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这个“人越来越像机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新气集

文｜李梓新

“二十一世纪，技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希望与绝望都注定要在技术营造的仿像当中迷失掉。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某种历史的拐点显然已经可以窥见。小说家怎能对这样重大变化背后的内在精神动机视而不见呢？”

这是我在读王威廉的科幻小说集《野未来》时比较欣赏的两段叙述。

《野未来》封面

本期《新气集》，我和读物理出身的小说作家王威廉讨论了技术对人类未来生活的“科幻影响”。王威廉的科幻小说主人公多是普通人，他们生活中产生的科幻情节可能就是未来世界的真实日常。这也让科幻小说的流派有了一种新的可能，即在传统的“硬核”的“进步论”科幻写作之外，出现一种布满“怀疑”的写作，对人类能不能在旧秩序和新的社会结构当中寻找到新的平衡充满了怀疑，但仍然试图向人们展现镜子的多面性。

本期嘉宾

王威廉

文学博士，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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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本期节目内容节选 -

文本整理｜子仪

技术营造的“仿像”

李梓新：本期邀请了科幻作家王威廉老师来和我们聊聊未来。王威廉老师刚刚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说集《野未来》。未来是我很感兴趣的概念，也是最近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王威廉：李老师说我是科幻小说家，我有些诚惶诚恐。因为我并非一个典型的科幻作家，以前写的是一些比较严肃的纯文学，想把科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元素纳入到写作当中，也是一种突破和求新求变。

李梓新：我翻了您书的后记，有几段我很喜欢，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读一读。

“二十一世纪，技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希望与绝望都注定要在技术营造的仿像当中迷失掉。而伟大的作家就是要把人类心灵的敏感与丰富，从这样的迷境中拯救出来。”

这段话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理解起来有点困难，怎么理解这里的“仿像”可能已经触及到我们今天谈的核心命题了。如何理解这段话呢？

王威廉：技术问题是目前哲学问题里的核心问题。如果大家了解哲学史的话，会发现在古典哲学里技术问题是不那么重要的，因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和渗透是有限的。但是经过几次科技革命，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越来越深入了。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大家的生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开始缺乏一种共识。现在大家聊天的时候，如果让大家聊聊自己定义的现实，十有八九都是不一样的。这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如果一个作家对于现实还停留在过去板正的了解上，可能是不负责任的，这也是文学内在的要求——洞见我们的时代。现在的现实不仅是立体的，而是纽结的，在数学上来说变成了一种拓扑结构的、非线性的，不再是传统的线性的时空结构了。

技术通向的未来，

悲观还是乐观？

李梓新：我们是70末80初的同龄人，小时候会经常被问长大后想做什么，如果说想做科学家，就意味着你的志向很高大、很正面。那么在今天来看，你对这个技术通向的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呢？

王威廉：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因为小说是暧昧的，不是泾渭分明的。就像果戈里的小说，我们会说它是笑中含泪的，那这是哭还是笑呢？他不想给出清晰的判断，但并不代表小说家没有判断，他有自己的倾向性，通过小说的艺术最大程度还原事物本身，让你去感觉到悲剧中的喜剧力量，喜剧中的悲剧力量，这也是人类精神的丰富之处和伟大之处。信息化时代我们往往渴望一些简单的答案，因为我们快要失去耐心了，但小说家不是这样的。

李梓新：您是什么时候从理科生转变为文科生的？

王威廉：我刚读大学就有这个念头了。我当时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因为是第一批到这个校区，没有师兄师姐交流。处在求知欲最旺盛，人生最困惑的时候，就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读了大量的书。但这样一来，困惑不是变少了，而是变多了，就发现自己曾经坚信不疑的科学家的梦想可能不适合自己，而自己对人文学科的思索变多了，就在大学二年级转到了人类学系。我在一个理科生的时候绝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物理学可以发现人类的奥秘，但是后来发现宇宙可能离我们太遥远，还是需要先把生活安顿好。那时候，为何而活变成一个特别迫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让我慢慢转向文学，一个更自由的地方，用写作这种更个人化的方式，更深入地挖掘心灵。

李梓新：我想我们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结构，是有一定的跃升的期望的。而今天的年轻人似乎也感受到体肤上的不够舒服，他们要的东西已经是拓扑结构的了，每个人要的都不一样。他们所需要的可能是一种总体上的技术营造的内容，是抖音上令他们感到幸福的内容。开头我们说到技术的“仿像”对今天年轻人的影响，所营造出的更大的场面里事情是更复杂的。

