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重温经典 • 陈明：读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对空间规划的启示

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201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先生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让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卓越历史功勋、缅怀他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之际，分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所陈明副所长撰写的“读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对空间规划的启示”一文，重温伟人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思考这部鸿篇巨制对当前城乡规划行业发展的启迪。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将建国这个宏大复杂的历史政治进程，划分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大部分，而且三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其中与空间规划关系最直接的《物质建设》，是他与专家团队进行认真的调研考察和付出巨大心血后，从1918年起，在中外报纸上陆续发表的。重温《建国方略》，感觉一代伟人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以宏大气魄、务实精神构筑的“中国梦”，对当前推进的国家空间规划体制的改革，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通读孙先生的《建国方略》，在深刻感受伟人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之外，针对当前的空间规划而言，还有以下四点体会：

一是国家空间规划必须综合全面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发展现代化蓝图，也是全面系统的“路线图”。六大实业计划，涉及政治、军事（裁军）、移民实边、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城市发展、工业发展及选址布局、实施保障、融资安排等各个方面。在旧中国文官体制和政府机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孙先生可以说凭借“一己之力”和专家团队，完成了这个恢宏巨篇，建国方略之谓，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名至实归。如果套用今天的事权来看，几乎涉及到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建设部、工信部、财政部、国防部、国家林业局等所有重要的、涉及空间资源配置的部门。如今，我们国家可以说是政府机构设置完整，政策法律体系也相对健全，各部门人才济济。但也正因如此，今天任何一个部门所做的全国性规划、各部门联合编制的规划，甚至包括以中央和国务院名义颁布的各类空间性规划，都难以做到《建国方略》那样高屋建瓴、综合全面、内涵丰富。细想起来，这其实就是“最强大的方面，也是最脆弱的方面”这一悖论的典型体现。正是由于当今机构健全、法律完备，各规划互为前置条件、讲究“守土有责”，才导致了今天任何一个空间性规划，都难以站在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高度，进行战略引领和底线管控。反之，正是因为旧中国政府机构的孱弱，才给了伟人指点江山、筑梦强国的宏大舞台。

二是国家空间规划必须突出重点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六个计划中，最详实、最引人关注的是港口、铁路和水利计划。如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三大港口计划，将港口的建设，与集输运体系建设（铁路、公路、河港和海港等）、腹地和边疆发展、创造就业、能源资源开发、市场需求和企业布局（水泥厂、造船厂、机车厂等）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孙先生所说的“盖彼此关联，兴其一有以利其余也”。

孙先生自少年起就接受了西方教育，长期在海外生活、流亡，对西方国家铁路带来的便捷高效，体会深刻，并认为铁路是国家富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此，针对铁路网络，他除了在三大港口计划中涉及，还单列其为“第四计划”，对中央、东南、东北、扩张西北、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进行了详细描绘。早在1894年，孙先生就上书李鸿章，提出凡有铁路的国家，“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在1912年受袁世凯邀请北上共商国是时，孙先生也曾表明心迹，“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路入手。余意全国铁道当有全国大计划”。由此可见，后续结集成文的《建国方略》虽然内容全面系统，但在孙先生心目中，铁路才是真正的“牛鼻子”，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是《建国方略》的核心。今天，我们的空间治理和空间规划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也需要抓住重点、分清主次，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地推动工作。如果说孙先生当年面临的是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旧中国，铁路自然是开天辟地的“发动机”；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国力迅速崛起、影响广布世界的新时代，面对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城市和区域分化剧烈、各阶层利益日益固化、空间资源缺乏统筹配置这些孙先生从未遇到的“新问题”，新一轮的空间治理和空间规划，自然就是要针对上述问题，成为革故鼎新的“助推器”。

