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相差四岁的阿姐，在各自重要的人生节点上从未缺席过 | 三明治
文｜步尔晶
编辑｜恕行
2000年，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家终于在靠近市区的边缘地带拥有了一幢联体屋。房子不算大，三层高，带着小小一个花园。爸妈把屋子的第三层统统划给了我和阿姐，从那时起，我们拥有了一间有着斜顶天窗的大房间，一个书房和一个卫生间。那是我们从小到大以来，拥有过的最大、最完整的空间了。
奇怪的是，即使在装修规划空间的时候，爸妈也从没想过要让我们各自拥有独立空间，而我和阿姐也从未想过我们可以“要求”拥有独立空间。爸妈在我们的房间里建了一个半圆形的榻榻米，上面放了两个单人床垫，中间隔着一个床头柜。我们便觉得心满意足了，从小到大我们都是睡一张床，如今竟然是两张床了，竟然还能各睡各的了，多么自由自在，多么“独立”，足够了。
阿姐比我大四岁，在计划生育的年代里，有兄弟姐妹的还真不多见。我俩小时候是在江苏的某个大厂内渡过的。就和电影《你好，李焕英》中一模一样，我们在厂区里上学、吃饭、洗澡、购物、看病，几乎生活中所有的事都能在厂子内部解决。这些我都是后来听妈妈讲的，我对此毫无印象。
等我到四、五岁，可以漫天野地地乱跑时，阿姐也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但是这年龄差足够让我打心眼里崇拜这个上天入地的小姑娘，每天坠着尾巴似的跟在她身后爬水塔、跳花坛、扒河沿、滚草地。
“你是不是小时候带我爬过什么柱子？那种中空的柱子，里面有铁梯，可以爬到顶的？”我问阿姐。这是我回忆里偶尔会想起的小片段，没有前后因，也没有上下文，就只有一段黑黢黢往上爬的画面。“对啊，爬水塔嘛。”阿姐回答道，“我叫你在下面等着，你非不肯，一定要跟着我爬。”“真的假的……你还爬过水塔？！”长大后的阿姐行动能力堪比树懒，能坐着绝不站着，能慢走绝不小跑。我真的很难想像缩小版的树懒阿姐居然还有蹭蹭蹭爬水塔的时候。
“那有没有我们坐在河沿上，我差点掉下去的事儿？”我的记忆中都是这种小零碎。“有啊。你差点就掉到河里去了，要不是我拼命拽住你的手，拽了好久好久才把你拖上来，大概你已经死掉了……”阿姐托着腮帮子，幽幽地看着我。老妈一脸震惊：“你们俩小鬼头作死啊！还有这事？我怎么都不知道。”
“那河里的水蛇？”
“有啊，那河里一直有水蛇，还差点咬到你。”
“那跳花坛？”
“跳啊，我们大孩子跳你也跟着跳，后来摔下来玻璃戳进膝盖里。”
“那老房子阁楼里的兔子灯？”
“有啊。那个阁楼需要架个梯子才能爬上去，我有一次把你骗上去之后把梯子拿走了，你在上面哭了很久。”
“阿姐……”我挠了挠下巴，砸吧砸吧嘴，叹了口气。“我能活到今天真的不容易。”
江苏的冬天总是很冷，屋子里没有暖气，冻得像冰窖一样。爸妈让我和阿姐互相头对着脚睡，他们说：“你抱着姐姐的脚，姐姐抱着你的脚，你们俩不就都暖和了嘛！”只是我比阿姐矮很多，以至于我记忆中总是有一大堆厚厚的棉被，鼓鼓囊囊地塞在我的脖子里，顶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毕竟是不冷了。在江苏漫长的冬季里，我们彼此的体温就是最好的暖炉。
到了夏天，江苏又成了密不透风的大蒸笼。为了让我们凉快点，爸妈有时在阳台上给我们搭一块板子，架上蚊帐，有时我们甚至直接睡到楼顶天台去。那个时候，我和阿姐的床，便是我们最大的“独立空间”，我们躺在同一个被窝、睡在同一片蚊帐下，就好像可以屏蔽周围的一切，宇宙万物都与我们无关了。
01
阿姐叫尔澹，“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澹”，爸爸说寓意“愿尔如水波纡缓，恬静安然”。我叫尔晶，寓意“愿尔如结晶宝石，坚强明亮”。在漫长的童年里，阿姐始终是我最忠实的玩伴，我们从早到晚地在一起，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一起玩闹。
