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我作为留守儿童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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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我一直未能面对的过去横亘在我的记忆里：我可能算是中国第一代的留守儿童，当然我的留守与今天六千万主要分布在内陆农村的留守儿童大大不同，这也是使我感到尴尬和难以叙述的地方。
（资料图：农村留守儿童）
我于七十年代中出生于粤西农村，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本地农村人，这个组合在粤西的侨乡并不罕见。基于某种传统，这里的男性往往在少年时就被同乡带往香港谋生——我爷爷就是这样。
我父亲的情况稍异，他在香港读小学，回广州读中学和大学，在中山大学地质系结业实习的时候，听说政治风云诡变，他没有回校领毕业证就跑回了香港。因为学历不被承认，在港一直从事非专业工作，后来和大多数同乡一样，被安排回乡相亲，和我母亲结婚。
结婚前父亲是远洋货轮水手，差不多一年才能回香港一次，结婚后改做国货公司售货员，但每年也仅能在春节、中秋这种大节日回家乡和妻儿团聚（很多年后，我母亲获批准来港，不久我也移居香港），因为交通不便，从香港到家乡需要一整天时间，香港劳工的假期和薪水又是那么低微。
小时候，每年我只能见到父亲两三次，加起来只有十天左右，这点估计和现在的留守儿童差不多。父亲在我的童年缺席，母亲作为村里的青壮劳力，在我出生几天后就要下田劳动，幸好还有当小学老师的外祖父，从三四岁开始一直带我寄宿山区小学。
上学以外的日子，我与老祖母困守家中，性格内向纳言，有时到村里和其他小孩玩耍，常遇到不怀好意的成人以我不在家的父亲开玩笑、以我母亲的孤独开玩笑，我生性敏感，渐渐更不喜欢与村人往来。
祖母和母亲，一个是村里残余的富农（积极分子直接叫她“地主婆”），一个是“臭老九”的女儿。受惯了欺负，唯一能教我的就是忍耐。村人的调侃嘲笑要忍，他们的小孩来我家偷玩具不能揭穿，稍大一点以后我就学会了把家门紧闭，只和书本做朋友。
和父辈的隔阂也从此种下，我怨恨父亲未能给予母亲和我一个完整的家，当我祖母去世时，我甚至谴责他们延误医治，谴责此前我祖父实际上对祖母的遗弃。我害怕我母亲将成为另一个祖母，害怕我长大后也要像我父亲那样远离家乡，把女眷丢弃在农村，只以每个月汇款家用弥补内疚。
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当他经济稍好一点，就在刚刚成为特区的珠海买了房子把我们接到城市生活，他也可以每个周末从香港坐船回来和我们相聚了。那时的我进入青春期，每次见到父亲都会和他矛盾冲突，近十来年才慢慢修补好了关系。
可能因为自己缺乏父爱，从小我就看不得别人欺负小孩，看到书上那些孤儿、流浪儿都感同身受。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更加如此，这次毕节四童自杀事件，我迟迟不忍作出评论，都知道背后一堆体制原因、一堆城乡落差、一堆全球化经济恶果，但一想到这事件，我脑子里总是萦绕不去的是四个孩子几个月来堵门自闭于空房子的黑暗与脏臭之中的幻影。
不忍想又总是想象：是怎样的绝望盘绕在13岁男孩心中，他又怎样说服自己和妹妹们接受死亡是终极的解决办法？三个女孩是怎样目睹哥哥服毒后的痛苦堕楼，然后在恐惧与无助中相继喝下农药追随而去？
她们只能追随而去，因为在她们心目中：这个世界上哥哥是最后一个没有遗弃她们的人。被遗弃的绝望，足以让未成年的孩子想到死，此前哥哥的早熟早已让他饱尝这种绝望，而他自身的敏感和倔强更放大了这种感受。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十五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如果这遗书内容真的是13岁的张启刚所写，我并不意外，我少年时也写过类似的言辞，只不过我比他幸运太多，我父亲在我12岁的时候把我带离农村，14岁我接触到鲁迅，知道了文学是对抗绝望的唯一武器。
