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硕：一个自称“典型的新上海人”眼里的安福路及周边 ｜ 555 Project
文丨若冰
“这是我到上海20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555街区不只是东方巴黎、东方好莱坞，而是属于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都不同的独特城市。”王建硕这样对我说，“这座城市的名字叫——上海。”
1999年从交大自动化系毕业，王建硕经历了微软工程师、eBay内部创业、公司上市的一系列经历。他踩着中国互联网1.0时代的创业浪潮在上海实现了人生各个阶段的跃迁，却在浮躁的中国互联网行业中显得低调而保守。
对于典型的新上海人而言，2000年买房的第一选择是莘庄，2005年左右的第一选择则是浦东，而对于老上海人来说，对住房的选择从来没变过——无论面积大小、价格高低，就是内环的这片区域。随着中心城区房价水涨船高，一些老上海人买房的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与其高价在内城买房，不如去浦东买一套更大的房子。
虽然自称为“典型的新上海人”，王建硕却反其道而行，从20世纪末到2021年，他的居住地不断向上海老城区中心靠拢。2018年，他搬进了555街区的一个小区。王建硕毫不掩饰他对这片街区的喜爱：他吸收国际前沿的技术与商业理念，认可西方世界的先进价值观，喜欢这里舒服的咖啡厅与茂密的梧桐树。
“对西方世界的一致向往是在每个上海人骨子里面的。”他这样说。
长乐路常熟路的咖啡馆，王建硕绘制
我和王建硕就约在他家对面的一家咖啡厅，他还叫上了他在555街区的两位居民朋友，锋哥与马特。1994年来到上海，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的锋哥带来了一本《长乐路》，说是“临时抱佛脚”。他告诉我，2003年安福路汇贤居小区的一套房子是2500美金每平米，顶楼是6500美金每平米。购入汇贤居的房子，除了预算和新旧以外，锋哥很看重这片街区的丰富性。不同于我对附近西式餐厅比较多的认知，他把这附近的中餐菜馆像报菜名一样给我报了一遍，上海菜、湖南菜、鲁菜、粤菜、江浙菜……还有不断涌现的潮流网红餐厅。
马特则属于更年轻的“新上海人”。他从成都来到上海上学，妻子是上海本地人，婚房的选址更多是妻子的意思。他在上海更外沿的商圈上班，做品牌类工作，每天坐班车上下，对这片街区的印象是生活比较便利，比如“下班后吃夜宵可以去乌鲁木齐中路上涮羊肉”。
王建硕是三人中最晚搬入555街区的。他第一次来到武康路的时候还在2003年的大修整前，那时候武康路还是一片静谧的居民区，偶有几家洗衣店、理发店、超市的小门店。王建硕那时曾在交大附近上班，每天走路从交大进出，可以找出一条只有人能够通行、没有任何车辆的隐秘路线。
王建硕把555街区形容为“城市里的小乡村”。从永福路到乌鲁木齐中路正圆烩面的小路上，晚上走在里面，安静得甚至令人害怕。在这些毛细血管里，仍存在城市路灯照不到的黑暗角落，这种只能在乡村找到的黑暗竟然在城市的正中心尚能寻觅得到。
安福路169号洋房，图源王建硕所绘
在高楼林立的上海，为什么会找到这样一片法国乡村别墅风的街区？
如果你问到任何一个老上海人，他们大多会给你讲起20世纪的上海历史——法租界、文化名人、电影产业。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在位于外滩附近的英美租界被称为“公共租界”，更像是一个自治体，而现在555街区所在的法租界片区则由法国政府主导管辖。从那时开始，前者便更看重商业效率，建了高密度的商业设施；而后者则被法国当局定义为生活区，建的是花园、别墅、小洋房。
1930年代，上海是东西方交流的桥头堡，是冒险家的乐园，充满魅惑的可能性。当时上海生活的便利性质极高，和香港一样，是全球唯一几个免签证的大城市。西方买办在这里做贸易挣钱，有钱程度甚至超过当时的巴黎。一群富得流油的有钱人开始在这片没有任何历史基础的乡村里建最漂亮的房子。那时555街区有自己的“city code”：所有的建筑不可以有围墙，必须是联排或独栋。
王建硕见过最辉煌的西班牙建筑不是在马德里，而是在哈瓦那。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整个南美，把巨额财富重新运回哈瓦那，再运回西班牙。当时的哈瓦那是一个在广袤的南美和西班牙之间的桥头堡，这个位置后来被香港取代。而上海，就是400年后的哈瓦那。
