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相信爱情 | 三明治
作者｜苏苏
编辑｜恕行
“16楼好像是着火了，电箱电线里有火星，各位老师赶紧下楼去。快点儿快点儿！”
我们在28楼。走楼梯还是搭电梯？我环顾四周。几位老师愣在座位上，和我一样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姿态逃走。
“快点儿啊，都着火了，在干嘛呢？”行政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
办公室的老师们这才缓缓起身，慢慢收拾、移动起来。我和一批行动最快的老师走到电梯厅。我们走进电梯（非常危险，请勿模仿），度过了漫长沉闷的三分钟。
“到了到了。走走走。”老师们出来，像是要享受下午茶一样，围成一圈站在阴凉地里望着眼前36楼高的写字楼。
阳光照得天发白。
那天是7月15日，我入职这家北京的国际教育机构刚好满一个月的日子，也是我从北京疫情反扑以来恢复线下办公的第一天。我试图在人群里找到介绍我进公司的姐姐或是同小组的人，可是没看见她们。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围成大圈，小圈，散落在写字楼附近。我一个人背着电脑包，拿着手机，一会儿抬头望一下写字楼，一会儿假装低头看手机回消息。
“苏老师。”邓飞从人群里窜出来，来到我面前，一米七的个子，在北方的大高个里很难显眼。
自从一起入职那天打过一个照面后，这是我第二次见邓飞，套头衫牛仔裤，戴一副大框眼镜，眼睛却小小的，笑起来会眯成两条可爱的月牙。皮肤很白，这给他多添了几分书生气，斯文得很。太好了，我们两个形成了一个圈。
寒暄了5分钟不到，邓飞说：“要不我们去隔壁星巴克坐会儿，我正好还有点事要处理，这边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走进星巴克，坐在窗子边。
我以为邓飞真的要办公，就坐下拿出电脑。邓飞却问：“苏老师来北京多久了？”这句话像是一个小火星，点燃了我们之间的话题，一来一回，我们在星巴克里聊了两个多小时。
疫情前，邓飞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几年，从高中一直到工作。回国以后，因为早就想当老师，又受到朋友的推荐，他加入了这家教育机构教数学。那个时候，我正在读一本关于新加坡的书，对这座多元的城市充满好奇，于是和邓飞从大学生活聊到华人街区，新加坡组屋和其独有的语言政策，我们聊得很投缘。
直到下午5点多群里通知火情结束，我们才回到办公室各自的工位，邓飞就坐在我工位的后面一排。我打开电脑屏幕，从屏幕的反光里可以看到后排的邓飞。
北京国贸CBD的夏天，充满了建国路八车道上的飞车扬尘，钢筋混凝土工地的叮当作响，和建外SOHO每天鱼贯而入的人们的汗水味。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培训后我开始正式带课，恰巧教育机构也迎来了暑假的旺季。梦想着冲击国外名校的家长趋之若鹜，给机构充大把的钱，把孩子送来这里，希望能进入G5或是藤校。
我的课表立即被塞满。一天六个小时的课是最平常的，最多可以讲八个小时，从早上10:30，一直讲到晚上8:30，而一边讲课的同时，要不断往后继续备课。每天晚上8:30下课，写反馈整理文档到9点，再备课一个小时到10点，足够应付第二天的内容以后，洗漱收拾就差不多是一天。第二天睁开眼循环。
8月4日，我如常在家里奋战着上网课，这一天我要讲8小时的课。下午1:27分，午休还剩3分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位亚洲女生的邮件，告知和我异国五个月、恋爱了一年多的法国男友昆汀长期隐瞒他在本国有女朋友的事实，同时和其他两位亚洲女性保持着恋爱关系。我一直坚信的真诚的爱在收到那封邮件后支离破碎。一时间羞耻、痛苦、愤怒等情绪翻涌进胃里，我坐在电脑屏幕前只想吐。
