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明和她的殖民经济

假如说中国四十年改开，除了制度之外，就多少有些“香港版”的放大，譬如房地产绑架、譬如加工业（而非制造业）。

香港出版业发达，但并没有生产伟大的思想。报刊书籍除了捕风捉影或以大陆高层秘闻之外，就是色情或者林林总总的八卦，只有稀少的学术书籍或严肃读物，我所谓的学术书籍或严肃读物，就是启发思想、思想贡献之作。在三四十年前每一个初涉香港的内地人，买花花公子此类的杂志或大陆高层秘闻的书籍是一大特色，而且在海关会冒抽查的风险。当每天都面对这些时，不知不觉就会索然无味，感官刺激和猎奇最容易满足和厌倦，继而熟视无睹和麻木。

我对香港的第一次所谓思想式的认知：自由是无力的。自由因为有压力，方可激发勃勃生机，而当一个人真正处于“法无禁止即自由”环境甚至可以“胡作非为”时，发现其实在不自觉沦为无所事事的状态。那时，我就想，思想家必与现实苦难相卵相生，这或许就是一种宿命。

记得四十年前，诗人叶文福或者是谁到上海时，有诗人的调调“上海，只生长高楼，不生长诗人的城市”（大意如此），仅是当时的一种情绪，其实上海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之一。我借用此说香港“没有思想的世界公民，居住的城市”。

第一次听到香港人说自己是住“在别人的地方，活在借来的时间里”时，体会到香港的一切，都是租来的，包括香港的文明，也是租来的，本不属于背后的那个大陆所哺乳。香港甚至广东临海，是海洋文明接壤之域，内地无以理解其乡愁感：台湾可以有乡愁，因为太多的内地人成了当地的外乡人。香港及海洋文明的本身杂居的就是沿海族群甚至后来蜂拥而至的上海人，海洋文明没有农耕文明视土地为生命的那种家园感，栖息而居、适者生存。

所以，香港人爱香港，就是爱一个自己居住的城市，城市后面是什么“国家”或者意味着什么，相对比较隔膜。之所以如此认为，就是没有或缺失土地家园感的群族，相对容易接受“租”这个词儿以及背后的一切，香港是英国的租界，一切的规则以及包括所谓文明，都作为租界秩序，而被香港人所接受，习惯成自然之后，就是香港的文明。此“租”意味着这种“文明”并非原生，不是发自内心的服膺，所以香港人从骨子里与香港的所谓文明秩序是疏离的：享受、感到可以活下去，这就是一切。所以，香港有没有民主，香港人的理解与民主本身也是有出入的，比如在租界时代的香港，总督，不是被选举出来的。当香港简约高效的政府，则是非常“民主”的，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打的到康乐署在路上和司机聊天，时已中午，担心到了没人，司机就说：没事，他们有值班的，他们不服务告他，他们是纳税人，他是我们养活的。初次听到这样的“纳税人”概念时，我在中国内地还没有公务员这个词儿，政府部门都是干部，是被任命的而不是被什么纳税人如何如何。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朋友在海南编辑一本《大特区财税》的内刊，一度在业界影响甚大，每期有一开卷语，有一期的开卷语：你可以拥有王者之尊，你可以拥有贵族的封号，但是，你最怕的是收税人。初读此语，不觉拍案，就是有这么个“纳税人”的认知铺垫。

文明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孤悬。之所以有租界，就是等级歧视的产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不仅仅是区域上的，也是种族意识。文明之外皆野蛮，香港人是文明的被约束者，而不是吸收者。所以，香港作为所谓democracy的重镇，实为大谬。

我用若干小文“控诉”过文明是人类的遮羞布。因为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如同我在《制度简史》所谓的“平等本身，就是等级”一样，文明作为一种自我优越感的“自我优先”，本身就否定了所谓文明本身：假如以平等定义文明要素的话，文明具有文明不靠谱儿的悖论。

有关文明，如果我要可劲儿“控诉”，可以“控诉”好几本书。

我之所以此谓，就是在香港人或者香港青年，他们自身并没有真正认知所谓democracy的经历：以前无以选举总督，现在的行政长官似乎与他们关系也不大。所谓democracy，是需要参照的。他们可以对香港有一千一万个不满，唯独与democracy存疑。香港需要democracy，其实就是“自我优先”的等级歧视：大陆人是野蛮的，野蛮人需要文明人怜悯，如果北京人怜悯外地人一样，貌似平等包容，一旦危及自身利益立马排外。

