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摇滚异托邦——卡斯特罗的靴子，还是贾格尔的靴子？
▍一、处女小芳
教宗方济各，奥巴马，滚石乐队，政教文三位一体，向古巴输送西方价值观。
尽管他们伟岸的身影多少挡住了古巴，但托他们的福，越过他们伟岸的身影，人们还是看到了一个人均月收入150元（人民币！）的社会主义国家美丽的海岸线，看到渔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却被老巫婆锁在家里。西方人来了，他们将征服社会主义圣处女，并诞下美丽的私生子：天主教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以及摇滚的，私生子。
古巴成为西方欲望的投射，而中国，作为一个在古巴和美国之间飘荡、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飘荡的强大帝国，也将古巴当作一面残旧不堪的镜子，从中看到些许自己旧日的影子。然而，世人仅仅把古巴视为一个填塞自己欲望与想象的，空洞的符号。当人们为教宗、美国总统、摇滚国王这高歌猛进的“三高演唱会”而振奋的时候，“古巴”反而缺席了.西方人以及尾随西方的中国人，纷纷从古巴身上获取主体的快感，古巴似乎沦为一具处女的肉身，只需在黑灯瞎火下直挺挺躺下去，她甚至不需要让人看清楚自己到底长啥样。小芳只是你意淫的对象，大家借着古巴来自说自话——“一张白纸，好画最美的图画”。
英雄史观和互联网迷信，构成了认识古巴的双重障碍。人们只热衷于关注政治或摇滚明星，并习惯通过互联网去知悉世界的真相。但在互联网难以覆盖的地方，真相往往被遮蔽和屏蔽，你能努力获取的，只是英雄明星背后的局部真相。媒体陶醉于天主教战胜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兼冷战叙事套路，而忽略了古巴特殊而深厚的宗教传统：天主教和非洲原始宗教融合的桑迪利亚教等无处不在。而在新闻越来越“网红化”的中国，Google宣布进入古巴的新闻，被篡改为莫须有的所谓“古巴政府宣布解禁Google和Facebook”，而无视新闻的另一面：华为也已进入古巴，和Google一样在协助古巴进行互联网基础建设。滚石在哈瓦那开唱，则被说成“古巴历史上首次举办摇滚音乐会”，而无视古巴摇滚远比中国摇滚历史悠久。古巴，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一块仅次于朝鲜的垫脚石，用来抬高某种大国优越感。
博尔特扬威北京奥运时，我随机问了身边几位为博尔特而雀跃的年轻人：牙买加在哪？答曰非洲。我也想问为所谓“古巴历史上首次举办摇滚音乐会”而勃起的小朋友：古巴在哪？你脑子发大水把它淹没了吗？
因为纪录片《乐满夏湾拿》和“好景社会俱乐部”乐团(buenavista social club）太出名了（前段还来过广州演出，尽管旧成员大多已去世），让人以为古巴就只有“古巴传统音乐”或“古巴拉丁音乐”。古巴到底是不是摇滚乐的处女地，其实从地理上就可以做出判断：首先在爵士乐和拉丁音乐史上，新奥尔良和哈瓦那构成了经典的“双城记”：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黑人乐手和烟酒贩子、毒品贩子、妓女、皮条客一道，在这两个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既给爵士乐带去加勒比的律动，又传播了从伦巴到SASHA的古巴乐舞。另外，在美国禁酒年代，哈瓦那堪称美国人的一块法外飞地。哈瓦那在五十年代古巴革命之前是一块纸醉金迷的享乐主义乐土，当时古巴的音乐景观和进程与美国完全同步，草创期的摇滚乐也在古巴流传。
作为一个每到国外必以淘唱片为乐事的资深乐迷，我在古巴一无所获，这样一片民众音乐素质极高的加勒比热土几乎没有唱片工业。二手老唱片与老爷车一样来自革命前，或许老爷车还能有个别款式具有古董收藏价值，但黑胶就算了，一个酷热潮湿并且能源短缺的国家完全不利于黑胶养护。哈瓦那旧城武器广场上的旧黑胶只有展览价值——古巴的旧时代就定格在那些猫王和小理查德的残旧黑胶上，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那一年戛然而止——没有披头士，没有滚石，在六十年代，古巴和西方一刀两断。
然而，别忘了古巴和美国最近的距离只有90海里，由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分子设立的何塞·马蒂电台（没错，反卡斯特罗的“反革命”分子和卡斯特罗一样拥有同一个民族主义精神图腾）是古巴人接收摇滚乐的“海盗电台”。莱比锡的前卫摇滚乐队Don Vito告诉过我，他们从小从西德的电台中得到摇滚乐的滋养（崔健电影《蓝色骨头》中，女兵曾问黄轩“东德有摇滚乐吧？”），古巴人同样受益于美国敌台的摇滚启蒙，迈阿密和古巴离得太近了，想不听敌台都难。古巴侨民从美国给古巴带回的当然不仅仅是美元，不过由于贸易禁运，古巴不可能从美国获得走私的唱片工业废品——“打口唱片”，但刻录碟以及更为强大的U盘，源源不断地将美国流行文化运送到古巴。墨西哥则是古巴获取文化资讯和资源的另一大源头，其次是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这些国家不单充当了欧美文化的“二渠道”，还为古巴提供了更为亲缘的西语拉丁文化。
