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会害你”，当他们发现父亲欠下了巨额债务之后 | 三明治
金钱的失去可能同时意味着家庭的跌落甚至是亲密关系的瓦解。
家庭财务的支配者，父亲，在某一天失去了大量财产甚至欠下了巨额债务后，其子女可能会看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
故事并非只关于“金钱”与“亲情”之间的连接，而是关于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一个家庭的内部如何被影响。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揭示了人的一种普遍困境：一个人无法真正“摆脱”掉其家庭。
如果回过头，必定存在一个转折点，作为家庭财产支配者父亲们，在子女眼里变得不一样了。在一些家庭中，金钱凸现了它格外强大的力量，它摆布人，让人心碎，令人不安。
“爸爸不会害你。”人们喜欢金钱，知晓人性，也明白二者相联会产生什么。但在那些明晰或者模糊的时刻里，作为家庭的一员，子女们困惑了，“我不可能抛下我爸不管吧。”“我只为他还最后一笔钱。”尽管经历了心碎和绝望，他们还是试图让情况好转。
采访、撰文 | 胖粒
发生了什么？
200多万，葛小雨也说不清楚父亲具体欠了多少，当债务大到一定程度后，它就变成了抽象的数字。“没有什么概念，当时他打电话时还在在哭，我只想先安慰他。”她的父亲通过小额贷款加刷信用卡欠下了这些债务，在乌鲁木齐。 四室一厅，葛小雨一家四口住了快十年房子也因此处在抵押状态。
汪昕通过母亲的电话得知了父亲的债务。一些短信暴露了父亲瞒了很久的“高利贷”。叶伟涛在微信里被父亲告知无法为自己缴清下一年学费。陆珺奇认为家庭的境况是在不知觉不觉中变化的，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时刻。似乎是一条下坡路，每年过年的年货都在逐年变得更差。“已经好几年不买烟花炮竹了。”
事发之前，汪昕的妈妈一直睡不好觉。“她很敏感，总是想太多。”
汪昕把母亲的此种表现归结为“孤独”与“更年期”。好在这种日子总算快要熬到头了，再过两年，她就可以退休。她开始想象那些美好的退休生活，除了给孩子存上一笔“嫁妆”，剩下的钱可以四处旅游。她从来没有去过国外，那些地方太远了，要花很多钱，“退休后去。”她总是这么想。
有时候人们会在事后把某些巧合视作一种征兆。
汪昕的妈妈手机坏了，想要打个电话给亲戚，男人把手机递了过来，挂了电话，一条短信突然显示在屏幕上。“是催款的。”不动声色，她打开了短信箱，发现里面一长列都是催款信息。
母亲找到了汪昕，表示现在还在怀疑阶段，并不能确认确有其事。但就算这样汪昕也只能先放下手上的活，买好车票赶回家，还好，只需两个小时，她与她的妈妈就坐在了那套老房子的客厅里。
以往，汪昕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家庭谈不上多富，但从来没有为金钱发愁过。今年年初汪昕在长沙刚找到了一份艺考培训老师的职位，此前，她考研几次未果。这使得她与家里的关系微妙。父母希望她尽早工作，结婚，然后“稳定下来”。汪昕不想这样，渴望稳定是父辈的愿望，对她而言，一种有价值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的。但什么是有价值呢？关于这一点，她也不太清楚。
一切还未知，这是最可怕的。母女俩进行了各种猜想。贷了多少钱？用来做什么？妈妈做了最坏的预想，咬定他一定是在外面有女人了，极有可能还生了一个孩子。难怪他之前整夜不回家。
汪昕上网搜寻此类事件，她试图通过别人的经验来弄清事实。P2P网上全是各种P2P暴雷的报道，损失百万千万的大有人在。她想起了交完首付还没装修的新房子。那时在新的市中心的房子，万达的，16楼，原本计划明年装修。她还念叨起了去年父亲新买的车，那是家里的第一辆车，黑色别克，全款交付，她开过几次，坐在里面有一种踏实的幸福。
会不会它们都没了？
再这么想下去没个底。汪昕父亲下班后回到家。晚上七点，三个人坐在客厅内。妈妈忍住愤怒和泪水。汪昕尽力保持冷静。而父亲，他看起来很无辜，对眼前的一切表示出惊讶。
不承认。没有的事，我怎么可能去贷款呢？汪昕父亲在一种愤怒下表现出的行为大概是这样。
解决眼前的困难
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判断，没到那一步——不得不说出真相之时——人们往往相信事态会有更好的发展，或者说，相信自己能解决一切困难。
