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后，与盼我结婚生子的母亲依旧无法停止争吵｜三明治

作者｜马各

编辑｜旁立

“你想让我回家你就说！”这一年，我和母亲太常发生争吵——几乎每周或每隔几天。争吵关乎的事件多如牛毛，无非是爱与控制的角力，唯独这句话阴魂不散——每当争吵发生，她就总要甩下这么一句。我知道，一切都是从去年的那次争执开始的。

妈妈是在去年4月过来和我一起生活的。去年4月中，我的孩子出生了。

生产结束的第二天，我在医院住院部。尽管被叮嘱要多躺，但人已经恢复了一点元气，可以起身仔细看看病床边上婴儿车里的孩子了。

管床护士才刚教我们用包被裹住宝宝，以模拟她曾所在的最大限度蜷缩的世界。于是此刻这个孩子轻闭双眼，表情平静，与世无争。长长的眼尾显露出她和我之间的关联。真是一个可爱的婴孩啊，但我好像没有能量舀起再多情绪的微澜。我的眼睛游离去床头贴着的一张打印好的小纸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以及“24床，过敏史：克林霉素、酒精。”激素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发生作用。也许是低血糖，我又想。

前一晚生产完我没有胃口吃任何粥粉，只靠吃了一点能量棒维持体力。回到病房，被告知为了防止尿潴留，我必须要尽快排尿。侧切伤口的疼感逐渐强化，实在很难坐在床上的便盆完成指定动作。我挣扎着要去厕所坐，结果眩晕了，晕了大概一两分钟，直到家人扶我回来。后来再上便盆，溜出半盆稠成一团的血。

这样熬了一晚。九点多一些，手机收到了先生发来的微信，确认过我早晨的状态后，先生继续：

“对了，岳母要我妈妈煲鸡汤给你喝，还要加参片，我妈一开始是打算简单煲一些清汤。”

屏幕接着又出现一行，“这里有分歧，岳母想大补，怕你虚弱，但我妈的想法（来自前辈的经验），由于身体恶露没排干净，不宜大补。”

“所以不是不想给你补，而是先等恶露排完，有个时间差。”

“恶露”，这个沿袭自古代医学的可怕名字，如同月经污名化的历史，让人感到不适。生产前，我对它有过很多想象，过去这个词也曾在一些有过生产经验的女性朋友口中提及，羞于细问，它就以这样的面貌存在——产后持续很长时间从体内流出的味道可怕的粘稠液体，黑色。而事实上，它的性状看起来和月经差不多，就是产后从阴道内排出的“坏死的子宫蜕膜、粘膜及血液成分”，持续时间比经期长一些。

我初产没有任何经验，病房里听到两个已经熟络的室友也在跟家人说暂时不喝鸡汤的事情，理由都差不多——产后过度进补很容易导致血管扩张，可能会加剧出血。

“病房里的两个妈妈也说，不喝鸡汤。我见到她跟她说说。”

我知道先生对他母亲的感情，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只有母亲在身边的孩子。我决定直接解决问题。

“嗯嗯，反正我走的时候，你妈妈还在说我妈煲汤不好的事情。”

我试着拉开隔壁床的遮光帘——今早刚有空余床位腾出，我们立即预约了陪护床。头顶的挂杆突突突发出艰涩的金属声，比平素难忍许多，光和空气寸步难行。

没过多久母亲来看我，我跟她说明了习惯不同的问题。母亲们成为母亲的时间太久，很多当时的产后修复观念，已经不适用了。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沟通清楚的问题，但我终究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

那以后的一个月，我初为人母，尚未感受欣喜，就先从其他的危机那里汲取慌张。母亲每天早晨都要在家打一种百合莲子红枣米浆喝，喝了说身体舒适，和婆婆一起住，她每天都招呼婆婆喝一碗。但婆婆体寒，说自己不能喝百合。母亲在家里习惯了一种迂腐的待客之道——三姑六婆们推来推去，总归还是会收下好意——她觉得我婆婆也是在客套，坚持给婆婆盛一碗米浆，并不断言语相劝，最终婆婆不好意思推辞还是喝了。后来婆婆咳嗽加重，一早就去了附近的医院，先生过去探望，打电话给我的语气并不平和。自那以后，母亲都认为是婆婆在破坏我们的关系。