媒体热衷于借滚石来忆苦思甜，追溯古巴革命政府禁止摇滚乐的历史——但这几乎是废话，那年头有什么是不禁的呢？。1968年，在摇滚乐满世界夺权的时候，古巴禁止一切私营经济，连街头小贩都没有，就更不存在酒吧和娱乐业，乐手纷纷失业，宗教人士则被送去“支援军事组织”劳动改造，普通民众连上教堂都不敢，哪里还谈得上摇滚？这就是六十年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巨大的错位和断裂，古巴革命激发了包括滚石在内的西方左派造反青年的想象和行动，格瓦拉成为他们的偶像，从摇滚乐到爵士乐，都不乏向其致敬的作品。野史曾提及格瓦拉在流亡欧洲期间曾在布拉格听披头士的音乐，而捷克青年亦将格瓦拉和古巴视为“布拉格之春”的一大精神资源。然而讽刺的是，不单西方对古巴的摇滚之爱无法传播到古巴，卡斯特罗最后干脆悍然支持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
人们喜欢把历史视为英雄启示录，只聚焦于那些启示录般的时刻，而历史学家和媒体也惯于满足这种“见证辉煌”的嘉年华心理，因此面对滚石演唱会上“古巴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会从中捞两根蔫黄瓜，仿佛自从1959年以来，失足落水的古巴人民就苦苦等待着一艘摇滚方舟前来搭救他们；仿佛从1959到2016，古巴的历史被封存在一个水晶革命棺材里。把古巴人说成从没见过摇滚音乐会，是将他们矮化、物化，似乎他们要么是处女，要么是老年痴呆——除了一点依稀往事一无所有，不存在较为新近的历史记忆，更不存在现在进行时。
▍二、死亡公社
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古巴摇滚大约始于八十年代初期或中期，与中国摇滚发轫的时间相似。当时古巴在苏联的荫蔽之下渡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时期，社会气氛既安稳又压抑，摇滚乐应运而生，充当了冲出铁笼的出头鸟。随着后来苏联解体，社会氛围也从压抑过渡到绝望，摇滚乐既是时代的先驱，又难免充当祭品，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古巴摇滚用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胡涂乱抹出世界摇滚史上惨烈的一页。
直到离开古巴之前一天，我才亲耳听到一位亲历者的口述回忆。
那是2015年9月，朋克乐手梅二和我当时已经拍摄走访了三个城市的朋克群体。临走前一天晚上和几位哈瓦那朋克去了离里维拉酒店不远的一家私人餐馆，这是我们在古巴吃的最后一顿大餐，也是最好的一顿，我们点了龙虾套餐，老牌贝斯手佩德罗点了很大一份比萨，本来一开始话题是古巴女排传奇扣手路易斯，但没想到我不经意的一问，揭开了另一个沉重无比的话题。佩德罗并不避讳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一边举起刀叉一边喝酒，告诉我们他死过三回，每次都从鬼门关回来了。他差不多是古巴朋克乐手中最老资格的一位，堪称活化石，他生于1972年但看上去有五十多。我问他为何跟一帮年轻人玩乐队（佩德罗现在和何塞一起组乐队，名为BA，何塞十四岁时就跟随他），老一代乐手哪里去了？他回答：他们很多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 左一是佩德罗，古巴“摇滚集中营”的幸存者，戴帽子的是何塞/作者供图
在那个年头，摇滚乐手（更别说摇滚乐中最为叛逆的朋克）不仅受到官方的高度压制，还在日常生活中受尽各种来自民众的监视和歧视，走在大街上，光是长头发和鸡冠头已经足以引发恐慌，经常有古巴的“朝阳区群众”向警方举报他们。这令我联想到九十年代广州某报刊发的一篇宏文，某著名评论家痛心疾首地批判——“如今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吸毒、摇滚、同性恋、长头发。”吸毒、摇滚、同性恋、长头发（匪夷所思的是，长头发居然也构成罪证），这四样东西被卫道士打包呈堂。而在古巴还要加上一项：艾滋病。对艾滋病的无知和恐慌，导致官方和普通民众将刚刚从地下冒出来的摇滚青年视为替罪羊，个别得了艾滋病的同性恋摇滚乐手，更导致整个摇滚乐群体被污名化，从而遭到严厉打压和驱逐。