分手第二天，醒来已经是早上9点，而第一节课9:30就要开始。我匆匆洗漱，换好衣服就冲出门。邓飞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捏着一只711的三明治。看我这么着急，他主动分了我一块三明治做早餐。
这是我开始注意到邓飞的第一件小事。
这个夏天，招我进来的组长姐姐调任去了上海，仅剩的另一名组员很少来办公室。我和邓飞自然而然地经常组队吃午饭。在单调的工作里，有邓飞陪我天南地北地聊天，让我的精神可以从小小的教室飞出去。
8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和邓飞一起吃饭，他问我，“数学组要团建了，你们组去哪里？”我说，“哈哈，我一个人一个组，能去哪里团建呀。”邓飞很认真地说：“你等等，你要不要跟我们组一起去密室呀，我也跟大家伙儿问问。”我没怎么玩儿过密室，但是想到可以放下工作休息一下，我同意了。就这样，我如愿加入了数学组的团建。
那天，经历了一套密室-聚餐-聊天-拍照-桌游的团建流程，我们玩桌游玩到晚上十一点半才各自纷纷散去。同事们都很友好，半个多月以来，我的心情难得轻松了一些。
团建地点离住处不远，大概两站地，我决定走回家。走出密室300米，我接到了邓飞打来的微信电话：“苏老师，走远了吗？”
“没有，我就在XXX公寓前面。”
邓飞说：“那你等下，我马上追上来，陪你走一段。”
他一路小跑上来，在北京昏黄的路灯下影子小小的，很瘦弱。我们一路聊着天，回顾刚才桌游时一些好笑的场景，走到了要分别的路口。邓飞问，“苏老师家住得远吗，要不要送你回去呀？”我指了指路口的西边，“不用不用，你家不是往那边走吗？”他说：“好吧，那你注意安全，早点回去休息吧。”
习惯了在夜晚自己回家，没有哪个男生像这样提出要送我回家。直觉告诉我，邓飞的这一切，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我打开手机发消息给好朋友，告诉她邓飞的这些举动。她说：“这个邓飞，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你都走了，还要追上来。你看，还要给你打个电话，生怕你走远了。而且就这么一小截路，还要一起走，是不是有点意思？”
我那时刚刚分手半个月，同时还在向前男友的学院进行一场痛苦的申诉。听到朋友的话，我有些迷茫。暧昧期的男女，总是经历你画我猜，你来我往。她分析得有些道理，可我脑子装了太多别的事情，顾不上体会这份萌芽的暧昧。于是我打趣道：“害，人家是个gay也说不一定呢。这不是我的生活常态吗？Another gay in life。”
事实证明，邓飞并不是gay。
9月初，北京的秋天渐渐降临。我和邓飞也慢慢踏上了教育机构正轨的生活。作为一个数学老师，他课表上积压的课量达到了我的两倍。尽管这样，我们仍然成为关系很好的饭搭子，一起吃午饭，聊一些和上课、学生无关的话题，新加坡、家乡、社会话题、人生规划，无所不聊。年长我3岁，在异国社会打拼了5年，邓飞像兄长一样照顾我。他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对我的观点充满包容，对我的职业规划给出沉稳的建议。
一个周二，我和邓飞难得同时在6:30准时下班，在电梯间遇见。他问我要不要去吃之前提到的一家新加坡餐馆。我欣然应允。邓飞点了七八个新加坡特色菜，一一给我介绍。
这是一场漫长的盛宴。起先，我们像同事一样聊起学生的趣事，又回顾自己学生时代的那些事。讲到学生时代感情生活，我神秘地问起邓飞：“邓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可以吗？”邓飞的眼睛又眯成两条弯月亮，温柔地回答：“当然可以啊。”
“你喜欢，女孩子吗？”
他的回答没有一分犹豫，“当然。”
他没有追问我为什么，我的脸一下通红，空气里凝结着几分尴尬，但是又有一丝暧昧在浮动。
