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压缩的生活空间里，我和母亲难以修复的亲密 | 三明治
文｜阿芢
早上 9:23，我半坐在床上，顶着一头乱发，脸颊因为拿捏不准想哭还是想笑处于一种微微抽搐的紧绷状态，双手用力握住了一根大拇指粗细的竹竿，母亲站在床前，眼睛睁圆了定定看着我，眼圈有点发红，用因为过于皮包骨而显得关节清晰的右手紧紧握着竹竿的另一端，手背上青筋凸出。
“放手！”她用力抽了一下竹竿。
“不放！放了你不是要打我！”竹竿没动，我反而握得更紧了。
“小兔崽子——”
我在她说话间用力向里面扯了一下竹竿，她被迫向前了一步，声音被打断了。
我努力扯出一个微笑，“你看，拿这些东西，多危险，容易伤到自己。”
但是空气中的气氛并没有丝毫松动，她依然执拗地瞪着我，不肯松手，直到父亲闻声进来，取走了竹竿。
这不过是个日常的家庭矛盾：母亲闯进房间，叫女儿起床。可这一切发生在 2020 年，这一年，我三十岁，母亲五十四岁。我脑子里乱哄哄的，觉得好笑之外，冷不丁一团乱麻里面蹦出来四个字：“人间失格”。因新型冠状肺炎延长的假期，和母亲矛盾频发，这种“失格”感完全暴露出来，做人女儿“失格”，做成年人也“失格”。
我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如此，起码四五岁的时候，绝不算差。
我没上过幼儿园，所以母亲也可以说是我的全科启蒙老师，背古诗、读绘本、画画、写字。我最喜欢的是做手工，当北方午后的阳光照在起居室粉红色的沙发上，我和母亲总会搬着小板凳在沙发旁坐下，在上面垫张报纸，一起做手工。
四五岁的我很内向，大半时间都低头认真地做手头的活。扯开纸张会溅出细小的毛毛，静谧地在光线中翻飞，空气里充满暖暖的质感。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直到日光倾斜，这个角落渐渐暗下来。
母亲和父亲是大学同学。母亲来自农村家庭，是家中大姐，在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考到北京。老照片里的教学楼前，女青年穿着纯白的大衣和黑西裤，围着丝巾，梳着斜刘海，仪态落落大方。一旁瘦高的男青年则披着深色外套，抱着手肘大大咧咧站着，脸上带着一丝玩世不恭。这样的父母让我感到陌生——母亲不曾穿得这样好看，她总是穿着厚厚的姜黄色毛衣和深色毛裤，身上套着围裙忙里忙外。父亲那时在政府上班，下班的时候总会从卡其色的风衣里面“变”出橡皮泥一类的小玩意给我，而在风衣和呢帽下面父亲的体貌，反而在记忆里模糊不清。宽敞明亮的家里仿佛永远只有我和母亲，她做家务的零星响动，像偶然落在幽深水面上的涟漪，翻不出几份烟火气。
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妈妈有什么特别，除了她不上班。后来才知道，母亲一直肾不大好，我出生不久病情就恶化，从单位办理了因病退休，刚刚到高校工作不久的母亲于是成了家庭主妇——那一年，她二十五岁。
总觉得一转眼的时间，母亲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松弛的两颊上有浅浅的色斑，头发为了方便，剪了短短的学生头，两个月前焗过的黑发根部已经露出了银丝，因为吃激素药催发的臃肿腰身下是两条皮包骨的腿，因为风湿和骨质疏松走起路来有点趔趄。不苟言笑，唯有那双眼睛还很是精神，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增添了一种顽强，甚至可以说是顽固的神色。
对于那段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的抱负，她并不讳言，曾和我说“那时候学生年纪都比我大，听不懂固定资产折旧是什么，我就用小推车给他们举例子，他们马上就明白了。我们老校长十多年之后见到我，还说我课教得好呢！”那一刻，她平时寡淡的面上燃起一种罕见的神采。看着她神气的样子，我在旁边没有做声，却眼眶一热，急急低下头去，将眼角的泪生生憋了回去。
