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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忽然开了这么多独立书店 | 555 Project

LIN 三明治 2023-03-24

文 | LIN



在成都拥有一间独立书店是怎样的体验?


紫竹北街上,野梨树的主理人朱彦曾记录下某一天中“美好版本”的书店日常:



AM11:00

清洁桌椅和地面,打开门窗通风十分钟,打开空调,把鲜花插进花瓶(花是开业时朋友送的),检查酒头气压表,确保机器正常运转。清洗滴酒盘(看到这里像是个开酒吧的吧?)


AM12:00

开始营业,打开蓝牙音箱播放书店歌单,清点哪些书需要补货。顾客们开始进店,书店里比较凉快,很多人会带着电脑过来办公,买一本书或者借一本书在店里看。


PM14:00

新到了几箱书,刚好碰到另一家书店的老板在,就一起分类上架,聊自己店里哪些书卖得好。


PM15:00

朋友要开启一场长途旅行,临行前想在店里放《直到世界尽头》。于是就在书店群里吆喝了一声晚上要放电影,大家就报名参加。


PM:21:00  

来了一群朋友,喝着酒聊着天,一场会饮就开始了。一位做音乐的朋友刚演出完赶过来喝一杯,拿出了吉他即兴弹唱。


PM:23:00  

电影放到第3小时40分钟的时候,观影结束,大家都说电影很不错,可是实在是太长了看不完。意料之中的结局。


PM:1:20

收拾桌椅,清洁地面,关闭设备准备打烊。打烊前的店里是一天中最安静的,像潮水退去。独自坐在窗台前再工作一会,夜晚工作效率太高了。



鉴于美好版,加上字数限制,朱彦说,其实还有太多琐碎的事情没有记录。他倾向于把开书店比喻为“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磨炼”,每天都必须要面对日常的,重复的,琐碎的事情。“古典的逻辑与浪漫的想象并存,只能投入其中,享受把巨石推上山顶时的片刻快乐。”




用书店延伸乡野


开野梨树前,朱彦在各地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过去几年,我在乡下过着一种梭罗般的生活。”之所以选择从乡村来到城市开书店,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难以割舍的电影、艺术、音乐,都必须基于城市赖以生存。“起初对城市产生怀疑,另辟蹊径去到乡村,实验并验证,最终的结论是,在乡村很多东西都得不到。”



野梨树所在的紫竹北街在桐梓林和玉林之间,一条小尺度的马路旁,今年六月份开业。朱彦把自己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延伸在了书店,这里的活动许多都是和户外乡野有关:讨论野外观察和民族植物学的读书会、用川味香肠佐餐的品酒、放映山地题材电影的观影…




野梨树像是城市里一间的书房。由居室改建的空间不到六十平,进门处是两片大书架围拢的客厅,吧台也是开放式厨房。除了空间布置的相仿,其暖黄的色调、灯光、布置陈设以及基本仅容纳一人进入的窄门,还有朱彦不时在里面外放的播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蓝牙音箱正在外放文学奖的颁奖仪式),都会给人带来一种去亲密好友家做客的感受。


紫竹北街上的野梨树书店


Kelly是野梨树的常客,自诩“独立书店收集者”,她说自己一有空就往书店跑。最常去的还是野梨树,来去多了,与店与人都慢慢熟络起来。她叫店长老朱,老朱现在会交给她一把店的钥匙,平时只要有空,就会去书店帮忙看店。


Kelly也是瑜伽爱好者,看店的时候,有时会利用书店的空间,发起瑜伽活动。我在周末参加过两场,和她一起铺好瑜伽垫,点香、关窗、放暖气和音乐,不大的空间里,听呼吸的声音。最近店里来了新朋友,一只被老朱收养的白猫,她也帮忙照看。Kelly家住得其实离书店不算近,11公里的距离,全力蹬山地自行车需要至少40分钟。但天气不冷的时候,每天这样往返,路上看风景,不需要音乐,也能感受“通勤”一路的愉悦。