这个问题，怎么解释都很奇怪。我说：“我是觉得邓老师是个思想很开放的人，应该不会介意这个问题吧。我看你瘦瘦小小的，又很聪明。最重要的是我身边很多同志朋友，我跟他们玩得很来，但是我和直男没有关系这么好的朋友……”
邓飞手托着脸歪着头，温柔地笑了一下，看着我。听我讲完这一段话，我们安静了几秒。在这几秒里，空气一点点膨胀，温度有些升高，我和他“朋友”的边界线慢慢在这散开的暧昧里变得模糊。
既然捅破了一层窗户纸，面前的邓飞成为一个我值得托付心事的人，于是我告诉他：“邓老师，我把你当很好的朋友。所以跟你说这些。我告诉你一个藏在心里有一阵子的事，你听听就好。”他点头。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跟人讲起前男友昆汀欺骗我的事情。我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那最难过的一天的，说完胸中仍然有些郁结的火气。邓飞依然像兄长一样冷静，安慰我，“苏老师现在，需要的是时间。你知道吗，在心理学上，时间会带你走入三个阶段，难过，愤怒，最后淡然。你现在处于难过阶段吧。”我不以为然，认为这种狗屁伪科学式的教科书安慰没有任何作用，我胸中只有怒火，对昆汀的愤怒。
邓飞笑了说：“苏老师别生气。我给你讲一件我的事情吧。”他向我透露了一段读大学时的感情经历，在那段亲密关系中，他也遭受了背叛和伤害。我瞪大眼睛，作为一个听众坐立不安，不知道给怎么样的回应。邓飞却一笑而过：“没事儿，过去那么多年了。早就过了。苏老师就当一个故事听着。”
我和邓飞，是两个一起在感情中负伤的战士。在那天晚上，他温柔地用自己受过伤的心贴近我，托住我的沉重。我以为，有了这样坦诚的表达，伤口会等来弥合的那一天，然后我们会浸淫在爱里越挫越勇。
可邓飞不这么想，对于爱，他躲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每天走进工位坐下，用黑色电脑屏幕瞄一眼邓飞在不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我就会安心。他不在，工作里缺少了一些什么。我的心为邓飞坠落，对他镇静剂般的存在上瘾。
9月的一天下午6点，我约邓飞出来，坐在写字楼附近的长椅上。
我不敢看邓飞，腿来回划拉着，低着头问他：“邓老师，我们现在这么亲近，算什么呢？”
邓飞提高了音量，像是给自己打气：“苏老师是我的好朋友呀。”那个“好”字，格外加了重音。我自作多情听出了一些不一样。
我也提高了音量：“可是我不想做好朋友，我喜欢你。我知道你身上有很多没有愈合的伤，我也是，我知道我们现在不适合在一起，对吗？但是或许我们给对方一些时间，在一起慢慢愈合呢？”
邓飞对我的喜欢提出了质疑：“苏老师，你是因为刚受过伤，而我能给你安慰，才喜欢我的吗？”
在这个问题之前，我浅浅地想过这个问题，坚定地认为我是因为受到邓飞身上稳定、温柔的吸引，才会喜欢他。于是我否认了他的话，“不，我很确定我是因为你是你，才喜欢你的。”
邓飞说：“苏老师，我把你当好朋友，像喜欢好朋友那样喜欢你。”
这句话有些答非所问，我继续追问：“那你有恋爱那样喜欢我吗？”
邓飞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配。”
我急了，说：“你很好的呀，我觉得你很配。”
邓飞却摇头说：“你可能觉得我配。我自己已经不再相信自己了。”
我不理解。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
邓飞说：“我有时候觉得爱太美好了，美好到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它即使是真的，落到我手里就会搞砸。苏老师，我很害怕今天这个场面的到来，因为我害怕失去我们已经拥有的很美好的友谊。今天的话，我们封在一个盒子里，压在我们心里，好吗？”