那些日子昏天黑地。在产后激素的作用下。家庭成员的增加，婆婆妈妈的加入，多人关系的磨合与相处，于我都是一重“社交”消耗。

这种不适早在我生产前一周就开始酝酿——妈妈每天中午从新家过来我当时住的旧小屋，吃完饭，都坚持要把房间内的每一处地板、厕所、厨房刷得洁白发亮。我快要生了，妈妈们过来照顾，可我仍然想要一点独处时间。在那个20平的小屋里，妈妈们在，我就没法休息。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先生最初产生了应该要给我母亲树立边界感的坚定情绪。然而，这一招对我偏执的母亲完全无用，反而让她产生了戒备之心。

状态迟迟没调试好，我在月子中心住了五十二天。才从月子中心返回家的第一个周日，两位妈妈就发生了一次大的争执。

那天我们起床很晚，为了补眠。女儿的作息在月子中心没建立起来，刚回到家日夜是颠倒的，她晚上哭，白天睡，我们筋疲力尽。前一天妈妈不满婆婆给宝宝洗澡时没有托住屁股，又抗议她给孩子洗头时手劲太重，推开了婆婆给娃洗头的手。婆婆受不住了。我做了一晚思想工作，没想到妈妈们谁也解不开心结。第二日中午，妈妈因为婆婆炒菜时没关厨房与客厅相连的玻璃门，让婆婆关上，但婆婆已经不想配合，她也开始不客气。见婆婆不关门，妈妈过去砰一声重重关上了门。

这一声门响，让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儿女直接从床上跳了下来，急急打开房门。只见客厅里的妈妈不依不饶：

“我跟你们说，今天发生了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

当着我们的面，她似乎把我们当成了裁判，开始诉说起刚刚发生了什么，要我们为她主持公道。婆婆情绪也崩溃了，哭着骂回去，说她要回家。

我的脑袋半晌死寂，积累已久的压力瞬间冲决。我无法忘记那一天，我对母亲说出了那句：“妈妈你回家吧。”

我看着妈妈的眼神闪过了不知所措。她愣住了，没料到自己的孩子非但没有为她评评理，最后对她说出了这样的话。她还在试图解释炒菜不关门有什么危害，我将妈妈拉进了房间。

婆婆很激动。先生过来对我说，婆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上一次是在他爸爸过世时。两个孩子都在艰苦调和。

妈妈始终抱着腿坐在椅子上，那椅子并不牢靠，是房东留下的老式红木椅子。高高的靠背刚好抵住她身体的一侧，那一瞬间我好像看到了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那种顽固的老小孩。她的表情冷冷的，我试图开导她的某句话语换来了一个冷笑。她对婆婆的爆发没有防备，现在更有理由觉得是对方的不讲理让她遭遇被自己孩子赶走的命运。我无法忽视这个决意阻隔任何人任何话语深入的表情，这个表情不容许存在一丝间隙。那是后来我在她的脸上看到过很多次，每次都扎痛我神经的表情。

很快我就意识到，表面看我好像理智地主持了公道，但已经深深伤害了母亲。

婆婆离开之后，桌上无辜晾着几个碟，几个碗，刚刚做好的菜饭无人光顾。我努力平静下来请母亲先吃饭，说吃完饭再给她买票，送她去搭车。她不同意，说不需要我送她离开。她在桌上抓起前一天买的几片吐司，装进保鲜袋。吐司没有正式的包装，是在楼下的小面包摊买的。在老家自有熟悉的面包店，免去她对面包品质的担忧，而现在她经常流露不自信，“不知道这面包好不好吃”。

她要将这袋简陋的面包放进随身的拉链行李袋中，我记得在她刚到这里的第一天，从这个行李袋里拿出了很多我以前的物什——是我小时候戴过的串珠，我的发饰，甚至我小时候的成绩表！（她想让我的新家人看看我曾经是一个学业优秀的孩子）有很多我念大学后就没再见过的东西，她却一直把它们当做宝贝。仿佛我在她心中还停留在少年时。

那些日子以来，这个随身袋里的常用衣物，都没被正式安置在房间，好似袋子的主人随时准备要离开一样。那一个月，我们刚刚考虑好两位妈妈哪位与我们住在一起，哪位就近租房。

后来先生对我说，婆婆已经决定回家，就别让我妈妈一个人回家了，他也许看出了我的内疚。

这是继前年我提议接妈妈过来就近住以后，第二次，我狠狠伤了她的心。

妈妈不是第一次来广州了。她的青年时代就是在华南理工大学度过的，但我们母女俩在广州同住的初次经历还得回到2013年春天。

那年该有两个月时间，我们常在住所附近散步、买菜。春天的广州才扑簌簌落叶，得花一个夏秋葱茏。老城区处处枝桠冲天，四起于行道，穿入屋宇。一路绿黄交错，我们却饶有兴致。那次我们还一起回了一趟她的母校。她到今天还会念叨起那些事情。我在手机专门店给她买了一台新手机，再后来，这个手机她用到键盘掉了皮。