12月是圣诞季,摆在书店窗台上的圣诞树是书店客人送来的。送树的女生张雯住在附近不远,平日很喜欢做手工,节日前一个多月,便做好了圣诞树给书店送去。张雯认识书店,同样是偶然散步的发现,一次觉得舒适,二次欢喜,然后是亲切,就这样熟悉起来。送树那天,另一个客人正好目睹到了这个画面,她感慨,“是什么样的店,能够让客人愿意带去一颗圣诞树呢。”



位于金牛区的“再书房”和野梨树相似,也有主理人赋予其上的乡野情怀。



再书房的前身是其主理人罗强于2016年在成都大邑青霞镇幸福公社开设的乡村书店。五年后,书店搬至成都市区的马鞍南路14号,重新再开店,“再书房”因此得名。


建筑设计师出身的罗强和妻子红姐,把书房按照自己诗意中的方式进行实践:在门口的院子里,开荒拔草,种地栽花。让书店包围在花草、作物和泥土的气息中。有时他们办活动,摘了泥土里成熟的作物,邀请客人朋友一起到现场就地烹饪,就地饮食。主理人红姐会把书店形容为,“像菜市场一样日常的存在”。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城市与建筑应是“人的延伸”,这个形容不仅意味着城市空间体承载人的想法,寄托人的愿景、需求和功用,还意味着:每个建筑空间,就像不同的人一样,都是不同的个体,有自身独特的气质和独立的人格。


书店是如何体现“人的延伸”的?


首先要从书店的主理人以及它的到来开始追溯:为什么开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店是怎么开起来的,店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墙壁、这样的灯光?对旁人来说,这些关于书店的种种细节讲述,尤其是“为什么开店”这个问题,常常会因为书的加持,被赋予上关于远方、浪漫和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这些当中,有一些故事的确充满着浪漫与想象,比如长野书局,它的出现可以被描述为“当环游世界后,他们开了一家社区书房”。长野的创始人,大象和小麦都曾是流浪世界的嬉皮士,常年以漫无目的的方式游走各方。2022年初,回到成都后,四个年轻人合伙开了这间独立书店。


玉林东路上的长野书局


长野书局位于武侯区玉林东路上,如果从玉林南北主路的某条巷子拐进,会路过声色味全的玉林综合市场,麻辣兔头的飘香往往伴随一路骑行的整条街巷。整个玉东片区扑面都是浓郁的市井气,在阡陌交纵的玉林巷中穿行,这些以数字命名的小巷在玉东的肌理内部细密分布着,宛若毛细血管。


在氛围浓厚的玉林东路内,长野虽眦邻闹市,却保留住了一片静谧,其氛围的传递呼应着它的名字,身处城市,“长于荒野”。




城市的公共空间


在另一些独立书店中,主理人个人的角色、爱好和身份退隐弱化,更加强调书店的公共空间属性。


位于玉林西路彩虹街上的一苇书坊,周周都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分享、放映、座谈……几乎场场火爆,每到晚上,近60平米的空间里挤满了读者。有时书店门口会摆上小桌椅,书店里的活动结束了,大家又挪步到书店外,聊天、谈话、喝酒,直到深夜才散去。“围炉夜谈”的画面,会让人联想到上世纪黄金年代的巴黎。有时,人们把彩虹街这一方不大的区域比喻为“玉林左岸”。


彩虹街上的一苇书坊


一苇的主理人阿俊,也是这些活动主要的发起、组织者,曾在文旅企业做商务工作,经受工作带来的焦虑,他选择了离职。一天,阿俊去到玉林的一家咖啡馆,与老板聊天间隙,得知附近有个空铺子正待出租…就这样,彩虹街上筹备起了一家书店。


