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长征｜长征留给当代中国军队的战略思考

◆ 跟着共产主义的信仰走

◆ 需要英雄血气与战略视野

◆ 能打胜仗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

◆ 必须服从大局

◆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想更多了解长征精神内核，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那里有对长征精神的系统梳理，推荐一读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气壮山河、光耀千秋的万里长征。

　　长征的胜利，是党和红军面对一切艰难险阻，为追求理想、捍卫信仰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胜利；是党和红军在革命受挫、全局危机的战略被动中，依靠高超的战略指导破危解困、力挽狂澜的胜利；是党和红军面对优势之敌围追堵截，运用高度灵活的机动作战杀敌挫敌、迫敌就范的经典胜利；是党和红军围绕共同目标，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相互支援的胜利。

　　80年后的今天，如何聆听长征回声、汲取长征智慧；如何不忘初心，继续走好新长征路，是当代中国军队在大国强军的历程中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跟着共产主义的信仰走

　　坚守信仰、执着信念是长征胜利之根。当代中国军队要立于世界强军之林，必须拥有为理想而生、为信仰而战的强大精神气场。

　　信仰是人与社会对某种精神价值理想的崇敬与向往，信念是引导激励人与社会进行实践的理性原则。当一个人有了信仰，他就知道该往哪里去；当一个人有了信念，他会朝既定的方向与目标走得更加坚决。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三大主力会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靠双脚走完了万里长征。长征中，面对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官兵浴血冲杀，将士们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一面扑向敌人。面对千山万水的阻挡，面对严寒酷暑与饥饿，红军只有草鞋、单衣、树根和野菜。

　　正是共产主义的信仰与跟着党走就有希望、就会胜利的执着信念，最大限度地激活了红军官兵攻坚克难的意志与潜力。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述，她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邓小平用他一贯简洁明快的方式答道：“跟着走”。

　　“跟着走”——跟着共产主义的信仰走，跟着党的指挥走。一支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的军队，担当起了实现人类最美好社会理想的崇高道义，真正做到了为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为信念而知行合一，从不叛离。无论是中央红军的血战突围，还是红25军的孤军远征，无论是红二、六军团的艰难转战，抑或是红四方面军的曲折长征，无不体现出信仰与信念的巨大力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定信仰与执着信念，各路红军始终革命意志不减、军心不散、士气高昂，在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与付出重大牺牲后，最终成建制地走到了陕北，齐聚在党旗下。

　　长征的胜利证明，坚守信仰，执着信念是红军建军的根和魂。时光荏苒，岁月悠悠。80年前万里征战的硝烟战火早已散尽，但红军当年血染的军旗，依然高挚于胜利大阅兵的队列前。80年前从长征中磨砺而出的那种坚定信仰、忠诚信念与敢战血性，如今依然是当代中国军队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个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凝结了人民军队自红军创立起建军打仗的历史经验与规律，传承着红军长征的信仰信念与血性，融合了当今时代发展对军事的新要求与新标准，指引着当代中国军队在大国强军之路上疾进。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风云激荡的深刻变革与转型之中，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尚在构建与完善之中，现实中仍然存在信仰缺失、精神迷茫、道德滑坡与血性不足等消极现象，加上境内外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军民实行攻心暗战，这些因素给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的当代中国军队，在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与铸牢军魂的建设上，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和考验。

　　回顾历史，敬畏历史，目的是倾听历史回声，汲取历史智慧。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一支军队有了信仰就有了灵魂，有了信念就有了勇敢与血性，就有了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的底气。红军创建以来的人民军队建军打仗的历史启示我们，什么时候信仰立住了，信念坚定了，什么时候部队就会风清气正、上下同心，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人类军事发展史还告诉我们，一支军队要成为世界强军，不仅要强在装备等硬实力上，还要强在精神与心灵上。没有信仰的引领，没有信念的激励，没有血性的储备，装备再好的军队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恒久立强立威。