可是我和阿姐的脾气与名字正好相反，阿姐如宝石般倔强，我像水做的一般成天哭哭啼啼。和我相比，倔头倔脑的阿姐从不服软，怒目直视，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僵持到底，几次爸爸都被她气得团团转，直接轰她出家门，给她身上挂一个筐，叫她滚出去捡破烂。但有一次，我却被爸妈狠狠骂了，还打了屁股。理由就是我和阿姐躲猫猫，我从门后突然跳出来大叫一声，把她吓愣了。爸妈下狠心打了我好几下，严厉训斥我不允许吓唬姐姐，不允许对着她大喊，不允许让她受惊吓。
因为阿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实际上指的就是在胎儿在母体内发育异常而引起的心脏结构异常，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死亡概率。这是一件让爸妈如芒在刺、喘不过气来的大事，但我和阿姐却丝毫不知。对我们来说，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是两码事。我知道不能吓唬阿姐，阿姐知道自己不能做剧烈运动，但是做了之后会如何？会立刻倒地死掉吗？我俩都不太清楚。
“不是因为你姐姐，怎么会有你呢。”这是妈妈说过的话。从前我不懂，后来我懂了。当时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中规定，“其中一个子女经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再生育子女。所以我的出生，是阿姐的不健康所赋予的。如果她生而健康，那世上便没有我了。对此我无法表示庆幸，也无法觉得安慰，只叹造化弄人。那个上天入地的小姑娘，其实只是纸老虎，体内藏着一颗易碎的玻璃心。
为了让阿姐得到更好的治疗，爸妈带着我们返回上海。到阿姐十一、二岁的时候，医生认为她已经可以接受心脏修复手术了，于是她开始频繁出入医院。我也说不清她到底接受了几次手术，只记得大人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讨论来讨论去，我在一边的凳子上百无聊赖得自己和自己玩。在那片记忆中，我失去了最亲密的玩伴，总是一个人玩，一个人过家家、一个人搭积木。偶尔，爸妈会把我带去医院看看阿姐，我抱着一大盒新买的积木，给阿姐看了一眼，承诺等她回家一起玩，又抱着积木走了。甚至有几年的春节，她也是在医院渡过的，我们只能去病房里探望一下，然后留她自己和其他患病的孩子一起过节。她有一张在病房拍的照片，少女阿姐在病人服外，套上了一件妈妈新织的嫩绿色圈圈绒毛衣，对着镜头浅笑盈盈，娇憨无比。
经过手术，阿姐的心脏彻底痊愈了。我又可以毫无顾忌地蹦出来吓唬她了。可是她的右腿神经，因为手术原因受损，不可逆转地萎缩下去。那个上天入地的小姑娘，从此不能奔跑了。
心爱的大女儿从此不能奔跑，这大概是爸妈心中永远的痛，我猜。但是明面上我从没见他俩表露出来，该骂骂，该罚罚，该揍揍，该干家务就干家务，毫不留情，从不手软。只是有些小事就很让我们惆怅了。例如全家包括我自己都默认，留短发、穿短裤，像男孩儿一样到处跑的是我，长发披肩、长裙飘飘，走起路来如弱柳扶风的是阿姐；活泼外向、叽叽喳喳，好像总在欺负人的是我，安静秀气，不声不响，忍气吞声的受气包是阿姐；外面跑腿递话的活儿都是我，待在家里的灵巧精细活，都是阿姐。阿姐终于活成了她名字的样子，安静恬淡，温润如水。而我也逐渐坚硬了起来，如结晶宝石。
每当有爸妈的同事或朋友看到我们姐妹俩，笑眯眯地说：“看出来了，姐姐好脾气，妹妹比较凶。”爸妈一般也不多解释，只会摸摸我的脑袋说：“也还行吧。”这世界上再没有人会比父母更了解自己的小孩了。那个秀气文静的阿姐，内心依然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姑娘，那个张牙舞爪的妹妹，实际上只是一个又怂又弱的小哭包。我们各自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演得久了，自己也就信以为真了。
02
多次的手术，终究还是打乱了阿姐的学业。她休学了一年。或许是不再忍心给童年坎坷的大女儿更多的压力，爸妈选择把中考、高考的“重任”托付在了我身上。当我全身心沉浸在昏天黑地的刷题、背书、补习以及老爸“暴君式鞭策”的时候，阿姐中考后，考入了一所职业学校。在1995年左右，能考入这所职业学校也并不容易，毕业后去向是各大医院的财务室，工作不繁重，收入也稳定，已然是爸妈所能考虑到得最好的安排。或许是童年时候倔强够了，长大些的阿姐很少再有顶牛的时候。只是那所职业学校在市中心，而我们当时住在遥远的闵行，阿姐不得不从中专一年级，开始了寄居生活。