也正是在那时，上海的艺术、建筑、电影蓬勃发展。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浪潮下，起源于法国巴黎的艺术运动ART DECO在上海租界区的新兴建筑群中进化出一种全新的海派文化魅力，而纷纷建立的内外资电影公司与大大小小的电影院使得上海一度被称为“东方好莱坞”。
在王建硕眼里，上海虽然是西化的，但却不是一个复制粘贴的赝品。直至今日，555街区仍然是西方人来到上海工作时首选的居住地，像王建硕一样的新上海人搬入了这片最彰显上海国际化风格的街区。
五原路281号住宅，图源王建硕所绘
近年来，“士绅化”这一社会学家用于描述最近二三十年如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等欧美大城市的变迁，常常被用于上海的555街区。它指代中产阶级迁入内城与随之而来的社区重建所引起的房价和租金上涨，使得内城的低收入居民被迫外迁的现象。美国人史明智曾在《长乐路》一书中记录下21世纪初上海租界区的“拆、改、留”，当时因居民与政府冲突而没有被改建的麦琪里至今仍然是一片搭着工棚的荒地，里面住着这片街区最低收入的居民，抬头望过一条小街，对面便是几十层高的汇贤居。
麦琪里，对面是汇贤居，图源王建硕所摄
现在的555街区如20世纪初外国人蜂拥而入的上海，充满了来自上海以外的新移民。在繁荣的街区商业背后，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的冲突存在于这片街区的住房空间。中产阶级在武康路买下一套花园洋房，但有时候会遇到其中一角仍然被原住民所占据。在相同的空间下存在着两个不同阶级截然不同的经济状态：一方是连一双破拖鞋都舍不得扔的原住民，每个月靠几千元的养老金生活，另一方是花了2亿买下花园洋房的新上海人。
“这些地方对于新上海人来说是商品，对老上海人来说是回忆。” 像《飞屋环游记》里那个在高楼大厦里唯一一座的钉子户老头，很多原住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因此不愿离开。马特的一位朋友在附近的一栋历史建筑里买下一层用于拍电影，想把楼上也买下打通时却遇到了困难。楼上住着的老大爷却决意不肯搬走，即使朋友承诺为他购置一套居住条件更好的现代化房产。王建硕在美国见过的一个老头，在硅谷的核心地带有一片可以盖几百户房子的土地，每一套几乎都可以卖出五六百万美金，但却非常坚持地用这片土地种地，坚决不出卖。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失灵了。对土地的眷恋和回忆的情感价值往往是无法商品化的。
除了自愿留下的那一部分，更多人或许是被迫留在老房子里。锋哥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搬出他们12平米的房子，每平米40万，500万的补偿金只能换到安亭的一套小公寓”——但显然，老上海人是不愿意这样不体面地离开“上只角”的。
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纯靠市场经济，王建硕认为555街区全部会变成高楼大厦，上海将会变成另一个高楼林立的东京，“大家喜欢住的这一片就会全部消失了”。他认为，政府对老建筑的保护是一个反市场的行为，但却是政府应该做的行为。
马特在工作中遇到许多ABC和老外，大家在住房上形成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坚决去浦东住大房子，另一部分人则就住在老洋房里的一个小阁楼。对于一部分ABC来说，后者的市井气息能给予他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这种文化血液里的东西能够产生共鸣”。马特的一个ABC朋友每个周末都会去逛上海各种的老弄堂，但她遗憾地发现，上海越来越多的弄堂已经人去楼空，或者已然消失不见。
政府确实在为555社区的繁荣进行努力。根据这几年来新的“city code”，乌中路有一段的商铺变成了统一招牌，五原路上的违章建筑全部被清理。2021年徐汇区人民政府湖南路街道办事处的24.5万财政预算中，有近23万用于城乡社区支出。
有人说统一招牌丑，也有人说比原来好，马特玩笑说“没有办法变成香港那种凌乱美，那就变成统一的丑”。王建硕认为，审美与人的经济收入有关，而社区改造也需要钱。政府毕竟没有为了一时的经济指标把555街区一刀切成整片的高楼大厦，从长期来看，555社区需要把人留住的独特性，在20世纪初，那曾是中西方多元融合的海派文化，而今天，吸引人不断来到这片街区的很大一部分情感共鸣则来自于社交营销所带来的“互联网共鸣”。