　　当代中国军队要立于世界强军之林，必须拥有为理想而生、为信仰而战的强大精神气场。因为人民军队让对手害怕与忌惮之处，正是那渗入一代代革命军人骨髓里的精神与气节。当代中国军队就是要把坚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来抓，就是要在艰巨的任务锤炼中把官兵培养成“有灵魂、有本事、有品德、有血性”的“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就是要抓好高级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全面落实全军新古田会议精神与要求，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需要英雄血气与战略视野

　　有效驾驭复杂全局的战略应对，敢于同强敌殊死较量是长征胜利之道。当代中国军队要有效履行职能使命，必须拥有敢于藐视与胸怀天下的英雄血气和战略视野。

　　长征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安危、红军生存还是毁灭的重大考验。长征的战略指导又是在敌情似火与全局危机中进行的。因此，考验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战略指导能否破危解困，驾驭复杂全局，把中国革命与红军从惊涛骇浪中带出来。

　　破危解困，驾驭复杂全局，彰显党和红军在战略指导上的高明之处。当时，中国革命之所以严重受挫，各路红军之所以被迫长征，是因为党和红军遇到了最深层的领导危机：一些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与指挥权，断送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燎原复兴之势。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以及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促使中国共产党内富于远见卓识者果断召开遵义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重新走上领导革命、指挥红军的岗位。

　　其后，中国共产党通观全国形势变化，敏锐地捕捉到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带来的中国革命主要矛盾的转移，最终确立了红军北上陕甘、抵近抗日前沿的战略进军方向，为中国革命走上抗日大业勃兴的道路做好战略预置。

　　而面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政治野心，党中央以正确的战略进军目标引领各路红军，在坚持原则斗争的同时，讲求灵活的斗争策略，真正实现了党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胜利会师。

　　长征的胜利表明，红军之所以能从惊涛骇浪般的险境中走出来，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转危为安，靠的是党临危不乱的高超战略指导、有效驾驭复杂全局的战略应对，靠的是党和红军敢于藐视一切危机与挑战、敢于同强敌殊死较量的战略勇气。

　　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复杂激烈的背景下，当代中国军队要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能使命，必须像红军先辈们一样，敢于藐视一切危机与挑战，敢于同强敌殊死较量，始终保持敢打必胜与有我无敌的英雄血气，同时，必须拥有胸怀天下的战略视野。

　　当前，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是为近代百年以来中华民族不懈拼搏所积蓄的巨大能量所推动，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而大国强军之路一定要有战胜各种艰辛的准备。

　　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立，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出“三个前所未有”的方位判断，再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社会治理体系建构与完善、改革强军战略与军民深度融合战略的强劲实施，无一不显示出党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设计，已全局在胸、深谋远虑。

　　当代中国军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同样是这盘前所未有的大棋局中的重要一子，必须深谙党和国家的战略筹划，必须为国家发展做好战略预置，把战略指导的准心始终瞄准国家利益，与时俱进地创新军事战略指导，跟上国家的发展步伐，跟上党和国家的战略指导节奏，使当代中国军队力量建设与运用中的每一次投棋布子，都能精准体现党和国家的战略。

　　在新形势下，当代中国军队要继续走好新的长征路，战胜未来的一切危机与挑战，就必须汲取先辈的英雄血气与战略智慧，胸怀天下，积极进取，成为强国梦的坚强力量支撑。

能打胜仗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

　　灵活机动、有效作战是长征胜利之枢。当代中国军队要战胜一切强敌，必须在作战指导与战术战法创新上求突破见真章。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遭受严重失利，是导致党和红军被迫长征的直接原因。而导致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直接原因，则是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们呆板而拙劣的作战指挥。

　　长征开始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湘江突围后置敌人在沿途中布下的20万大军于不顾，仍然执意要求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血的教训表明：正确的作战指导是红军转败为胜、夺取主动的枢纽。