“思想需要交流才能碰撞出火花,人也需要通过线下文化活动去结识志趣相投的朋友”,阿俊希望一苇承担玉林“公共文化空间”的角色。


学者卡尔曾界定公共空间是“人们进行功能性或仪式性活动的共同场所……它使人们联合成社会”。这样的空间往往存在于混杂、异质、多元的城市空间中。在当代,公众相对聚集的咖啡馆、书店等空间往往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具体形态,人们在里面自发对话,展开理性和批判性的辩论。这些思想交流交汇,是形成城市“公共领域”的重要土壤。


在谈论公共空间时,学者们会着重强调其“异质性”,即能容纳一定差异,求同存异的能力。一苇的实践也可以作证扬的观点。其所在的片区,恰同当年巴黎对文人雅士的吸引,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从成都周边城市,甚至全国范围内慕名而来的文化从业者们。


在一苇门口的长椅,常常有坐着来歇脚的路人,年轻情侣、上了年纪的老人……不管他们最终是否选择进入书店,公共空间一以贯之的敞开姿态,呈现给路过的每一个人。


浮于野书店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联结公众的实践。书店在今年初落地成都,从冬到夏,相继开了两家店:安居街上只卖诗的大浮,玉沙路上只卖小说的二浮。


安居街上的浮于野书店


浮于野的主理人刘大风对“鼎盛、灿烂的公共性景象”抱有向往,因此在两家书店都设置了“一日店长”的招募,对任何对“开一家书店”有兴趣的人开放。一日店长可以在当天开设属于自己的活动,比如煮酒品茶、分享自己喜欢的书和电影读书,有的店长发挥自己的热爱与技能,在黑板上写诗,也开设彩妆化妆体验。



来到成都后,我在这些独立书店中体验过或长或短的一日店长,记录下“或许美好版”的书店店长日常:



常规工作里,书店店长覆盖的往往是一系列无关诗和远方琐碎的事务,包括开门闭店的仪式(做清洁、放音乐)、结账收银操作、做咖啡和煮茶、回复工作机的信息。有活动时,也需要一起帮忙搬桌拣凳。


对于这一切,其实很难找到真正畅快的书写方式,极容易流于碎片:结账的流程有点繁复,但看着说明书还是能顺利操作;做清洁是不用太学习的基本技巧,只需要知道拖把扫帚的位置就好;学会出品咖啡的过程经历了波折,在递出第一杯成品之前,也作废掉了一些。打量那些失败品们,萃取时滴下来的并不是细腻油润的咖啡液,而更类似于拖把脏水的液体,混着浑浊。


如果没有活动,来书店的人不会很多。坐在吧台发呆,翻书,画画,做几杯咖啡…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到了夜晚。入冬后的夜晚总会更灵性一些。在打烊前,我有时会把音响音乐开大,会烧开可乐和橙子片,咕隆咕噜,灌下滚烫的快乐水…然后是洗被子、倒垃圾,关各种电源,做完最后的闭店仪式,和书店互道晚安再见。


2022冬至 夜




拥有3600+书店的城市


成都被称为“中国的书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旧书店就有644家。千禧年后,每年新增实体书店多于100家,位于中国城市之首。截止2021年,成都实体书店数量已经超过3600家。


这座城市的“第一家书店”已经难以考证。从文献上溯源来看,开设于清朝道光年间的旧书专营店“清远堂”是成都的第一家旧书书店。书店位于西玉龙街和相邻的玉带桥街,这里过去曾是成都著名的古旧书籍一条街。


清光绪年间,成都迎来了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书店:樊孔周创办的二酉山房。这是城市里第一家出售铅印书刊的新式书店。唐陆龟有诗:“二酉搜来秘藏书。”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儒生为了避祸,逃到二酉山隐居,二酉山至此成为文化史上隐匿秘籍和禁书的代称。据说,当时二酉书店选用书架橱窗,用新式店貌,陈列《明夷待访录》《戴南山集》《扬州十日记》等在当时宣传新思想、但都被官方列为的禁书。