过去几年我换过其他智能手机送给她，但她都不能适应那些新功能。她的手指早已起了厚厚的茧，指纹开机不便于她，这使她更不乐意使用了。划动屏幕的时候，她始终很难找到那种巧劲，也很难理解屏幕上的不同小卡片，图片与视频，播放与打开，“返回”与“退出”。她好不容易学会了微信聊天和看公众号文章，就一直停留在这些功能上。

疫情前，她越来越常提到广州的养老金比家里这个三四线城市的养老金多，尽管我完全没弄懂其中的差异对她的影响，但我从多次出现这样的话里读出她想要和我一起生活的意愿，小心翼翼。

由于我父亲的早逝，她艰辛地将我培养长大，在我离开家以前，她从未缺席过我任何一次成长，并在我需要外出求学和工作的时候，故作轻松地将我送出家门。在那个尚未被更大的浪潮卷动的小城市里，一个单亲母亲坚守她唯一的正义——求学，到大城市去才是出路。

很多年以后，她忍受够了孤独，逐渐需要引用一套类似自我麻痹的话语安抚自己。当我诉说自己放假三天回家，已经买好票，她会略显卑微地对我说，“你不需要顾虑我，孩子长大都是要成家的”，仿佛需要及时的自证，她很快补上，“院子里的孩子成家以后都不怎么回家，难得放假你就休息吧。”而在我说出那些记挂她的话之后，她又突然走入另一种极端，她对我说，“既然那么担心我，那你回家吧，在家工作。”

现在时隔十年了，妈妈因为我生产过来陪我，却随时准备着离开的行囊。这一年她没少对我说，“到广州没有想的好。”我知道她这是为与我一起生活但我没能事事如她所愿感到失望。她也早已忘记，照顾一个幼孩需要消耗如此多的体力，是如此使人困顿。但她同时又害怕自己的不适任会让自己失去待在这里的必要。

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大方与我出游。她没有更多的娱乐，除了去附近市场买菜，散步也仅限所在小区。除此以外，她讲究着一种不一致的“关于体面”的逻辑。她穿衣不再有季节性，因为顶楼供水问题，她在家早已习惯了不用洗衣机洗衣服。疫情开始后，出门次数减少的她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穿衣之道——在厚衣服的外面套一件薄衣服，薄衣服方便换洗，薄袜子也同理。以至冬夏看上去没啥不一样。唯一保留的是对体面、整洁的看重。

她坚持纽扣要扣到最上面那颗，不再愿意穿短袖，因为过瘦。她不喜欢宽大的衣服，但市面上的均码衣服于她总是很大，她因此强烈质疑我是否有用心为她挑选衣服。她开始长期戴帽子，为了不染发，即使在家也不例外。很难想象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总以痱子粉当作粉底饰面，穿蓝色星星连衣裙和苹果领短衬衫，送我上学的路上总被错认为所在小学的老师。

她让我看到的衰老的面貌是消极的。而更让我难过的是，与她聊心里话，我总是无法得出她的真实想法，并不知道她到底顾虑什么。比起肉体的离去，我更害怕这种精神的离去。

2007年，外婆过世，九十四岁的高龄，是感冒，没有受什么苦睡过去的。外婆性格温吞，算是善终。但妈妈受了很大打击。我从小就听妈妈说起自己的妈妈特别疼爱她的事情，包括高龄生下她这个最小的女儿——两个哥哥都比她大十岁，年纪很大了还经常背着她走好几里路。

我脑海里还有三四年级那会儿妈妈接外婆过来住一段时间的记忆，说话永远是以那种，为你好才那么着急说你的语气。我在想，今天我有很多看着我妈妈说话着急的行径，应该是潜移默化地受了她的影响。我知道妈妈对外婆的感情，但她一直都没对我说过，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情绪。如果幼年的我能成为她卸下铠甲交流情感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过度保护孩子与过分克己对一个母亲的戕害。我没有更多答案。