秋天的风应景地吹过来，搅动路边树叶响起一阵“沙沙”的声音。这段对话就这样被湮没在往来急躁的汽车鸣笛、自行车铃、人们的脚步声中。建外SOHO几十栋林立的白色高楼，每一栋统共三十六层。一切情绪都在这令人眩晕的大楼间静悄悄涨落，没有人看得见它们留下过痕迹。
那天谈话以后，我以为我们封好了心里的盒子，准备继续做“好朋友”。
第二天中午在公司茶水间，我转身去拿冰箱里的饭盒，邓飞从背后，用手贴着我的头发，慢慢滑下来，攀着我的肩，和我对视。他的眼神里有深渊，让我飞速跌落。这是我第一次和邓飞有如此亲昵的肢体接触，我从邓飞的指尖感受到他温柔的能量。我的身体顿时发烫——这个信号让我兴奋，也让我困惑。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是不是他也很喜欢我，只不过内心还没有确定？我是不是只要再多给他一些耐心，他最终会有可能和我在一起？
我大胆地和邓飞有了更多肢体上的接触。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经常爱抚我的头，我时常会拉住他的手，他沉默应允。有一天，我们在他周休时去逛超市，到我家里一起做饭，看电影。坐在沙发上，我有一些紧张，慢慢倒在邓飞肩上。他没有拒绝，接过这个机会，展开手臂，把我揽进他怀里，说，“躺着吧，舒服一些。”我拉着他的手，十指相扣。
这是我最接近邓飞的一次。我以为，这种肢体的亲密代表着他逐渐接受我对他亲密关系的邀约。
彼时正在经历心碎的我，误把这些亲昵的接触当成爱情，用来掩盖我从来没有被爱过的事实。后来我才明白，就算是不相信爱，人都渴望着一些别的东西，性、陪伴、亲密…我对于邓飞可能就是这样的存在。
邓飞一直喜欢猫，用的头像、表情包全部都是猫。小猫对一件事物好奇的时候会不断伸手试探，而一旦安全受到威胁，它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躲到角落里。邓飞也是这样，像一只胆小的小猫。吓跑邓飞的，也许是我的不停追问：“你真的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亲密？你想要在一起吗？”
邓飞在一次晚饭间摊牌了。他说：“苏老师，我不会主动跟人说起，但是我其实有躁郁症和中度抑郁。很久以前，我就没有感觉了。别人说的快乐、伤心，都是我避免的事情。这就是我说的，不知道什么是爱。我搞砸了很多段过往的感情。我不懂得仪式，从不过生日或者庆祝节日，为此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你知道的，原来在新加坡工作很拼，我现在身体很虚弱，心率时常会莫名其妙飙到180下每分钟。我感觉现在活着都需要很用力，感情是我需要避免的事情。”
对面的我，沉稳地点头。我也曾接触过抑郁症的朋友，这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像邓飞如此平静稳定的，不知道花了多久来控制自己起伏波澜的情绪。我说，“对不起，希望你不介意。但是你会好的，会慢慢好的。”
我没有退缩。回家后，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注意事项”、“抑郁症是否有恢复可能”等等关键词。
在我还沉浸于“我会陪你”的自我感动中时，邓飞却一步步悄然撤退。
我问：“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
邓飞：“算了，我中午还要看一套学生的卷子。”
我问：“明天休息吗？要不要出去吃饭？”
邓飞：“明天休息但是给我加了4个小时的课，我好累啊。”
我在邓飞结课的教室里坐下。
邓飞瘫在椅子上，眼神空洞，望着我说：“好累啊。活着 is overrated。”
这个病症像是从天而降横亘在我和邓飞关系之间的一块玻璃，把我和他隔开。邓飞脸上很少再出现笑容。我只能看见他疲惫的躯体，却再也走不进他有趣而温柔的世界里。他的能量颓丧又无力。我时常想，如果这就是邓飞最真实的一面，我还愿意接受吗？