建国后,成都人民南路上出现了解放后第一座苏式建筑:新华书店,它的外观是灰色的两翼合围式四层大楼,对面是人民百货大楼,老成都人过去称呼它们为成都的“清华(新华)”和“北大(百大)”。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国内内逐渐兴起一批真正具有现代特征的“独立书店”。在成都,位于红星路四川作协旁的“求知书社”于1996年开张。在那个年代,“独立书店”的概念还尚未被明确提出。求知书社定位自己是“人文书店”,店主吴翠萍对此这样解读“首先,我会筛选出比较有价值的书来卖;其次,顾客可以和我本人成为读书上的朋友。”


千禧年后,面对电商的冲击,书店在往后的日子里遭遇一轮又一轮的“寒冬”,仅从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民营书店就减少了1万多家,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独立书店即便坚守着“小众书店”的阵地,也因为不断上涨的房租而不断地搬迁易址。求知书社的路走得同样坎坷:在红星路上的分店相继关闭,现在只保留了位于商业街上的一家。仍是隐匿于居民区的小店,房屋底商,眦邻超市、房屋和速食店。


往后,实体书店的自身救赎之道中,往往通过选择与地产合作,进驻商圈,或者靠饮品、活动、文创等。而求知书社依旧把重心放在读书上,保留自己人文小众的基调。


“选好书,和读者交流,甚至成为朋友。”求知书社主理人简单的愿景,勾勒出书店一种新的生存之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书店仍旧坚持以书为主,却能在这个时代里,保留自己在市场和读者中的位置?在后续的故事里,独立书店们更迭传统书店形式,探索着这样的可能性。


红星路上的求知书社


在成都,独立书店兴起繁茂要追溯到2010年前后。


创立于2014年的無早BOOKSTORE往往被形容为成都的“初代独立书店”。这间开在青莲上街社区内的小店,从书店开始,延伸了無早bowl、無早cafe等关联店铺。主理人Rosa说“我更喜欢用社区店来形容,都是很自然形成的一些空间,它们顺应着人们的需求,和我的自我成长。”呼应店名, 到无早的人们,往往会在选书后不慌不忙吃一顿brunch,“‘无早’的气质,很适合成都这座城市。”


青莲上街上的無早BOOKSTORE


从2019年往后三年,在这段看上去很难说对“实体”和“书店”友好的日子里,成都的独立书店却逆风生长,单是玉林片区,便来了不少新的书店。其中,长野和野梨树都是2022年开业,彩虹街上最早来的一苇,也是2019年10月才开业的。


这些独立书店大多位于居民区。学者研究发现,现代城市中,人们愿意用于休闲的空间往往集中在离家1-2km的距离内,这个范围呼应着社会学中的“社区”与“附近”。在这样的范围下,独立书店的意义才更为凸显。这样的城市符号也许隐匿细碎,但确是——用人文建筑师凯文林奇的词语形容——“鲜明可读的”城市微观意象。


如同独立书店之于城市使用者的,良好的城市意象给予人以心理上的安定感受,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是一种甜美的、类似家的感觉。“不仅熟悉,而且与众不同。”


在这个语境下,去社区里的书店,也如同践行一场德塞托笔下的““行走的修辞学”:城市使用者通过行走这一举动,将城市作为他们自己的空间进行了书写与再书写,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片断故事。这些故事不断与其他人的相关联、交叉,勾勒出对个人富有意义、充满细节的城市图景。


个体构建构城市的方式,就这样发生在其行走、目睹、想象和感受的过程中。正是这些足迹赋予个体以城市的形象。城市具体的规模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对个人而言,能够留下其感知和痕迹的城市意——比如小店,路灯还有街角的鲜花——才才是真富有温度和色彩的象征的。


大学路上的读本屋


凯文•林奇曾界定“一个地点的理想特征”,认为其中需要包括“具有可感知的事件节奏、难忘的高潮和平静的时刻,人们的行为有时同步一致,有时自由放松。”


在成都的独立书店,人们或许能够与这样的时刻相遇。



参考资料

《城市意象》 凯文 · 林奇

《此地何时》 凯文 · 林奇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 陈竹 叶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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