葛小雨的父亲就是这样想的。直到欠款达到了他无法兜住的那个关口。他在电话里哭了出来。父亲的哭声甚至让葛小雨来不及去想200多万意味着什么。为了安抚父亲，她在电话里表示，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还债。
只是在那之后，人慢慢从现实中回过神来，才知道负债200万意味着什么。葛小雨的姐姐大她四岁，在乌鲁木齐做了几年销售后，来到了北京，希望换一个行业增加些收入尽早还完债务。姐妹二人同住一室没多久，妈妈就从家乡赶来了北京，她已经好些年没工作了，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她选择来到北京重新找一份工作。三人住在一套月租4500的一居室内。
债务的一部分来自于信用卡，包括几张以葛小雨姐姐名义办的早已透支的信用卡。还有那套被抵押的房子。在葛小雨上初中时，全家从六十多平米的房子，搬到了这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每次去奶奶家，奶奶总感叹‘你们家’现在有钱了。爸爸的车也从那个小的东风雪铁龙，换成了一辆更舒服的凯旋。”
就是这套房子，最后成了变成了抵押品，不过房子的实际产权早被转移到了姐姐名下，这就等于姐姐需要承担那些原本不需要她承担的债务。
姐妹二人算了算，按照目前的债务，每个月至少需要还两万。还不起。只有一个办法，先去借钱。先借个十万，然后再换工资更高的工作，再赚点外快， 大家乐观地认为问题不大。葛小雨找到她的朋友，最后借来了十几万。矛盾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姐姐无法借来钱，甚至连房租都需要葛小雨独自承担。
葛小雨的父亲想了一个办法 ，他买了一个POS机 ，让葛小雨去办一张大额的信用卡，然后把POS机寄给他，这样他就能获得一笔资金。葛小雨愣了一下，这不就是信用卡套现吗？这是父亲众多令他失望的时刻程度最深的一次。她假想如果自己有子女，会将这个风险转移到子女头上吗？不会的。
感到委屈，但毕竟是家人，想到这里又无可奈何。一个晚上，姐妹俩与妈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商讨如何走出困局。
桌子的两端坐着葛小雨和妈妈，一份合同摆在中间。“那是妈妈在2005年买的商业养老保险合同，十几万早就满额交够。还有一份保单贷款的文件，本金八万八，那是2015年爸爸需要用钱的时候办理的。”
姐姐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我看不清她什么表情。我不想戴眼镜，看不清让我能更严肃更冷血地说出我需要说的话。”
一切都是因为钱。如果不是因为欠债，妈妈用不了多久就能享受养老金了。但父亲留下的那个窟窿早就补不上了。葛小雨在日记里写：“先是他自己的信用卡，然后是让我姐姐办很多张信用卡，接着是各种过去养肥的保单用来贷款，再之后就是家里的房子、各种互联网贷款……砰！去年五月幻觉破碎，拆东墙补西墙终于补不上大大小小的洞，整个家庭一起落水。”
张甯最恐惧电话铃响。极有可能是父亲打来的。他的来电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这个月没办法还上钱，要么希望能从她那里获得一些金钱上的支援。
"最疯狂的时候，我手里有三张信用卡，三个小型借贷软件，还有两个朋友的借款，即便如此，父亲仍旧问我，能不能再办张信用卡，能不能再问朋友借点，能不能再找个机构贷款。"
每到这个时刻，张甯都要让电话铃长久地响着，等对方挂断，然后找个没人地地方，一个人哭一会，没声音的那种。再深吸一口气，拨回去。
张甯拒绝不了父亲的请求，她说不清是为什么，可能是自己软弱的性格，也可能是——那是我父亲啊，怎么可能丢下他不管呢？——不论如何，还在念大学时，张甯就在父亲的要求下申请了一笔网络贷款，到现在，张甯还需要每个月为父亲偿还4000多元。
怎么能说是为父亲偿还呢？还不是为了整个家！要是这样说，似乎无人能反驳，张甯最初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为父亲筹了一笔笔钱，只要是为了这个家庭，谁借都是一样，哪怕从本质上来，这是违法的。
叶伟涛的父亲在万般无奈下请求了自己的孩子为其办一张信用卡，他已经透支了几张卡，再没有朋友能借给他钱了。叶伟涛办了一张信用卡，不过额度只有10000元。”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这是我唯一能给他做的事了吧。”