那段时间赶上我放假回家，夜深了，我早已进了房间准备睡觉。才听到妈妈坐在客厅角落，和大表姐讲起了电话，她说自己想阿bou（“妈妈”方言）。声音哽咽，我从没听过妈妈以这种方式说话，那天我刚进门就看到她头发上抓起的一小束用红色绳子圈着，我没问起这个习俗，只觉得心疼。

从我记事起，包括父亲在我八岁时过世，我都没有听妈妈说过任何辛苦、难过，但她动手把父亲的照片全部都剪掉一直是一个谜。包括合照里的。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种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妈妈小时候从没有正面对我说过父亲去世，而直到我长大了，读了大学，跟妈妈聊天，说起父亲去世，我母亲也没有意外我是如何知道父亲去世的，好像觉得孩子长大了，该知道的自己都会知道一样。

现在跳出来看我母亲的性格、情感，端详过去照片里她年轻的状态，我并不完全不理解她。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求学以及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使她始终意气风发。她的青年时代可比我自信多了。她主动争取机会，但同时缺乏人情世故，这些都让她投入了一个更封闭的工作系统里，她关注家庭和工作，只相信付出必有收获。她的世界观是非黑即白的，不太能接受人性的复杂。她认为社会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为家人牺牲奉献是美德，自私是奇怪的。读书时候想要参加文艺队的想法早就不在了，取而代之只有偶尔在家唱唱“万泉河水”。如果不是家庭相册里那个扎着辫子穿着舞蹈鞋练功的姑娘吸引了我的兴趣，我无从从她口中得知这一切——潜藏在她这个工科生身上的文艺细胞，是这样传给了我。但若干年后，当她读小学的孩子想要参加班里的舞蹈队，她以影响小升初学习为由拒绝了这个六年级的孩子，并给她的班主任打电话。

她对自己有非常多的期待，这种期待甚至包含一种自傲，这种自傲不能轻易容下一点批判。

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家里人从来都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包括你父亲。”

但父亲最终生病了。我对那时候的事件的记忆是不连贯的，很后来才知道，有一年妈妈骑自行车载我上学，路上被一辆三轮车撞倒，大脚趾折断了，包了很长时间的中药，因为错过了接驳的时机，大脚趾变得像鸡爪一样弯曲，和临近的脚趾紧紧贴在一起。到今天她的脚脖子总是肿的——静脉曲张的结果。但她不想给我添麻烦，她坚持说走路没有不舒服。被三轮车撞到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她陪我父亲去北京治病同一年。

她最终陪着丈夫去了一趟北京，然后回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在姑姑所在区的一所医院，父亲进行了最后的治疗。那个时期学校应该在放假，又也许是请了假，我记不得了。我们一家暂住在姑姑以前的房子里，在那个陌生的属于机关大院的老旧房子，窗户是旧式的绿色百叶帘，常年不打开，屋子和屋子离得很近，它们都有着整齐划一的平顶。

没有熟悉的家具，没有熟悉的街道，我闷闷不乐，但我对某一个牌子的红罐八宝粥念念不忘，里面总有我爱吃的煮烂了的花生，糖水甜甜黏黏。每晚我都要听隔壁房屋的电视声，我对死亡一无所知。母亲忙于照顾父亲，直到她成为单亲母亲。但她从不让我插手任何家务事，了解她的情绪，仿佛只消忙碌起来就不觉孤苦。她以一种去性别的方式去养育我，没有向我灌输过任何柔弱。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母兼父职。每天都要把家里的凤凰牌自行车扛上三楼，锁好在父亲的房间里，那时我总在那个房间扮演老师，对那辆自行车和空空的父亲的床板讲课。她那时是在以一种无比刚毅的力量感在托举着我。直到今天，她还会在偶尔和我的交流中感叹，这样表述自己：“那时候真的充满干劲。”

现在是没有什么干劲了，除了近乎强迫症的拖地、扫地、擦桌。

我们从没有交流过那些被撕掉的照片，直到去年问起，我妈才说因为看到父亲的照片会觉得难过。她为什么从不和我交流这些，我知道是出于一种她自认为的保护。她以前就跟我提过，“小孩子跑医院不好。”她从没主动和我说过，直到这半年我有意识问了很多父亲的事情。例如，在他们结婚的第一天，父亲在本子记下：今天（几月几日）开始，我和你永不分离。母亲说，“他是不是怕我跑掉了，他真的很奇怪。”意思是他真不害臊。语气并没有不满。

“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么浪漫，但那时候放假总是会一起去市场买菜。”

“晚上你爸爸总要加班，所以我就给你爸爸把饭送过去。”