孙中山先生1912年考察京张铁路并与当地军政各界代表合影

三是国家空间规划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空间规划是政府重要事权和公共政策，但规划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联动，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孙先生常年旅居海外，谙熟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因此，在《建国方略》中，如何发挥市场机制来推动实施，他着墨甚多，字里行间迸发的许多思想火花直到今天仍具参考价值。如在东方大港计划中，他提出“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北方大港的修建成本，他提出应与建港后的煤炭运费节省、引入近代制盐技术后的成本节省等因素综合权衡，统筹决策。他也注意到土地市场对实施规划的重要性。如他提出国家应收储临近港口的土地、河流整治形成的新增农地及工商业用地等，这样土地的升值就可弥补投资的成本。矿业开发，也“应准租与私人立约办理，当期限既满，并知为确有利益者，政府有收回办理之权”。

虽然孙先生具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独特视野，但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使战争连绵不绝、施政能力薄弱，国家主义影响依然深远，市场机制作用有限，究其原因，既与中国长期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历史一脉相承，也与当时的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盛行相关。政府应垄断战略资源的思想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如1935年，国民政府组建了资源委员会，其职能就是“便于统筹运用，并赋予开发全国资源，经办国防工矿事业之任务，以建立腹地国防经济为工作重心”。在1936年，资委会拟定了《国防工业初步计划》，中心内容是在江西、湖南一带建立一个国有化的重工业区，并开发西南各省的矿产资源，并拟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进而修订为《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这些建设计划，确立了以国防为中心，突出了重工业的建设。在抗战期间，资委会重点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重工业，建立了11个工业中心区，改变了此前中国工业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平衡格局。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将这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发挥到极致，市场机制更是无从谈起。时至今日，即使我国已经推行市场经济多年，但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面目仍然模糊。近期张维迎与林毅夫就产业政策展开的激烈学术争论，就是对政府与市场边界和作用认识的严重分歧。如同林、张之争一样，今天的国家空间规划，也面临着由长期适应计划经济、强调“自上而下”的指令型、管制型规划，向适应市场经济、强调平等协商的法制型、治理型规划转型的重大挑战。在如何发挥市场作用的方面，需要有高度的智慧。要善于通过空间规划来“四两拨千斤”，向市场传递国家发展战略意图、未来方向和支持领域，引导市场投资更加符合国家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要通过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来改变各区域的发展条件，优化空间发展布局。当然，也需要尊重多元主体的权益，促进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关系，在国家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潜在土地权利人与现有土地权利人的博弈过程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四是国家空间规划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本身就是在国际化的语境中完成的。《实业计划》英文原名就叫“国际共同发展中国计划”，期望通过吸引西方资本，借助国际力量，“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他深刻认识到中国闭关锁国的危害，“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他以开放的胸襟虚心学习日本、美国的经验，对美国修建铁路、日本奋起直追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心驰神往。孙先生认为，中国“以地位适宜之原则言之，则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益将为欧亚铁路统系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此联结。……将来吾人所计划之港，可以直达好望角城。”“此不仅有利于中国，且有以利世界商业于无穷也”。正如陈东林撰写的《构建伟岸中国：孙中山的东方大国梦》一文所指出的，“当时的中国人，谈建设的不少，但是多就国内发展而言，至多讲沿海地区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发展。像孙中山这样能够从世界角度看中国西部开发的，可谓凤毛麟角”。虽然《建国方略》最终的结局，如孙先生诗句“魂梦忽惊征马中”那样令人扼腕，但他开启的东方强国梦一直在催人奋进。

今天，中国已经面临着迥然不同的国际世界。中国已经深入地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国家空间规划的谋划，更不可能“闭门造车”。“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国家应对新一轮国际秩序调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空间规划体系，自然要顺应这个背景和格局，进行全面的资源部署和安排。因此，新时期的国家空间规划，要不断提高与“一带一路”国家联系的便捷程度，要保障国家的地缘政治安全，要关注边疆和民族稳定，要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还要推动国家经济格局安全等。这是任何一个大国空间规划，都必须直面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新一代规划师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感谢中规院杨保军院长、中规院村镇所陈鹏副所长、中规院研究中心殷会良主任在讨论中的指导和启发）

相关链接：

注：本文为“中规院区域所专栏”的第三篇文章，感谢中规院区域所给予的资源支持。

点击浏览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