可是谷歌回答说病症不能定义一个人呀。在我面前的邓飞，3个月前是一个温柔、活跃、有趣、稳重的人。哪一个是真实的他？
在我还在进退两难时，邓飞早已全身而退。
菲菲是地道的北京同事，性格开朗豪放，有话直说，从来不藏着掖着，在办公室总能听见她北方姑娘爽气的笑声。同事们都叫她“菲哥”。她很会做饭，有时候到了午饭点，她会从家里带着自己做的一大盆菜，坐在我和邓飞旁边，吆喝上周围一大批同事，和我们围成一个大圈，吃午饭。菲菲的手艺不赖，每次大家都把她做的饭一扫而光。
菲菲还会带饺子皮和饺子馅儿来办公室。邓飞和她一起包饺子。我下课在走廊里遇见他们，别过头去，不想看见。邓飞却叫住我：“苏老师，来尝一个。这是我跟你说过的我最喜欢吃的茴香馅。”好像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邓飞是一个在新加坡打拼了五年的产品经理，他可以稳重、可靠，接近他想接近的人；也可以靠着圆滑的漂亮话，体面退场，不损伤自己分毫。邓飞每一句话都踩在道理的至高点，那些话术像是早已布好的局，让毫无防备的我手足无措地困在他的围城里。
11月的一个中午，还有10分钟上课，我冲回办公室拿充电器，在走廊上正面撞见了菲菲和邓飞。他俩笑得很开心，邓飞的眼睛眯成标识性的月牙形，菲菲的手搭着他的肩膀。看见我的一瞬间，菲菲的手像触电般放下来。我冲得太快，几乎撞上他们，却及时停在他们面前。邓飞向我打招呼，“苏老师。”我没回应，走开，斜眼看了他和菲菲一眼。
晚上9点多回到家，邓飞给我发消息：“怎么了，今天苏老师不开心吗？”
我把手机摔在桌子上。这是什么狗屁问题？！
我向邓飞交付过感情，却没有得到他的回应，现在还要夹在他和菲菲之间，仿佛一个被选择的商品。我不愿意被拿来和别人作比较，这种痛苦早就在两个月前遇见我前男友的两位前女友时走过一遭。早就在感情上破碎的我不允许自己丧失仅剩的尊严。
“没有。”
11月中旬以后，我与邓飞像是约定好一样，不再一起频繁吃午饭，发微信，打微信电话。
我回味着那些和邓飞缱绻在沙发上的时光，顾影自怜那些短暂的被爱抚的场景。北京乍入冬还没有暖气，我在夜里想起前男友昆汀。爱丁堡的冬天很冷，我们裹在一个被子里，我幻想我们会在绵长的人生里相互取暖。
可如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放声大哭。分手3个多月后，日子的边界模糊，白天黏着黑夜一天又一天，我时常睡醒一觉起来分不清是早上还是下午，在家还是在爱丁堡还是在北京，在工作还是在上学。
十二月底，跨越新年的钟声响起。我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朋友们在海底捞里祝福彼此新年快乐。我漫不经心刷到菲菲的朋友圈，邓飞和她，还有几个同事在一起跨年。能一起过新年的人，很重要的吧，我想。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大家2021快乐！2021年不再伤心！”
这过去的一年太他妈伤心了。
1月中旬，邓飞最后一次单独跟我说话。在公司的一个小教室里，他告诉我：“苏老师，公司总部调任我去上海，下周就要动身了。这下，北京少了一个你讨厌的人。”
我受到一阵翻涌的情绪冲击，在人来人往的公司，我的眼眶尽力把眼泪包住。我说：“这么急吗，要我送送你吗？”他再一次拒绝了我，说不必了。我心想，他一定会有菲菲送吧。
当天下午下班，我跑去那个我们谈话开始的星巴克坐着，一个人听着《最佳损友》，崩溃大哭了一个小时。
眼泪、鼻涕、记忆、感情模糊成一团。
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有些人你永远也不要去问为什么，折磨的只有你自己。”不再缠着邓飞问为什么，是放过我自己。
“不过就是一个曾经暧昧过的男人。”姐妹发消息安慰我。“北京还有很多的好男人，和同事搞多没意思。”
我的身上似乎有这样一种对爱锲而不舍、越挫越勇的精神，我称之为愚勇。新年，我要重新开始。
