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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医患纠纷中的无常:医生是人,不是神

W医生 三明治 2021-12-17


我们把医生视作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 、妙手回春 、手到病除”的人,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期待可能是不切实际与过度神化的。医患矛盾凸显,沟通面临断裂,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状?W医生在6月短故事写下了自己在从业早年发生的一场医患纠纷,她借此故事想表明一个观点:医生是人,不是神。



文 | W医生

编辑 | 胖粒




1997年至2001年,我任职于一所南方城市的综合医院内科和急诊科。几年内分别在心内科CCU(重症监护室)、神经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呼吸科之间轮转,离岗前的最后一站是急诊科。


在国内,作为临床一线医生,最大的体会就是:忙和累,尤其是心内科和急诊科,工作量大,危重病人多。医护人员均没日没夜地三班倒,我在急诊科一个夜班的最高纪录是88个病人,都没人相信。


有一次急诊上半夜班,我被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围着,也不知道看了多少人,忽然有个声音在我头上响起,“医生,喝点水!”一只拿着水杯的手,奋力穿过人群的重重障碍,伸到了我面前,就差把水喂到嘴边了。我连忙推开,“不用不用!”“喝一点嘛!喝一点!”声音在坚持不懈,杯子依然倔强地往我脸上凑过来,不顾我的左躲右闪。我诧异地抬头,目光和声音的主人碰上,竟然是我妈!她来医院等我下班,在我的诊室门外站了半天。


其实学医的都知道,一个门诊日下来,一百多两百个号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儿科。医生要做超人,吃饭喝水撒尿全部靠内功。两大学室友,均为小儿科主任,气质里藏着她们憋过的尿、排过的肾结石、得过的胃病,和痛过的坐骨神经。


1998年初秋,按照医院的轮转制度,我从心内科转到内一科(呼吸消化)。内一科没有重症监护室,需要抢救的病例相对少一些,上班感觉比原来稍微轻松了一点。可没多久,我就接到心内科的H主任通知,因近期心血管科危重病人太多,一线值班医生不够,要临时抽调我回去原科室支援。对心内科来说,我回来是“江湖救急”。而对呼消科的则觉得是“墙脚被挖”。显然坑多萝卜少,才要跨科室地拔。一线医生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和我一起值夜班的是我的老搭档小徐,我的闺蜜加亲密战友。当晚,除了满满一病区的急重病人之外,科室还收治了一位病情凶险的年轻心梗病人,不眠不休忙了整整一宿。病人最后抢救无效离世。随后不久,死者家属把科室告上了法庭,我和小徐是主要被告人。经过长达两年的医疗鉴定和既定的法律程序,最终的审判结果是医院和医护人员方无医疗过失,无需为病人死亡负责。


然而每当想起这个早逝的女孩,我都很伤感。为在生命的无奈面前,被迫“神化”而无法走下神坛的中国医护,为了没有赢家的医患关系,更为了一个早逝的生命。




01


1998年秋的那个下午,七楼内一科的W主任对Z主任说,内二科的H主任在开会时提出,由于科室的医生人手不足,要把我临时抽调回去心内科支援。具体支援多久,没有给出准确的时间,只是说肯定至少要一个月。病房和CCU监护室的病床已经全部收满,每日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在排班上,原班的医护都已经超负荷工作。可是内科的一线医生就是这么些人,只能把人手集中在危重病人多的科室。


当时我刚从战场一样的心内科轮转到消化呼吸科不久,正“享受”着稍微正常一点的值班生活,没想到那么快就又被召回去了。军令如山,马上准备归队。W主任对我在科室的工作很满意,说“让人很放心”,希望我快去快回。医院真的太忙了,科室都在抢人,听说只有好的,能干的医生才会被抢着要,我一听,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热血沸腾。只是当是没有意识到,国内的医院砌的是“万里长城”,多少块砖都不够。


那天下午五点钟我回到心内科,准备值夜班。和我搭班的是小徐,她是心内科护理的扛把子之一,也是我的闺蜜。“你看,全收满了,还这么多一级护理。”她给我看装着满满病历的病历车。墙上的病床安排表,显示“全满”,加床加到走廊,监护室也是收满了。假如再收病人,真不知道该往哪里加床了。