我们住在学校大院里，从住的地方走过去现在已经是校车停车场的旧教学楼，不过十分钟不到。那个充满我幼时记忆的教学楼，只三层高，位置临近大球场。我们后来搬到了这个球场旁边，从厨房看出去视线正好相对。

母亲向来自己给父亲上香，就如她没有正式跟我谈起过父亲的去世，自然也一直没有邀请过我。即便我已经很大了，我们也早已知晓，我早就知道父亲去世了。而我竟然也对这种纪念亲人的方式带着一种顺从和不熟知。我从未谈过，我在父亲的骨灰运送回老家的那趟车上已经懵懵懂懂了解了他的离去，那年我八岁。我一开始总做梦梦见爸爸回家了。我知道父亲去世已经很久，而直到读大学开始离家，我才谈起单亲对自己的影响，谈到我知道父亲去世的事情，母亲并没有细问我是何时知道的。而我，果然是妈妈的女儿，也没有主动谈起，也许是怕触碰那个痛处。在避重就轻的间隙，找到一种安居自我的方式，或许吧。小时候我每次和妈妈吵架，都要爬上那个给父亲上香的大书架，而我直到前年结婚，才给我的父亲上了第一束香。

最终，去年夏天那场冲突之下的“你回家吧”，变成了一个屡揭不爽的伤疤，竟无论如何弥补，也再合不上了。这一年，它就像那兀自张开嘴的怪物，轻易能吃掉任何语义所到之处。

不久前最大的一次争吵，就是这样。

妈妈房间的空调坏了，相熟的五金店老板上门看过，判定已无法维修。采购家庭用品的人通常都是我和先生，我们当即讨论好选购的型号——和我们房间的小米空调一样，功能够用，价格合理。但母亲不想在网上买空调，不信任送货上门的商品。这些是事后先生与母亲聊出来的。很后来，我们才又得知，家里的小米洗衣机坏过几次，给母亲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那天早上她阴沉着脸对我说，“这个空调我出钱，不要给我买二手的不好的东西。”

广东今年的雨水多得恼人，这一日天气本来足够好，倾泻的蓝平滑得像假的巨幕，只在边边散些许云絮，似不服贴但又无伤大雅的气泡。我从外面跑步回来，汗没擦，被这扔过来的一句冷话弄得有点恍惚，愣愣站在餐桌旁边。餐桌上照例是每天都会准备的两个馒头、一颗鸡蛋，一杯牛奶。和我小时候的早餐基本一样。母亲正准备进我的房间拖地，陈旧到已经有点脱线的黄色拖把布绞成一束，没有任何水滴落，拖把已经被拧得很干了。

她的情绪一如既往，突如其来。

一早起床就开始订购空调，为的不过是要早点送过来约装，没想是这样的结果。

我强忍着情绪向她解释，“我们没有买二手，怎么会买旧东西给你用呢？买的是新空调，是我们自己房间也在用的同款。”停了一下我又继续（天知道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我们一早就开始给你选空调了，为了能早点送过来给你用。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这样说我听了很难受。”也许我说话语气显出控诉，母亲根本听不进这些真心话，只觉得我在发脾气，跟她作对。

她气呼呼进房间拖地，又气呼呼出来，门和桌椅互相磕碰。她对我说，“你不要给气我受。”

我知道，只要情绪被带动，我多解释几句，就会让事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这一年都是如此。如果我讲话语气严肃一些，就是我不尊重她，是我给她气受或想她走，诸如此类足以让我崩溃的话就会不断蹦出来。情绪在这个小小的房子里逐步攀升。母亲也素来不允许我不高兴，我的沉默、低落，这些越是让她感觉到的我的不快、痛苦都能让她感到担心，她见不得这些，于是用对我发脾气的方式回应我。

很快她就出门，回来的时候气仍没消，她继续开骂，“你为什么要扔掉我买的洋葱。你不吃留给我吃！”（前一晚我收拾了厨房，洋葱已经坏了）“我已经买好明天的票了！再不要受你的气！”我委屈得不想再说一句话，心始终砰砰直跳，我很怕她真的一个人跑回家去。下午我看完医生，在外面徘徊了很久，先生受我所托，替我和母亲聊了一晚。

..