在六十年代，古巴革命政权便有将宗教人士和同性恋者从社会中隔离放逐的先例，而相隔一个时代之后，对“社会败类”的排污措施继续沿用，而这一次更为彻底，当年的宗教人士和同性恋者还能被当做劳动力为国家所用，这回对摇滚青年则放弃治疗，任其自生自灭。类似于对麻风病人的隔离措施——这是一个福柯式的经典案例——最终，艾滋病竟然成为通往自由的通行证，官方将已经染有和可能染有艾滋病毒的摇滚乐手放逐到一个偏僻荒凉的区域，在那儿他们暂时可以不必再受压制和骚扰，这是自生自灭之前，最后的自由和自治，不管是种菜还是玩摇滚，直到迅速死去，这是摇滚的快乐集中营，也是艾滋病的奇异天堂。于是，很多乐手互相注射足以感染艾滋病毒的针筒，宁可以死亡去换取自由，以自由去拥抱死亡。多数人都在随后几年内死去，包括佩德罗原来乐队的主唱。
那个年代，涅槃乐队科本（Kurt Cobain）的名言成为全世界摇滚乐迷的座右铭——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而燃烧的最高含义是死。科本的燃烧哲学和Grunge文化的时尚化，是反文化（Counter Culture）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两极。社会主义社会或“第三世界”的摇滚乐并不能被简单视为同一个西方摇滚神话叙事模式的枝节。科本之“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仍然是一种西方个人主义英雄神话，而古巴摇滚之“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要么朋克，要么死亡，那是在卑贱中偷欢，在屈辱中涅槃。六十年代西方有嬉皮士部落公社，从九十年代至今朋克运动和无政府主义结合，在欧美乃至拉美发展出Squart（亦即“青年自治空间”）文化，而古巴曾催生出与之截然不同的异托邦——“艾滋摇滚死亡公社”。在西方摇滚英雄纪念碑背后，也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朋克乱葬岗，冷战时代终结前后，古巴制造过摇滚乐史上最大的集体悲剧。
社会将异类当做排泄物，当做有待遗弃和腐烂的青春尸体，而那些古巴摇滚青年从被迫到自觉地，自我选择巴塔耶式的，向死而生的悲壮献祭。
▍三、僵尸格瓦拉
然而变化很快到来。古巴经济在苏东剧变之后的崩溃，促使卡斯特罗对社会适当松绑：保罗二世访问古巴，旅游业开放，以及有限制有节制地放开私营经济，经济回稳，文化回温，古巴的当代艺术越来越活跃，古巴电影则涌现了像《草莓与巧克力》这样的代表作。试问：已经轰轰烈烈举办过八届同性恋电影节的古巴，怎么可能没见到摇滚？那些一味将古巴和朝鲜类比的政治白痴，搞得好像只有自己见过猪跑。
哈瓦那的爵士音乐节一票难求，这符合古巴爵士乐和民族音乐的强大基因，而摇滚音乐节作为新生事物，也具有类似中国草莓音乐节的影响力，另外哈瓦那也有专业的Livehouse。但低收入加上对市场经济的诸多限制，令古巴文化产业难以真正产业化，摇滚音乐节和Livehouse的龙头老大，居然——也必然——是政府。
我们对古巴摇滚的探访，一开始就是从“官办摇滚”开始的，那是一个叫So Rock的Livehouse。但So Rock的负责人（我估计他是领政府工资的）非常专业地婉拒了我们的拍摄要求，他指出，我们必须写一份申请：为什么来采访古巴摇滚和So Rock？想采访什么？是来自中国大陆还是来自台湾？当然，这份申请还得上报上级部门审批。总算见识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摇滚Livehouse，我们只好放弃拍摄计划，仅以外国乐迷身份买票看第二天晚上的演出：美国朋克大牌C.J.Ramone。C.J.Ramone是Ramones乐队后期成员，有幸被接纳入Ramones家族，并被允许打Ramone名头并翻唱Ramones的歌。
C.J.Ramone在古巴享受的是他在美国、乃至在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地位。你能想象《人民日报》对铁娘子乐队做连篇累牍的报道吗？C.J.Ramone演出前后，古巴的官方党报《格兰玛》都做了较大篇幅的报道，C.J.Ramone居然能与教宗方济各共享版面。在纽约，C.J.Ramone顶多挤上《村声》和应招女郎抢一点报屁股。C.J.Ramone 自己的作品虽难以恭维，但毕竟沾了朋克老祖的光。不过来过哈瓦那的还有更大牌的摇滚老炮——巴西死亡金属殿堂级乐队Seputura（埋葬）。Seputura在拉美地位崇高，不仅因其凶悍的音乐，其反抗强权的政治形象也深入人心，有趣的是Seputura是在美国大使馆前面的广场上演的。
Seputura和C.J.Ramone可谓滚石乐队的先驱，他们奠定了国外大牌摇滚访问古巴的基本模式：自费前来，免费倒贴，为水深火热的古巴人民送去摇滚乐的关爱。C.J.Ramone在So Rock 的演出每张门票5个古巴比索，相当于人民币不到两块钱，但外国人买票每张20古巴比索——古巴处处严格执行价格双轨制。观众有三百余人，不知道如果门票分成的话，C.J.Ramone分到的钱够喝几瓶啤酒。