护士站和医生办公室里,都是埋头工作的同事。走廊里有些病人的家属在商量事情。应该下班的时间,科室里却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几位主任正讨论什么,见我来了,H主任把我叫到跟前,说,“你准备一下,可能要收一个本院家属的心梗,病人很年轻,才19岁。刚刚确诊。”心梗以及脑血管意外的病人差不多每天都收,但这么年轻就发病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别说是你,我也是第一次,又是本院家属,所以才这么重视。”H主任把病人大致的情况对我说了一下,和护长一起商量着腾出1号床单间,作为临时监护室,和真正的监护室相互之间就隔着一个走道,一旦有情况,我两边能“跑动”得更快一些。


刚安排好,病人就送上来了。是一个花季少女,脸色发白地躺在平车上,表情茫然。很快她就被安排进了1号床,急诊科的护士和小徐交班,我则快速采集病史,开医嘱。


当时围在病床前的,除了有患者的父亲、姐姐,还有胃镜室的C主任,和另外几位“熟人”。小徐没有被大家的七嘴八舌干扰,她表示要开始护理病人了,请大家离开病房。她拧开了床头墙上的吸氧装置,给女孩吸上了氧气,换上了病人服,并连接好了床旁监护仪,插好尿管,给患者建立了两条静脉通路,又打印出一份心电图,作为记录,并问我,“是不是一级护理?化验单开了吗?开了我好抽血急送去检验科。”她做这一切的时候,手法娴熟,轻盈而稳定,一气呵成。以往我们搭班度过了很多忙碌的夜晚,今晚也将不例外,会是一个不眠夜,我们早已经习惯,只要平平安安顺利就行。


看着病床上女孩惶恐的眼神,我走上前去轻声安慰她:“别担心,哪里不舒服告诉我,我是今晚的值班医生W医生。”说完我指了指白大褂上的胸牌,照片里的年轻笑脸,年纪比她大不了多少。“我是心脏病吗?医生?我不是胃病吗?爸爸说我是番薯吃多了,消化不良。那我的病严重吗?”她问,眼睛里满是疑惑。


我用食指压住嘴唇,示意她“嘘”,接着我轻轻叩诊了一下她心脏的边界,随着手指的移动,薄薄的胸壁下传来沉闷的回声,像暗流击打在岩洞里。听诊器伸进她薄薄的病号服,紧贴胸壁,接收19岁的年轻心脏跳动声,那咚咚的声响,就像远古森林里的鼓点那样,富有节奏,时而近,时而遥远,有时稀疏,有时密集。她手脚发凉,腹部柔软,“有哪里疼吗?”我轻轻问,她轻轻摇了摇头,“头很晕,胸口象有一块石头压着,不舒服,好几天了。”细弱的声音,仿佛一掐就断。我仔细给她做了一个全身检查,一再叮嘱她不可以擅自活动,一定要绝对卧床。她疲惫但听话地点了点头。我展开心电图室送上来的长长的心电图条,一个接一个怪兽獠牙似的波形,宽大畸形,ST段持续抬高,很清楚显示出心肌梗塞的特征。如果不是心电监护仪上一样的波形显示,很难想象这凶险的诊断竟然属于面前这个文静女孩。一个通常只发生于五十岁以上,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这些基础病的人群上的夺命疾病,就这么不幸地降临到了她头上。这么年轻,就要直面生死,我对生命的公平性产生了怀疑。


“好好休息,等药物用上,你就很快会好起来了。先闭目养神。今晚我会一直陪着你。护士也要经常过来观察你的情况,全身连着导线是有点不舒服,但你不可以乱动,需要什么就按铃,要忍耐一下哦。”同样年轻的我,热切地鼓励着她,我愿意相信奇迹,总相信活着就是希望,毕竟我们的人生刚刚开始,来日方长。




02


我随主任们回到医生办公室,从大家的讨论中,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病例。据家属反映,三天前的中午,女孩在吃过番薯后觉得胃部发胀不适。她的父亲是本院医疗系统的,根据她的症状做了一些对症处理,给了一些助消化的口服药,但女孩的消化道症状没有好转,持续上腹部不适,连续几天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有点恶心,精神不振。于是当天下午由父亲带来医院做检查。因为是医院本系统的,他没有挂号,直接带她去了胃镜室,找到值班医生,希望能插队查一个胃镜。