新年第二天，打开交友软件，我很快就刷到了于昊。第一眼看到于昊，我就被他的头像吸引了。他戴着一顶鲜红色的圣诞帽，圆脸，笑得很开心，脸上有一个单边的酒窝，露出八颗白花花的牙齿。
于昊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学历用点罗列出来。他身上有很多光鲜的标签：在一家头部媒体做政策分析，毕业于某知名政经大学，女权主义者。我想象不到邓飞和昆汀会如此自信地把自己的这一面放在社交网络上。昆汀没有社交账号，邓飞没有开通朋友圈。
于昊的气质年轻、活泼，像一只热情的大狗向我扑来示好。我们交换微信，他立即表示，“凡是转发了《人物》外卖小哥的那篇文章的，都是我的朋友！”我想，我身上也有一些标签式的优秀抓住了于昊的眼球。
他很快邀约我见面。因为周末我没法休息，我们约了工作日见面。
于昊的到来，就像是那种闷在暗室中很久，走出房间吹到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第一次见面，他就紧紧钩住了我。
于昊健谈、幽默。他来自广东，说话自带可爱的粤语腔调。他自嘲自己比不上写字楼里傲慢的清洁工阿姨，说，“阿姨是尊贵的北京户口，我们广东到处都是大蟑螂，满天飞的。”走在北京国贸的街头，他说：“啊这个国贸的这个街，我时常怀疑不是走人的，是走鬼的吧。修这么宽怎么都没有人。”于昊准确抓住了南方人在北京值得吐槽的一切，我是他的捧哏儿，对他说的一切都捧腹大笑。
于昊健康。他愿意工作日搭地铁来陪我吃饭，也愿意陪我散步好几公里，从来不会对我说“我好累”。
第一次约会后的几天，我们每天都疯狂地往复消息，从喜欢的粤语歌开始聊，聊社会，聊女性的社会经历，聊人生观，他很坦诚跟我讲他努力成长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不堪的脆弱。人的关系，也许就是一层一层剥开体面，露出真实才得以拉近的。那一刻我相信他是信任我的。一次，他在结束一天的聊天以后跟我说：“想说，我真的好喜欢跟你聊天哦。”
最后我们聊到尺度非常大的话题，他带出了一些性经历相关的话题。因为彼此都是非常开放的人，我很大方和他讨论起自己的一些感受，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于昊发出的暗示。我想，也许和他玩一玩也没有什么坏处，毕竟，他总体是个非常不错的男生。
邓飞离开北京不久，我和于昊第二次见面，我们的关系以一种失控的速度推进。于昊见到我，问我：“我可以牵你的手吗？”他拉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衣兜里。牵手走在大街上，传递安全感的信号——牵手意味着他毫不避讳只属于两个人的亲密。这和昆汀、邓飞都不一样。穿过大北窑公交站一串等公交的燕郊人，我和于昊牵着手放声大笑。我四处张望，心里病态地期待在国贸的某个转角能碰见同事，不知道，可能为了炫耀什么。
晚饭后，我和于昊牵手散步，他问：“我可以去你家吗？”
理智告诉我，这个速度有些快。但在那个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同时分泌的夜晚，面对真诚的于昊，我无法理智做出决定。
我们回家。昏暗的灯，轻柔的爵士乐，我看着我们在墙上的影子，忘掉了邓飞。我在于昊紧紧的拥抱里融化，感觉到“被需要”。
1月底，于昊的热情不再，甚至连周末也约不出来了，总是有加班、赶稿、更重要的工作饭局。在最开始秒回消息“喜欢和我聊天”的他，总是会拖到凌晨1点才回我的消息。经历了昆汀和邓飞两段波折，我早已锻炼出了敏锐的直觉，告诉我于昊一定不对劲，只是内心还有一丝侥幸不愿意承认他的变化。
于昊退出是早晚的，理由也很平庸。2月初，春节前夕，我在上网课，他发来消息，说之前他喜欢的一个女生最近来找他说话。这个女生是清华大学的博士，有着他内心深处渴望着的强大光环。我想，其实最后他说的这番话，才是他真正离开的理由：“你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呀，跟你比起来我很幼稚，我感觉我无法用我的能量去治愈你身上的痛苦。”