C.J.Ramone前面有三支本地死亡金属乐队暖场，死亡金属听多了有一种催眠效果，最后我坐在地上打盹，尽管如此，还是得承认这些古巴老牌死亡金属乐队堪称国际水准，其中有一支还翻唱了Seputura。众所周知，金属党和朋克在摇滚乐亚文化中势不两立，但居然是三支死亡金属乐队来给一个朋克乐队暖场，鸡冠头朋克挤在一大群狂甩长发的金属党中间看演出，这等匪夷所思的事儿也只有在古巴才能成立。后来我还在圣塔克拉拉见过一位穿着潘多拉乐队T恤的哥们在看朋克演出，我希望和他聊聊但被他拒绝，他声称自己是金属铁托，不喜欢朋克。因为摇滚乐场景太少，古巴的摇滚亚文化门类和群体界限还不太分明。从皮衣造型和乐器牌子看，古巴死亡金属和官办Livehouse的音响设备互相般配，死亡金属登堂入室，而朋克绝对地下。
C.J.Ramone第二天又在美洲经济协作会的一块草坪免费加演了一场，这回没有古巴暖场乐队，而音响之烂直逼中国县城的商场促销。但这个山寨之极的露天朋克音乐会，反而暴露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哈瓦那。这一次，朋克远比金属党要多——因为地下朋克通常拒绝去So Rock——哈瓦那朋克群体这回才倾巢出动，夹在本城潮人和外国人中间格外醒目。一位瘦高个黑姑娘不断用蹩脚的英语搭讪梅二，一位古巴朋友善意提醒：她可能是性工作者。
一支美国朋克大牌乐队居然能忍受如此糟烂的音响，但这不就是朋克精神吗？C.J.Ramone自费来古巴不就是要找到这样的“朋克初心”吗？当您老人家在朝阳区开着切诺基一上路都能撞翻一打仁波切，就只好不远万里去西藏寻找寂静的玛尼石了。在六十年代，哈瓦那堪称西方左派青年心目中的“延安”，尽管美国政府禁止公民前往古巴，仍有不少人千方百计潜入古巴，其中就有鲍勃·迪伦的著名女友苏西，更著名的则是莱昂纳德·科恩。古巴革命的神话虽然早已破灭，但去古巴演出，仍然是摇滚老炮一桩和平与爱的胜业。
要认识古巴官方的文化政策，最佳例证是古巴的僵尸大片《僵尸胡安》，该片的海报大逆不道地将著名的格瓦拉肖像篡改为一张僵尸脸。而在吾国，若胆敢这样翻玩一下雷锋叔叔的玉照没准会坐牢。古巴电影审查尺度要比吾国宽松好几米的裤腰带，《僵尸胡安》不单血腥暴力，还有重口味的同性恋色情情节，更酷的是居然可以在神圣的哈瓦那革命广场大拍僵尸大战——在革命广场举办摇滚音乐会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哥伦比亚拉丁摇滚巨星胡安内斯（Juanes）等人早就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过演唱会。
▲ 电影《僵尸胡安》海报
迈克尔·杰克逊当年来北京玩，就梦想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演唱会，传闻说他问：到时天安门上能否改挂我的头像？2004年NBA举办中国赛，此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写信给胡锦涛，除了以篮球外交继承当年乒乓球外交的历史意义，他还提出了破天荒的“摇滚外交”建议，建议在NBA中国赛举办的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一场中美摇滚音乐会。克林顿此信曾被传达到国家体育总局，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天安门摇滚”只是个梦。
革命广场的摇滚乐——可以视之为官方的开放姿态，也可以视为摇滚乐开始被体制化，显然，开放摇滚乐并不等于开放言论自由和艺术自由。像 Los Aldeanos（村民）这样的反政府嘻哈说唱乐队，尽管他们的歌并不容易听到——古巴差不多没有自己的唱片业而互联网又落后——但古巴几乎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支胆大包天的乐队。 Los Aldeanos最后被迫滚出古巴，但也因此成为最具国际名声的古巴乐队。对“外国势力”的警惕和防范始终是古巴官方时刻紧绷的一根弦，而Los Aldeanos确实曾经受到过塞尔维亚人博奇克的扶助，当博奇克企图进一步通过社交媒体，借革命广场的胡安内斯演唱会之机谋划公民示威行动时，古巴政府不但拘捕了他，还不惜暂停一届摇滚音乐节并开展摇滚整风运动。
▍四 、擦屁股的《格兰玛》
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别说朋克本身早已沦为消费主义时尚兴奋剂，甚至连“Punk is dead”都沦为印在时尚T恤上的口号（草莓音乐节的T恤就有）。但“朋克不死”这样的口号也始终不绝，尤其在古巴，朋克始终处在隐匿的、无名的、地下的状态，一钱不值，一无所有，自生自灭，像蜈蚣、蚯蚓、苍蝇、臭虫一样，在阳光下蓄积和宣泄黑暗的力量。