汪昕的父亲打算找亲戚借钱来还上欠款。他原本打算再找银行贷款，其中可能有找亲戚借难为情的意思。汪昕与妈妈否定了这个提议，“为了面子值得吗？”舅舅骂了汪昕的爸爸一顿，这是汪昕头一次见到父亲被亲戚如此对待，父亲没有吭声，坐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由于父亲“踏实可靠”的形象，几十万元很快就从各处亲戚那里借了出来，但所有人都表示出了巨大的不解：这样一个人——踏实、有眼界、有地位——怎么会干出这种——借钱投资P2P——事儿呢？
欠下债务之前
这些家庭就是那种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家庭：父亲，在自己的视阈里有点小成就，家里日子不错，男人可以抽60元一包的烟，亲密关系也不赖，虽然偶尔吵吵，也只是闲暇时的一剂调味品。他们完全可以一直过这种日子，如果没有什么野心的话。
但必须要承认，你无法苛责他们，看起来他们无非是做了普通人都渴望做的那些事，获得更多的钱。这没有错。
只是在事后总结时，有人懊丧，为何要走那一步呢？如果不投入那么多就好了。他们像一个失败的赌徒，所有的后果都只能怪罪于命运头上。
那些巨额的欠债并不是突然就有的，在最初，它们可能只是一笔小小周转资金，需要钱就借，这再正常不过了。只是它怎么就像一个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了呢？
叶伟涛的父亲在1996年去往温州，进入一家生产警报器的厂子做工人，在外闲逛时，发现倒卖警报器能赚取不少钱，于是他依靠倒卖赚钱了第一笔钱。之后他做过货车司机，帮人做过打手，后来做起了五金生意慢慢起了家，净收入最高时达到上百万。生意场上，亏损是常事，找资金来周转也是常事。只不过人们时长过于乐观地看待自身的处境。这位年近50的父亲回忆起最不该借的那笔钱，是找了一家民间借贷公司借了70万用以扩大工厂。在那之后，他的生意再也没好起来过，持续亏损，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来填补那些借款窟窿。
而当借款的来路过多时，特别是那些高昂的利息，会让人们甚至会忘记了借款的具体数字，一旦到了这个局面，欠款很难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来还完，事实上，这正是很多民间借贷的技俩，不会让你一次性全部还完，要以利养利。
也有借贷方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追款时竟然只要求偿还本金即可。张甯的父亲认为自己有能力支付利息，拒绝了对方的提议。”脑白金的创始人之前不也负债多少多少，最后还不是一下子翻身了。”
张甯的父亲卖过衣服，炼过铁，还养过鸡，最后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开了一家面粉厂。面粉厂给一家人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尊严。“也许从那时起，我父亲就觉得自己不再是村中每天围着土地转圈的农民中的一员了。”要赚更多的钱，很少有人会满足于“够用就好”。在一个喝了酒的晚上，父亲对张甯讲述他的赚钱方法。“买进仓库，然后用仓库抵押，扩大生产，垄断市场。”刚开始的借贷金额小，很快就能还上。打破平衡的是那台能烘干粮食增加粮食储存量的“烘干机”的出现。父亲满怀信心踏上了购买烘干机的征途，却遭遇了无良厂家，被要挟追加十万才发货。支付了钱，拿到了机器，却发现其根本派不上多大用场。“而这个不受宠的铁疙瘩，却给本就将近倒闭的加工厂加上了近七十万的贷款。”
程卫诗的父亲偷偷借了高利贷，用那笔钱与一个远方亲戚开了一家煤气灶店。赚了一些钱后，他并未急于还上那笔高利贷，而是再次进了一大批壁挂炉。“父亲满怀信心地等待这批货卖出去大赚一笔，然而事与愿违，这批货被压住了。新款的壁挂炉不便宜，能痛快地买下来装修新房的人也并不多。”
各种各样的理由都出现了。“被骗了。”“命运不好。”那些时刻，寻求一种命理解释至少能让人好受一些。
张甯前几天跟母亲不经意谈到父亲，母亲说，“”他可能就像村里人的评价一样，是掐了脑袋的苍蝇，只能乱撞乱碰，到处乱飞。”母亲还说起，“你父亲年前承包了一百亩地，种了黄芪，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年后一直没下雨，黄芪长不出来，然后又改种了玉米，可刚等玉米种完，就下了一场久违的雨。”
