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传统教育道路，26岁的我面临怎样的人生？｜新气集
文｜李梓新
今天，在双减制度实施以后，很多人对学校教育其实不抱太多的期望。但如何突围，如何实验？实验的效果如何？这方面的探讨和真实案例还是不多。所以我邀请到一位不走传统教育道路，目前已经成年工作的朋友，来谈谈他的经历。
曹玉朋来自内蒙小城，母亲在当地经营一家酒店，从小就根据他上学的精神状态决定给他转学，小学时他就换了三个，初中他到了北京读了一年，旋即转到曲阜孔子国学院进行全日制的国学学习，大学也在都江堰国学院完成的。毕业后，他做过书法老师，做过古代礼仪业务，参与过公益这条非典型的教育道路，在他来到26岁的今天，意味着什么？
本期嘉宾
曹玉朋
国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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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转学，
我从内蒙古小县城到山东的国学院
李梓新：本期我邀请了一个来自内蒙的年轻人曹玉鹏。他有独特的求学经历。
曹玉朋：我是在初一的年纪来到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那里有个曲阜国学院。我在那边学习了五年。曲阜国学院的学业结束以后，我又去到了都江堰国学院，在那里深入地学习了三年。
李梓新：你今年26岁，从初一开始，你的成长经历就跟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你从小就经常有转学的经历？
曹玉朋：这个跟我的母亲有关，因为她没办法陪伴我和妹妹，所以把对教育的要求都放在了学校，她会通过我们的状态去看学校好不好。一旦她觉得我们好像“不太对劲”就会给我们转学。我们的老家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叫叫翁牛特旗的县城里，那里小学很少，我基本上把能转的学校全都转了一遍。我妹妹比我小三岁，她会就跟我一块转，我们小学一共转了四五次学。
李梓新：作为父母，我对你母亲的这种判断能够有一定的感同身受，孩子的状态父母是能够感知到的，但是转学的次数是不是也有点太多？频繁的变动会对你心理上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曹玉朋：一定会有的，但是我现在都已经记不太清了。去到新的地方，我会有一些恐惧。在我们那里，转校生会受到歧视，因为转校的背后一定有个原因，这个原因代表着不好的事情。在1-4年级，我是没有朋友的，后来我转到一所名叫第二小学的学校，从四年级到六年级，将近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小学。在那里，我开始有朋友了，在那认识的朋友到现在关系都非常好。
李梓新：你的父亲在这过程中有扮演什么角色吗？
曹玉朋：父亲在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没有参与进来，我们也没有怎么见过，他那个时候应该早就已经离婚了。基本上是我母亲在做决定，她比较强势，可以说是果断加武断。
李梓新：你的母亲在生意上有些成功，她有没有跟你交流过她希望你和你妹妹未来是什么样的人？
曹玉朋：我非常感谢我妈。我们从小到大，她基本上没有问过我们的学习成绩。我妈妈不太重视学习成绩，她更注重的是个人的品德和品格。我跟我妹妹属于被“放养”的，我妈妈会感受我们的精神状态，注重我们是否有良好的品德和价值观，关注我们对待人、对待事物是怎么样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还会有需要给老师送礼这种事情，老师也会差别对待我。我妈绝对不送礼，她绝对不妥协。
李梓新：你的中学是到北京读的。2009年，你选择到山东曲阜就读国学院，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呢？
曹玉朋：2008年，我在北京的一个私立中学读初中，我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到传统文化的。我在北京读初中，其实读得蛮好的。那是一家在丰台区的私立学校，在那里我感受到了那种温暖的师生情和同学之间的友谊。但是这间学校的运营成本很高，后来由于资金问题关闭了。在这个学校，我们早晨会读一些《弟子规》之类的书籍，我觉得传统文化的学习好像能让我更平和。我的性情原来是相当暴躁的，但在这个学校我平和下来了，不再发随便发泄自己的情绪。我母亲可能也是在我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她看到了传统文化对我的益处。
来到曲阜国学院的经历也很奇怪，我们在网上浏览信息，就查到了这么一家国学院，然后我妈就带着我坐着火车就直接去了。我们去到曲阜国学院的时候，当时里面只有一个学生，我是第二个。那个院长有种温文尔雅的感觉，他去火车站接我们。我妈是一个凭感觉和别人相处的人，她觉得院长可以信任，就把我留在了曲阜国学院。我在那里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学习。
李梓新：那你妹妹呢？她跟你去了北京，然后再到曲阜吗？
曹玉朋：妹妹也和我一样，先去北京，再到曲阜。我都是先驱者，我先去一个地方试试，如果好，她再过来。
李梓新：你们已经到北京上学了，一家学校关闭了，为什么没有再找北京的其它学校？
曹玉朋：我妈可能感觉到所有学校都在教一样的东西，而成绩和分数从来不是她的侧重点，她看到了传统文化对我的益处，她觉得这个益处才是她想要的。当时，我妈没有再看北京的任何学校，直接就带我走了。
