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在母语中流亡
“另一种流亡”是我想写的一篇长文，去年还拟了一个提纲。我把流亡分为身体的流亡、内心的流亡和语言的流亡，三者互为关联。但我至今没写，因为还没弄清楚这个词对于我的真正意义，也害怕显得做作。
对我来说，流亡是个大词，跟文艺小资抒情歌手口口声声的流浪不一样。流亡有亡命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流浪听来浪漫，实则凄惨，让我想到丧家犬。我近年屡有压力和冲动，想要抛下仅有的一切住在街头，当然不是表演行为艺术，只是勇气太小，走不出这一步。再有，绕了一大圈，前两年又回原籍困居，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传统意义的流亡者，尽管这些年，我经历的最大流亡在于内心和语言；这样的流亡或尴尬，你原地不动，也能切身感受。
好几年前，我读过《正午的黑暗》作者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一册自传《看不见的写作》（The Invisible Writing）。凯斯特勒是原籍匈牙利的犹太人，曾是德语世界著名记者，一度亲苏，热衷国际共运，西班牙内战时身陷弗朗哥政权死牢，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又一路亡命。一九五二年，四十七岁的凯斯特勒终于定居英国。经历如此复杂，为什么英国给了他归属感，作家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好以语言为例：
“从一九四零年起，我一直用英语写作，用英语思考，读的多半也是英语文学。语言不仅用来表达思想，也形成思想；采用一种新的语言，尤其对于作家，意味着他的思维模式、风格和趣味、态度和反应不知不觉渐渐转变。简而言之，他不仅获得一种新的沟通手段，也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背景。”
除开英语，凯斯特勒还通晓匈牙利语、德语和法语。他的一生两度转换写作语言：从匈牙利语转到德语，又从德语换成英语。凯斯特勒这本自传写到，即使后来用英语思考，有好些年，他继续用法语、德语和匈牙利语说梦话。这一心理层面的影响，包括由此而生的难题，不仅让作家本人着迷，也让我这个读者羡慕。
就这个意义，凯斯特勒符合我说的语言的流亡。在英语世界，这并非罕见。《黑暗之心》的作者康拉德祖籍波兰，《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出生俄国，都是放弃母语改用英语写作的著名例子，早已汇入英语文学的叙事传统，远远不止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背景。
相比而言，中文世界的作家改用英语写作，像上个世纪中叶的张爱玲，尽管英语很好，她的英文作品却未进入英美的大众阅读圈。当代华裔作家，哈金、张戎和裘小龙等人名声更大，他们的文字也有意无意掺入家国政治的“利好”因子，然而文学成就和影响，远远不能跟凯斯特勒和纳博科夫那样的作家比肩。抛开政治正确的陈腔滥调，近年旅居海外的新生代华人作家，譬如用Chinglish写小说的郭小橹，更像利用文化乃至种族差异的精明书写，作品有无令人称道的语言造诣和久远的文学价值，似乎并非引人关注的首要因素。
以上例子都是“半路出家”，成就悬殊，影响各异，却都属于语言的流亡，不论主动、被迫还是兼而有之。他们的共同之处，乃是离开母语氛围，用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创作，不论写什么怎么写，作品的首要受众，并非来自母语。一旦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背景和认同，这一流亡基本成了乐事，即使难免尴尬，那也因为新的身份和认同而生。譬如，土生土长的英国作家，就会觉得康拉德的英文不够地道，用奥威尔的话说，康拉德的早期作品，“他的英语有时很不正确，虽然并非大碍。我想他曾用波兰语思考，再把想法转成法语，最后变成英语，你有时可以跟着这一过程至少回溯到法语”。