我时常在夜里看着一岁女儿的脸，想起我与母亲纠缠了几十年的关系。我还在小学就曾暗暗较劲——我对她说过自己长大以后做妈妈，教育小孩不要像她那样。

二十多年后我真的成为母亲了，却特别想抱抱那时候的自己。 

我苦涩地求索于《母女的世界：爱与憎的矛盾体》，看到：

“母女关系往往不被当作问题，而忽视的原因，我觉得是妈妈们的表达方式不全然是暴力。”

“母亲把自己当作是女儿最亲密的朋友或是另一个自己。不仅认为女儿应该接受自己所有的感情，甚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

当下就找到了其中一个与母亲对话痛苦的源头。

在我的丈夫将冰箱里放了很久的蓝莓吃掉的时候，她会表现得不快，但她只对我说：

“那个冰箱里的蓝莓又没有坏，为什么他不给你留一点？”

坏情绪又突击我们了，我也感到不悦，但还是耐着性子解释到：

“蓝莓放那么久，不吃就坏了，吃了就吃了嘛，我想吃还可以再买的。”

这个回答也许并不能让她满意，又也许让她觉得我一如既往在偏袒自己的丈夫，于是连带那一天的情绪就这样都坏起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又买了蓝莓，入口是酸的，非常不好吃，先生说，“xx店的水果一直都不太稳定。”我故意引导先生回答，“所以你吃了之前的蓝莓也是不好吃的吗？”

先生说，“是啊，不好吃的，又都快烂了，所以我都吃了，没给你们留。”

我探头想看看在厨房的妈妈有没有听到。

那日隔天早上五点多，我收到了她发的信息：

“妈爱你，想你好，想人家吃东西留点给你，想你好，不是我想吃。”

类似这样的信息，我总是不知道可以怎么回复。

我们的对话中最刺激我的部分往往都包含着一些她对身边的人不怀好意的猜测。她咀嚼着那些情绪，我越是想主持公正，就越能让她愤怒，好像被蒙蔽了的人是我，我没有站在她的那一边。而我，也确实身处一种过激的焦虑中，因为那些不实的猜测、顽固的思想而感到恐惧、愤怒。但她对我的愤怒更加不满，说的总是：“我是你母亲，为你好，才那样对你说，因为你是女儿我才对你说这些心里话，你听了不认同你就当我放屁吧。”说话无须顾忌，我应该要做那个无条件承受这一切的女儿。

她常常说，我从不干涉你做任何事情。她确实尊重我选择学校，尊重我出社会以后择业，尊重我的人生步调。然而，在她重新与我同住的这些日子里，她会为我挂上米白色的窗帘在月子中心就给我发大段文字加感叹号，她不希望我把要淘汰的家中闲置很久实在没有地方可放的旧物扔掉，因为担心不吉利，她反对我将镜子放置在我想放置的位置。

她对她除了是母亲，还是她自己的意识觉醒得太晚，以至于我很后面才有所觉知，这种无意识的牺牲奉献的背后，并不是全然的不计较，也许她自己也未曾细想。这一种超于我所能承载的期待，最终也产生了一种对我的剥夺和控制。

为了减少争吵，我顺应地放弃一些可以不那么坚持的我的喜好，在家这个最容易被忽视的两代女性之间的权力竞技场，我意识到她失去主权的不自在，她经常在我们争吵之后大声说，“这里不是我的家！” 

今年年初，我鼓起勇气看薛舒的《当父亲把我忘记》，陆续又看完安妮·埃尔诺的《我走不出我的黑夜》，读了一部分香特尔·阿克曼的《我妈笑了》，还去看国内综艺《忘不了餐厅》的剪辑。用一种近乎强迫的方式，了解阿尔兹海默症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日常，带着恐惧。

好几年了，我关注她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也劝说过她去医院，但是因为不愿配合睡眠监测，问题也迟迟无法解决。何况市面上配合治疗的睡眠呼吸机实在是太吓人了。不说她，想到睡觉插着通气管，旁边放一部机器，像成天在医院似的，我看着也很有障碍。最重要的是，这背后关联的还有一直笼罩在我心中的梦魇——这种睡眠状态，容易导致脑损，引发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

当我试着在现在的手机里找一些以前的聊天记录，想看看那些蛛丝马迹，最后停留在2016年。里面留存着我跟朋友聊天夹杂的恐惧、担忧，但我不知道可以如何寻求帮助。我还记得最早搜的关键词是“被害妄想症”，“抑郁”，“孤独症”，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社交平台的一些推送，又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阿尔兹海默症”推到我的眼前。