一九九五年，桀骜的父亲抛下东北的“铁饭碗”孤身到深圳闯荡，两年后把我和母亲也接到深圳。我们平静的生活一夕之间天翻地覆。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间靠着墙码着顶到天花板的纸皮箱，箱子上印着褪色的香蕉和英文字母，我知道，里面是我的“家”——曾经在整洁的实木书架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书籍，五斗橱上的摆件和精致的青花瓷盘。几年间，我们每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母亲因为搬家还累得住了两次院。这些纸箱越搬越少，最后只剩下了那些书。随着那些物什慢慢散失的，还有许多东西——放学回家，客厅里漆黑一片，只有一点明灭不定的火光，那是失业的父亲又在抽闷烟。母亲的眉间凝着忧虑，不再陪我玩，只是督促我赶紧做功课。
偶尔，我在家中朝北的窗户前，默默流泪，虽然我知道，那个我想回去的“家”，并不在北方的那个小城，已经不在任何地方了。
家中好吃的、好喝的都紧着我，我依然感到了某种压抑和匮乏。尽管每天都有零花钱，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在学校小卖部的小摊上小偷小摸，5 毛钱一条的口香糖和铁皮做的卡通戒指——很多年后，我在心理学课上听到一种说法，偷盗癖的背后是爱的缺乏。直到有一天，我在向最好的朋友炫耀我的“战果”，她小心翼翼地问：“这些……是你‘拿’的？”我陡然惊出了一身冷汗，矢口否认。回到家，我看着自己的“宝物”，用点心盒子珍重地装好的各种小玩意，用母亲的口吻对自己说：“玩物丧志！”把“宝物”送的送、扔的扔，剩下很少的一点，收起来放到了杂物堆的最深处。
抛弃自己属于孩子的“软弱”，生生地把生活从失控的边缘拉回“正轨”，我一起割舍掉的，还有生活里一切“无用”的成分，而当时我并不觉得疼痛。
对于我一夜之间的“长大”，母亲似乎毫无所觉，只是继续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以便我在学习上竭尽全力，初中的学校离得远，冬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要出门去赶校车，每天吃早餐时候眼睛都睁不开，打着瞌睡，几乎要把头整个砸进盘子里。母亲在我吃饭的时候，站在椅背后面给我扎小辫——有时候也及时拍我的脸颊，防止我和烤面包的亲密接触。吃了晚饭有时候我提出帮母亲做家事，她会赶我回房间学习，因为那是“我该干的事情”，然后过一会给我送上切好小块，扎着牙签的苹果或者西瓜，这样我就可以左手吃水果，右手继续写字。
母亲总是全力以赴地做每件事，用在职场上打拼的劲头管理着家里的每一寸。幼年的我不听话，她便掐住我大腿内部的嫩肉狠狠一拧——我的眼泪马上啪嗒啪嗒流个不停，然后她会厉喝一声：“哭什么，还觉得自己有理是吧？不许哭！”于是我的抽噎就堵在喉咙里戛然而止。家里的地板每天一扫，两天一拖，我偶尔帮她做清洁，她总能指出我要弯下腰才能看到的小黑点，然后要求我用小抹布一点点擦干净，顺便附赠一句“这么大孩子地都擦不干净，废物！” 此外，挂毛巾的长短，晾衣服夹夹子的位置也一一都有精准指导。如果稍有差池，她便劈手夺了我手里的衣服，不悦道：“算了，我自己来。”
面对一天到晚忙的脚不点地的母亲，我总是会忘记她是个有肾衰竭的人——尽管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知道她每周要去三次医院，在一个位置上坐好几个小时，等着自己的血液一点点被抽出，进入冷冰冰的透析机，经过层层滤网，一点点失去温度，然后再带着寒意注回到静脉中。她左手臂的静脉因为透析太久了，青色的血管高高凸出，已经不能再承受针扎，于是轮到另一条胳膊再承受同样的过程。我从来不曾亲眼见过这个过程，只是偶尔用目光轻轻摩挲那条青色的血管。
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老师问：“谁不喜欢自己的妈妈，请举手。”我举起了手。一时气氛凝滞，全班同学转头望向过来，我却仍执拗地举着孤零零的手臂。老师摆摆手示意我把手放下，说：“我相信她要是知道了，一定很难过。”，然后匆匆开始了下面的授课。在那之后，我没有再对任何人说过“我不喜欢妈妈”这类话。
“听你妈的话。”下了班，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的父亲这么说。
“看你妈把你培养的多好啊，你要多孝敬她。”得知母亲病情的老师这么说。
“你妈妈身体不好，你要多孝顺她，不要惹她生气。”甚至连和妈妈关系极其恶劣，总在指桑骂槐的奶奶，也会在我给她拜年的时候这样说。