汪昕的爸爸，在一开始只是想利用手头的闲钱进行投资，在取得一定收益后，享受到了甜头，便越投越多，最后发现那些都是P2P，在去年的夏天，它们一个个都成为了“死雷”。
前25年，汪昕是顺风顺水的人生典型。一家人生活在湖南的一个城市，虽不是出生在多富裕的家庭，父母的公务员身份足以保证其衣食无忧。在中部小城里，她能拥有最好的一切，念最好的小学、初中与高中。而大学“考砸了”——去了一个普通二本——是她人生中最大的挫折。她的父亲出生在山沟，通过求学获得了城市生活。
而程卫诗的父亲从复旦大学毕业了，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在那个年代，他也只有被分配的命运。公务员是家人认为的最佳职业，1994年春，父亲听从家里的意见，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他家乡——山东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城，在当地广播局做了一名普通的摄像记者外加办公室科员。
“广播电视台的工作很累，每天扛着摄像机跟着领导跑乡镇。镜头对准的是领导，拍完县长拍乡长，乡长拍完拍摄镇长。有时候村长也努努劲往镜头前凑热闹争取上次镜。”
奋斗多年，程卫诗的父亲从一个普通职员逐渐成为一个副局长。与汪昕的父亲相似，虽然没有太多的钱，但他们，是那种看起来不太可能通过贷款承担高额负债的那种人。
汪昕的父亲不喜欢讲多话，炒得几个好菜，在厨房忙了一个小时后，他把菜端到桌上，自己却不吃几口。家人没有太多的话。这是很多家庭的常态，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欠债后的家庭
这事不能因为借到了钱就这么过去了。汪昕的妈妈只要一坐下来就想到巨额的负债，自己那点工资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还得完。
撑不住的时候，她对汪昕说：“要不我去死吧。”
“妈妈，你死了，我怎么办呢？”
爸爸，那个家庭的“罪人”，没有好过到哪里去。他对着汪昕解释了自己的做法：“我只是想赚点钱，给你当嫁妆。然后我就走，一个人，离开这里。”
春节，由于妈妈在北京做保姆无法回家，张甯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家。不知道是空气不好还是天气的原因，一到村子就让人感到压抑。张甯看到了父亲，他萎顿了许多，具体体现在白发与身体的消瘦上。父亲的眼镜还是那样血红，“像兔子的眼睛一样。”这是父亲常年喝酒的特征。屋里像“单身汉”的家，房子没怎么打扫，衣服也随意堆着。张甯有些心疼父亲。
她原本以为许久未见，父亲会展现出一些温情，但父亲一上来就对她进行了质问，“你在家这边可以一个月挣两千，为什么你去了北京，挣多了钱，每个月还说还不请？”父亲认为是张甯私自花掉了那些钱，张甯觉得就算是我花掉了，那也是自己的钱，况且当初去北京，为了省钱，招了一个熟人住在地下室来维持生活，怎么现在就好像她是罪人一样？
从回到家的中午十二点开始争吵，这场架持续到晚上。父亲坦言，家里每天都有要债的，每天都是在硬撑，“明天有人要来拿钱，没钱就杀掉我。”父亲撂下了这么一句话。不得已，张甯只好从两个好友处分别借来五千多。一共一万二，像久干逢雨，它们被父亲拿去填补了那些窟窿，瞬间就消失了。
负债累累意味着什么？你也许能体会到在花呗上欠500块钱是什么感觉。可如果是欠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呢？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这只能转变成一个抽象的天文数字。
没有人会否认金钱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在金钱从动力转变为一种压力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感知到自己生活发生的变化。
葛小雨把为父亲还债称为“烂摊子”。在此之前，她是没有过多的烦恼，如果有，不外乎是那种刚工作的年轻人所共有的：月光，花完工资就刷信用卡。买电脑，换新手机。每天都能喝上咖啡馆几十元一杯的咖啡。
现在呢，她买了一台二手的咖啡机，一百块。豆子就用五十块一公斤的。偶尔也去便利店花十块买一杯。最近她找到了新的“薅羊毛”方式，她使用三个手机号得到了大量的咖啡优惠券，切换使用，这样一杯下来只需要6元钱。