阿姐住的是顺昌路上的石库门房子。这是一幢有着近90年历史的二层半楼的老宅子，住了五伯伯、七爷叔、亭子间孃孃三户人家，再挤进去一个阿姐，住进了层高不足1.5米的阁楼，拢共就变成了四户。日常里五伯、七叔两家还是能照顾着一些，但对一个十五岁的半大孩子来说，总还是辛苦的。
就譬如说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厕所。石库门里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厕所的，家家户户都用木纹雕花马桶，长年累月地使用下来，浅褐色的马桶逐渐变成了深褐色。平常不用的时候有个漂亮的同款木纹雕花的马桶盖盖着，当你掀开马桶盖的时候，必须用另两根干净的手指紧紧捏住鼻子，最好一直捏到擦完屁股盖上盖子才松手。坐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精妙地掌握好分寸，坐得太满容易嵌住，坐得太浅马桶会翻掉……这是个技巧，用久了才能掌握。到清晨的时候，家里的大人们会把马桶拎到后门给回收粪便的工人，刷洗干净后再送回来。阿姐是如何解决厕所问题的？反正我没问过她，她就这么自己解决了。
阿姐开始了每周回家一次摆渡般的生活，可是我始终不能习惯独自入睡，即使爸妈的房间与我的紧紧相邻，我却无论无何不能关门，不能漆黑一片。
当不再拥有那个形影不离的玩伴后，我开始了一个初中小孩漫长的青春期。青春期的小孩到底在想些什么？操心自己不断冒泡的青春痘，焦虑自己不上不下的成绩，暗搓搓地喜欢着同班的男生，对抗着自己如潮水般来去的脾气。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唯独越来越少想起阿姐。阿姐有没有想过我？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会孤单吗？叔叔婶婶对她好吗？她会遇到什么难处吗？她从来不说，我也没问过她。
从那时起，妈妈成了我们家的中央处理器。她就像一个稳居C位的大蜘蛛，周围织着密密的信息网。我们每个人都单线和妈妈联系，说身边的同学，说发生的糗事。我甚至懒得同爸爸说，因为爸爸们从来记不住孩子昨天说了什么。当我要对他说一件事，我将不得不从头捋关系。谁能耐烦把同一件事反复地说，甚至分三个人重复说三遍呢？于是我和阿姐都选择只和妈妈说一遍，爸爸也只对妈妈说。
妈妈默默收集了全家的消息，偶尔会视情况、视心情，当然更多的视记性，漏一点三方的信息给我们，于是我们也就大概知道了彼此的近况。这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庭的四人关系。
03
职业学校毕业后，阿姐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公立三甲医院工作，因为通勤不便利，阿姐依然蜗居在顺昌路的阁楼里。直到我上了大学，妈妈也退休时，爸妈痛下决心买下了如今的联体屋，阿姐结束了每周来回的日子搬回家了。虽然每天通勤依然要花两个小时，毕竟也在可接受范围内了。可彼时，我欢天喜地搬入了大学寝室，接棒阿姐开始每周来回一次的摆渡船生活。
我和阿姐明明是形影不离的姐妹，可偏生每每在成长的关键时刻，总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硬生生错开。我们曾是彼此最忠实的玩伴，相互缠绕着生长，但在几次的错身后，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小心翼翼而又不触碰到对方了。
同处一室的两个人，可以亲密无间，却又互不打扰吗？背对着她，无视她，忽略她，会被指责或者抱怨吗？夫妻间大概是不行的，共同起居，但互不搭理，这是冷暴力。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阿姐就是这样相处的。即使是每周在家两天，我经常也就只留给她一个背影。当然有时我也会看到她的背影，是我爬上我的单人床时，看到她背对我睡着的身影。