胃镜室的C主任觉得这样很不符合逻辑,虽然女孩的消化道症状持续了几天,但没有其他胃病的病史,也没有反酸或者黑便,建议先到门诊检查一下,再酌情处理。患者父亲表示自己已经对症用过一些药物了,就是因为没有好转,所以才希望胃镜看看,加上孩子几天没怎么吃东西,空腹,正好做胃镜,是什么问题就一目了然了。他认为自己的推断符合逻辑,希望能一步到位,省去一些没有必要的检查。


C主任看着有点精神萎靡的女孩,又多问了她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发热、腹泻,有没有咳嗽或者呕吐,女孩均否认了,只说有少许呼吸困难和胸闷。C主任始终觉得没有必要立即查胃镜,慎重起见建议先去验个血和拍个胸片。女孩的父亲觉得不是严重感染,没必要验血,因此只带她去放射科拍了一个胸片,X光结果显示“心影稍增大”。心影增大,这在临床上可以是好几种可能性,也可能是正常,必须结合临床。此时她的父亲依然催促查胃镜,但被C主任婉拒了,要求她先去看内科门诊。劝说了好一阵子,他依然不肯,言语中表现不满,“都是医院自己的熟人,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做这么多检查?”C主任解释了很久,正是因为都是本系统的人,本着对孩子负责的态度,才要更加慎重。越是有医学知识背景,才越要理解医学的不可知性。女孩的父亲不以为然,咕咕哝哝地带她去心电图室做心电图。


在心电图室,他开始对M主任述说C主任怎么不通人情,无谓的检查要他们做了一项又一项。M主任没理会他的这番牢骚,心电图拉出来一看,脸色一沉,连续做了好几次,都不敢相信眼前的结果:急性大面积下壁心肌梗死。


M主任严肃告知患者家属,病情危急,必须马上住院。到了这个时候,这位父亲依然觉得“不可能”,这么年轻健康的女孩子,好端端的怎么会心梗呢?M主任没有继续和他掰扯,只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心内科H主任和胃镜室的C主任,简单说明了这一情况,大家都立即警惕了起来。只有这名父亲还处在不接受这个结论的情绪里,被大家一顿劝,“孩子的命要紧!”他才开始行动,马上联系了急诊科,用平车送到了心内科。因为不是门诊挂号进来的病人,事发突然,连个门诊病历都没有,我一边详细记录着,一边心里暗暗为这个女孩庆幸,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直接做胃镜,没有做心电图,或者没有做任何处理就回家了,后果不堪设想。


各项抽血和检验结果陆续回来,心肌酶很高,床边心电图也做了好几次,结合主诉和体征,“急性大面积下壁心梗,心律不齐”的诊断确定了。按照H主任的指示,床旁心电监护,一级护理,硝酸甘油静滴,Beta受体阻断剂,阿司匹林和抗凝药,利尿药等紧接而上,吗啡的红处方也开好了。如果事情放在现在,想必这位病人会被马上送到手术室,进行冠脉造影和血管介入手术。但在二十多年前,医院的条件有限,还没有这些先进的急性心梗措施,最有效的手段是争分夺秒用尿激酶或者链激酶进行溶栓治疗,以挽救心肌和生命。


溶栓时间对于心梗的救治至关重要,时间越早越好,发生梗死后的三小时以内最佳,六到十二小时次之。这个女孩的具体发病时间不详,从目前她依然有胸闷的症状,和心电图的表现来看,H主任和其他主任沟通后认为,还是有必要马上进行药物溶栓,有机会冠脉再通。


连线市红会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后,再次确定了这一治疗方案。一切准备就绪后,H主任开始和家属交代病情,溶栓是心梗后一项必要的治疗措施,但有其相应的危险性,主要是冠脉复通后心肌再灌注引起的心律失常,最危险的就是室速、室扑和室颤、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等,这些都是必须和家属交代好的。我飞快开着长期和临时医嘱,并与主任再次确定。小徐很快就过好了医嘱,三查七对后,我们进入了更紧张的工作状态。


