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滑雪意外中失忆，艰难地重建记忆和生活｜三明治
作者｜Elplaneta
编辑｜童言
我感到自己一直在昏睡与短暂的清醒之间来回踱步。回忆几乎没有什么成形的情节，试图捕捉时只有一闪而过的镜头、转瞬即逝的知觉。
像是小时候在河里捞虾，虾子从指缝间倏忽而逝，手掌上只剩下对那种冰凉触感的追忆。形形色色的人，或坐或俯身向我伸出手；脚上被套了一双黄色袜子，凹凸起伏的肌理和粗糙的棉布摩擦过皮肤的质感；几个人站在我面前，满脸期待地问我“能不能认出我是谁”；还有一个女孩说，“你一直冲在最前面，我们都没看见你摔了……”
很多次醒来时，隐约感到自己忘记了一件重要的关于工作的事。一个低沉的女音在说，“我很遗憾，我们失去了这个项目。”
为什么遗憾？失去了又是什么意思？又一次醒来时，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一个棕发女孩悲伤而歉意的脸：“潇潇，我没有想到需要为此承担后果的人是你。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
她为什么在哭泣？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记忆、梦或揣测，影影绰绰，像是一直蒙着水雾的窗玻璃上，被我用粗布袖子竭力擦出的模糊色块，却怎么也拼不出一幅连贯清晰的整体图景。
一个穿着黑色运动衣、面色疲惫的人一直坐在我旁边，我听见自己叫他Z哥。“我想我忘记了一件关于工作的重要的事……”我说。Z哥笑道，“你都这样了还想什么工作。先好好养伤。”
直到最后一次醒来后，时间才开始在记忆的河床中留下印迹。那是2020年2月9日，我意识到自己躺在一个刷成米黄色的房间里，墙上挂着各种医疗设备。我的手背上用蓝色胶带固定着一根管子，连到床旁边的仪器上，手指上还夹着血氧仪。
我问Z哥，“我摔了吗？这是哪里？”Z哥以一种熟练的言简意赅的语气答，“我们一起滑雪，你摔到了头，脑震荡，现在有些记不住事情。我们俩就像两台复读机，每隔两分钟就重播一遍一模一样的对话。”
我说，“那就是说我变成了一条鱼？”因为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Z哥笑道：“这句话你也说了七十多遍了。”
一个银色头发的女医生走进来，对Z哥说我可以出院了。我对她说“我喜欢你的发型”，她笑了笑，没说话，转身离开了。Z哥说，每次她出门前我都会对她说一句“我喜欢你的发型”，如果她转过头来说“谢谢”，我便追加一句“你看起来就像冰与火之歌里面的龙女”，措辞一字不差。如此重复了十几遍之后，女医生再也不回头说“谢谢”了。
我被扶着坐了起来，朋友们帮我穿上滑雪服外套。我坐在床边恍然出神，似乎还在梦境边缘依依不舍地回望。朦胧中，我听到朋友们在议论是在附近住一晚还是直接回纽约。他们似乎达成一致，决定陪我在医院附近多住一晚，以防我情况再次恶化。我听到他们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潇潇的背包呢？”“她的手机没电了，记得带上，别忘了”“她的头盔裂了，还要吗？”脑中一片空白，如同置身事外般迷茫无措。
出院回旅店的路上，朋友们让我猜每个人的星座。结果让他们失望万分。“你不能记忆的时候，猜星座一猜一个准。怎么恢复记忆之后反而猜不准了？”我也懊恼万分，竟然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因为失忆偶得什么超能力，真是亏了。
脑子里像是之前服用抑郁药的感受一样，空无一物。到旅店下车时我打开车门，却忘记了自己要下车，独自在车上呆坐了十分钟，直到朋友们返回来找我。
我还记得2020年2月5日的清晨七点，我在曼哈顿苏荷区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狂奔。空气凛冽清亮，我一边跑一边兴奋不已地计划着那周的目标。