C.J.Ramone的来访成为我们结识哈瓦那朋克的契机，古巴的朋克秘密地图由此展开。哈瓦那朋克群体由五六支乐队组成，加上经纪人、摄像，以及其他亲朋好友，核心人数也就三十人左右，圈子如此小，自己既是表演者又是观众，在排练和演出之间也缺乏明确界限，因为既然不存在售票这回事，并且除了路人和邻居偶尔会进来看热闹，就没有更多的观众，那么排练其实就算演出了。哈瓦那朋克的据点是一个画廊，在平常没有活动的时候，画廊将一间屋子借给朋克们，朋克们唯一的回报是当画廊的清洁工。这个朋克群体年纪最大的是“葡萄球菌”乐队主唱的父亲——这个胸口有格瓦拉纹身的老朋克并非乐手，而是一个疯狂的Show Man，专门负责活蹦乱跳，一个奇葩朋克老爹，而最小的是一个17岁的鼓手，据说他靠高超的钓鱼技术为生。哈瓦那朋克涵括了两代人。
哈瓦那朋克令我想起中国摇滚的树村霍营年代（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北京西北郊区的摇滚村落，从树村到霍营），那时候乐手给我打电话经通常都猴急猴急，因为付不起杂货店的公用电话费；在五道口演出后也没钱打车，只能等到天亮去坐公车。但哈瓦那朋克远比当年的树村青年更苦，他们连坐公车的几个子儿都得管我要。在古巴，梅二经常被热情的陌生人唤作Jacky Chan，而我则拥有一个古巴昵称叫China Rum——因为在每一个朋克场合，都不断有人冲我喊：“China ！Rum！”要求我给他们买朗姆酒，好在Habana Club 牌朗姆酒价格仅仅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一瓶顶多折合三十人民币。画廊这间屋子居然有一口井，假如我们不来，那么他们排练演出时只能喝井水而不是朗姆酒。朗姆酒在西方早就是另类装逼符号（例如亨特·汤普森的著名小说便命名为《朗姆酒日记》），但在古巴，另类青年实在没有装逼的钱。一个中国乐评跑到古巴充大款这种事，也不知道是为国争光还是丢人现眼（但我会把这种机会让给大家，接下来古巴朋克唱片将在中国通过众筹出版）。
哪怕树村年代的中国乐队，和古巴朋克相比也是坦克对拖拉机。古巴朋克没有任何效果器，琴弦经常少掉一根或只能把断弦绑起来，架子鼓烂到只能用一块大石头垫着，才能防止因用力过猛而塌下来，擦片则用一个卸下来的桌子腿支起来，由于长期物资短缺，古巴人的动手自制能力都很强，甚至连插线板都是自制的。残旧的音箱堪称他们的圣物，是千辛万苦搞来的。他们没有唛架，假如你既要唱又要弹，那旁边还得有人给你举着麦克风，这给歌者凭添了一股神圣的仪式感。很难评价古巴朋克的演奏水准，正如很难评价古巴厨师的厨艺一样，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其激情和能量无与伦比——饥饿的呐喊，疯狂的燃烧。尽管设备一塌糊涂，但朋克们精于造型，尤其是发型和靴子达到了朋克国际标配。在演出前他们会先把队伍的旗帜一一悬挂起来，在混世魔王或街头杂种的外表下，是高度的符号化身份认同和整饬的仪式感，他们的战旗上写着：干死So Rock（主流摇滚的象征），写着：团结到底。最后给他们拍大合影时，他们一起高喊三遍：“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 世界上最烂的架子鼓/作者供图
当我拿出一份刊载有C.J.Ramone在So Rock演出报道的《格兰玛》报，何塞笑称：那是拿来擦屁股的。果然我在画廊的厕所发现《格兰玛》报确实被当做手纸用，古巴物资如此短缺，很难说这不是响应政府的节约号召。
哈瓦那朋克有时候也会和其他城市的朋克搞串联，不过限于路费，这种串联演出很久才会有一次，于是我们掏了路费和食宿费用，请何塞等人带我们又走访了两个城市考察当地朋克。在圣塔克拉拉这个格瓦拉的革命圣城，我们在比德尔广场（1959年格瓦拉的部队在这里攻占了自由宾馆，夺取古巴革命里程碑式胜利）附近的一个酒吧，观摩了几支当地乐队的演出。这是一个很棒的庭院式酒吧，一楼可以露天演出，二楼可以边喝酒边看楼下演出，最酷的是还有一个瞭望塔，调音师和DJ在这儿俯瞰全场。穿着迷彩军裤的酒吧女老板和我们一一拥吻，有位朋克拍了拍她硕大的屁股，显然，嗷嗷待哺的朋克需要这样的教母。观众有三十人左右，但这次演出过于松散，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地一支朋克乐队去了美国巡演：原来不单有美国朋克访问古巴，也有古巴朋克访问美国！但这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孤例，先不用说去美国的机票钱从哪儿来，我们接触的古巴朋克都没有护照，他们也梦想着有朝一日去美国甚至去中国演出。
古巴朋克群体难得有一位女性，葡萄球菌乐队的女主唱，她是男主唱兼乐队灵魂的女友。在圣塔克拉拉，观看演出的两位女中学生向我们宣称，她们正准备组建一个自己的乐队。古巴女性摇滚俨然即将崛起。在古巴，女性在街上被男人吹口哨据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在圣塔克拉拉的酒吧外，当一位朋克乐手一边喝朗姆酒接受采访，一边伸出咸猪手去搂一位过路的女孩，我还是恨不得踹他一脚，尽管他的自制贝斯相当不赖。