此时,女孩的父亲依然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茫然情绪中,似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看看主任们,又看看病床上的女儿,惊得说不出话,半天才咕哝出一句:“怎么会是这样?怎么可能?这好端端的,怎么就心梗了?还要不要再转上级医院确诊看看?我在市医院和红会也有熟人。某某主任和某某院长我也认识。”他犹豫不决,迟迟不能决定是否按照治疗方案进行救治。


回想起来,我是可以理解这位父亲的心情的。任何人都会对这样重大的事情有难以接受的一个过程。任何事情,只有心态上接受了客观事实,才能真正面对问题,接下来“怎么办”的步骤才有意义。在现代医学上,医生为病人所做的一切,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辅助科室、影像学检查,甚至试验性给药,都是在为尽可能准确迅速地呈现这个“事实”而服务,也就是“确诊”。一个疾病的快速确诊,是西医诊疗学中最关键的步骤,是治疗是否有效的第一要素。


“现在不是去追究为什么是心梗的时候,而是要全力挽救她的心肌,她病情很凶险!你要配合我们医生。时间就是生命,已经耽误了太久了。如果不是胃镜室和心电图室的两位主任那么认真,这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孩子还那么年轻,不能再拖了。你也是医疗系统的人,怎么到这个时候,会不尊重科学,不相信医院,不相信专科医生呢?加上我也和红会医院沟通过了,对这个治疗方案没有异议。拖得越久,就越危险。现在这种情况,就已经是要告病重了。下面这几个小时很关键!”


H主任几乎是吼出来的。科室几乎全部的副高级以上的医生,都一同参与了这个病例的讨论。毕竟这个年纪发生心梗,实属罕见,况且还是本院家属的孩子,于情于理,都要格外重视。




03


从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经过一个小时的讨论和斟酌,反复沟通,家属终于签字,同意我们为患者进行急性心梗后的溶栓治疗。很快药物就已经备好,其他措施也准备就绪。


我们再一次走到她床前,向她简单解释心肌梗塞的原理和溶栓的过程。毕竟是一个20岁不到的少女,也许前一天还在开开心心地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万万没想到此时就要和病魔搏斗了,换了谁,若频频听见医生在自己面前讨论“心肌梗死”“心衰”“休克”“死亡率”这些词语,也会觉得惶然无助。她也意识到了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性,脸色看上去比来时更加苍白了。我走上前,拿出简笔画好的一个桃子,指着桃子底部对她说:“这是你的心脏,心脏的这个地方有血管堵住了,所以你会这么不舒服,等这条血管重新打通之后呢,你就好了。”她认真看了看,点点头。“我有点怕。”她说,眼睛里露出了一丝胆怯。“你要坚持,等过了今晚,血管通了,心肌恢复了,你就很快会好了。以后还可以当武侠故事来讲,打通了任督二脉。”一丝笑容在她嘴角牵动了一下,像一只蝴蝶轻轻停在花瓣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包含链激酶在内的各种药物,点点滴滴进入了她的体内,像雨后屋檐滴下的水珠。她是雨滴下面一片小小蓝色的条纹树叶。最关键的是溶栓后的冠脉再灌注引起的心律失常,只要这关过了,情况就好多了。H主任一再叮嘱我和小徐,女孩病情严重,我们要仔细再仔细,认真再认真。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汇报给她或者L主任。此时女孩别的家人也陆续来了,为了不打扰病人休息,我把他们请到医生办公室,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也都意识到了这是一个严峻的局面,病房里气氛凝重起来。


而同时,我还有整个病房的病人要兼顾,尤其是监护室里的其他危重病人。为了及时记录这几个病人的病情,查完房后,我就长时间呆在了监护室。仪器始终是冷血的,病情任何细小的变化,还是要依靠医护的紧密观察。我已决定今晚就这么盯一整夜了,也暗暗希望急诊科不要再收新病人上来。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心电监护裔显示器上的灯在闪烁,发出规律低频的哔哔声,血压心率呼吸血氧的各条曲线在屏幕上无尽延伸,滚动,循环,仿佛没有尽头。日光灯管在头顶嘶嘶作响,吐着白夜的信子。这里,病房里的每个人都穿着清一色的病人服,失去了个性,外在的一切已经不重要,人和人之间暂时只用床号和病名来区分。疾病仿佛又是公平的,它只按照它的规律发生发展,以及演变。它是一台没有感情的痛苦机器,碾压每个人的尊严。