202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秋季刚刚研究生毕业，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想去的设计公司，开始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我还有一份研究助理的兼职，和老师合作一个展览项目。
那天，我正准备去老师入住的酒店和她讨论展览的方案，之后再匆匆忙忙赶到公司上班。周五，我将和往常一样，下班之后和雪友们进山滑两天雪，我还有最后一节单板滑雪课。我二十四年的人生几乎都是这样在奔跑中度过的，永远有应接不暇的事项和计划，即使有怀疑和迷茫，也会用更快的脚步将它们甩在身后。我是如此害怕停滞不前。
此时正努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的我，并不知道七个小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将戛然而止；而三天后，我将与死神擦肩而过而陷入一段长期的停滞；紧接着一个月后，整个世界都将因一场大流行被迫暂停。
我最后的清晰记忆停留在出发去滑雪的下午。当我再次醒来，已经在医院的急救室里。
从医院回家后的一周，我一直在短暂的清醒与睡眠间浮浮沉沉。有几次上岸时，偶拾一些记忆的情景片段，但这些片段都是模糊了时间感的，无法分辨孰先孰后，所以我说不清它究竟是回忆，还是梦。当我试图努力回想，就如同小时候赖床的早晨回味前夜的梦，在将醒未醒的门槛上打捞残片，编织成情节连贯的记忆。我常怀疑我记住的梦境，都是自己下意识的补完。同样，这些回忆片段究竟是真切发生过的事，还是我的杜撰呢？我缺失了哪些，又杜撰了哪些？我或许永远无从知晓。
我想起有个叫卡米洛的人曾穷尽毕生心血建造了一个“记忆剧场”，人类的所有知识被分门别类地存放在剧场的不同区域。我丢失的那部分记忆，也许只是在剧场中被放错了位置，掉进落满尘埃的走廊，或松针覆盖的沟畦，过于幽深而无从唤起。
如果记忆也是一种建构，如何卡米洛的木制剧场模型，那么它也一定能被重建。
我开始在纸上勾勒出一条绵延的时间线，从滑雪前一个月到现在。接着，我把偶然想起的记忆片段都一张张记录在便利贴上。我对照着手机日程表和日记本上的记录，把可以确定的事件贴到对应的时间点上。对于不确定的事，我一一向朋友求证：“我记得有一段路程过于平坦，单板失去了下滑动力，只能由双板队友充当人形驯鹿拉下雪坡，这是周六发生的事吗？”
我还查看了手机上的轨迹记录软件——在摔伤那天，通过不同轨迹的速度记录可以推断出我滑行的路线、救护车的路程、在医院停留的时间。
我将这些记忆时间段按照清晰度分为五个级别：通过努力回忆可以完全想起的、大致记得但如隔雾气的、模糊且碎片化的、如梦境般捕风捉影的、以及完全忘记的。
通过时间线的整理，我将滑雪到出院这部分记忆大致重建了起来，除了摔伤时的记忆永远失落以外。但我仍感到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曾想起，这让我有些心神不宁。我注意到滑雪前三天，2月5日和2月9日之间的日记和日程是缺失的——这不符合我的日常习惯。在这未留下痕迹的三天里发生了什么吗？
出院后，与我合作项目的老师发来邮件，问我进度如何，能否见面讨论。我和她阐明情况之后，习惯性地查看了收件箱。第二列躺着一封斯蒂凡尼发来的信，她是我的同事和项目负责人。“……你有很强的工作和思考能力，很不幸这个项目结束得如此突然，我们都始料未及。我很愿意做你的推荐人，也会在有合适机会时举荐你的名字。”邮件下方的引用是我自己发出的一封信，主题为“感谢和离别”。
我感到自己的目光在这些词句上面来回跳跃，花了很久才连词成句。隐约不安的预感被印证为事实，我终于看清了窗玻璃外密布的阴霾。
我想，我记起来了，那件关于“工作的重要的事”。
出发去滑雪前三天，是一个雪后初晴的周三。我正在调整渲染模型，人事主任突然说经理有事找我。经理是一个微微发福的短发女人，养了一条喜欢在公司里四处闲逛的白色西高地犬。面试时她饶有兴致地问我最喜欢的建筑师是谁，我们还讨论了Robert Wilson的《沙滩上的爱因斯坦》里的舞台布置。