千禧年的时候，我拥有了第一台奔腾时代的电脑。那时候的电脑依然是个稀罕玩意儿，父母对它的认知也并没有后来这么两极分化。我对爸妈说：“我要学电脑。”差不多就跟现在的小孩跟爸妈说，我要学奥数一样，是一件无比隆重且正经的事儿。那时除了吃饭，我几乎每时每刻都窝在电脑前，三长一短的猫叫声一起，Modem启动运作便开始拨号上网了。
初初推开互联网大门的那个瞬间，对于一个少年的吸引力有多少？大概就和黑洞差不多，光都无法从其事件视界中逃脱。除了学校，每周双休日我根本无法从电脑前抬起头来。爸妈在干什么？不知道；阿姐在做什么？谁管她。世界毁灭了吗？还没有。要吃饭了吗？好的，马上来。
但是有一些外部改变我还是知道的。当我开始一点一点往书架上摆大部头的世界名著、二月河、余秋雨和李碧华的时候，阿姐在她的抽屉里填满了五颜六色的指甲油，亮片的、哑光的、护甲的、卸甲的排列得整整齐齐，她从不碰我的书，我却总想偷拿她的指甲油。
再过了一阵，一贯乖乖女打扮的阿姐突然非主流了起来，她打了一对耳洞，过了一周又打了一对，再过一周又来一对，两个耳朵上上下下戳满一排耳钉。她染黄又烫卷了一头长发，还挑染了几片亮色。她每天变着法地摆弄她的头发，细巧的手指缠绕出各种复杂的发髻。她的衣橱里挂满了长长短短带流苏的衣服，图案繁复却又怪好看的。还有各式各样的项链、耳环、头饰、发卡、戒指、胸针，琳琅满目，眼花缭乱。妈妈有时候看着阿姐的六个耳洞和一身琳琳琅琅的配饰，会忍不住问：“你搞成这样你们医院不管的啊？”阿姐满不在乎地拨弄她的耳钉，说：“怕啥，白大褂一穿，底下穿得再夸张也没人知道。”
自从搬到三层的联体屋之后，爸妈对我和阿姐的管束越来越小了。两个女儿都已经年满十八岁，需要他们负责引导的人生路已经差不多了。除了规定每天必须回家之外，他们已经很少置喙我们的生活。当然这可能也是缘于我和阿姐都太乖了，基本没有做过太出格的疯事，打扮地怪异点还是疯癫点，这点小事无足轻重。
她还开始哈日哈韩了，她贴在手机上的贴纸是龟梨和也，她捧在心尖上的是杰尼斯事务所的美少年们。这些并不妨碍她在同一时期迷恋着韩国花美男的东方神起和Super Junior。她在一部部看日剧的同时，还一遍遍地刷韩国综艺，每一集都刻录下来，用会计专业独有的严谨和认真，仔细贴上标签，按顺序排放整齐，存了满满一大盒。当年还好没有超话打榜站姐之类的玩法，否则我猜她早晚也能成中流砥柱。
04
等我大学毕业搬回家后，我和阿姐再一次开始了每天同处一个斜顶天窗屋檐下的生活。可是成年后的我们早已习惯了各自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会交流彼此的近况，却从不探索对方的感情。在我看来，阿姐实在太宅了。我在家的时候，阿姐也在家。我出去约会男朋友的时候，她还是在家。我在书房打游戏，她在房间抱着电脑拍着大腿哈哈大笑；我在看书，她在房间抱着电脑拍着大腿哈哈大笑；我拿着手机褒电话粥，她在房间抱着电脑拍着大腿哈哈大笑……
终于有一天，爸妈坐不住了：“你妹都快结婚了，赶快滚去谈恋爱！”于是阿姐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相亲，可是相亲对象们在乎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先天性心脏病好了会不会复发？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腿部神经受损后会不会影响生活？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这些操蛋的疑问让阿姐愈发厌烦起来，相完亲回来便把后续进展扔给爸妈处理，回到房间继续抱着电脑拍着大腿哈哈大笑。爸妈悄咪咪地关着门小心商量，生怕伤了大女儿的心。他们哪曾想过，他们家大女儿心可太大了哟，日本韩国美少年，统统都是她的菜。她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根本抬不起头来。妹妹在干吗？谁管她。世界毁灭了吗？还没有。要吃饭了吗？好的，马上来。