母亲有次说:“上次我看一个新闻，有个初中小孩的母亲有重病，她不但学习好，每天还包揽所有家务，还背着妈妈上医院”，然后略略停顿，意有所指地看向我“你怎么看？”
我板着脸，说：“不怎么看”，然后在心里默念“我就知道你没良心”，果不其然，母亲的责怪几乎和我心里的对白完美同步响起。
我噗嗤一下笑出来，惹来母亲一个白眼“你这孩子，就是奇怪，神经兮兮。”
我的确很“拧巴”。在外面，我用母亲擦地那种劲头学习，工作；在家里我则显得非常粗神经，而且忽然失去了行动的意愿。仿佛一台孜孜不倦精准运行的机器，在检修人员来的时候，忽然就罢工了，冒起了白烟。最典型的是家长会，母亲在学校听完老师对我的一堆溢美之词，拿着成绩单回家之后，仿佛刚认识一样打量我，难得地用和缓的语气说“你在学校表现这么好？平时看你在家的样子，我都不敢相信。”
整个青春期，我一头短发，从来不穿裙子，争强好胜，对言情小说不屑一顾，看叔本华和王小波，听《沧海一声笑》——理智像坚不可摧的保护壳，帮助我从濒临干涸的情绪里压榨出一点精神气来应付日常生活。
偶尔地，这个外壳也会出现一丝裂痕。有次我看完一篇关于母爱的文章，想到母亲的病，忽然感受到一种极大的恐慌，我冲到客厅，抱住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母亲，开始大声抽噎。
母亲被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了，“我怕，我怕我没有妈了”。
她好像有点生气,“你这孩子，瞎说什么！”
我不答，只是双手拼命攥着她的衣角，把头狠狠地埋在她胸前，很快就哭湿了一大片。
母亲的态度还是软化了“我这不是还活着吗”。
我抽噎着，再三要求她保证自己一定活到 100 岁，方才作罢。
让人难过的是，有些事哭完了并不会感觉好一点，只会导致第二天头痛。人渐渐长大，这种事也会慢慢变多。
十几年间，父亲除了周末，都住在离家车程一小时的公司。先是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挨着大楼的水电设备，后来公司收回了他的小房间，他把自己改造的房车开到了公司半封闭的停车场里，住在车上。周末在家里，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楼下折腾他的房车，一弄便是一天，只有吃饭时候才上来。在屋里的时候，他大多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斗，看充满了飞机引擎呼啸声的战争片，或者股票 K 线图。
家里通常只听到母亲的声音，母亲偶尔叫他做家务，他才高声唤我“出来帮你妈做饭！”还附带一句“这么大孩子了，一点都不懂事。”于是我一边心里嘀咕着“你不就是自己不想做么”，一面磨磨蹭蹭地出来。父亲每次买菜回家，总要被母亲数落一番，“你怎么都不挑，拿起来就走？你看看这芹菜老成什么样子了？橘子这么多烂的，肉这么肥！”父亲沉默以对，下次依然不挑。有时候母亲会口误叫反我和父亲的名字，我们在家也的确“地位”相仿。我暗地里以为，父亲平时不回家，是因为一周最多能忍受两天“教育”。
我们一家三口，便是这样恒常地各过各的：我在学校，母亲在家，父亲在公司。
因为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我从外面回家发现没人开门的时候，可怕的预想总是立刻疯长，“母亲在家里晕倒了”，“母亲被送到医院去了”，“母亲摔伤了没法移动”，我用哆嗦的手指反复拨打母亲的电话，电话通了，我内心的不安也达到了顶峰，生怕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声音。虽然每次最后不过是她出门未归，或者在屋内睡得太死。
母亲随时可能离去的事实，是我房间里的大象——大多数时候我无视它，但它巨大的阴影仍然在某些时刻让我陷入黑暗。
对于父亲安排我到香港学财会，母亲是赞成的，我说：“我不想去，我想去北京学心理和生物。”母亲说：“到中环当白领多好啊，穿着漂亮的职业装和高跟鞋，在那么气派的办公室里办公。”父亲说：“香港的大学给你全奖，你要是去北京，我不给你出生活费。”我无力挣扎，去了香港。
失去了高中明确的奋斗目标，每一天的生活仿佛无止境，也无企盼的苦役。我不再看“闲书”，也不再写东西，处理了最基本的功课和为了简历做的面子功夫之余，便是沉浸在虚拟世界里。