我打开她的宠物门，进入这间办公室，她和人事部长正面色严肃地看着我。她说公司失去了迪拜项目，甲方决议暂停投资房地产，转而投入科技与医疗技术。当初聘用我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现在流产了，其他项目组也没有空缺。
“我们不知道如何安置你。我很抱歉，你被解雇了。”
面试时那种友善而充满兴趣的表情从经理脸上消失了。随后，人事部长高效地拿出了一叠保险文件和保密协议让我签字，并示意我立即去工位收拾东西。
我心内惊愕，但还是习惯性地表演出镇定自若，在有限的十分钟内整理了工作文件，安慰了自责哭泣的组长斯蒂凡尼，并且给部门成员群发了一封感谢和道别信。虽然意外被解雇，但那时的我自信满怀，对找到下一份工作并不太担忧。
而今我面临着离职带给我的重重困难：下个月起我将无法负担的房租；失去公司保险之后的天价医疗帐单；由于脑震荡后遗症无法胜任全职设计工作，学生实习签证也将失效。
疫情的影响也正席卷而来——从隔着海岸为国内情况焦急，到我的华人同事相继被裁员、纽约地铁里出现了戴口罩的华人遇袭事件。人类的、家国的和个人的命运如此清晰紧密地裹挟而来，令我深感渺小无力。此时我握着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哑然失笑 - 出院前，医生说我需要卧床休养，暂时避免工作，问我要不要开病假证明给公司。我欣然应允，全然忘记我已经被解雇，再也不需要病假条了。
“请一定在29日之前出具账单，否则我的保险就过期了，谢谢。”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完这句话后，我放下手机，瘫倒在床。后脑的钝痛像海底的漩涡般一圈圈收紧，似乎要将我的所有话语吞噬，脑袋晕胀，收紧的压力感一直从太阳穴连到眼眶和眼球。
在我试图思考时，脑袋像充满了热带空气般膨胀；而我想要休憩时，纷杂无意义的声音就像鱼群重重叠叠地来回冲撞。
出院后的第二周，每天早上醒来我就开始给保险公司、前公司和医院轮流打电话。三轮发挥出毕生最高英文水平的辩论过后，我已不胜脑力，脑震荡让我的思考和会话能力退化到患健忘的老年人。经过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不懈沟通，保险公司同意将保险延期，医院也同意提前出具账单，在保险日期内支付。
失业后，我不确定自己能否继续负担每月的房租。作为建筑师，我畅想过自己制作一个充气建筑，在街头生活，和freegan团体一起寻找免费食物为生，但疫情下风险太大，计划作罢。恰好有一个朋友听说我的遭遇后，表示在我找到下一份工作前，愿意开放自己的客厅给我借宿。
我面临的另一棘手问题是签证身份。我使用的毕业生实习许可规定两年内失业时长不能超过三个月。而我在学校的研究助理工作并不是一份正式全职工作，无法提供证明。考虑到自己的恢复情况和学校的项目，我面试入职了一家房产经纪公司，时间地点较为灵活，且公司同意出具工作证明，算是解决了签证问题。但内心深处，我为暂时不能做喜欢的设计工作而痛苦。
学校的合作项目对此时的我来说近乎一种慰藉。只有专注于课题时，我才能暂时忘却种种维持生计的琐屑和对疫情的担忧，忘记对于自己的头脑能否恢复如初的焦虑。在我用剪刀细心裁剪照片来粘接模型时，在我和老师讨论如何用一套新的坐标系来重建纽约的室内环境时，我感到被赋予了意义的充实平静。
我和家人视频，问家里需不需要寄口罩等防护品。我妈或许是察觉出我神情异常，问我：“你怎么最近无精打采、萎靡不振，毫无斗志？”那一瞬间，我几乎要将失业、失忆以来的一切和盘托出，眼睛已经涌起雾气，但想到家人远隔重洋的心焦无力，想到当初自己执意赴美留学工作的决心，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把委屈咽回去笑道：“没有，只是今天没睡好。”
花了一个月时间，我终于解决了失忆后面临的天价医药费、房租和工作问题，暂时建立起一个安全的小世界后，外部世界的危机开始真正席卷而来。