总之，香港有关democracy，皆是“被作用”的结果，所以容易被利用被作用，而最终受益的，绝不是香港人或那个大多数的香港人。

现在说说香港的殖民经济。

香港的文明渗透在精工的细节里，透露出润物细无声的方便，比如大街上行人可以左右红绿灯；下雨天在香港大学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之间，拐角处会有一个顶棚沿儿，不会让行人淋到雨。如此等等，在大陆很难找到。因为在大陆，二十年前的银行的柜台高度还形同当铺。所以，话说香港，并不意味着肯定大陆如何如何。相反亦然。

我写过几篇有关李嘉诚的小文，在一个金钱价值观笼罩的世界，谁有钱谁就是大爷、谁钱多谁就是英雄，李嘉诚这个名字，当然被世人竭尽谄媚。但我颇对此不以为然的核心，就是李嘉诚们对香港的获利与贡献率。

李嘉诚是香港这座城市的获利者，这一获利导致了香港畸高的楼价。

从某种意义上，大陆房地产皆照搬香港的这一模式，在如何“繁荣”房地产方面竭尽“创新”。香港是被房地产绑架的城市，此与中国大陆今日如此相仿。

当今日人们津津乐道这些富豪们的善举时，选择性地遗忘他们从每一个香港人身上榨取并持续吸血的造富模式。靠房地产起家造富的商人们，一切行为皆为逐利，即使所谓的“慈善”捐赠或者什么，都是一桩桩生意，而与所谓的“慈善”无关。哪怕那些“善举”与其所获得对应的利益相比，简直不如九牛一毛。

如同我前面所谓的香港之“租”的文化相关，李嘉诚们也并没有把香港当成自己的“家”，仅仅是用来赚钱的地方，假如香港妨碍自己赚钱，旋即就抛弃或沽出“香港”。香港的没有后劲或增长潜力，与李嘉诚们的“获利与贡献率”不成对比相关：除了炒高房价、源源不断吸血之外，李嘉诚们给香港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寒碜到忽略不计甚至负值。

在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李嘉诚家族即染指网络经济，但并不是为了优化或为相关注入创新活力，而是想牟取投机暴利，当发现其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不能掌控时，旋即回到“传统行业”。李嘉诚们是交易者而非产业或企业家，只有私欲而无大道无形的慈悲心。所以，畸高的房价，抑制了香港人的创新活力，只能攀附在与房地产相关的枝蔓上为李嘉诚们的家族产业打工——这就是香港服务业发达的“缘由”：服务业就是为李嘉诚们所需要的服务为轴心的。

所以，香港没有制造业，而只有“加工业”。在没有改革开放以前，香港是世界的来料加工基地，然后这些加工基地功能迅速被深圳和内地接替。那时，当初次听到香港人打一辈子工，到六十岁才能付清房贷时，香港哪里还会有别的工业孵化？！所以，香港人的生存负担或没有未来，与李嘉诚们只获利而无贡献有直接关联。

1990年初，我初涉创业投资或产业投资时，在香港汇丰银行开户当中看到服务窗口上那些有关投资组合或投资集合宣传单时，就想过香港为什么没有致力于本土的成规模的鼓励创新或共享的投资计划？比如李嘉诚们，完全有能力发起或对香港有此“贡献”，此对提升香港本地竞争力只有益处。当然，李嘉诚们的作为香港本地纳税人，已经做了社会贡献，但在房地产成本与高房价之间的暴利牟取，难道就那么心安理得？

四十年过去了，大陆越来越成为“香港”：被房地产绑架的国民经济，以房地产业为轴心的金融繁荣以及服务业；美其名曰“制造业”实则加工业的尴尬窘迫，一如当年由香港转移内地而如今由中国转移到越南等等国家和地区……，到底是香港“带坏”了内地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内地左右了香港的democracy？

所以，英国租借了香港”租界“、香港“租借”了英国及西方海洋文明，此由于地缘的同质性实则上具有某种“近亲繁殖”的基础；然后，大陆“租借”了香港的“开放经验”，成就了之后及如今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香港，是不是也是大陆或内地的当前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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