我当然不是只从睡眠问题就做出这样的猜测，最重要伴随着她的还有这些现象：精神不振、犯困，几乎零社交，以及总是产生负面联想——比如总担心有人会撬锁进屋，担心跟他人寒暄提到自己的住址会引发不好的行动，学习使用新事物的能力开始下降，交谈的内容开始匮乏等。

她是在2010年结束大学里的机械工程科带实习生的工作，正式开始退休生活的。从那时起，断离了工作，妈妈基本上已经不怎么结交朋友，参加社交活动了。以前要好的工友也很少相约。我每年过节的时候回去最长十天，最短的时候四五天，回家的时候，从没怎么见妈妈跟朋友打过电话，亲戚也一样——明明读中学那会儿，表哥表姐还常常会被叫到家里来。

部分行为似而非似，再没勇气往下思量。时光往前倒回去年8月，我仅仅是嗅到了一种近乎强迫的对负面情绪反刍的危险，使用各种方法劝说了母亲与我一同去附近的三甲医院看心理精神科医生。成行本就难，而我试图寻求医学干预的想法，也在她一张近乎完美的医学量表作答后，无法落案，无力结束。

带母亲看医生前，我先是替她问了一次诊，当时只是说了担心她有被害妄想症的问题，当我提到几乎无法和她讲道理的时候，医生说了一句，“没必要，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就算了吧，把她当做一个性格不一样的老人家去相处就好。” 尽管这隐隐显示出一种广泛至综合医院与社会层面的对类似问题的无能为力。

我也无数次感到为人子女的不易。每当振作起来尝试一些积极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带母亲出去走走，诚恳地与她交流她内心焦虑的问题，都会撞向一堵堵无声的墙壁。过去那些通过行为认知疗法与母亲对话，试图帮助她厘清因果，纠正负面关联的想法，已经很难发挥实用，我讲话需要小心翼翼，否则便会召唤出那句魔咒。做语言练习，画钟也行不大通，做不好一些事情本身就会让她警惕被贬损，抗拒，最终变成一项新的恼怒，这也牵扯着我的情绪。

沉重，不时陷入。我常常觉得透不过气来，在明知道母亲的问题并不单纯属于性格问题，更多的可能与年老、脑功能退行有关之后，我不再对为什么解释过的一些原因，已经说通了的一些话，会再次搅动她的情绪感到惊讶、生气、悲痛。我意识到自己反而更像波动的球，不断重复撞向同一块墙壁。

那年夏天，父亲去北京治病了，我没有再问“爸爸呢？” 傍晚散步的时候，我照例边散步边看天，小时候我就曾因热衷一边走一边指月亮被父亲警告“月亮会割你的耳朵”。在我近视以前，夜里的云总是一小片黑暗偶尔漏的光，总能与夏日街上的路灯连在一起。父亲去世的那个暑期，我去哪都要跟在妈妈身边，她只好载着我去一个一个我早就不记得的目的地，我唯独记得坐在单车后座的感受，我一直学不会侧身坐，我的个头曾经不比那个后座高多少。经过夜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风拂过，“的确良”短袖飞起好看的弧度。那年这个女人还穿着中跟尖头皮鞋，她还爱美。那个说要买一间大屋给妈妈的小孩，至今没有能力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屋。我回忆到心酸，也不敢让这样的她一个人生活。

父亲去世以后姑姑来看我，每次都独带我出去玩。某次回家以后她生气地对我说“你去你姑姑家生活吧。”那样的话，与今天她觉得我站在婆婆的那一边，如出一辙，恐惧早就存在。这是她逞强的一体两面。但我对她的那种依恋，也与这种她过于强迫自己，孤身一人扛起一个家密切相连，很难说清这对我后来离开家求学工作是否产生影响，在我嗅到了自由的空气以后。这也许是无数东亚女儿共同的沉重。

我时时警惕着这种自我陶醉的奉献对另一独立个体无意识进行的意志的越界。当我的孩子突然没耐心吸吮母乳，或者突然不叫妈妈，又或者不吃我辛苦做的菜，我感到一种与我母亲共同的失落。

是痛苦，也是怜悯。每当我看到妈妈因为过于敏感对人产生敌对的情绪，或因为嫉妒，无法与人愉快的相处，最后她自己也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沉默与孤独之中，我会觉得痛苦，会感到她可怜。但她不容许被人开导（又或者我没掌握好真正的沟通技巧），这让我感到无力。 

事实上我知道她内心的恐惧，我太清楚了。因为大多数时候，那些真实的情绪的爆发，都会倒向我，所以我知道。只是回头她不会轻易承认那些失态，站在一种似乎需要勉力维持的“理性”之上。