夜幕降临,医院外面霓虹闪烁,公路上车子川流不息,车灯和路灯把夜晚融化成光的河流。


我平静地度过了两小时。心内科的夜,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因为凡特级护理或者一级护理的病人,都需要医护按时巡视,了解病情和治疗情况。今晚的监护室全是一级护理,小徐带着实习护士忙得像两只飞来飞去的白蝴蝶。女孩虽然也是一级护理,但其实更是特级护理,因为我除了坐在监护室里守护原先的几个病人之外,还每隔十五分钟就去1号房查房和写病情记录,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做法。我总是希望,如果我多一分仔细认真,是不是她的康复机会就多一分?每隔十五分钟的查房后,当我在病历上写下“神志清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几个字的时候,心里很虔诚,希望溶栓的药物在她的冠脉里起效,恢复她心肌的再灌注,能脱离心梗的危险期。今夜之后,她会好吗?


忽然,她的心电监护上连续出现了几个室早的波形,并显示室性心动过速。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它的发生显示冠脉再通的瞬间。我振奋了一下,先记录下关于冠脉复通后再灌注心律失常的病情记录,开好了临时医嘱,“用利多卡因”、“碘胺酮”、“床旁心电图”、“急查生化”。走出监护室,把医嘱交给小徐后,我就来到了女孩床前。此时她的脸色已经稍微有了一点红晕,虽然有些浮肿。“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她蚊子般地哼了一声,“医生,我有点饿。”“等病好了,想吃什么再吃。你心脏堵塞了的血管,应该是复通了喔,是好消息。”她眼睛亮了起来。这时小徐也把注射用药拿进来了,给她打上,很快,她的心脏节律恢复了正常的窦性心律,这一关算闯过来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再一次把实时的病情记录写了下来。


晚上十点多钟,H主任忽然出现在病房里。原来回家后,她放心不下今晚的科室,尤其是女孩的病情,特意来看看。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又看了病情记录和医嘱,认为处理恰当,没有补充。“她的病情记录你写得那么密呀?真是分分钟都在监测呢,这么认真。”她赞许。然后她给女孩的家属打了个电话,把她的情况说了一下,告知了溶栓治疗的初步成功。此时我们的心情都比白天略微感到轻松,有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


在H主任准备离开科室前,我们又再一次来到女孩的床边,在她的心电监护前多看了几分钟,女孩子的面容平静,呼吸均匀,似乎已经睡着了。一切就像月光下的海面那样宁静而充满希望。




04


忽然,没有任何预兆地,女孩子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咕咕的痰鸣声,脸上失去了血色,四肢抽搐,双眼上翻,看上去十分痛苦。监护仪上心率徒然增快,原来正常的QRS波形变得像海啸一样排山倒海,一排排巨浪站立着冲过来。我有一瞬间的发怔,室性心动过速转为室扑再很快转为室颤。一种死亡心律,意味着她的心脏失去了的正常节律,不再为机体有效供血。


女孩明显已经意识不清了。“哎呀!糟了!”几乎是没有任何迟疑地,病床边的H主任身体前倾,双臂伸直交叠,用掌根开始迅速地、有节奏地为已经昏迷的女孩做起了心外按压。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快,去把除颤仪推过来!”主任一边快速做着心肺复苏,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我回过神来,立即转身跑出一号房,冲进监护室,把整台除颤器从里面推了出来,一直推到女孩床边。“1床抢救,快来。”我朝护士站喊了一声。听到了我的喊声,小徐迅速到监护室把装满抢救药物的推车也推到了1号房。


砰地一声,150J电击除颤,心律转了过来,由我继续为她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直到心电图重新显现出生机。


四周的空气静止了。仿佛刚才发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更多的肾上腺素、利多卡因和胺碘酮进入她体内。过了一会儿,女孩的神志稍微恢复了,从她涣散的精神看来,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刚才太危险了,你把病程记录补一下。”H主任皱着眉头。她要给其他主任、家属等知会一下女孩的病情。