“就像五块钱的人民币之于桂林山水，《少林寺》这部电影之于少林寺，小红书之于555街区有这样的推动力”。后者虽然短效、景观化，却能够快速、持续地被生产出来。它们能够为这片街区创造出崭新的、深度的、在时间与空间上可延展的文化吗？商业发展是否会破坏这片街区的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是否是这片街区吸引人的前提？以前由地产大亨、作家或电影明星所呈现出来的555痕迹，是否能被每个更具体的人呈现出来？
这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明治对话王建硕
三明治：你觉得555街区为什么会火？
王建硕：根据XY理论，任何一个东西火都有两个基本的因子，一个激励因子，一个保健因子，保健因子就是这片街区的底子，建筑漂亮以及所有文化底蕴。但是，有保健因子的地方太多了，一定要有一个激励因子让大家知道这里，比如小红书，比如一部电影，甚至有时候只是一个偶然，比如《罗马假日》里赫本把手伸进去的那个洞。
我觉得是以西方为主的网红店把这个街区带火了，可能和法国人Frank前几年开的餐厅有关，以武康庭为首有四家，形成一片生态。
但这个偶然因素一开始只是轻轻地推了这座钟摆一把，其他人持续地推，钟摆就慢慢摆起来了。很多个偶然加在一起，使得这片街区慢慢变得著名。一旦它比别的地方高一点，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有名。
三明治：555街区附近近年来开了很多“网红店铺”，也多了很多游客，你们作为居民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王建硕：没有任何一条马路可以永久繁荣。网红会震荡，衡山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现在555街区的火是一个时尚上重要的概念，时尚必须往前走，所有人都想要去follow最新的东西，而且一个东西不能持续火下去，但必须要不停地变。
有一个专用名词，叫米其林效应，任何香港的一个餐厅只要被评为米其林，便会在一年之内倒闭，核心是租金上涨。一旦被评为米其林，租金会迅速上涨，但卖馄饨的铺子没法承受这样的上涨。这对谁都没好处，这就是一个小街区的经济危机。这是政府需要去干预的。
我觉得武康路已经有一些米其林效应的影子了，现在在武康路花人民币，有点日币的感觉了。
三明治：在这个过程中，网红店正在挤走一些利润薄的老店，是否会削弱这片街区的市井气？
王建硕：我不觉得这个地方的市井气会吸引任何人，因为它不具备打卡价值。市井属于保健因子，很多地方都市井，都有趣。但Elon Musk在某地吃了顿振鼎鸡，就能在一部分群体内部产生震荡。
三明治：近年来政府对包括555街区的一些上海旧城做了一些改造，比如统一招牌，引来一些反对和支持的意见，你怎么看政府在社区改造中的角色？
王建硕：统一招牌肯定是不好的，但是这需要大众审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且这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街区里面最大的美，需要有一个统一韵律。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典型例子：街区里每一户都是窄窄的一条房子，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地装点自己的店铺，就像马赛克一样，在统一韵律的基底上不同。如果完全不同就会显得杂乱。荷兰政府的一个基本经济学设计是，按照门面的宽度来收税，所以阿姆斯特丹的房子都做得极窄、极深，因为越窄越便宜。
统一招牌也是一样，政府可以做出规定，比如招牌不能超过房子的宽度，比如按照面积收费，有了一个内在规律，其他交给店家自己来发挥。
三明治：上海555街区与北京胡同相比，为什么能发展出更繁荣的商业业态？
王建硕：除了城市文化和经济上的基因以外，还有城市街道规划的原因。北京的交通极为糟糕的原因是没有《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描述的那种道路毛细血管。整个555街区虽然是上海人流密度最高、车流最多的地方，但路况远远好于浦东的世纪大道或张杨路。毛细血管的设计首先能增加整体路面面积，其次提供了更多右拐车道。交通畅通保证了商业发展。
其次，北京有个说法是所有商业都只能做两边生意：一种是因为路太宽，只能做一面路的生意；另一种是只能做半天生意，商业区做白天生意，小区只能做晚上生意。老北京的街道和伦敦重建之前的道路密度是一致的，如果没有1666年伦敦的那场大火与后来的重建，伦敦那片城区可能无法像现在一样那么有活力。而555街区是上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起来的，它的道路规划使得商业活力能在全天得到保持。另外，一个街区的这种多样性上极为重要的，富人和保姆可以在里面和谐共处。