王威廉：今天我们很难去评判很多事物的价值。我们小时候很多事情是秩序井然的，这是指一种文化价值，我们对事情有共同的期待和相应的认同。但现在到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稳固了。当然这种混沌的现象可能是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型之后也许有新的秩序诞生。我们进入这样的时代也没有多少年，越来越多人都开始把生活现实放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元宇宙也是一个增强版的虚拟现实世界。它是一种虚拟的方式，但又会影响到现实，会在更大的层面上成为一体。

创作者如何面对“网络+疫情”的时代？

李梓新：您在小说后记中也提到，新冠病毒的肆虐或许成为了某种历史的拐点，小说家不应当对此视而不见。但我们的文学作品似乎没有很多是对新冠以后的社会进行反思的。现在这个时代是网络和新冠的叠加，我觉得确实到了面对一个新的“庄周梦蝶”的问题的时候，比如元宇宙可能能使一个人永远地生存下去，这好像也成为一个越来越重大的问题，让我们去面对。

王威廉：确实是这样。从前人类和自己的感觉分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现在有了VR这样的技术，几乎是完全创造了一个现实。米兰昆德拉说过去的小说关注人物，现在的小说关注人的存在，也就是人跟世界的关系。为什么卡夫卡是现代文学公认的鼻祖？因为他小说中都是一个人突然面对了一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人跟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该如何定义真实和虚假变成了很难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们小说如此重要，因为小说实际上是人类最早的逆向艺术。人类听故事就是把自己代入进去，去经历另一个人的故事，那就是最早的逆向艺术。

在今天，我们需要对这样的逆向重新进行反思。事实上小说家在今天是有自己的文化使命的。我们都说文学在衰败，但又何止文学呢？那衰败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对这个碎片化的、处在转型期的世界，我们的解释力度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写小说的人是具有自由度的，他可以通过叙事重新把我们时代的碎片编制起来，他又构造了一个更大的结构。其实我们就在不断地寻找一个新的结构，来完成这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

李梓新：我同意您说小说是最古老的“仿像”的说法，不过我觉得就像您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一样，他们在社会大众中，但小说并不能拯救他们沉重的肉身。在科技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人还要求着一整套传统的秩序，我们对于肉身都有一种无处安放的困惑。

王威廉：自古以来肉身都是很沉重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把肉身的地位放得很高。比如春秋战国时候的刺客，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很轻松地就把自己的命给献出去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舍生取义”。但我们这个时代有个共识，就是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过程，我们把人类生活里的种种文化价值剥离之后，最后只剩下一个身体，身体也就等同于生命了。

我们今天写作或者做别的事情的时候，跟身体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好像要用身体来感受才是对的。但现在的科技又可以直接盛产柑橘，身体功能又可以被取代，人变得越来越渺小，生命的概念甚至可能要小于身体了。比如现在元宇宙概念的提出，你的身体在虚拟现实世界里可能只是一个代码，你的生命可能就是被哪个代码赋予意义。这个问题讨论得还不是很多，我之前写过一篇随笔，比较皮毛地讨论过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一方面越来越重视身体的体验，一方面越来越把电子维度的东西当真，认为它完全可以是人的另一个部分。

李梓新：可能我们已经在谈人类生存的两种不同维度，那么人有没有可能进行自我切割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说服我去切割掉那块电子化的生存方式，好像也是有人想这样做的，虽然非常难。

王威廉：对，恰恰在这方面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现在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新冠疫情也在加速这个过程。那么当科技的力量席卷一切的时候，那些不能上车的人怎么办？比如疫情期间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比如需要用手机上网课的孩子，那么如果他们买不起手机怎么办呢？大部分人都已经被虚拟现实的趋势所卷入了，只有少数人还在外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了。尤其是现在疫情的集中管理，是需要数据的，我们曾经有的数字隐私因为这件事情也上交得差不多了，疫情已经等于一个加速器，让我们往虚拟现实的世界方向大大前进了。所以我认为到时候已经不可能完全切割了，接下来可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过程。有些人选择加速地拥抱，有些人尽量远离。在每个人都被卷入了电子化的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反思的意识，也就是一种选择的能力。在这些庞杂的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有选择。

历史的一种大趋势就是这样，一切都在向虚拟现实的层面转移，今天连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都要借助大数据。也许一些结论和做研究的学者想象的不一样，你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们能得出这个结论，但它就是对的。人工智能变成了知识的黑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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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编辑：备备

片头原创配乐：李其乐（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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