大四的一个子夜，在黑暗里我睁着眼睛，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很不真实：我有男友，也早早签约了公司，毕业就是“气派办公室里的中环白领”了，仿佛一切都在“正轨”上，却感觉对未来的生活丝毫没有期待。我住在宿舍十四楼，窗户上没有铁护栏，轻轻下了床，我踩着飘窗跨坐在窗户上。窗外深邃的夜色凉爽诱人，要是能变成一片叶子融化在这夜风里，该有多好。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明早宿舍楼下的景象——回过头，我看到了在熟睡的两个室友。“会吓到人。”我默默地想，回到床边，躺下。夜风仍然柔和地抚弄着窗帘，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大学毕业礼，我破天荒地去拉了个头发，穿着带花边白衬衣和黑色收腿西裤，披着毕业袍，和同学老师们合影。父亲带着他的单反来了，给我照相，下午典礼结束便回深圳去了。晚上母亲则留宿我工作租住的小屋，她让我取出白天的毕业袍，要穿着试试“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都没有这种东西，我一直想穿一下。”她瘦小的身躯披着宽大的黑袍，戴着学士帽，帽檐下露出花白的短发，我说“要给你照相吗？”，她欣然应许。
我透过镜头，仔细地选取角度。母亲挺直胸膛，带着岁月斑驳痕迹的面庞上是快活的神色，比白天我在镜头下的微笑显得更真实 。
二十五岁，我坐在咨询室的沙发上，临床心理学家 Edward 透过斯文的细框眼镜凝视着我，让我感到有些局促——他和我的父母年龄相仿，我意识到他在等着我说话，并且对我说的内容进行探讨，这种经验极其陌生。
于是我开始述说自己之前的工作，学习经历，还有恋爱的过程——失恋是我来见他的本来目的。我迅速而流畅地说了整整三十分钟，然后巴巴地看向他，仿佛等待医生开处方的就诊者。他却只是温和地说：“我感觉你说这些的时候，好像在说别人的经历一样。”
出乎意料，为了失恋而来访的我，开始用一整节一整节的时间谈论我和母亲，直到两年后我结束和 Edward 的咨询关系，都没再提过失恋的事。在我述说我是如何对得了五个 A 的论文依然感到不满意的时候，他说：“你虽然离开了家到了大学，依然把妈妈背在背上。”
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关于餐馆的隐喻：
我抱怨母亲不用我希望的方式来对待我。他说，“如果你想吃拉面，但是他们是一间卖饺子的店，你应该怎么办？”
我踌躇地说“我当然应该换一家店，可是……我只有一个家啊。”
“假如城市里只有一家中餐馆，但是做的不好吃，你是饿着呢，还是去吃西餐馆？”
“可是我怕现在我不回去的话，如果有一天他们走了，我就是想回去也没办法了。”
“如果这家难吃的中餐馆下个月就要倒闭了，你可以去吃，但是需要想明白，你是为了自己去吃，还是为了餐馆老板？”我默然，原来我是那个一直在饺子馆里面，执着地要吃拉面并且拒绝吃饺子的人吗？
Edward 问我，“你觉得什么叫爱？”
我说，“爱是尊重，还有基于理解的支持和信任。”
“你觉得家里人是用这种方式爱你的吗？”
“不是。”
“那你能不能接受，父母不爱你？”
我用带着一点惊异的眼神看着 Edward，他依然是一派温和的表情，仿佛一点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的“大逆不道”。
我没有回答。
我辞去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转行考了心理学的硕士。备考的日子里，我跑到北京租了个小单间，住在西四环的一个老小区。我买了个二手自行车，顶着灰扑扑的沙尘，跑到附近的大学里去看书，一边骑着车，一边每每唱起歌来，想到什么唱什么，就算吃了沙子进去也不在意。在北京盘桓的几个月，看过了月色下自习室前壮观的自行车群，我感到心满意足。
母亲在电话里说“真不明白你，要转行就转行，跑北京浪什么去？浪费钱。”我无法和母亲解释，七年前我的生活如何从高中毕业的地方断裂开，我又如何怀着还愿的心情来到这里，弥合起过去和未来的轨道，以便继续前行。这种感性的内容，和母亲所熟悉的现实，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存在，只会被当成痴人说梦。