如果非要从这种状态寻找到某种正相的改变的话，也不是没有，只是它需要认真去辨别，“但至少，我诚实多了，不是吗？告诉你，我的朋友，诚实的感觉真好。”
不过所有人似乎都对另外一些事，比如爱情，不再抱有什么期待。
他们都说着类似的话，“家里这样的情况，不合适。”
”我现在很自卑，我不觉得还有人会喜欢我。”
“这样的情况会拖累人吧。”
“话说回来，爱情也不是人生的全部。”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我们三个人甚至畅想了一下，明年这个房子租期到了以后，要不要换一个城市生活。一个可以定居的城市，故乡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了，北京也从未让我心动。不如走吧，从北京走，从北方走，去南方，去以前从未想过的地方，过以前从未想过的生活。 ”
——葛小雨
男人们还沉浸在巨大债务带来的悲伤中，妻子们已经开始了“救援”的行动。
张甯的母亲偷偷跑到北京，等一切安顿好后，才告诉女儿自己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你说我在家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出来能挣多少算多少，总比干坐着等别人要债强。”葛小雨的妈妈，从乌鲁木齐去往北京，试图在那里寻找到一份工作，为还债出点力。
负债让父亲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而妻子的“远走”是他们的自尊心的再次跌落。丈夫们却将妻子的行为视作一种“背叛”。张甯的父亲气急败坏在电话里大吼：“就算她跑了，所有的贷款也都是厂子的，法人是她，最后看谁倒霉。”葛小雨的爸爸，也在一通电话中向葛小雨哭诉，认为被妻子抛弃了，自己一人在新疆太孤独。葛小雨感到愤怒，“大家都是在拼命赚钱补你造成的窟窿啊。”原本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变的呢？葛小雨与父亲关系非常好，还在念大学时，葛小雨坐火车回家乡，没到站，就接到父亲的电话：“大盘鸡的材料全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回来了。爸爸爱你哦。”
出于对剩下的财产的保护，他们不得不采用迫不得已的手段，比如离婚来实现目的。那套新房子的户主变更为汪昕，而老房子的户主变更为的汪昕妈妈。没有人会对此表示异议。
葛小雨的父母在去年年底离了婚，这同样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葛小雨给我看了她父母的结婚照，默默说道：“我父亲这个长相，想讨厌都讨厌不起来。”
在叶伟涛为学费担忧几天后，他的妈妈，与他父亲离婚多年的商人，为他付清了学费。他拒绝了母亲为他支付生活费的提议，选择去烧烤店打工，一个月3000块，第一个月的工资下发后，他给父亲发了个200元的红包。
尽管生活窘迫了许多，但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并未因经济状况变得紧张。有意无意，父亲比以往更关心叶伟涛了，他们隔几天就打一通语音电话。都喜欢篮球，每逢重大赛事时，二人还会为各自喜欢的球队口头对战。“猛龙拿了总冠军哦。”“嗯，那只是他们的运气好。”
汪昕告诉我，自己一家人还是会想要好好过日子。工资卡已经返回给父亲，长达15年的生活里，他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工资卡。“这种自由会不会没有起初想象的那么好，我和妈妈都不知道。”父亲抽的烟从40、50一包，每天3、4包，变成了5到10元一包，每天1到2包。家里买了花，有绿箩，三角梅，“日子总得过去，难关也需要咬牙过，父亲节那天，我要发红包鼓励他，希望他一切都好。”汪昕说。
母亲与葛小雨睡一张床。母亲醒得早，大概六点多，北京的天空也亮了，她走到厨房，为女儿准备早餐。住在十四楼，阳光很好，葛小雨开门走进客厅，看见母亲在给窗台边的植物浇水。
“你心情怎么这么好哇？”
“不是你说的吗？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开开心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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