三明治：在上海生活二十多年以来，是否感受到上海整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如何体现在555街区上的？
王建硕：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亲眼看见身边的一些朋友和亲戚，从一无所有，来到上海从保安保洁开始做起，直到现在全家包括下一代都住到这里，甚至买好了房子。
1980年代的红利来自于一个大的经济实体在给你拼命撒钱。在互联网增长最快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错觉，甚至纳闷，哎，为什么我什么都不干用户数每周都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是不是所有互联网公司都是这样的？现在回看才知道自己那时候有多愚蠢。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用户就是在飞速增长的，即使你干了点对最后结果毫无意义的事情，用户数还增长了，自我感觉就很好。
在一个电梯里面，一个人做俯卧撑，一个人做仰卧起坐，一个人做引体向上，都从1楼到了20楼。过去20年，只要做俯卧撑就能上到20楼，但现在做死了也还在这层楼。这时就必须思考电梯是什么。电梯就是整个人口巨大的经济红利。在这期间，钱就是从天上花花地往下掉，它就体现到成本很低，收入很高，工人很便宜，东西有人要等等；一旦钱停了，就体现成为工人成本迅速上涨，收入迅速下降，毛利变低。
在中国飞速发展的期间，受到红利哺育最多的城市就是上海，1995年到2010年是上海最辉煌的15年，2010年的世博会标志着辉煌的结束。国家给上海安了一个2500万的人口红线。有一个统计学上比较认可的规律，在一个城市里，每增加10%的城市人口，城市的各项经济指标会多增长超过10%。而现在人口不增长了，国家也不希望上海变成一个超级大城市。
另一个问题是上面不下钱了。当时极低的人工成本做了一个圣诞树上面的小球，美国以一个美元一个收，现在变成了中国从越南以一块钱一个收。
阿兰·德波顿在《哲学的慰藉》里写到，现在的人变得平等，所有人都面临着灵魂拷问，既然你那么聪明、正直、勤劳，而且没有任何像奴隶制一样的阶级问题下，为什么你的钱没有旁边的那个人多？
现在整个世界给人一种变得越来越平等的错觉，无论是媒体报道、父母、朋友，都在灌输一种平等的观念，当你产生这种平等的幻觉以后，压力就很大。我观察过一位长途司机，他从这里开五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一路上都非常紧张，连厕所都是跑着去的，我见到他最悠闲的时候是在加油的时候。加油枪往油桶里一放，哎呀！当他发现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对结果没有影响也没有能力影响的时候，人就会非常放松。
现在在上海的机会越来越少，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但我觉得压力和机会是必须共存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焦虑的人的话，人类不可能往前走，越焦虑，人类向前走的速度就越快。
三明治：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是否有感受到地域歧视的现象？
王建硕：地域歧视整体和个人有关。我个人认为只有会歧视别人的眼睛里才更容易看到歧视。我以前给《时尚旅游》写过一篇封面故事，叫做《六年爱上不正常的上海》，讲述了我与这座城市文化上的不契合，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慢慢消化。但这个问题不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问题，而是任何两个文化的磨合所面对的问题。
