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呆，上伯特利去 ｜三明治
在小镇出生，成长到十八岁去北京上学，在城市里生活了五年，时时入梦的却仍是在小镇上孩童时期的那些场景：街市、小学、教堂、河流、大山。虽然别人说起我来自温州时，总带着某种戏剧化的想象，但在我眼里，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在除了做生意外，有更多独特的文化、宗教、民俗象征。我想把这种复杂的多面性写下来，那么，就从教堂开始吧，就从教堂里的阿呆开始吧。
文｜若冰
每个教堂都至少有一个傻子。
伯特利教堂的傻子叫阿呆，用温州话方言发音是阿唐，唐是一种骂人话，意思是脑子有毛病。教堂里没有人叫他的名字，我们都只知道他是阿呆。
我所出生长大的小镇叫北白象镇，商业区和居民区沿着名为白慎河的小河延展开，向外是大片种植水稻的农田，绵延的丘陵将这一切抱在怀里。早些年，小镇路上偶见趴在地上行走的乞丐或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并不稀奇，但若遇到像阿呆一样穿着黑麻麻的破衣裤看起来就臭臭的人，奶奶妈妈们总会握紧孩子的手捂着嘴绕路而行。
但沿着白慎河穿越田野，在山脚的这座小镇最大的教堂里，阿呆和其他会众一起参加礼拜、同桌吃饭，领受来自上帝的话语。除了阿呆，伯特利教堂接受任何人，无论外地打工者、乞丐还是流浪汉。在占小镇10%以上人口的基督徒心中，“伯特利”是神的圣殿，是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应许雅各的丰富产业和衣食之地。
北白象曾是温州南部的一个农村，爸爸十几岁时还割过稻田，不留心把小拇指指甲盖割成两瓣。2000年，政府投资近2个亿，北白象镇，是温州市南边的一个工业小填平大片农田，建起18.5万平方米的厂房，由此以后，低压电器、建材、铁皮、服装、小商品、摩托车、矽钢片、螺丝标准件……各种小店像春笋一样冒出来，彼此紧挨在街道上。也是那时，白慎河渐渐变得愈发污浊，姑姑从小学接我回家的时候经常感慨“我小时候还在这条河里游泳！”，而我看着河里翻白的鱼肚，捂着鼻子感到难以置信。
工业使农民们从胼手胝足的农业劳作里解放出来，填饱了人们的肚子，却没法进一步滋养人们的脑袋和心灵。仅仅“丰富产业和衣食”，无法让人们坚强地抵御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突如其来的疾病总能瞬间压垮一个没有什么积蓄的小家庭；女人们面对沉迷喝酒赌博的丈夫，只能默默支撑着家庭的完整；男人们永远羡慕同村那个去外地做生意发了大财的弟兄，醉起来只得对着妻儿老母亲破口大骂。
人们搞不懂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便很容易转向宗教。阿呆的母亲便是这样。面对这个天生弱智的儿子，她在伯特利教堂的大家庭里寻找到了慰藉。阿呆从出生起便被母亲带到教堂，但却没有像其他教堂里的孩子一样上主日学。母亲是不敢把阿呆一个人放在其他孩子群里面的。
主日学是教堂的学校，相对于教堂的主楼，设置在侧楼。每个周日，家长在教堂主楼的正堂里聚会，孩子们便在主日学里上课，我们唤老师为“阿娘”（温州话，婶婶）。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在这里跟着阿娘学唱诗歌，学圣经故事，祷告。
小时候，我和主日学的其他女孩都很怕阿呆，生怕在楼梯口碰到他。若是不巧四目相对，他便对着我们歪着嘴笑，露出几颗黑黑的虎牙。他笑起来不像笑也不像哭，但五官像是在脸上错位了，甚至还会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叫声。我断定那一定不是人类的语言，一看到他便拔腿就跑，脑中只想着“千万不要追上来啊！”
阿呆偶尔会出现在我们的课堂上，坐在最后一排，不说话也不唱诗歌，放学时跟其他孩子一样领一份下午茶点心；有时他也坐在大人们参与聚会的主堂最后一排，与一米高的舞台上枞木色的讲台后面讲道的牧师，隔着几十排整齐排列的棕色长椅和几百个黑压压的人头。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他常常努力伸长脖子，看得到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猩红色幕帘和舞台上巨大的十字架，在牧师带领全部会众祷告时，他也会闭上眼睛，一脸虔诚。
在孩子眼里，隐藏在大山脚下的教堂是一座巨大的城堡，站在马路边，只能看到藏在居民楼后面若隐若现的小门，只有沿着坡道走上去，有着能容纳上千人的聚会厅和食堂的主楼和六层的侧楼才显现出来。在这里，再大的诗歌声与祷告声，也能被后山黑黢黢的树林吸收进去。
每个空间有规定的用途，不可逾越：一楼是停车场和外地人聚会点，二楼是整齐摆放着上百张砖红色木桌的食堂，三楼是入场必须保持手机静音的聚会正厅，吵闹的小孩子是不被允许进入的；侧楼的一个个格子间教室依次排列，幼儿班、小班、中班、大班，从刚会说话的孩子到高中生。
但阿呆却穿梭在各个空间，出落在教堂的每个角落。
阿呆是个大人吗？他一米七多的个子，虽然瘦的像一根竹竿，但确实和大人们一般高了，大多时候坐在成人主会堂里，不属于主日学任何一个班级群体。圣诞节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要准备节目上台表演，阿呆从来只是和其他大人一样坐在观众席。
