不看到就不存在”的思维方式久而久之对记录有什么样的影响，就觉得这个观察挺有意思的。
三明治：从文字到影像，会有点隔了一层，不完全有把握的感觉。
杨潇：对，而且文字中会有交错的过程，比如说你在文字中埋着一个梗，后文可以有交互回环，但你在影像中就不一定能实现得非常好。单看影像的文字是超级无聊的，但有可能你的画面很好。现在最需要是对影像的把握能力很强的编导来和我们一块儿工作。
三明治：做视频对你写作者的身份有冲击吗？
杨潇：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我保留自己一个独立写作者的身份认同，我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写作的野心、愿望不会放在这个项目里，不然要错位的。所以我觉得对我很强的一个写作者身份，是没有什么冲击的地方。
我离开《时尚先生》的时候，越来越看清一点，就是我不应该也不需要靠写作来养活我自己。做视频的一部分原因，是要和我的写作切割开来。做视频是我日常工作状态，会给我带来社会的交流界面，作为非虚构写作者，是不应该总是一个人待着的，除非你就是要写孤绝的体验，不然是会缺乏和世界的联结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和许知远也也聊过，他觉得做《十三邀》吸引他的一点，是那些采访嘉宾，有些虽然是朋友，但也很难正儿八经聊上几个小时，但有了这个节目，这种对谈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我离开《时尚先生》的时候，
越来越看清一点，就是
我不应该也不需要靠写作来养活我自己。
三明治：三明治最早的人物故事也是采访朋友，因为以采访的契机聊天名正言顺，还听到了故事和观点。
杨潇：对啊，不然的话，莫名其妙约一个人也挺奇怪的。所以做视频一个是带来交流界面，再一个就是说，这是我的生计，也是一个工作。人是需要工作的推动，不然的话一个人待着，需要很强的自控能力。我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哪怕这样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同时我会拿这个来刺激我的自由选择，或者说是供养我的自由选择，怎么说都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是按季来走的，我做完这一季就有两三个月的休息时间，然后我就会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同时现在我在做的时候，我有时间还在写自己的东西。
我对观念和世界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故事的兴趣
三明治：你曾经发起关于厂矿子弟的写作项目，后来怎么样了？
杨潇：当时在腾讯《大家》发了推送，其实有很多人写信来的，其中一两个人还聊过、建立过联系。但这一块没有想好怎么写，因为厂矿子弟太多了，理论上可以写到无穷大。后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近乡情怯的东西在里面。当时设想带着我妈去拜访她的老同学之类的，但一方面我觉得在心理上没做好这样的准备，包括和我妈关系的重新梳理，这些东西没做好，就觉得不是特别顺。所以原来当时设想在《大家》弄一个专栏一起来写，后来也没有再写，一系列的东西没有再往下推进。
三明治：厂矿子弟这个题材如果写出来，可能不逊于蔡崇达的《皮囊》，有没有想过如果推进下去会也成为一个畅销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
杨潇：这个倒还没有，我对这个题材的认知一直就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当初写的《子弟》那篇后来在网上被转得比较广，我看底下的评论，都还是有这个经历的人才会格外认可，这是小众或相对小众的，倒没有产生过关于大众的幻想。我自己的兴趣从来也都不是大众的，包括我对故事其实也没有执念，没有超过正常之外的兴趣。我对观念和对世界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故事和对人的兴趣，这个东西就决定了，我不期待成为面向大众的写作者。
三明治：对观念和对世界的兴趣已经超过对故事的兴趣，这是怎么说？
杨潇：我们以前在时尚先生做特稿，经常会强调一个“强故事”的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戏剧的剧烈的故事，人性本身对强故事，是没有免疫力的，所以如果特稿选题对接强故事，是相对容易事半功倍的，否则你就得写得非常好非常好，这条路也未尝不可，但总归有点事倍功半。但我本人对故事，其实没有特别超出普通人之外的兴趣。
我对观念感兴趣是，比如说我12月份刚刚完成了一篇写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的稿子，我其实6月份就去了俄罗斯采访，因为太忙了，拖稿拖过了“十月革命”百年这个日子。但好在我不直接写的“十月革命”百年，我写的更多的是当时在那边采访到的人。我聊得最深入的三个俄罗斯或者说苏联知识分子，恰好是左、中、右三派，他们都是50年代生人，苏联特别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代（《二手时间》里管他们叫"六零精英群"）。我特别好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如何一点点形成自己左中右三个源流的政治观念，然后发展到他们现在在知识界的地位，这就需要往前追溯到1968年发生了什么，甚至更早之前，往后则从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直到普京时代的一系列梳理。我还特别感兴趣的是，在晚期苏联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知道自己身处晚期？有没有意识？有没有预感？晚期那种小圈子的文化又是什么样的？我对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也是故事，但它们首先是观念引领的。