我记得95年刚刚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城市如此陌生。对于来自一个古都的人，怎么想得通为什么街道都是那么狭窄，并且毫无方向，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比如华山路为什么可以开始是条南北的路，走着走这就变成了东西方向，却又在不经意的时候折回南北？为什么小的弄堂可以小到似乎猫走过去都会费劲？“或许是历史的原因吧”，我坚持这样认为。或许在这个城市里新建的部分，大家会有些“正常的”规划呢。于是，当我看到交大闵行校区的规划中，在广袤的农田上，先画了大大的两个相交的圆圈，以此作为主干路，把楼房乱七八糟的点缀在路的两旁，我就彻底绝望了。后来又看到浦东的规划，在还完全没有路的时候，硬是一望无垠的空地上，划出了一条从陆家嘴到世纪公园的45度的斜线，命名曰世纪大道。在这条宽宽的马路路的尽头，画了一个1/4圆的一段圆弧，包裹起来世纪公园，命名为锦绣路。上海很特殊，很有趣，有他自己的想法。就像她的道路一样，弯的，实用的是她的精神，而不会是有严格的，有气势的，和容易理解的。
——王建硕《六年爱上不正常的上海》
三明治：555社区做什么才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它能做出自己的东西吗？
王建硕：555这个社区本身不具备任何向外输出任何东西的能力和条件，因为它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不符合市场规律，更多源于个人的情绪或情怀，或者政府为了保护文物的一切考虑。能够自循环的社区是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就是“我的存在只依赖于我的社区，与外界无关”，比如说三和大神。三和大神的社区是能够辐射全国的社区，但555社区不行。
但它太独特了，在中国大陆没有，到外国也找不到。
三明治：你们以上海新中产的身份融入到555街区之后，是否觉得自己能够为这片街区带来一些新的文化创造上的可能性？
王建硕：我们生活在这里，并没有义务为这个社区做多大的贡献，但我们都关心这个社区的发展。这是作为居民身份对自己社区的关心。是我们选择了这片社区而不是这片社区选择了我们。每个住过的、来过的人，都会在上面留下痕迹，只不过有的人的痕迹是刻上去的，有的是画上去的，有的人只是摸了一下而已。虽然这些痕迹不大，但是，就是无数人的痕迹构成了这个社区。
俯瞰555街区，图源王建硕所摄
参考文献：
楼嘉军，2012，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业
https://www.guancha.cn/Literature/2012_06_26_80996.shtml
Chunlan Zhao.From shikumen to new-style: a rereading of lilong housing in modern Shanghai[J].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2004,9(1):49-76.
史明智，2018，长乐路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116307/
王建硕，2006，六年爱上不正常的上海
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20060224_caeaecae.htm
王唯铭，2013，ART DECO风格的上海建筑：我心中的上海形象
https://cul.qq.com/a/20130701/015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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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Project 是由三明治发起的在地观察计划，取上海三条小马路“乌鲁木齐中路-五原路-武康路”的名称首字谐音。在四年前书写《我们与我们的城市》，记录五原路这个自发形成的文艺美好街区的故事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再次回访这片街区，通过历史研究、采访写作、声音采集等方法去呈现这个街区里生动的故事，探索和发现一套全新的方法论去呈现和思考街区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启发更多人重拾自己对周边生活的感受力。
编辑 | 万千、依蔓
设计 | luyang
研究员 | 乐乐、许俊杰、小不点、备备、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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