直到某一次相亲，阿姐遇到了后来的姐夫。这次终于开始有了良好进展，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阿姐抬起了头，出门约会去了。她回来的时候，有时一脸明媚，有时一脸疲惫。恋爱这件小事，也是我和阿姐很少交流的内容，那种关门熄灯之后的床头夜话更是从来没有。在生活上我们依然亲密得就像一个人，她一举手我就知道她在找什么，我一抬腿她就知道我要去哪个房间。只是在情感上，我们又好像从未在一起过，我不说，她不问。只是有一次，我在睡前看完了鬼古女的《碎脸》，不可自控地浮想联翩。窗外洒进来的盈盈月光，映照着垂下来吊灯，更是在墙壁上拖曳出长长的黑影。我吓得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抖到半夜终于忍无可忍，悄悄抱着枕头蹭到阿姐的单人床上。“阿姐，我害怕……”阿姐睡得迷迷糊糊，半梦半醒地挪着身体让出半边位置，我立刻钻进她的被窝，紧紧搂住她的手臂。这是我们从小习惯的姿势，也是无数次在黑暗中抚慰我的温度。借助着她暖暖的体温，我很快便睡着了。
在我婚后的第三年，阿姐和姐夫也终于结婚了。2010年，我的女儿许小跳顺利诞生，成为了全家的宝贝。没过多久，阿姐也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不知为何，这么多年来老天在对于我们姐妹俩的命运上，总是对我比较温柔，而给予阿姐更多磨难。虽然阿姐、姐夫小心呵护，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依然没能留住，中途便流产了。妈妈担心阿姐，想尽办法为她补身体。我也担心阿姐，怕她想不开，绕着弯地想去劝她。没想到她却反过来安慰我：“缘分没到，强留也留不住，算了。”我有时候觉得，即使过了这么多年，阿姐其实从来没变过，她一直是那个倔头倔脑的小姑娘，从不服软，怒目直视，僵持到底，于是生活拗不过她，慢慢又还她以微笑。
2014年，软萌软萌的小外甥阿尧呱呱坠地。阿姐当时已接近高龄产妇，妈妈端着她那颗不知如何安放操碎了的心，又给阿姐从头到脚一通大补，补得她就如同吹了气球一般鼓胀了起来。那个非主流少女从此变成了大福娃，笑起来眯眯着眼呵呵呵。
结婚生子后，我和阿姐逐渐搬出了联体屋。那个我们共同的斜顶天窗大房间和单人床，从此空置了起来，只留下了一大堆我们少年时代零零散散的杂物。阿姐的一抽屉指甲油都快干了，一大盒刻录下来的韩国综艺也变成了垃圾，前阵子终于扔掉了。
2017年是混乱的一年。爸爸的病逝，让我们全家阵脚大乱。若不是和阿姐的彼此扶持，我几乎无法想象该如何独自面对。在灵前守夜的那晚，我们让妈妈先去休息，我和先生与阿姐、姐夫围着大圆桌一边轻声说着什么，一边叠锡纸元宝，偶尔互相提醒，起身去换快燃尽的香烛。因为四个人，那漫长的一夜变得如此宁静，如此安详。
我们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关系。妈妈是C位大蜘蛛，我和阿姐各自找妈妈聊乱七八糟的琐事，妈妈有时会告诉我们，有时也想不起来我们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在各自重要的节点上从未缺席过，但电视剧里姐妹俩深夜手拉手、心连心，互述衷肠、抱头痛哭这样的事，以前、现在没有发生过，将来应该也不会有了。
只是每当我看见六岁的阿尧，紧紧地搂着比他大四岁的许小跳，亲亲热热地喊：“姐姐姐姐姐姐，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坠在阿姐身后漫天野地乱跑的自己，嘴里不停歇地喊着：“阿姐阿姐阿姐，等等我呀。”
作者后记
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一个关于自己一母同胞的姐姐会是这么难的事情。脑海中有无数细节，却依然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阿姐。写作的时候，我一会后悔，小时候没能和阿姐更坦诚一些，一会又释然，互不打扰，这是我们对彼此最大的温柔。不管怎么说，在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拥有一个互相扶持的姐妹，这是父母赐予我们最大的幸福。感谢三明治和我的导师恕行，让我在写作中意识到了这个一直在眼前，却总是常常忽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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