摄像机，尤其是外国人的摄像机，在古巴依然是引起高度警戒的，甚至只是进去菜市场拍几个猪头都不行，总会有某个当家的冒出来把我们轰走。因此，古巴朋克面对摄像机规避过于直接的现实政治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歌曲没有政治表达，由于语言障碍，我尚未具体研究古巴朋克的歌词，但通常朋克具备的若干面向，古巴朋克也都具备，政治表达多少会蕴含在道德反叛之中，至于他们的朋克美学则颇为全球化，或者说天下朋克大同小异，大体来说古巴朋克偏Old School朋克风格。
从圣塔克拉拉我们又去了圣斯皮里图斯，那是西班牙殖民者在古巴最早的定居点之一。在这座有着六百年历史的平静小城，我又目睹了一幕新鲜的朋克景观：在周末晚上漂亮的市中心广场一角，朋克们在拱廊下面怒吼。这回不只是面对自己人了，还面对广场上的陌生公众，面对老人与小孩以及狗。主办方是官方指定的“广场DJ" ，他们在广场角落的一栋老房子内负责在晚上播放音乐（以电音舞曲为主）助兴，他们偶尔利用这个权力为朋克们举办演出。
▲ 圣斯皮里图斯，市中心广场拱廊朋克演出/作者供图
在古巴的城市，成群结队的青年们晚上游荡在城中心广场玩手机，聊天，或无所事事地游荡，夏日的风就像火一样，空气中全是荷尔蒙噼啪燃烧的味道。摇滚乐在古巴有如干柴烈火。然而警车就停在广场边上，警察腰间别着警棍和手枪守卫着广场。这是高度监控下的娱乐。对摇滚乐的适度开放带来某种社会安全阀的减压效应，但维稳和监控的力量依旧无处不在。
▍五、资本主义老妖精和社会主义老巫婆
关于摇滚乐与极权主义的关系，关于摇滚乐的革命政治功能，最登峰造极的，莫过于一条近年由营销号不断发布并被不少大V狂转的著名微博：“1991年，莫斯科红场音乐节。到场乐队：Pantera、Metallica、AC\DC等。观众百万人次以上。疯狂的年轻人踩死32 人，踩伤400 多人，被政府军打死几十人，最后苏联出动上万军队及直升机坦克重型武器镇压现场。4个月后，苏联正式解体。”
伟大的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在公知兼文青的情怀操控下，我们只需140个字就可以杜撰历史征服世界。为什么这样一条谣言会在中国大肆传播？为什么在滚石访问古巴之后，这个著名谣言再度沉渣泛起？1991年莫斯科的这场音乐节的时间和地点都错了，不知道到底有没人被踩死踩伤，但这死伤数字显然是胡诌的，至于血腥镇压，只能说杜撰者显然看多了苏联的二战电影，并抵挡不住苏联军服的制服诱惑。最神奇的是强烈暗示了所谓“开枪镇压摇滚乐音乐节”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因果关系，意淫了摇滚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
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和放大：苏联是反面乌托邦，这个被虚构出来的莫斯科红场血腥音乐节，则成了反面的伍德斯托克，而最终，摇滚乐俨然代表西方自由民主，一举推翻了邪恶的共产主义政权。新世代对二十几年前那个转型巨变时代的无知，恰好反而为这个虚构的摇滚传奇故事火上浇油，去政治化的一代文青不知不觉釜底抽薪，将文艺从政治上面腾空抽离，他们要的仅仅是某种虚拟的摇滚自恋神话，而政治现实真相反而沦为模糊不清的、可以随意拼贴更换的背景板。
滚石在哈瓦那的五十万人演唱会，同样容易点燃《我是歌手》或草莓音乐节的受众，俨然伍德斯托克再世，俨然超人又攻克了一个邪恶帝国。古巴警察给入场观众做安检的照片被刻意突出以渲染某种政治高压气氛，问题是在如今欧美乃至中国的音乐节，安检只会比古巴更严。但是，古巴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古巴似乎仅仅是英雄的背景——先是格瓦拉的背景，后是滚石的背景。
也有论者对滚石的历史性演出持左派批判态度：批判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但由于古巴本来就代表了比左更左的极左，这类左派畅饮的恐怕只是隔夜的鸡汤。
站在《月满夏湾拿》的角度评判滚石，认定“什么摇滚乐都不如古巴的传统音乐”，这是一种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似是而非的原生态原教旨主义，一种将弱势文化当做人类学标本牢牢钉死的变相的西方中心主义，而这恰恰容易与官方的极端民族主义——他们远比你更警惕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平演变——同流合污。
把滚石访问哈瓦那和滚石访问上海完全相提并论，则忽略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语境。2006年滚石首次访问上海确有扶贫性质，仅仅收取了50万美元的团队制作成本费用，直到2014年第二次来访才收取一定演出费，滚石访华有赞助商，有大型户外广告，当然门票也很不便宜，而滚石访问古巴纯属从天而降，不单免费（免出场费，免门票），还自费承担高昂的制作费，完全是给习惯了社会主义医疗和教育福利的古巴人派送资本主义摇滚福利——对古巴官方来说，则是派送社会主义摇滚福利。在一个依然实行食品配给制并抗拒市场经济的半封闭社会，在一个意识形态上掩耳盗铃的极权主义兼极端民族主义社会，这样一场空前的摇滚音乐会的历史意义首先不容抹杀，一个人才刚刚有颗糖吃，你总不能老拿糖尿病来吓唬她。