李梓新：这个选择确实很独特，在2008、2009年，留学的风气也很盛，有条件的家庭很有可能把孩子放到海外去读书，海外的选择很多。你妈妈没有想过让你去海外留学吗？
曹玉朋：她没有想过，我也没有想过。我对海外是很有兴趣的，对他们的语言、风土民情、音乐这些方面都感兴趣，如果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生活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想过长期留在海外。
我是曲阜国学院里的第二个学生
李梓新：在曲阜的国学院，你作为最初的几个学生之一，年龄也比较小，学院怎么安排你的一天呢？
曹玉朋：学院也在摸索的过程中。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四书》，就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另外还有琴棋书画，古琴、围棋、书法和国画。上午会有三节课，每节课差不多一个小时。第一节课跟第二节课是那种读经课，然后第三节课是这个叫解经课。第一节和第二节课，会去背经书，然后第三节会由老师来带着你理解。下午，一三五是书法，二四六是古琴。结束之后，又是一节读经课。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比较灵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候看电影，有时候是体育，有时候是可能出去玩。
学习的内容里，“六艺”也都是有的。我的射箭蛮好的，我也很喜欢，我后来也从事过射箭相关的工作。我们也学习很多的礼仪，比如祭祀礼和成人礼。老师在祭祀礼方面是有个传承的。曲阜孔庙每年的大型祭祀也都会找我们的院长来承办，我们一般会作为协助的，像助教一样，跟着老师一起去外地或者是在本地办祭祀礼。
李梓新：数学呢？跟普通学校里的教科书应该教得不一样吧？
曹玉朋：不一样。数学是没有怎么涉及到的。
李梓新：礼仪的教学有专门的课吗？
曹玉朋：没有专门的课，它就像生活中的一件事，我们每天都会做。比如说拱手礼，就是作揖，我们跟老师见面，上课下课都会有这样的礼仪，已经习惯了。像其他的礼仪，比如举办活动的那种，定期会有。有的是作为教学，也有的是作为日常，就在那个日子必须办的。
李梓新：你们会有早课吗？一般早上有几点起床？
曹玉朋：会有。我身体原来很不好，在国学院上学的时候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身体基础。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五点半起床，然后学习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柔力球，还有八段锦。6点半到七点左右吃早饭，第一节课大概是8点半。到了晚上，8:30我们就要开始洗漱，准备睡觉，9点半就要睡着了。
那时候学校要求我们上学时间交手机，每周六日发回来给我们。但是我们会买手机模型，交一个，留一个。玩游戏、上网吧，我们其实也都是有的。
李梓新：你刚到国学院的时候，人很少对吗？那时候的学生应该是混龄的，你就读的那几年，学生的规模大概是怎样的呢？
曹玉朋：我去了以后，人就越来越多了。就在我去的第一年，迅速增加到十几个人。年龄其实都差不多，所以学校分了两个班，一个大班一个小班。我们那个班叫明德堂，就年纪小一些的学生有六岁、七岁、八岁、九岁的，小学年龄段的很多。然后我们这个年龄段，从1996生人到1993年的都有。学校里男生女生都有。
李梓新：那个时候，学费大概是多少呢？
曹玉朋：我记得大概是3万块钱一年，还包吃住。
李梓新：那段时间，你的母亲怎么判断你的状态呢，你们怎么保持联系和或沟通？
曹玉朋：我基本上每周会给她打一个电话。我们聊得还挺多的，我会跟她说这周又学了什么，又干了什么，我是分享欲很强的人，我们会打40分左右的电话，长一点可能打两个小时。其实我在学校也会跟别人发生冲突，比如说打架之类，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妈还是跟院长沟通，让他把我留下来。学校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包容，他们对我的包容和爱，现在想起来特别让我有力量，让我感动。
李梓新：哪怕你当时已经是初中的孩子，去读四书五经，应该还是会感觉很晦涩，或者不一定能理解。当时，你已经开始找到一种跟国学融合的感觉了吗？还是刚开始有抵触？
曹玉朋：没有抵触。我们当时在看那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我是在里面找到乐趣的，就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我对这些是真的感兴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孟子》当中的“义利之辩”，对于一个国家的运转来说，仁义最重要，还是利益最重要的？这种思辨的东西，我是很沉迷的。
通过对中国古典书籍的阅读，让我更深入地思考。后来，对我启发也很大的是一些西方的书籍，也许西方的书籍对当时的我来说更通俗易懂。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叫《论生命的意义》，威尔·杜兰特先生写的。我读了那本书之后，开始思考和找寻生命的意义、寻找自己的使命感、对自身的价值认同。
李梓新：你觉得你受哪种文化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曹玉朋：我还是受孔孟的影响更大一些。儒家文化是要入世的，要创造那个和谐的社会，一定要做事。在山东的国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也想象有一天要入世，去做一些事。
