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种粮大户面临“职业危机”

◆ 种粮大户是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 目前正遭遇“成本升、利润薄、转型难”困境，甚至出现亏损

◆ 规模化经营需破除四大瓶颈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菁 郭远明 秦宏

种粮大户是我国职业化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但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国内外粮食价格“双倒挂”严重，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农业规模化经营社会保障不足，以及自身抵抗风险能力差等因素，导致部分种粮大户遭遇“成本升、利润薄、转型难”，甚至处于亏损经营状态，遭遇发展“天花板”，面临“职业危机”挑战。

种粮净利润减少四分之一

　　规模化经营5年后，江西永丰县的“种粮大户”罗小冬开始为接下来该怎么继续经营下去而发愁。今年他的580亩稻子卖掉以后，一算账，还没算人工成本，就亏了一万多元。

　　罗小冬告诉记者，他流转的土地肥力近两年明显下降，肥料用量不减反增；加上今年稻谷抽穗时遭遇高温天气，他种的一季稻亩产从900斤下降到800斤左右。他说：“粮食价格不行了，去年优质稻能卖到1.45元/斤，今年只能卖1.22元/斤左右。人工费方面，上了年纪的老人每天工资都从70元涨到80元。”

　　“周围其他种植面积差不多的大户，今年亏四五万元的都不少。”罗小冬说，一方面，国家托市收购因为仓容的原因，很难卖进去；托市收购价格调低和开仓时间短，带动了粮食经纪人压价。另一方面，人工费和土地流转费用等投入不断上升。

　　江西丰城市小港镇的种粮能手张俊杰，经营着1900多亩水田，今年纯收入下降了近三成，少了15万元左右。

　　“去年稻子收获时遭遇连阴雨，今年生长的关键期遇到高温天气，这两年亩产量持续下降。粮食收购价格下滑得厉害。去年晚稻出售平均价为1.26元/斤，今年只有1.17元。”张俊杰说，从2011年进行规模化种植以来的情况看，粮食产量和粮食价格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并开始下滑，规模化种粮进入发展“瓶颈期”。

　　江西省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局的一份2016年早籼稻生产成本收益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江西省早籼稻单产、价格、成本及利润齐降，其中价格降幅较大，利润缩水严重。调查户已出售的早籼稻均价已连续第二年下降。根据调查，今年江西部分地区早稻生产中，亩均总成本958.04元，其中，机械作业费181.05元、种子费57.64元、化肥费118.95元、农药费43.01元、人工成本344.59元、土地成本150.09元。受化肥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今年户均总成本同比降1.52%，这也是近十年的首次同比回落，但调查户亩均净利润113.43元，同比减26.76%。

　　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今年以来，除了粮食规模化种植利润在下滑的种粮大户感受到了危机外，不少通过种植技术改进、机械化程度提升，利润在上升的种粮大户也感受到了压力。

　　“今年每亩稻子多收300多斤，亩产首次达到1100多斤。”江西新建县石港镇罗山村种粮大户胡荣辉告诉记者，采用了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农业技术，产量“上来了”。

　　收入增加后，今年总收入60多万元的胡荣辉花了70多万元买了无人植保机等农业机械、建了烘干机厂房。他表示，今年农民普遍要求涨土地流转费，明年的生产资金面临上涨压力。

转型发展开始即遇困

　　一些年轻、经营头脑灵活的种粮大户，开始寻求在种植结构、经营方式方面的突破，谋求转型发展。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罗针镇丁湖村种粮大户李检发自己经营着2000多亩水田。近两年，他种粮的纯收入以每年10%的幅度在下降，今年李检发瞄准优质大米市场，注册自己的品牌商标，通过委托粮食加工厂生产，销售自产的绿色大米。

　　李检发通过当地农产品电商平台，以10元/斤左右的价格销售了四五十万元的大米，初步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找到了新的盈利点的李检发准备明年自建大米加工厂，进一步降低成本扩大利润。

　　像李检发这样顺利实现转型的种粮大户目前还是少数。

　　罗小冬告诉记者，通过省里组织的职业农民培训班，他认识了不少经营种类不同的种养殖业大户。这两年通过交流学习，尝试在种植结构上寻求一些突破的他，先后种植了灵芝、百合、瓜蒌等，但效果并不理想，屡屡亏本。

　　“以种百合为例，去年我试种了40多亩，种的时候市场价高出成本两倍，收的时候价格已跌破成本。我干脆让它们坏在地里，收都没收。”罗小冬说，他知道规模化种粮遭遇瓶颈后转型发展是条路，但不知道怎么走。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等专家表示，一些种粮大户种植结构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者自身文化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对市场把握不准；种植技术不精、营销渠道和方式有限；与专业种植的“大户”比成本上吃亏。

　　资金也是种粮大户们转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张俊杰今年种了50亩绿色蔬菜，市场上反映不错，明年想扩大种植规模。但因种植蔬菜投入的大棚、储存设备等资金需求大，现在他最想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帮助。准备建设大米加工厂的李检发，算了算连厂房加设备，还有储藏设施，总投入需要两三百万元，融资难是他目前的心病。

　　江西省统计部门的调查显示，江西某地调查了11个种粮大户申请贷款贴息情况，实际获得贷款的仅为7户。由于农村贷款指标少，手续多，加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提供的抵押物少，涉农贷款难以及时满足大户的生产和转型需要。

　　不少种粮大户反映，目前涉农生产的商业保险“品种少、赔付少”的现状仍未得到彻底改变。不论是继续从事粮食生产，还是调整种植结构，其中的风险基本都要自己担，“创新创业”风险成本太高。