不错，滚石早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大消费符号，但这一符号在上海和在哈瓦那的意涵并不相同，滚石演唱会在上海，和在伦敦东京纽约柏林并无本质不同，但在哈瓦那就不同了。在卡斯特罗的国度，滚石通过免费和自费演出，来获得一种虚幻的左派立场，获得一种自我安慰，通过一种中止消费的No Logo的彻底的扶贫行为，来强化自己“世界头号摇滚乐队”的Logo，更重要的是，重新寻回自己身上那个已然模糊不清的六十年代革命Logo。贾格尔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美国及西方似乎理应尾随他去对古巴进行扶贫。
滚石来访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历史就像是一盘坏掉的老磁带，如今重新拿剪刀修复，把断开的两头重新黏贴连上——摇滚乐与革命，滚石与卡斯特罗兄弟（以及格瓦拉的亡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欧美摇滚乐与古巴革命曾经共生于风云激荡的六十年代，随后分道扬镳，分别被体制化，滚石被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吸纳，成为一架高速的、高昂的荷尔蒙装置，而古巴革命则沦为极权专制的国家机器。现在，滚石这帮老妖精企图通过征服古巴这块“处女地”，找回六十年代摇滚处男的初恋，而古巴这个社会主义老巫婆则不得不打开铁笼，闻一闻咸湿的海风吹送的资本主义荷尔蒙。资本主义老妖精和社会主义老巫婆，都想借助对方重返青春，他们互为镜像，撞出一脸的热血。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摇滚乐在古巴也开始慢慢被体制化。霍布斯鲍姆1969年写过一篇著名文章《革命与性》，对六十年代西方反文化运动提出质疑，他声称，统治者让奴隶和穷人不闹事的方法，就是向他们推销性自由，或许还可以学赫胥黎巴《美丽新世界》，向他们推销毒品。霍布斯鲍姆这个观点当然还可以补充一句：向他们推销摇滚乐 。巴塔耶《耗费的观念》一文有一段描述也不妨被用来形容一种父权施恩和娱乐饲养：“父亲不无偏向性的有害的挂虑在他给儿子提供的事务中体现出来：住所，衣物，食品，如果有必要的话，还有一点点无害的娱乐。但是，儿子甚至没有权利谈论是什么引发了他的高烧。”
但假如有一天，竟是父亲之死引发了儿子的高烧呢？巴塔耶论述过惊世骇俗的“国王之死”——国王之死引发了白热化的节日的狂欢，伴随着恐惧和恐惧的宣泄，伴随着死亡、色情和暴力。在关于莫斯科红场血腥摇滚音乐节的意淫中，正是节日的狂欢引发了杀戮，进而最终导致了“国王之死（政权的覆灭）”。而在有些西方民主人士的谋划和梦想中，古巴新青年也将在摇滚乐的煽动和社交媒体的团结下，引爆“古巴之春”——如同“阿拉伯之春”——最终令政权覆灭。
然而，摇滚乐既可能是革命的潜能，也可能只充当了安慰剂——也就是说，摇滚乐反而转移了政治斗争的目标和方向；而互联网自由神话的背后，也可能是娱乐至死的陷阱，以及政权撒下的渔网。
摇滚乐对社会政治的直接推动作用不应被高估，它并不具备颠覆功能也难以承担革命使命。霍布斯鲍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反思和修正了自己当年的观点，他认为自己误读了六十年代反文化，指出六十年代反文化的政治，应从“个人政治”去理解。也就是说Sex、Drug 、Rock&Roll 自有其个人解放的政治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古巴这样一个极权封闭社会，摇滚乐更加代表了一种积极的自由想象力和感召力。毕竟，这一次五十万人聚集在一起，不再是去听卡斯特罗演讲。
滚石演唱会举办地哈瓦那体育城（Ciudad Deportivo）也一举成为一个开放的异托邦。若是在革命广场，何塞·马蒂和格瓦拉的巨大肖像背景会更衬托出滚石演唱会的象征意义，但在拉美，体育场更具有丰富的异托邦政治意涵：独裁政府时常把体育场变成群众政治大会，变成公开法庭，甚至变成囚禁室和监狱，乃至刑场。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国家体育场，便是一个皮诺切特时代冤魂不散的监狱兼刑场，U2 后来在圣地亚哥演唱会上曾献歌给当年的受难者母亲，并请母亲们举着失踪孩子的大照片上台发言。智利“消失的人”运动也启发了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运动， 3月24日是阿根廷国家正义与真相纪念日，梅西在智利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在曾经枪毙过政治犯的更衣室内，和队友一起拉起正义与真相纪念日的横额，为“消失的人”站台，而访问古巴后接着访问阿根廷的奥巴马，也为当年美国政府曾支持阿根廷独裁军政府而向阿根廷人民道歉。