于昊的离开是一场早就预谋好的交换，当我身上的标签被另一个标签的光芒盖过，他就会离开。
于昊有一点说得对，我的身上背负了一段又一段没有修复的伤害。这一切都来源于我对“被爱”的感觉有着上瘾般的依赖，以为示好、身体接触、性和陪伴就是所谓的被爱，那就交换同等的东西以表示回馈。昆汀、邓飞、于昊，都是这样。
春节期间，北京又一轮疫情，我和两个朋友滞留在京过年。我再次打开约会软件，同时点选了男和女——这次，我的目标不是找男人，只是想在北京交到朋友。约会软件上一个女生的档案引起我的注意，里面有“pansexual（泛性恋）”“女权主义”“记者”等标签。直觉告诉我，于昊会喜欢这个女生的标签，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昆汀的故事可能在这个女生身上重蹈覆辙。
我和这个女生配对了。我问她：“也许你认识于昊？”
她说：“于昊，是那个广东男生吗？我跟他刚match不久。他是不是把CV挂在自己简介上那个？”这辛辣的嘲讽。
我说：“对对对，还说自己是XX媒体的。我和他见过面，还挺喜欢的，但是他跑了。”
女生说：“害，你快跑。我觉得我们不要被男的骗了。于昊多少有点毛病，主动跟我说自己的性癖好，然后讲自己的约炮经历。我心想：要约炮不然就直说？”
我不知道回什么。握着手机，我头皮发麻，倒吸一口气，但一点也不意外。
在于昊看来，曾经那么亲密交换过想法，难道也就算是约炮的一环吗？而他和我亲热刚过，就立即转战其他人。昆汀给我的阴影笼罩而来，我选择暂时逃避。
我回那个女生：“哈哈，对啊，后来我就把他删了。”
我真的把昆汀、邓飞、于昊的联系方式都删了，手机上的照片也不客气地都删除了。他们是我曾经寄托对爱的幻想的男人，也是来刺破我对爱的误解的男人。
邓飞调去上海两个月后，菲菲有一天突然离开了公司。这个时候，我才从同事那里得知，菲菲也去了上海。她和邓飞在一起，养了一只猫。
在北京这样一座让人喘不过气的城市里，我经常看到男女牵手奔跑在追赶公交的路上。我也在深夜地铁站口目睹一个男人买30块钱的玫瑰花束赶去国贸饭店。每天有很多人成双成对地牵手、亲密、同居、过日子。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感受到爱？
今年6月，我辞去机构的工作，离开了国贸，离开了这个让我伤心一整年的地方。我想，我必须先修复自己，好好爱自己一场，再去打开自己的世界，毫无防备地欢迎另一个人的到来。
*阅读苏苏“爱情骗局”系列
第一篇：《前男友昆汀给我的一场爱情骗局》
2021年快要结束了。这一年我搬离北京，来到上海，开始写作和舞蹈。通过这两件事情，我意识到自己身上以前积累了很多没有消化的感受。过去的这一整年，我都处于渐渐的修复、消化的阶段，也慢慢重建了新的自我，一个原来在爱里患得患失不曾看见的自我。我喜欢的鲁保罗变装秀里，Rupaul在每一集结束时都会说“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the hell you are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那你怎么能爱别人？）”我开始学着先爱自己。
谢谢恕行、依蔓和短故事其他的小伙伴们，陪伴了我三个月的时间，让我得以把以前的经历勇敢、诚实地书写下来。虽然书写的过程中几经混乱、想放弃、伤心，但是大家都温柔地接住了这些不完美，允许我文字中的脆弱、混乱，让这些文章得以成形。我相信“个人的就是公共的”，我一定和很多人都共享着类似的不如意，所以用文字和世界联结，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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