康拉德这一思考与写作的过程，对于文化和文字差异更大的东方作家，几乎难以企及。十多年前，从澳门回到中国大陆，我开始写作。痛感当代中文日益粗陋（就像我的朋友奥尔嘉，回到久别的乌克兰，她也觉得自己的两大母语，俄语和乌克兰语，尤其后者，变得vulgar），简体中文书刊太不如意，曾经唾手可及的港台书报远在天边，我渐渐放弃中文阅读，转向英文阅读。
这一过程有得有失。一方面，身在激变的母语环境，也用母语写作，你却刻意疏离，并对一度奉若神明的旧文学和新文学更多审视。另一方面，你迈入一个无比广阔的新天地，由拘谨、好奇、熟悉到自在，再也不想回头。语言的流亡，其实首先来自内心的流亡。
刚刚转换阅读语言时，多数英文作品（包括其它语言的英译），尤其近些年出版的原著，很少电子版，我只好请海外朋友代买，要么帮衬网上卖英文旧书的中国民间书商；前者费时费力难以恒久，后者奇货可居价格不菲。我也去省城几处国营书城翻翻英文书，多半老掉牙，自己想读的很多书根本没有，时常失落而归，更觉活在荒漠。至于海外英文报刊，身在内陆省城，你想买或想读的也完全没有，唯一渠道就是网络版。但是前些年，我感兴趣的很多英美报刊，多数没有上线。
有了电子书报，一纸难求变得一键可求，获取成本大大降低。这一巨变加速我的“流亡”，至少阅读语言。我庆幸多年前自学英语没有白费苦功；转换阅读语言，也让这一自学继续。凯斯特勒说得没错，改变不知不觉。我时常也用英语思考，并把想法转成中文。
我不能说英文表达比中文表达更理性更精确，但起码抛弃了中文的不少陈腔滥调含糊其辞。英美作家，包括给报刊写稿的专栏作者，很多写得冷静透彻，不那么容易跟风；受人尊敬的英美报刊，即在当代，也没沦为标题党、小报风和网络语言的乐园：你因此学到未曾扭曲的好风格好趣味，这绝非读水准欠佳的译文或译著就能体会。长此以往，你对一切人和事的态度和反应必然转变，因为参照和榜样来自不一样。没错，你完全可能让自己和自己的文字在母语中边缘化，但你得到的，远远不止这一个社会依然普遍缺乏的常识和常理、风格和趣味。
只不过，比起凯斯特勒等人的“流亡”，亦即主动或被迫离开母语氛围，改用另一种文学语言书写，由此获得新的文化背景和认同，我的“流亡”并不彻底，也尴尬得多。困在语言生态日益恶化的母语环境，只是转换阅读语言，你的书写并未放弃母语。且不说英文，用中文写作，我的起步也比较晚。十来年过去，等到自己的中文写得稍稍像样，母语的激变与恶化，或者政治与商业的残酷碾压，还在继续而且加速。这样的情形，加之人到中年，再去改变书写语言，已经太迟也太不现实。你很像一个同时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既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那个世界，更不要说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背景和认同。在母语中流亡，远远不止尴尬。
我前面提到的乌克兰朋友奥尔嘉，也有类似的身份危机和写作困境。但她比我年轻得多，现实条件也让她有更多改变的可能。这些年，奥尔嘉很多时间都没呆在乌克兰，而在亚洲、东欧和北欧的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下生活，慢慢养成开放“三观”。她不仅渐渐改换阅读语言，从俄语（奥尔嘉的第一母语是俄语）换成英语，也试着用英文写作。她说她的母语变得vulgar，我完全理解。苏联崩溃后，俄语语境也在激变甚至恶化，也许正是这样的变化，让她自我放逐，身体、内心和语言，情愿做一个界定模糊的边缘人。
然而，近现代乃至当代俄语的文学传统与传承，远比同一时期的中文博大（是的，这话听来刺耳）。根据国际传媒的报道与国际组织的报告，俄国（还有乌克兰）近些年的言论和出版环境不如人意。奥尔嘉其实比我幸运，她的“流亡”更进一步，身体、内心和语言合一，也更接近凯斯特勒、纳博科夫和康拉德那样的前辈。或许有一天，不论成就大小，她真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背景和认同。
而我，选择和时间并不乐观，要么在母语中继续难以为继的流亡，无所谓文化背景和认同，要么远离以母语作为沟通手段的职业写作，却又无法改变书写语言（但不等于放弃阅读），只能用别的方式，去做一个可以糊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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