三明治：但是这对你写故事会有影响吗？因为逻辑性大于画面感，还是说你其实不完全追求写故事写得特别特别好。
杨潇：我没有追求写故事写得特别特别好。故事对我来说更多还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而不是本体。我熟悉叙事的技巧，也知道怎么实现一个故事，但拓展新知、理解力和想象力的边界是我更感兴趣的。
三明治：对宏大的东西、背后逻辑的东西更感兴趣，有想过是受到什么的影响吗？
杨潇：我可能受《纽约书评》之类知识分子刊物影响比较大。去美国之前有比较短的时间参与《东方历史评论》，作为客座编辑或者兼职编辑，参与过他们那段时间的编辑讨论，从世界范围搜罗好的写作者，对探索观念的演变和形成这些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刚毕业那几年，大概03年开始一直到08年之前，国内出了非常多人文类的好书，包括许多知识分子的传记、口述或者回忆录，那段时间的阅读对我影响也挺大的。
三明治：包括解放前后知识分子命运选择这一类的。
杨潇：那段时间这样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在新华社你也知道，还挺多休闲时间的，新华社当时的副主编，我到现在还挺感谢他的，他会带着我们读好的东西，我们会交流这些东西，那段时间给我的影响蛮大的。
三明治：但如果在日益娱乐化和浅薄化的时代里，这些东西……
杨潇：完全不受欢迎。
三明治：会有孤独感吗。
杨潇：会。其实在《时尚先生》的时候，我自己最有满足感是“大师专题”。我最满足的不只是约访到了这些大师，也是真正可以敞开来和这些大师探讨一些问题，比如采访桑德尔等等，探讨这些东西我是特别感兴趣的，而且你可以不计篇幅地把它展现出来。
但也就是那一次。因为你要形成声势，才能在市场上获得存在的价值。12个大师能约到他们，为每个人的专访拍了很好的照片，每个人都是cover people。你会觉得一方面挺高兴，挺有成就感，但另外一方面你也觉得挺可悲的，这个“大师系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更多是杂志的“自我呈现”，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大型PR。这个时候你会有所谓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错位感，媒体喜欢这个事，真的是因为这些人有内在价值吗？还是因为把这些人摆上封面显得我们很酷很牛？当然，这是有点苛求了，而且两种价值也未必不能兼容。更多媒体连把他们摆上封面的眼界和魄力都没有。
三明治：但这个世界还在变得更加娱乐化和碎片化，甚至可能今天《时尚先生》连这样的工具性价值也不一定需要了。
杨潇：对，因为这个PR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
接受了“变化”这件事，
就会很有安全感
三明治：我记得你曾经说为了写稿一星期没出门，你是喜欢这种写作状态的吗？
杨潇：对，把一个东西弄完，也不怎么刮胡子。
三明治：这种方法有效吗？
杨潇：这种当然很有效，而且你会发现，如果我不拖稿的话，一万五千字可能几天就写完了。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我处在随时要回应工作的状态，就不可能说有一天完全不受打扰。
三明治：日常事务多的时候，不一定能保持大的写作。
杨潇：大的核心项目很难，比如说像“十月革命”这个拖了这么久，因为是非常耗精力的，我只能有精力写两千字的专栏。但其实也在慢慢摸索，我其实6月采访完的，后来整理完录音之后开始，那段时间有时候会自我限定，觉得说这方面非常耗费大量精力，我怎么来聚集精神来写一个两万字的东西？发现聚集不起来。不过后来发现其实也未必。
三明治：从碎片化慢慢写起来也不是不可以的，每天写两千字。
杨潇：我原来觉得元神会受到消耗，但后来发现其实也还可以，“十月革命”的稿子最后我断断续续写了两万五千字。
三明治：你今年是本命年吗？
杨潇：2018年是本命年。
三明治：关于本命年有什么想法？
杨潇：我以前在《南方人物周刊》，不只是我一个人，不少同事都觉得我们会在人物周刊工作非常非常多年，大家对这个杂志认同感非常非常强，因为那是一本真正有人文气质的刊物，多数记者和编辑也是书生意气的，关心智识生活，喜欢写作，而且写得好的人真的挺多的。后来计划赶不上变化，一波接一波的变化，后来到某一天，我就接受了这个事情。上次跟林珊珊聊，她觉得她自己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接受了变化这个事情。我自己也觉得我是这样的。
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接受了变化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有更多安全感。不论做什么事情，我都希望把它做成、做得很影响力，做得更加长久一点，但我也不再会限定自己一定怎么样。比如说，我不会想明年一定要怎么样，如果到了该寻求变化的时候，那我就主动变化好了。唯一比较确信的就是一直写下去，因为真的喜欢。我觉得这个年代，有才华的人终归有你的用武之地。而且再降一个维度来说，你也不可能饿死，所以也不太担心。
唯一比较确信的就是一直写下去，
因为真的喜欢。
三明治：财务上有什么焦虑吗？
杨潇：倒没什么焦虑，刚离开《时尚先生》其实有点，但是还挺逗的，其实完全可以好几年不工作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一下子没有稳定收入，有点小小的焦虑，不过很快就过去。
三明治：你的同龄媒体人很多在商业上有成就，或者物质生活上比较优渥，你会有和同辈横向比较的压力吗？
杨潇：我知道有些人心态可能没那么好，但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嫉妒心的人，这好像是天生的，属于出厂设置比较好，所以心态一直比较健康。另一个出厂设置是对自由的需求很高，相应地一定会付出代价了，所以，人各有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