我在她的病床前足足观察了二十分钟,把每一个医嘱都再检查了一次,需要查的项目也复查了。她闭着眼睛休息,我睁大眼睛盯着监护仪。她忽然轻轻咳嗽,喉咙里仿佛有痰,被单随着她身体抖动了一下。我警觉起来。还好,没事。小徐走过来,叫我也要记得去看看监护室里的其他病人,别忙到顾此失彼了。见我杵着没动,她说,“我让实习生盯着监护仪,有什么马上喊你,你去吧。”


长长的病房走廊,不时传来病人的说话声,咳嗽声,椅子挪动摩擦地面的声音。发药车轮子滚过地面的声音,以及输液结束后的护士站的提示声。走进监护室,里面是各种仪器的信号,人就像走进什么机房重地。生老病死变得如此肉眼可见,思想似乎是不存在的。


夜终于平静了下来。我以为。


“哔——”又一阵尖锐的警报声从监护室外传来,是从1号床那边传来的。我的心一沉,三步并两步冲了过去。H主任和小徐也赶到了。护士实习生在床边呆若木鸡,一句话说不出来,不知所措地绞着手指。女孩昏迷,再次发生了室颤。这一次,屏幕上海浪般的波形全部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细密的浅波浪,死水微澜一般的室颤波。


胸外按压,电击除颤,药物,重复上一次的步骤。这次没有那么顺利,一连除颤了两次,胸外按压了将近五分钟,心电图才稳定下来。她胸前的皮肤被电击得发红,手指愈发冰凉。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觉得她会真的有事,总觉得再重的疾病,在年轻人面前也会网开一面,我只是担心她的胸骨和肋骨,有没有被我按痛或者压断。


她短暂地苏醒过,在一句“医生我很冷”之后,就虚弱得无法再说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她的心脏似乎失去了理智,频频发生室颤。室颤像个疯子,任何手段都难以接近它。已经电击除颤了十多次,“砰、砰”的电流一次次地击打着昏迷不醒的她,像闪电一次次劈落在一个不会动的破碎布娃娃身上。肾上腺素,阿托品,洋地黄,维拉帕米,那么多急救药物也诱导不回她的正常心律。期间心脏就算懒散跳动了几分钟,马上又回到了“罢工”的状态。病床前的我们,车轮战术轮换着给她做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但她的脸色依然逐渐惨白下去,一种凝固了的灰白,四肢肢端也开始染上紫绀,身体渐渐失温。


外面办公室,主任正在和她的家人交代着什么,有人开始嚎哭。害怕的眼泪和额上的汗混合,模糊了我的双眼。已经不知道除颤了多少次,胸外按压了多久,我只知道眼前出现一种假象,觉得她只是在和我们开玩笑捉迷藏,下一秒她就能醒过来。


“医生,求你们再想想办法啊!”“医生,救她啊!她还那么年轻,读大学了!”


“多贵的药,多少钱我们都出的啊!”


“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来医院啊!”


不忍再听。


“她心梗的面积太大了,拖的时间太久了,造成了恶性心律失常,心衰,室颤。”


“正在尽力抢救。”


“告病危,并要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医院对她是重视的,最后参加抢救的人员,除了我和H主任、小徐,还有其他几位主任。院长的电话也打来了,各种指示,各种操作,各种尝试。然而午夜后不久,一切嘈杂都结束了,象一场暴风雨后的海面,夜空里寂静而遥远。


拆掉了躯体上各种监护的她,忽然缩成很小,睡着一般被包在了白色床单里。


忘了那天晚上还做了多少事情,只记得,我补写好全部医嘱和抢救记录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她只不过住院了几个小时,就已经有了这么多页的记录。假如人生是故事,可写的章节大概会很多吧。哪一些是我们自己书写,哪一些是别人给我们记录,无法预知。忙了整整一宿,尤其是做了那么久的胸外按压,我的手臂已经酸得抬不起来,肩带也断在衣服里。吃了几口食堂送上来的宵夜,心中怅然若失。天空一点一点亮起来,我的心里没有半点轻松。


“医生是人,不是神。有些结果,尽力了,就要接受。”小徐拿过我手里的病历,准备交班,不忘给我讲道理。在她眼中,我对自己太苛责。手上治好一百个病人也不觉得特别,有一个不良反应就自责不已。我不是不懂得“尽人事,听天命”的道理,但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可以做得再好一点,更好一点。这是我的职业道德,也是我的良心所在。患者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既然选择了从医,我无法不认真。