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的人权运动也影响了古巴，一个由政治犯的女性家属组成的人权组织White Group 在奥巴马来访前示威。当然奥巴马不会为美国政府曾经支持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而道歉，因为后来卡斯特罗政权和巴蒂斯塔政权干的，很难说有本质的区别，革命与反革命，只是以暴易暴的硬币两面。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卡斯特罗曾下令在体育场召开革命法庭，宣判后直接押赴刑场枪决，简单粗暴的“镇反”，是革命成功后顺理成章的雅各宾主义效应，将反革命当做革命的祭品。体育场，一个乌托邦实践空间遂变成一个封闭的暗黑的异托邦。而现在，异托邦重新敞开大门。异托邦在古巴，曾经意味着流放的摇滚孤岛和艾滋青春集中营，而现在则与革命广场的教宗遥相呼应又遥相对峙，人们在滚石乐队身上投射自我幻想——关于自己和国家的历史和未来——这是另一种模拟的献祭，色情与暴力，以爱与和平的名义得以净化。
我不知道滚石当晚有没唱《街头斗士》。这首六十年代著名战歌的时代背景有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有布拉格之春，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古巴革命。贾格尔高歌猛进：“因为夏日已经来临，这是街头战斗的时刻”，但随后他又无奈地承认：“但一个穷小子能做些什么呢，除了在一个摇滚乐队中高歌？因为这死气沉沉的伦敦容不下一个街头斗士。”
贾格尔像一头盲目的猛兽在咆哮——
“嘿，我的名字叫做捣乱。
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死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侍从。”
“杀死国王”只是一个美丽的春梦。但虚幻的献祭和真实的献祭（血腥的献祭），你要哪一个？
卡斯特罗曾经昂然宣称：“我将穿着靴子死去。” 但一代古巴摇滚新人，也纷纷穿着靴子——或梦想穿着一双靴子——去滚石演唱会上相互问好。
到底是卡斯特罗的靴子酷，还是贾格尔的靴子酷？这是个问题。
▍六 、葡萄球菌
行文到最后，恰好梅二收到何塞的英文来信，告知我们：他和“葡萄球菌”的主唱闹翻了。没想到恰恰是由于我们的介入，反而使哈瓦那朋克大家庭出现了分裂。
何塞是我们结识的古巴朋克中唯一能用英语自如交流的，也堪称一位热情而包容的朋克活动家。“葡萄球菌”可能是最好的一支古巴朋克，但他们却突然宣布退出原本要在中国出版的古巴朋克合集唱片，理由是：不应该依靠外国人。
这种朋克独立精神当然可以理解，但这背后却是“葡萄球菌”主唱纠结矛盾的政治立场：既反古巴政权，又反美，既不相信卡斯特罗兄弟，也不相信奥巴马。有趣的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矛盾在美国朋克乐队Casualties身上得到古怪的统一，Casualties是一支左倾的号称社会主义的街头朋克，而在“葡萄球菌”看来，C.J.Ramone只不过是一支被古巴官方认可的“资本主义朋克”，因此，他们在C.J.Ramone草坪露天演出时在台下起哄，在演出间歇高唱Casualties的歌，甚至冲C.J.Ramone骂“FUCK USA”。
事实上即便在美国，反美兼反资本主义的朋克为数也更多，反美兼反资本主义似乎才更是朋克的“政治正确”。问题是，“葡萄球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派政治朋克，而就是土产的古巴社会主义朋克，他们在吸取西方朋克精神的同时，也难免中了他们原本要反的极权意识形态的毒，你尽可以FUCK C.J.Ramone，但将一支乐队和一个国家等同起来，这是狭隘的国族主义。想起十几年前在迷笛音乐节——当时还是在迷笛音乐学校举办——有一支日本朋克乐队也被爱国粪青狂骂狂砸矿泉水瓶。
搜索“葡萄球菌”：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化脓性球菌，防治原则：加强卫生宣传教育，讲究个人卫生，皮肤创伤应及时处理，注意中西医结合，合理用药，避免滥用抗生素。
“葡萄球菌”乐队的矛盾和尴尬，确实也暴露了古巴的两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到底何去何从？古巴朋克青年，到底如何突破国家和社会加诸他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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