阿呆是个小孩吗？中午，我们孩子们跑到教堂门口小河边那间独立的木质小房子，花上几块钱硬币，夏天从那里得了清凉梅和旺旺碎冰冰，冬天则有辣条和眯眯。阿呆偶尔也出现在零食铺门口的大树下，一个人吃着棒冰。
阿呆是伯特利教会的人，还是只是像那些来蹭饭的外地人，只是想找个周日呆着的地方？几乎每个周日我都能见到他，甚至周日以外的小组活动，他也会来参加。在每周日五菜一汤的午餐餐桌上，我常常坐在桌子上抱怨着饭菜难吃，斜过眼睛望见阿呆在食堂里游荡。我从没见过他和其他人同桌吃饭。在大多数活动为集体形式的教堂里，他的存在是孤异的。
他也是像我一样，从小跟着妈妈或者奶奶来教堂的吗？他为什么不跟着唱诗歌，祷告？其他大人都不觉得他奇怪吗？
直到我发现，大人们并没有对他熟视无睹。那天，在教堂办公室的门口，阿呆被围在一群年长男人的中间，眼睛红红的，嗓子里含糊不清地发出低吼。他们是教堂的管理者。女人们在人群外议论纷纷，我听到她们说，阿呆偷了办公室的东西。
偷了什么东西？我问。
小孩子不要打听这些，阿娘说。
是的，作为教堂里的小孩子，我们跟着阿娘学唱诗歌、背圣经，每餐吃饭前，重复阿娘的祷告词。我们被关在侧楼的小小教室里，如果将圣经背得烂熟便能得到礼物，每个下午领到好吃的零食点心开心散学，对主楼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知之甚少。
我其实也没那么关心阿呆。
后来我去了县城上学，就不怎么去那所在村子里山脚下的伯特利教堂了。再去是大学的暑假，我也从儿童主日学升学到了大学生团契，看到阿呆坐在最后一排，捧着圣经和赞美诗歌本，嘴唇跟着牧师一张一合。
我这才向教堂里有经验的牧师问起他。牧师说，阿呆已经快四十岁了，出生以来就是哑巴，智力偏弱，从小便跟着母亲来教堂。阿呆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帮他在电焊厂里找到了工作，但阿呆的父亲不信主，硬是叫阿呆不要去上班，阿呆便没有再工作，渐渐染上了很多坏习惯，比如从不洗澡，比如偷东西。
在教会里，我们很容易分辨两种家庭：一种是从祖辈就信教的基督教家庭，他们通常每周日举家浩浩荡荡地来做礼拜，像是教堂里的模范；另一种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后来信教的，常常是妈妈或者奶奶带着孩子，在教堂里，他们是单亲家庭，总是显得更加疏离。若一个女人嫁到基督教家庭里，很快也便受洗成为基督徒，而在非基督教家庭，女人们往往无法说服自家男人信教。
阿呆家就属于第二种。但是，阿呆的父亲为什么要因为反抗妻子信教，竟责令儿子不要工作呢？我想起不信教的爸爸，也常常笑着嘲讽奶奶迷信，而面对执拗的儿子，奶奶只会皱着眉头像咒语一样反复念着：“靠救主！靠救主！”
所以，在基督徒家庭给孩子挑选配偶的时候，首要条件是“信耶稣的”。这不仅出于圣经教义，人们都眼见过或多少体会过，宗教观念不合会给夫妻关系甚至是两个家庭的关系带来多大的麻烦。
阿呆成年后走丢过两次。二十来岁的时候他整整一年没有回家，但后来自己回来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又走丢几个月，后来也走回来了。
“家人没有派警察去找吗？他自己是怎么出走又回来的呢？“我偶尔在小镇街区上会遇到眼神漂泊，身体也漂泊的奇怪的人，我一直以为，那样的人都没有家。
“不太清楚，可能找了，但也没找到吧。“牧师耸着肩。
我想起，小镇中心街区总会撕开几个裂缝，暴露出狭窄湿冷的小巷，小巷里的墙面上、电线杆上，性病广告、办证号码、寻人启事张贴在一起。长大后，我偶尔去阅读过，寻人启事大多寻找的是老人和精神病患者，这些年来又多了很多寻猫狗的启事。这些寻人启事上的照片大多没有什么笑容，透露着一种可怜相，但很快又会被各种广告传单所覆盖。
我回忆起阿呆偷东西的事情，问：“他偷了教会的东西，大家对他对看法怎么样呢？”
“阿呆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人，他不洗澡，很脏，很臭，还偷东西。其实大家很少有人是发自真心接纳他的，去接纳他的臭味。但我看到的大家大概就是尽量忍着，当然也会有一些人比较直接地会去攻击他，想把他赶走。也有的。“
”那您觉得对于教会里的人来说，不是发自内心的去接纳他，那是出于什么原因去接纳他呢？“
“按照圣经的教义，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知道要接纳，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们努力试着去接纳。”牧师说。
比起教堂外的世界，阿呆能在这里找到更多爱与尊重。只有在教堂里，大家会对他客客气气地说话，容许他穿着脏臭的衣服坐在圣殿里。四十多岁的阿呆仍然游手好闲地活着，在母亲和哥哥的庇佑下，在上帝的保护伞下。
但在小镇上，即使是头脑正常，四肢健全的男人，也不乏像阿呆一样，无所事事一辈子的。温州人从来没有新闻稿或者电视剧里呈现的拥有“东方犹太人”一般的群体性的经商智慧，那只是乘上了中国经济发展快车的极少数“土豪企业家”所书写的神话。
既然是神话，便有其个殊性与不可复制性。大多数人只是从吃不饱饭发展到了能吃饱穿暖，这便足够了。作为一个平凡人，生活中总有各种不顺意，总可以坚忍地背负着，实在背不动了，还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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