李梓新：在曲阜，你完成了高中的整个阶段，后来去都江堰国学院，是经过推荐吗？还是要自己考试？
曹玉朋：是自己考的。我没有参加高考，没有高考的经历。去考都江堰国学院，试题都是国学基础一类的，比如说《二十四史》，然后会有《大学》或者《论语》、《孟子》中的句子填空，还有选择题和翻译文言文。最后的大题会让你自由阐述一个命题。
李梓新：都江堰国学院的教学体系是什么样的？
曹玉朋：我们的院长给我们定的目标是3年通过60门课。上课的老师是外聘的，上课的方式是一个月一门课或者两门课，老师来一周就开一门课，他上完之后，我们会按照那个老师的规定来完成作业，最后老师打分，然后确定学分。
李梓新：这是一种创意的办学方式，在本地教育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很多老师还是可以过来教学。当时在学校里的学生们也是混龄吗？
曹玉朋：是混龄的，学校里只有一个班。同学不超过二十个，我是第六个学生。我的同学里有潜心修道的，也有在国外读金融，休学两年过来的，反正什么样子的都有。我在这所学校上了两年半，实际上是上了38门课。到后面，这个学校可能由于各种原因维持不下去了。
李梓新：这个学校很有实验性，在这个38门课当中，你现在最有印象感觉最有收获的是哪些？
曹玉朋：文字学，我们会去了解一个文字怎么产生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汉字的智慧，我后来也做过相关的工作。举个例子，比如说“谷”的甲骨文，我会教小朋友，这个字它代表了什么，它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的？我会讲到五谷“稻、黍、稷、麦、菽”，会关联上很多内容，讲一讲这个字是怎么创作的，为什么这样写？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乐趣。同时，我在孩子们身上也看到教育是很有趣的。唤醒了孩子们的兴趣，他们是不会抗拒或者不学习的。
还有一门课，叫古典诗歌英译点评，我的英文等于小白，课上的一些内容我不太能听懂。老师是专门从美国飞过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体验中西方两种思维的差别，让我很有兴趣。
我眼中的“入世”和尝试
李梓新：你毕业是在2018年左右，毕业后，你自己去找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都有哪些内容？
曹玉朋：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位老师那里，他也是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师。他有个人的工作室，教书法、武术、音乐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我就是助教，在他那里工作了一年。第二份工作在无锡，是一个文化机构，我在那里教小孩子文字学，可能做了半年左右。
李梓新：后来是怎么开始创业的？
曹玉朋：我们家是做酒店生意的。我自己做过很多跟礼仪相关的东西，在礼仪方面的专业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可以做的。
我妈想做婚庆，她觉得酒店可以有一个婚庆部门。我也比较感兴趣，去找地方学习了一些现代婚礼的操办方式。然后注册了公司，我想办一个专业的礼仪公司，可以承办比如抓周礼、小孩百天的仪式、成人礼等等。
礼仪公司运转到两个月的时候，我开始发现不对劲了，大家办婚礼，全是现代婚礼，没有人选古典的婚礼。大家首先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也不认可，可能会觉得很古怪很搞笑。当时我也挺受伤的。
李梓新：这个时候，按照传统体制上学的同学们，和你还有联系的那些孩子，他们可能考上了某个大学，可能也有人研究生毕业，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把他们和自己对比吗？他们是不是更多地在考虑在大城市如何立足、贷款买房、结婚成家，这类比较中产阶级的叙事。
曹玉朋：他们大部分想的就是怎么样做事，但是对于自己个人本身并不感兴趣。我的小学同学里面有三四个玩得比较好的，他们对一些个人的问题还是很感兴趣的，他们大学毕业后也就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
李梓新：从所谓世俗层面上来讲，你毕业后这几年所做的事情，在外人看来可能也不是太成功。如果你去应聘一些主流的岗位，可能对方还要思考一下你的学历，但你确实又多了一些对个人生命的体悟和思考。你入的这个世，大多数人已经脱离了古代的礼仪和思想，你觉得你的竞争力会不会不如这些有大学文凭的人？
曹玉朋：在文凭方面，一定是的不如家人的。求职的时候，如果没有学历，连面试的机会都得不到，社会就是这样。
李梓新：那你接受吗？还是会后悔？
曹玉朋：我不后悔。我接受。我觉得我得到的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态度和对生命的态度。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保持了兴趣。我对学习的兴趣没有被那些学习的压力所磨灭，我的兴趣一直在，保持良好的生长。我可以为了感兴趣的事情做很多。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是我最看重的。