同年九月，我回到香港，开始读心理学的硕士。母亲口中，心理学是“不正经的学科”，我的老师是“老不正经带着小不正经”，并坦言对我选择的路“很失望”。我表面上对她的话耸了耸肩，不置可否，私下却仍对“失望”两字感到一点刺痛。
母亲在肾移植手术之后，因为使用抗排斥药，染上了乙肝。每次在我离开家的时候，都会抱住她，亲亲她的脸，这时候她总是努力把身子向后仰，说“别和我凑合，不知道我有病么！”——然后每次以我收紧双臂，她的躲避失败而告终。我的发丝蹭在她的脖颈里，她这时候总露出会有点生气又有点好笑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痒的。
拿到博士录取的时候，我向母亲展示那封信，并且把上面的英文翻译了读了一遍给她听，问“你不觉得我转行之后，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吗？”她扭过头避开我的视线，“我就感觉你最近几年来越来越没人味了，六亲不认，家里的话也不听。”顿了一顿，又说“你说当时给你安排的做审计你拼命的要转行，要什么时候你才能重新拿上三万一个月的工资？少赚的加上你上学花的钱，损失了多少？”
我仍是微笑着说“千金难买我乐意。”她嗤了一声，瞪着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专业不是你选的，你就一直心难受。”
虽然对我的专业不以为然，母亲很快又找到了督促我上进的入口，“看你这么不紧不慢的，早上这么晚起，到时候毕业了没发论文，看你怎么找工作？”母亲以通风透气的理由不准我关门，随时路过会进来查看我在做什么。别说是看电视，看小说之类，便是看一些通俗心理学著作，也会被斥为看“没用的”。对母亲来说，我不能脱离我的“天职”存在，对学生来说就是“学习”，即使是博士生也和流水线上的工人没什么两样。
今年春节，疫症期间在家时间长了，我渐渐有些受不住。又一次因为看手机被母亲“抓住”之后，我呆呆坐在房间里，看着邮件里各种项目的期限，打回来修改的文稿，耳边是外屋的父亲翘脚坐在沙发上，催促我赶紧进厨房帮忙的声音。
我静静地坐了很久，一个字都没有写。锁了屏的手机，提示音还接连地响着，屏幕上合作伙伴讨论项目内容的信息提示不断弹出，很快占了满屏。
2 月 13 号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母亲在早上七点自行进到的房间里责备我，如此反复三次，我终于崩溃，找到父亲抱住他的小腿跪在地上，哭叫道：“老爸，救救我，我妈骂我！我受不了了！救救我！”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仍被情绪控制不能自已，一摸眼角湿湿的。
我抽噎了几下，收起眼泪起床，正好在房间门口见到母亲，就把梦的内容说给她听。
她仿佛有一瞬的不知所措，但是马上说：“你神经啊！”
我说：“都是你每天骂我……”
她说：“你怎么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说：“我都抑郁了，还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想死吗？”
她怒道：“你去死吧！”
我转身关上了门。
后来，我看到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的侧影，呆呆地望着外面。今天天气不好，雾茫茫的。我看不到她的正脸，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想到我每次顶撞她吵得厉害了之后，她眼圈发红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想着近日种种，感到身体里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疼痛，仿佛有人使劲攥着着我的五脏六腑。又想起来 Edward 最后问我的问题，我知道了，恐怕这个答案是“不能”。
“这样也挺好的，会痛。”我对自己说，“起码我现在不再是一个空壳了。”
房间里很安静，我按了下手机，亮起的屏幕上显示 9:47。
母亲没有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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