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航班有人确诊，我从费城回上海的46小时｜三明治
还没倒完时差的我，现在回想过去种种，仍然觉得很不真实。
早在2020年1月中旬，我因为工作即将结束的关系，定了3月底从美国费城返沪的机票，那时恰好是全年美中机票价格最低的时间段之一，往返才不过2000元左右。
在费城生活了四年半，因为要离开有不少感慨，也深陷搬家的种种现实苦恼之中。没想到一两天后，国内播放了钟南山院士关于新冠病毒的讲话。又一两天，“武汉”封城，这个城市名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进入欧美主流新闻中。没多久，我的机票由于美国禁飞令被取消了。免费改签机会有且仅有一次，我打算观察到三月再决定如何改签。
结果三月初开始，疫情开始在国际范围大爆发。美国，尤其是纽约突然就变成了重灾区。我将机票改签到了3月20日，身边有人听说这个消息，恭喜我能在此时回国。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很怕自己说错话就变成“得了便宜还卖乖”。同时随着每天国内境外输入病例增加，回国的风险其实早已今非昔比。
如今回想，整个回家的过程从美国东部时间3月20日早上6点费城出发开始，到北京时间3月22日下午4点进入上海家门，一共大约46个小时，出发前有一种自己在亲历历史的兴奋感，而过程中是各种琐事和小情绪。
我在24日凌晨2点方才整理完自己的经历。或许特别细碎啰嗦，但我再次感受到大学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在任何历史大背景下，都没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事件，反而是很多细节的堆砌。对于还没倒过时差的我而言，写完这些，又是一天稀里糊涂地没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转机两次，46小时回国路
我这趟回国的航线十分曲折：费城 - 达勒姆 - 纽约 - 上海。因为原先预定的达美航空已经取消全部往返中美的飞机，他们与中国东航合作，用东航飞机从纽约到上海，达美航空飞美国国内的部分。但由于我的出发地是费城，距离纽约太近没有航班，因此要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我之前没有听过的城市转机。
但在开车去费城机场的路上，我收到了航班重新变动的消息，变动为：费城 - 底特律 - 纽约 - 上海。到机场之后，我发现飞往底特律的航班被取消了，在柜台紧张等待了40分钟后，才终于等来了航班恢复的消息。期间我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是不是要和朋友直接开车去纽约上飞机。
在费城机场办理托运行李和等待的过程中，我发现除了我以外整个机场没有其他人戴口罩，但从机场的冷清，和人与人之间保持的社交距离，还是可以看到美国人民的焦虑感。
早上八点半过完安检，机场内大部分商铺都关闭着，可能是因为我到得早，不过安检之后发现还有别的乘客也戴了口罩和手套，便觉得安心了许多。从费城出发底特律的时间是美东时间早上9:48。等待的过程中，我买了杯冰咖啡，店员全都没带口罩，但戴着手套。
上了第一趟飞机，乘客非常少，六个座位一排，每排只坐一个人。许多人都带着自己的酒精棉擦拭座椅、小桌板等，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漫漫长路终于有了个开始。但在坐上回上海的飞机之前，其他航班随时面临着被取消的命运，所以还不敢想当然地认为一定能回到家里。
飞行中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只觉得春天就在窗外。
美东时间上午11:35，飞机降落底特律。第二程飞机12:15就要出发，提前15分钟关舱门，我只有不到半小时时间找到登机口。底特律气温比费城明显感觉高出不少，机场里依然是没多少工作人员戴口罩，手套稍微普遍一些。好在不需要出站重新安检，转机时间还算够用。
底特律 - 纽约这段航程的飞机简直是迷你，一排只有4个座位，我这样150cm的小个子，伸手都快够到机舱顶了。飞机上乘客依然非常稀疏分散。预计抵达纽约的时间是美东时间下午2:09，能顺利上到第二架飞机上，心情又平稳了一些。
下午刚过2点飞机就到了纽约，JFK国际机场里，需要出国内航站楼，再进入国际航站楼，两个航站楼之间路途遥远。刚进入JFK的T1，我还以为空空如也就是如今纽约机场真实的情况，后来发现自己太天真了，到了东航值机口发现附近人山人海。在值机的地方测了一次体温，体温通过才能放行。
安检排队时抬头一看绝大部分航班都被取消，低头一看排在我面前的是一条狗子，加强了我的“末日”不真实感。