　　红军的生存有赖于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更取决于战场指挥员能否因敌制变、做出符合战场实际的决策与部署。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红军作战如获新生，恢复了往日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与避实击虚的战术战法，在敌我兵力悬殊、处境危急的条件下，从惊涛骇浪中走了出来，化解了中国革命最为紧迫的生存危机。

　　长征的胜利，是党和红军战略思想与作战思想的胜利与升华。万里征战使党和红军创立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得到升级，积极防御的战略视野从苏区局部扩展到了全国；苏区诱敌深入的内线作战转变为东西纵横、南北驰骋的外线作战；苏区局部的小规模游击战与带有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升级为万里疆场上的大兵团战役机动作战；隔绝各地独立作战的各路红军，融合成为一支万里协同、相互策应的统一作战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军队在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的统率下，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指引，全面建设不断跃升。特别是在能打仗、打胜仗和履行根本职能方面，当代中国军队更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跃升：全军对于未来要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以及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不断深化；建立了有利于打胜仗的领导指挥体制；不断调整力量结构与规模，增加新质战斗力力量建设；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抓好部队训练。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代中国军队在建设上仍然存在“两个差距”，在打仗问题上仍然存在“两个能力不够”的短板。回顾当年红军之所以能由弱到强，就在于创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从诱敌深入到“十六字诀”，红军官兵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实践中还管用、顶用。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摆脱被动越战越强，就在于恢复与创新了原来全部的作战原则。长征过后，集党和红军十年血战经验与教训，融合党和红军十年战略认识与作战指导之精华，毛泽东同志写就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开启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步伐，成就了中国战争理论的高峰与传世经典之作。

　　当代中国军队在未来要打胜仗、克强敌，既靠勇敢与利剑，还要靠融入智慧与谋略的好剑法。当代中国军队必须求突破、见真章，创立出与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相合的战争战略指导理论、形成与一体化联合作战形式相适的作战指导，探索出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新战法，确保在未来一声令下，部队上得去、打得赢。

必须服从大局

　　服从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胜利之柱。当代中国军队要成为党和国家的坚强支柱，必须树立服从大局、在大局下行动的全局意识。

　　长征是党和红军在险境中求生存、在困难中求出路。能否尽快脱离险境，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这是长征与中国革命的大局。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的前提下，党和红军内部能否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激发出最大的合力来战胜一切敌人与艰难险阻，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

　　党的高层领导和红军将领顾全大局、高风亮节，精诚团结，不仅确保了党和中革军委顺利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也使得党在复杂严峻斗争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

　　长征中作战频繁，战况激烈。为灵活机动作战，红军部队进行过多次编制调整。从军委总部到红军各级将领，均无一人抱怨官越当越小，无一人计较自己指挥的部队被撤、降、并。

　　各路红军部队之间相互支援、相互策应，确保了党的战略意图的实现。正如李先念同志在回忆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所说的那样：“懋功会师形成的团结局面，后来虽然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最终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和全国红军的大团结。历史证明，我们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是符合革命历史发展潮流的，任何人，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

　　红军官兵之间风清气正、生死相助、团结友爱，正是这样的精神与氛围，支撑着红军将士一往无前、视死如归，战胜重重磨难，最终实现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创举。

　　当代中国军队在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制定的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的强军兴军大方略的指引下，全军部队正在发生凤凰涅槃般的历史性变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军兴军光明前景。

　　当代中国军队必须按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在政治建军的战略工程中，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以达到革弊鼎新、固本培元、凝魂聚气与营造新风正气的战略功效，与时俱进地加强军队生命线工程的创新发展，把红军长征的“红色基因”传承好，把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与革命军人的魂胆魄立起来，为强军兴军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在深入推进改革强军的战略实践中，全军部队必须像当年红军长征时那样存大义、顾大局、舍小我、讲奉献、讲团结，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积极投身于改革强军实践，不计个人权力升降与进退走留，不计小单位小团体之局部利益得失，为强军兴军做出应有的贡献。

　　全军部队必须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紧紧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保证军队党的各级组织充分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促使军队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着力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实现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强军兴军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与支撑。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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