渐渐的我忘记了我曾身处的群体（在广东的所谓侨乡，这样父辈在海外打拼，孩子在农村得不到好的教育而成为流氓、吸毒者的大有人在），直到2007年我接触到真正的当代留守儿童。我和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合作，编辑出版一本名为《CAN》的纪实摄影主题刊物，创刊号主题就是“非常教育”。整本杂志都是各种在中国实验“非常态”教育的团体的专访，而且几乎都是正面报道，唯独一篇关于安徽涡阳复新中学的采访，压抑困顿，学生与老师都看不到出路。
涡阳复新中学是一家名气很大、争议也很大的志愿者学校，学生大多数是当地的留守儿童。我们到来之前的校长正因为被学生家长指控性骚扰而离职，学校维持困难。
我的笔记里写道：“这里的学生们都是父母外出打工，被迫留守在此的宝贝孩子，不算穷苦，甚至有点娇惯——父母们给予他们很多物质满足以补偿自己的缺席。老师们有的是有教育理想的，也有的是因为失恋愤而‘出家’的，都咬牙坚持着，但明显很多都坚持不下去了。”
在我和另一记者王炜暂住的宿舍墙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蚊子血，还有一行字触目惊心：“如果坚持不下去我就去死！”
复新中学的食宿条件很艰苦，那几个夜晚我学习学生们早睡早起，简陋的晚餐伙食往往撑不到第二天早上，于是我清晨就在校园徘徊，看校外平野上大雾郁结然后渐渐散去，接着迎来学生们的嘈杂以及老师们的唏嘘。
王炜写了一篇深入的长文，我则在摄影之外，采访了所有被我拍摄的学生同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做梦梦见了什么？
令我震惊的是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大多数回答我的是：没有做梦；还有好几个人做的梦是被人打，尤其被父亲——看来张启刚的家暴经历在留守儿童当中并不罕见。
这些涡阳少年大都有着超越年龄的忧虑神情，较大的孩子染着金发来掩饰这忧虑。聊天中不只一个小孩和我说到自杀，追问原因，他们只说“活着没意思”，他们渴求关注但是非常明白志愿者和我们这种探访者如流水的兵，一朝离去了就永远不会回来，我们临时的爱心和他们冷漠的父母没太大差异。
父亲被城市里那些雇佣他的血汗工厂物化，他们也物化孩子，让孩子沦为整个社会剥削链的最后一环，视儿女为私产、为生产工具，就是各种家暴虐儿背后的经济心理——他们认为儿女依赖自己为生，因此可以任由自己处置。
中外虐妻儿者，无一不是视自己为一家之主、顶梁柱，觉得妻儿都欠了自己的。从张启刚的父亲曾多次毒打他和他母亲看来，这个不幸的家庭也成为了当下畸形的经济结构的缩影，最后，只能以死亡来终结。
在涡阳，我记不下这些少年们更多的梦，只能记下他们的姓名，听他们一个个和我说了一些心事，他们都急于和刚刚认识的记者倾诉，这是老师都难以理解的，也许因为我们更代表了他们渴望出去的“外面”，而令人难过的是，当他们“出去”，他们又将陷入父母的轮回之中。他们都是个例，在变成张启刚那样的特例之前他们都是被无意义的。
关于毕节惨案，一位评论家说不谈论个例，个例多了、日常了、常识了，就没意义。这真教人心寒，我想起不只是毕节、不只是涡阳、七千万留守儿童、甚至包括童年时粤西的我，都在他的高瞻远瞩中变成虚无了。
我只能从文学的角度去审视这些现实存在的个例，现代文学之所以是人学，是因为它区别于高大全的革命英雄主义文学的，恰在于其尊重个体的复杂性，现代人类社会正是由复杂个体组成的，撇除个体，就无法谈论这个社会。
代入孩子去想这件事，会更多恻隐，因痛而难言。而难言则意味着必须言，只为了这些即将进入资本市场、成为GDP的献祭品的少年，稍微延缓一下虚无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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