增收面临瓶颈突破

　　一直以在外流转土地种田为业的江西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种粮大户熊反生说，他经历的种田最好的年份是2012至2013年，2014年也还可以，稻谷价在1.4元/斤左右，今年已降到1.1元/斤。

　　对“三农”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四川省委党校副教授彭大鹏认为，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下滑其实是在市场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主动调整收购价引起的连锁反应。

　　此外，部分专家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务工的收入远比从事具体的粮食生产收入高。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土地流转费用不合理上升也呈现难抑制态势。“土地的基础设施是我投钱改善的，现在其他人给的价格更高，我如果不给涨价，农户就不愿意将地继续流转给我。”谈到土地流转市场的乱象，江西种粮大户胡荣辉无奈地说。

　　江西省农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胡仲明表示，种粮大户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和承担经营风险，土地流转价格的不合理上升，不利于其发展壮大。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种粮大户由于难以获得政府资金项目的支持，更难获得很好的收益。

　　相关专家表示，农业是一个存在先天弱质性的产业，生产者必须同时应对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即使在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下，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仍需强化彼此间的合作，重视农协或农会这类农民合作组织在获取信息、降低集体生产成本和抗风险方面的作用。

　　与此同时，江西省委党校农村问题专家刘勇等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对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的有针对性的帮助还不够，今后应增强扶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规模化经营存在四大瓶颈

　　要继续保持种粮大户的生产积极性，维持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需要破除四大瓶颈。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土地流转统一市场不完善，农业科技化水平不高导致的农业生产成本高，仍是影响农业规模化发展利润的重要因素。

　　江西新建县石港镇罗山村胡荣辉等种粮大户反映，目前，虽然政府在积极改善农田基础设施，但速度跟不上农业规模化发展的要求。

　　“政府的土地整理项目集中在连片的农田区域，而我流转的土地比较散且偏，很难申请到土地整理的补助。”胡荣辉说，为了适应机械化生产，他每年都要投入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对流转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拉高了生产成本。

　　江西省高安市农业综合开发办负责人谌曦说，当前国家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到2020年要在全国建成高标准农田8亿亩。但由于投入标准过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进度仍然太过缓慢。“以高安为例，按现在的投入和建设进度，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任务。”

　　土地流转市场完善要更多地适应农业规模化需求。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的调查与分析显示，目前，种粮大户承租耕地期限普遍较短，通常为1至3年，谁出价高就给谁承包，大户普遍缺乏安全感。合同不规范，大多数地方以口头协议为主，容易发生纠纷，转让双方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不利于土地的正常流转。

　　——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面临提升。种粮大户要抵御自然和市场双风险，获取更大的保障和利润，就必须强化合作；要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实现风险共担和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

　　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种粮大户凌继河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经营，近年来不仅实现自身利润的增长，且带动了其他种粮大户的发展。江西农业大学教授、江西现代农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翁贞林表示，“绿能”的成功在于它的合作经营模式，包括土地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生产资料专业合作社和统防统治专业合作社等。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使它们具有信息搜集与处理的比较优势，能够降低土地租用主体和农户分散谈判交易费用，又可在同一企业内，规避“合作社的内部人控制与合约不稳定问题。

　　——农业扶持政策需“精准发力”，提高政府各项惠农补贴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使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受益。

　　江西省农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胡仲明表示，目前，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农业补贴还是直接发放给农民，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上拿不到。

　　部分专家认为，应提高补贴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例如种粮补贴可针对不同的种植规模和产量设定标准，且采用累进式补贴率进行补助。

　　粮食托市收购时间和方式需贴近种粮大户生产实际。不少种粮大户反映，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本来是稳定市场信心，给予粮食生产者一定利润的政策。但往往因为开仓时间晚、收购时间短，且收购中对粮食质量检验时间长等原因，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去托市收购点卖了三次粮，每次都要在那等两三天的时间。虽然卖的价格高一点，但算一算除杂损失和人工、车辆等成本，还不如直接在家卖给经纪人。”胡荣辉告诉记者。由于托市收购时间短，托市收购点关仓后，市场化的收购点马上对粮食进行压价。

　　——强化培训和服务，提高农民职业化素养。专家及农业部门工作人员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对种粮大户的职业化培训，提高职业农民的专业化生产经营技能水平，转变职业农民的生产经营观念。

　　“在良种的推广上，一些种粮大户宁愿相信经验，也不愿相信农技部门，造成一些种粮大户或因生产的粮食卖不上好价格，或因粮种抗病虫害能力差导致减收。”丰城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李瑞华表示，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大的种粮大户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差。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发现，目前部分种粮大户在参加职业农民培训时，更侧重于生产技能的学习，而忽视对市场营销、融资等方面知识的掌握，导致“种得好没能卖得好”。

　　还应提高对职业农民发展的跟踪服务水平。不同年龄段、进入行业先后和生产规模及经营水平不同的职业农民，在同一时期对于职业农民培训和帮扶的需求差异很大。江西新建县长棱工业园区留田村种粮大户周小林表示：“刚开始种粮的时候规模小，需要生产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技术指导；现在规模扩大以后，且遭遇发展瓶颈时，我希望得到更多种植结构改善和多样化经营上的指导。”

　　重视“三产”融合发展，强化规模种植农户的产业链发展意识。强化规模种植农户的品牌意识，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发展有包装、有商标的品牌产品。翁贞林等专家认为，政府应注重将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连接，把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功能向休闲、观光、体验等乡村旅游拓展，提升农业产业的品位。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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