但她说得没错,医生终究不是神。




05


早上八点,交班,我把夜班情况详细介绍了,尤其是监护室各病人的情况,以及这女孩的抢救和死亡记录。这是医院平常的一天,是某些人的生命第一天,从此他们有了名字;也可能是另一些人生命里的最后一天,他们的名字和记忆从此一起封存于岁月中。


生活沿着既定的轨迹继续前进。当我渐渐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天H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女孩的父亲去区法院,以“误诊,抢救失误,医护疏忽”等罪名,把科室和我、小徐都告了。他的主要提告理由为:“重大科室任命的年轻医生经验不足,对危重病患观察病情不准确,医嘱正确性存在疑点,导致溶栓复通后发生心律失常时,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同时怀疑护理是否到位,同时怀疑死者突发室颤是药物过量引起的并发症。”现在区卫生局正在调查女孩子的死因以及救治经过,病例已经封存送医疗鉴定委员会进一步审理。


我一度以为我听错了,那个不眠夜的一幕幕在脑海里迅速回放。“我看了病历,抢救前的病历在病人死亡当时就封存归档了。后面的医嘱是在病人死亡后三小时内补上去的,是没有问题的。”H主任非常肯定地对我说。“我看了你的病情记录,你是病情的实时记录者,抢救前差不多任何变化都写了下来,包括再灌注后第一次发生室早的时间、持续时间、用药等等,都很详细,我一看就放心了。再后来我也在场了,尤其是她发生室速和室扑的时候。什么年轻医生观察不准确,真是瞎说。”


我心里除了不服,更多的是震惊。在那个女孩生命凋零的晚上,我一刻不敢松懈地在床旁观察处理她病情的变化,反反复复核对检查结果,细致给药,每分每秒都在仔细监护。当她发生持续室颤的时候,全体医生不愿意放弃,全力抢救。我们和家属的心情是一样的。


从医以来,我能理解那些失去亲人挚爱的悲伤,也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在无能为力的现实前面,很多次我们心有不甘。这份不甘心,又使我们延续着对生活的激情,不至于在痛苦中无限下沉,无法自拔,不至于变成“爱无能”。“医生,求求你一定救救她!”那些痛苦的面容依然会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往往是无助的,凄惶的,因为医学知识的壁垒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高了,治疗的希望全部押在了医生身上。


医院里和区里流言四起,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知道哪一个版本才是真的。甚至有人说,“内科那个很年轻很能干的W医生,也还不是有医疗事故?”“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毕竟太后生了,经验不够。”“哪有说小年轻多吃几口番薯就没命了的?肯定还是有医疗失误。”


那段时间我内心是痛苦的,常常跑去小徐宿舍生闷气。“你又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苛责自己?”她对我永远是这一句。


我总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更多的患者脱离苦海,甚至起死回生。但那终归是一个平凡人的梦想而已。被牵扯进法律诉讼,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工作,每次需要出庭或参加医疗鉴定,或者配合上级卫生机构的调查取证时,情绪受影响不说,也无法正常上班。这给科室造成了不便,也特别打击我的工作积极性,怕做多错多,工作上也开始变得和很多人一样有所保留。这不是一个满腔热情的优秀医生应该有的状态。


这场诉讼历时将近两年,才最终以“诊断治疗无异议,医院对死者死因无责任”为结果结束。


H主任说,“是你的病历、你的病程记录救了你自己。那是无懈可击的一份病历,打官司打到最后还是靠它。如果那天你不是那么认真地写,或者时间上、医嘱上发生疏忽的话,结果就难说了。病历是最容易被揪出错误来的,后来你写的每个字都是证据。”


医学院的老师曾教我们,一名医生,一辈子,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要学会保护自己。关于这句话,我一直不能很好理解。医生的职责,“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唯独看不出来要怎么好好保护自己。医生就应该做医生该做的事情,而为医护人员提供保护的,应该是相应的执业守则和行为规范。医德是伦理要求,医术则在成熟的规范守则里实施。技术和责任分开,相关风险是应该被预计在内的,属于不可控的因素。医护人员必须走下神坛。