一个月内，纽约新冠确诊人数激增八千例，三月底，州长颁布了居家令，纽约进入暂停状态。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大失业潮、游行暴乱、排华歧视让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不安中。我的继续求职也被迫暂停。
三月初，我持续发烧了一周，同时伴随着头晕、腹泻、胸闷心悸。想到每天去学校做项目，与毫无防护的人群密切接触，我极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当时医院早已过载，轻症患者只能在家自愈，有中国留学生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却无法入院治疗，还有确诊华人在医院遭到歧视而得不到药物医治。
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时，我想到一旦突发重症可能陷入的无助绝境，想到一直尽全力支持我却有心无力的家人，竟默默落了一夜眼泪，却又不敢向家里提及。所幸一周后症状好转，后来医生说脑震荡后遗症也有持续低烧症状，而胸闷心悸可能是熬夜做项目导致的。自此，我竟生出一种已有抗体的乐观情怀。
脑震荡后遗症的其他影响更让我深感挫败——我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的阅读思考速度和记忆力显著下降。曾经背课文过目不忘、地理课徒手画世界洋流的我，现在对前一天发生的事都印象模糊，阅读一小时就会头痛反胃甚至发热。但也有益处，我更能全心投入到当下的工作中，心无旁念。
为了从这种“英勇不及当年”的自怨自艾中解脱，我开始学习各种新技能，网站编程、游戏引擎、交互设计。我也开始继续练习舞蹈，疫情下只能线上进行，十几个人一起在zoom窗口里群魔乱舞，好不热闹。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逐渐接受了房产经纪人的临时工作，不再排斥这份“职业道路之外”的经历，而这种接纳让我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技能和友谊。工作之余，我也连载疫情日记，加入了抗疫互助组织，参与了反歧视黑人游行，逐渐从焦虑无力中抽身，看到自己拥有的热望和力量。我的记性依然大不如前，但我开始投入当下，将每一刻当作生活的馈赠。
生活恢复正常后，我重新开始约见我的心理咨询师约瑟芬。听过我的近况，约瑟芬正色道，“你不觉得被裁员和失忆这两者是有联系的吗？”
我反驳，“被解雇那天，我心态很好，我还安慰同事不要为我担心，我很有自信找到下一份工作……”
“但是内心深处，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你的勤奋工作没有得到回报。尽管你把负面情绪掩盖起来，告诉自己没事，但这些情绪仍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自我消化，你怎么能集中注意力在滑雪上呢？”
我沉默半晌。
一直以来都通过自我训练来隐藏消极情绪，以至于无法觉察真实身心状态的我，也许当时的状态也许的确是不适合去滑雪的。只顾行路的我，或许是时候放缓脚步，重新审视和接纳自己了。
现在距离那次意外失忆已经一年半了。前不久我的家人刚刚得知我的失忆经历，如今已成笑谈。后来，我回国继续做设计工作，但公司的工作节奏和强度让我的脑震荡后遗症愈发严重。考虑到自己的状态，我选择了辞职，尝试成为自由职业者，探索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我又一次自我放逐在不确定性的原野，但我知道我将不惧怕未知，而是向一切际遇敞开胸怀，像树木缓慢成熟，安安静静地伸枝展叶。夏天终究是会来到的。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短故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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