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人——中国农村妇女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贞节牌坊是女性的枷锁，虽然实体没了，但依然存在于中国人的观念里 /Wikipedia
和日本的耻文化类似，这种行为并非出于妇女们自身的意愿，而是出于一种“集体规范”对“个人道德”的要求，这套以儒家纲常为衡量准绳的规范也有一套“潜规则式”的奖惩制度，负责仲裁的则是传统的宗族力量。
这套系统下为了“名节”逼迫妇女自杀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顶不住舆论压力的妇女也会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而反之则会奖励贞洁牌坊给予妇女以名声，给宗族这个“大集体”带来巨大的荣耀。
而这种对女性的苛刻要求，到了现代，虽然有所减弱，但仍旧根深蒂固地嵌在很多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传统宗族观念的复兴，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大规模反弹。
按理说，1949年以后，对女性压迫的宗族势力被人民的力量无情击碎之后，中国的妇女自杀率应该大大降低了才是。可现实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农村女性。
一方面，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性名义上获得了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在官方话语里，妇女”能顶半边天“。据统计，1957年，全国城市女职工只有328.6万，到了1960年，激增到1008.7万人。
名义上女性的地位空前提高，但负担也更重了 /Historiana
但实际中，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发现，建国初的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并未消除，这反而加重了女性的负担，他们在工作中需要顶半边天，但在家里往往要顶一片天。
这种情形直到21世纪仍然如此，根据2010年全国妇联的调查，72% 的女性承担家务活，而只有16% 的男性分担过家务。至于抚养小孩、赡养老人，男性的比例也是远远少于女性。
在农村，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由于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让体力天生弱势的妇女在经济上不可能和男人平起平坐。
比如说，中国的《继承法》规定，男女都有平等的继承权，但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家产依然是”传男不传女“。有研究者调查了甘肃和江苏两省的农村，仅有2.69% 的农村妇女认为自己享有与男嗣相同的财产继承权。
农村妇女耕种土地，但很多时候却没有土地承包权 /Sipaphoto
财产上没有继承权，而在农村最重要的土地上，女性也丝毫没有话语权。根据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报告，全国农村人口中有8.3%没有土地，而这其中73%都是女性。
很多农村女性因为出嫁、丧偶、离婚，就被剥夺了土地承包权，在全国妇联2002年的土地权益问题投诉中，这是最为常见的问题。
如果妇女的价值观念仍处在传统的状态，她们就不会有实现价值期许的冲动。如果妇女在家庭和村落的结构性位置和权力一点都没有提升，而是继续服膺社会结构的既定安排，也不会有错位搭配。
正是因为妇女的价值观已经变化，但其结构性地位和权利却没有相应改变，使得新一代妇女的价值目标与变动的社会结构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妇女往往选择自杀这种极端手段挣脱桎梏。
相比古代，今天的中国农村虽然流入量依旧不高，但是流出量却非常庞大了。由于外出打工者往往是男性，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妇女，据估计现在留守妇女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万以上。
与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妇女并没有得到重视 /Sipaphoto
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很多对非留守妇女来说，不必直接面对的问题，对留守妇女而言则成为难题。丈夫外出打工不仅直接导致体力劳动的增加，还间接导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与丈夫一同外出打工的女性，比留守妇女往往要幸福许多 /视觉中国
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留守妇女隐讳地表达了她们的性压抑，其中69.8%的留守妇女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感到焦虑。
在集体眼光的压力下，选择报警的往往是少数，大部分选择了忍气吞声，甚至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只能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有一个例子。
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走出农村，这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视觉中国
和外出打工率呈现反比的就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了，不过前往城市变成了工人的农村妇女，已经融入一个更为开放和开明的社会环境里，自杀率也就远远降低了。
或许，这是解决农村妇女自杀率高企的方法之一，要么将她们从封闭的农村环境中解救，要么打破农村传统的落后意识。从目前来看，前者阻力更小一些。
套用宋丹丹的那句台词总结就是，在中国，做女人难，做农村女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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