目测登机口的旅客基本以留学生为主，也有举家回国，整架飞机大概只有5个左右非华人面孔。我惊讶地发现有不少人穿上了一整套专业的连身防护服、护目镜、好几层口罩、手套。我觉得真正有必要的几个防护可以参照空乘们：护目镜、口罩、手套。
大家都安静地排队，有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感。
纽约 - 上海航段的大部分位子都已经坐满，很多人都不能做到和旁边人隔着空位子坐了。回程飞行时间14-16小时左右，早就听说回程航班没有飞机餐，我本来做好自己啃一路自备饼干回去的准备，但没想到每个位子上都有两大袋食物和水，有高热量的巧克力、曲奇、蛋糕、水果杯，还有许多瓶小瓶装的水，被这两袋食物感动了一下。
踏上这架飞机的时候，我才觉得放下心来，这么多年多次回国，这是最折腾、最困难，也可能是最难忘的一次了。
飞机上的十几个小时过得飞快，我看了三部电影，不间断地睡了6个小时，过程中被测量过两次体温。有些人因为防护服太闷热，体温过高，会被空乘人员记录下来，但并不会因此被为难。我看到有的空乘人员护目镜下面垫了纸巾，脸长期被护目镜压着，谁都不能好受。
飞行中一切比较正常，偶尔有几次气流颠簸，几乎所有人坚持了从头到尾全程防护。看了每天输入性病例那么多的新闻，每个人都很紧张提防着附近的人，毕竟出发之时，纽约疫情已经很严重。但在实际飞行过程中，由于不得不进食喝水去洗手间，我觉得也无法做到严丝合缝的防护，尤其十几小时后人进入疲劳期，我也产生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想法。
同航班有人确诊，
我下飞机后领取到一个试剂盒
飞机开始降落之前，空乘们分发了入关检疫健康申明表。我在症状一栏里如实填写了自己最近咽痛的事实，收好，等到下飞机之后交给工作人员。降落之前又查了一次体温。
飞机在北京时间3月21日晚上7:50抵达上海浦东机场，要不是在空乘提醒下，我都忘了抵达后要在飞机上坐等几个小时的事情。降落后空乘们还在分发食物和水，怕大家熬不过去这4、5个小时的等待。乘客们分批下飞机。头一批只有5个人，在降落后大约10分钟就被点名下飞机了，至今我不知道为什么。
绝大多数人都还在耐心等待着，这时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手机与亲人朋友联系，此起彼伏报平安的声音，也有一些人在跟机组人员反映自己还有后续航程转机，但此时大家也都清楚今晚不可能那么快离开，更不要说顺利转机了。机组人员也坦白告知要有耐心，任何后续转机都可能取消。
真正的第一批下飞机的是1-20排旅客。晚上11点，这时大家已经耐心等待了3小时左右。大约过了半小时，第二批广播说老弱病残孕及携带儿童者优先下机，乘务员在机上登记60岁以上的老人和其他符合要求的人员。又约1小时之后，第三批下机人员是80人，大约到61排以前都可以下。我是67排，是最后一批下飞机的人员。
我下飞机的时候大概是凌晨1:20，此时距离降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五个半小时。过程中自然有难熬的乘客需要吐槽，机组人员还要负责安抚大家情绪。看着机组人员都很年轻，确实很不容易。
下飞机之后走了没两步，就排起了长队，有工作人员一对一地和乘客核对情况，从而决定贴红、黄、绿哪种颜色的贴纸。美国纽约属于重点国家区域，我被分到了黄贴纸，拿到贴纸时大概已经凌晨2点。
由于之前坦诚标出了自己最近有咽痛的事实，我被单独叫出去又用传统水银体温计测量体温，医生专门询问最近经历。最后海关医生判断我的咽痛应该是熬夜过度缺水引起。很佩服医生的耐心，尤其在后半夜还有这么多人的高压工作情况下，一方面觉得自己如实填写内心很敞亮，另一方面也觉得可能给医生增添了麻烦，怪不好意思的。
拿着健康申报表复印件，我走出机场大厅，顺着一个个指示牌走到托运行李提取处，这时候大概已经凌晨3点多了。我找到自己孤零零的三个箱子们，拽上了行李车。
顺着工作人员和指示牌，我顺利通过了免申报通道，前后左右还有很多目的地不在上海的旅客在跟工作人员反映转机和要去别的城市该怎么办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远程的比如去往北京、河北等地的就尽量少跑动，在上海完成14天隔离后再出发去下一个目的地，而江浙沪“包邮区”几乎都有大巴来接。
大部分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声音都是沙哑的。同样的问题要跟每个旅客反复解释。
我的目的地是上海闵行，很快很顺利地就找到了全是上海各个区县名字的大厅，走进这间大厅时我觉得分外亲切，激动得差点哭了，等到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的“闵行区”三个大字，简直是亲人相认一般的场景。