前几天和H主任通话,她告诉我,医院的新大楼急诊科有专门的保安了,进医院现在也需要安检了,放心很多。聊起当年抢救那位女孩的事情,她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件事里面你什么经验教训都不用学。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早逝女孩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但抢救她时的过程依然历历在目,具体到什么药,多少剂量,尤其是室颤在眼前发生的那一瞬间。眼看着心电图从纷繁到死寂,那种无能为力,令人心碎。


H主任又告诉我,那位父亲,之后与医院科室当时所有参加诊治他女儿的医生再见面时,总是面无表情,犹如路人,仿佛素不相识,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怎么想。我记得那年在市法院和他擦肩而过时,他已是满头白发。





作者后记


大概在十年前,那时我已经在美国工作,遇到一名口腔癌晚期的病人,她对止痛药不敏感,需要配合安宁医院的临终关怀。医疗保险公司以及医院与我签订了医患双方的责任协定书之后(包括治疗期间发生的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等细则),我上门看诊一个多月直到她辞世。另外一个病人是肺癌晚期,弥留之际,圣彼得医院给家属下了病危,准备转到安宁医院安息处理,那样的话她会一两天内就死亡,但她的其他家人尚未从世界各地赶来,因此希望依然留在医院住院一周,继续生命支持治疗,而这个支持过程需要我的参与。她的家人通过律师和医院沟通,签了“治疗特权书”,责任自负,她最后清醒着坚持了十一天,安然过世。后来她的家人分别给我和医院都寄来了感谢卡。这种责任分明的医疗分工,是正确的保护医生的做法。


执业保险,也是我进入新的系统之后才有的概念。这是保障执业医生权益的险种。每个临床医生都必须购买,没有是不可以开业的。这份保险的保额从几百万到几千万,视赔付的条款而定。也就是说,当发生了医疗事故,最终裁定是医生的失误时,保险公司对患者的赔付款。而裁定医疗事故是事故还是意外,就要靠专门的医疗鉴定机构和律师。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没有定罪或者被捕,医生依然可以正常行医,不受影响。谁都可以提告,凡事讲求证据。需要上庭的上庭,需要庭外和解的庭外和解,一切有根有据,“Good paper makes good people”(白纸黑字,好人易做)。这保障了医生和病人之间单纯就是医疗行为和事实结果的关系,没有医闹,也没有伤医行为。


另外就是执业守则及操作手册。每一个专科都有自己的操作手册、步骤,只要是按照守则步骤做事,医护没有责任。我一个26岁的女病人,一天夜间发生头疼,人一直是清醒的,也没有呕吐,在急诊室等候拍脑部CT的时候就死亡了。尸检结果是“脑溢血”,这本身就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医生按照诊疗步骤来做,因此医院完全没有责任。另外一个病人,怀孕期间因颈部肿大,活检后发现是浸润性的甲状腺癌,应该马上终止妊娠进行抗癌治疗,但病人选择了保守,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甲状腺。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医生为她切除了甲状腺并开始放疗。她的甲状旁腺在手术中被破坏,术后发生钙代谢失常的并发症,肌肉持续痉挛,十分痛苦,癌科医生将她转诊给我,这位病人的所有医生包括手术医生,均没有医疗责任。这在我看来,就是成熟的医疗体制。


我一直认为,具体的医疗手段可以量化,但医患关系不能,因为两者之间不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而是人和人相互疗愈,输出并传递爱的一个过程,这里是需要双方都注入一种感情的互动。这种感情,就是一种信任理解,和互相鼓励的团队精神,我们共同面对的是身心疾病,是不完美的制度,是有限的人为能力。


当病人遇到一个好医生,其中的意义,和医生遇到一个好病人,是一样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果没有这份善念在其中流动的话,对任何疾病,无论怎样治疗,身和心,总有一个它不能痊愈。


在比现在要年轻很多的时候,光知道“爱”是一种能力,于是拼尽全力想要去拥有它、并证明我可以的。却不理解,真正的爱,其实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当一个人善良而心怀悲悯时,Ta是有能力去共情,并学习如何去帮助,去给予,去忍耐,去温和但坚强地对抗世间那些不可控也不可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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