我曾数次让她失落：比如她为了给我买房给了她存了大半辈子的储蓄，但是我一拖再拖始终没有找到合乎条件的房子，也实在没法在不稳定的工作现状鼓起负担房贷的勇气。她想和我在广州有一座自己的房子，可是来了以后，了解了房价她也充满了失望。

我知道，她曾经对我婆婆说，“我孤独怕了。”

想到这些我都会充满愧疚，觉得对不起她。和她混沌的生活现状比起来，我的独立空间好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逐渐地，我好像对解释自己的想法失去了兴趣。

我仍会想起一些这样的画面，住在东二栋，和妈妈闹别扭以后我赌气下楼，但是不敢跑远，就在楼下小花坛边边的石基上坐着，位置很窄，但那里看得到家里的阳台。很多年后，我好像还会做梦梦见那个抬眼看到家的角度，梦见过那时候的大门，楼下那个宽宽的停车过道，只是梦里的通道都是乱的，去往一些不确定旧时的路。

我还试过闹别扭之后赌气，躲在那时候的幼儿园旁边的操场上的大平台上，大平台杂草丛生，看着妈妈在底下绕着圈一圈一圈地找我，那是潜意识的报复，尽管很快内疚又包裹住了我，她该有多焦急啊。

出来工作以后，有一年我回家刚好支气管炎，咳嗽了一个多月，要吊水，在家里看了病，妈妈陪我去医院，吊水的时候，我和她聊天，聊到小时候的事情，妈妈说以前小时候不该对我那么严厉。我想那时是我长大以后和母亲最贴近的一次，我们聊天聊得最舒畅，我也终于不需要因为害怕母亲的管教，而产生隐藏自己的逆反心理，我们聊得特别坦诚，我感到很快乐。那时候母亲最操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未恋爱，仍未结婚。

但那时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生活，母亲也习惯了不干涉我的选择。副作用只是母亲对我的依赖在失落之后，转化成了一种自暴自弃的孤独。她后来手机长时间关机，只有她要联系我的时候才会开机。我总是无法在想打电话给她的时候马上找到她，除了每晚约定的打电话时间。怀孕期间我在公司楼下给妈妈打电话，需要提前预约，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说服她去做核酸检测，急得流出眼泪，如果不是后来疫情放开，我很难想象她如何过来陪我生产。我无法向任何人很好传递我的这种忧虑。

我成家了，经历了生育，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却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她所期待的问题的解决，又成为了新的她操心的问题。我知道，我永远无法满足她的期待。更为深刻的是，无人可以取悦现在的她，她意识不到。这好像是一根一直躲在暗处的棒子，时不时挑逗我们的人生。但我也很难抛下她，因为，过去她没有抛下过我。

写作手记

一开始，我不确定能把妈妈的故事讲好，而且我也很害怕开始讲述她。尽管我从很久以前就知道我一定会书写她。但我对我母亲的观察周期太长了，以至于我的思绪自顾自开始乱起来。我有太多想说的了，我想说事件——这一年我们争吵实在太多了，我同时也想说在这个事件之下，流动了许久的一些疑惑，那些我们母女相处的问题。

我一开始是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的，所以整个文本有非常多的反思和自白。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对我最大的挑战是将那些凭感情一口气倾吐而出的素材逐步重整成一个有渐进感的故事，我得到了旁立老师的支持和指导。从我记事起，我就受到母亲的情绪的影响，但我从没有像这一年，这样去解剖过它们。

安妮·埃尔诺写母亲有一段话，几乎承载了我对母亲全部的感情与恐慌——“是她，以及她的语言、她的双手、她的姿势，她走路和微笑的习惯，把现在我所是的妇女和曾经我所是的女孩联系起来。我失去了与我所来自的世界的最后一根纽带。”这一年，我无数次想象如果母亲的情况变糟糕会怎么办，又在每次争吵之后感到一种具体的窒息——喘不过气来——我的情绪转变成了真实的生理反应，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对我和母亲之间关系的记录，更多出于一种自救的本能。我书写的是身为我母亲的女儿长久的困境，那团迷雾笼罩着同样有了一个女儿的我所思索的今后的路。我知道这趟旅程对我事关重大。我急需把长久以来一个人消化的很多情感，慢慢推到那个口的旁边，再一口气逼它们吹出云来，是风是雨，只管落去外面的土地上。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点击下方小程序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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