通过防护服标签和声音判断，闵行区的工作人员是两个非常年轻的警察，他们尽可能跟大家用上海话“噶珊瑚”，一边安抚大家情绪，一边叫大家填写收集简单信息的入境表格。警察小哥还说接下来我们会到检测中心进行核酸检测，通过检测结果决定是集中/居家隔离或者是直接去医院治疗。警察小哥向我们保证检测的地方有泡面，许多留学生孩子眼睛里都因此闪着金光。
又等了大约1小时时间，凌晨4点多的时候闵行区的队伍被叫走了，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护照就一直在工作人员手上，直到完成检测。
终于排队登上了开往闵行的大巴，刚才的警察小哥带队，到这里帮所有人把行李搬上了车，我是队伍里最后一个人。快到我的时候，年轻的警察小哥身体扛不住，忍不住说了句“老腰直不起来了”，最后我前面从马拉西亚回国的大叔帮忙一起放完了行李。
不知道大巴开了多久，我在大巴上居然又睡着了。到检测点的时候大概是早晨5点半。我以为监测点会是一个像医院一样的地方，才发现其实是搭建的半户外简篷，工作人员在这里应该也是24小时无休了。
在这里，我拿到了属于我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珍贵的试剂盒，人因为刚醒还有点迷糊。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经历了一次特别不寻常的检测，也有点自责由于这个时候回国还消耗了一个宝贵的试剂盒。
检疫医生在每完成一个人的采样之后，都要换一件防护服外套和外层手套。我坐在里面取样的时候，她要戴上第二层手套十分困难，表面都是汗水雾气，而这才早上5点多。我对她说，“辛苦了”，她只说了“应该的”。这差点成为这一天我的第二个泪点，但为了不给她添麻烦，我憋住了。
检测时用到了两根棉签，硬棉签用于口腔采样、软棉签用于鼻腔采样，鼻腔采样时很有要打喷嚏的感觉，但忍住了。检测结果要等待6-8个小时，我才知道原来检测点旁边就是用来隔离休息的酒店，到了房间，我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红烧牛肉面，我感激地迅速吃了两天内的第一口热食，又倒头睡着了。
约莫下午3点，酒店前台打来电话告诉我可以准备回家隔离了。这也就意味着，我的检测结果是阴性！迅速通知了在美国的伙伴们，至少让他们稍微安心一些。
得到通知后，我登上了回家的大巴，闵行区差不多同时出检测结果的旅客一共10个人，由大巴统一送回家，第一站是隔离酒店，下了6个人；第二站是莘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下了3人，我又是最后一个。跟我小区街道联系上后，大巴把我放到小区门口，由工作人员接走，下午4点半我就到家了。由于我的家人早在两周前就通知了街道居委会，声明跟我一起居家隔离，所以我能回到家里。否则不满足一人一户或一家一户隔离条件的，需要去酒店集中隔离。
23日早上10点，社区医生、街道居委和街道民警上门访问，有居家隔离的表格需要填写，提供了垃圾袋，在门上安装了出门感应器，拉了一个微信小组。我和家人每天上午下午均需要测量体温，拍照向医生汇报，有任何不适需要第一时间联系医生，每次开门需要在微信小组报备。
就这样，我的居家隔离14天正式开始了。
3月25日上午，闵行区防疫站医务人员打来电话，核对身份信息后，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我所搭乘的纽约-上海东航飞机上有一人确诊新冠肺炎，目前我属于一般接触者。
虽然以纽约的爆发情况，同机有人确诊在我意料之中，我仍然很紧张，想问更多信息，但工作人员为保护病人隐私也无法透露太多，询问了我是否全程带好口罩，如有做好自身防护则不用太担心，这两天增加体温检查次数。这个电话过后，除了社区医生，我的联系人清单里还增加了检疫站医生，每天上下午联络。
突然之间成了两个医务人员的牵挂，占用了公共资源，我还是心里觉着有点虚。希望同机乘务员、飞行员、乘客们，都一切安好，病人也能早日康复。心想原来“正常生活”真是一件奢侈品，希望尽快回到那样的“奢侈”当中去。
自2020年1月起，三明治向全球的华语写作者征集世界视角下的疫情记录。“三明治”这个词汇，反映的正是世界的矛盾性、非简单化和多样性。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了来自英国、加拿大、美国、阿尔巴尼亚、日本、法国等地的故事，留下疫情阴影期间的真实生活切片。接下来，我们将在动荡的多元化进程中，用中文乃至更多语言写下每一个地方生活的独特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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