当然，后来我也拿出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自考了一个文凭，但是我发现自考的文凭跟统招的差别是很大的，也没什么用。
李梓新：那你还会想进入大公司吗？
曹玉朋：如果有感兴趣的公司，那一定想，但是我现在接触的也少，也会想，进入大公司是为了什么？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大公司，在大公司，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有我非常感兴趣的职位，那我想去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标准，可能没有很好的大学文凭会很难，但也没有那么大的绝对性，我可以从很基础的事情开始做。
李梓新：一个吊诡之处是，你用一种完全浸染式的方式去学国学，你可能比一个北上广毕业的中文系或者国学、古文方向的研究生积累得更多。但是在所谓主流的求职道路上，你的积淀很多人看不到。可能在古文教学方面，你有更多的经验，而在传统的“流水线”教育模式中的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可能对古文的研究不会有你那么深入，但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你在那样的一个可以算是“乌托邦”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现在你要走出这个乌托邦了，你能够接受社会上这样的一种评判标准吗？
曹玉朋：可以接受，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不可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制。
李梓新：我觉得不一定。这个社会这样运转是一种过去的工业化生产带来的影响，大学大量地生产流水线人才，我们今天可能到了一个引爆点，一个转折点，可以看到改变的可能。
曹玉朋：可能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改变。你说的这个工厂流水线，确实是这样，处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投入很多人的人生来做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完全不管你的个人生长。我也有看到有一些企业开始意识到个人能力和个人素养。
李梓新：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个性化的教育实践也在抬头，但是现在对教育管理也越来越多了，教育在实践的空间上也变少了，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曹玉朋：我们前几天在广州做了一个直播，讨论孩子的生命力跟孩子的学习力。我发现就好多家长他们连学习、考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对于孩子本身的人生有什么意义都是没有想过的。我就想，你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对这样的教育模式如此深信不疑。
李梓新：但你身上体现了一种矛盾性，你现在也会有现实层面的挣扎吗？你有女朋友，那你会不会考虑结婚的现实基础？也有人会说，如果你没有一个有经济基础的妈妈，你还能够这样吗？
曹玉朋：一定会有很多困难的。我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缺乏现实感的人，我女朋友也是。我刚才有提到，在曲阜的孔子学院我是第二个学生，我女朋友就是第一个，我们俩一路都是一起走过来的。然后她就去学古琴了，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觉得自己不能逃避了，要开始面对这个问题。家庭方面，如果没有家里的经济支持，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轻松，但我妈也不希望我回到内蒙古去接班她的生意，她不希望我重复她的人生。我妈妈觉得她自己的人生找不到什么意义，也没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特别坚信，热爱的事才能够做的足够好，我也很想我妈妈可以唤醒自己的这个感觉。她并不希望我回到去酒店工作，今年我们聊过这个话题，我说我不应该再逃避了，我应该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但她跟我说，让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如果做我喜欢做的事，还能养活自己，一定会很难，但这可能就是我人生中需要练习，需要突破的地方。
李梓新：你的求学方式决定了你不会像很多大城市白领一样在我们很熟悉的那种模式里生活。其实每个人对生活的意义的思考也不同，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曹玉朋：我要在这个世界通过不断了解的自己，能更好地使用自己。我还可以去散发自己的影响力，唤醒其他人对于生命的热爱跟渴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做了一些事情，拿到了结果，然后不断夯实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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