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灭亡的，何止方言 | 大家

今年，2019年，被联合国大会定为“国际土著语言年”。

关于语言的濒危，我们想到的往往是土语方言，但日本女作家水村美苗担忧一国的语言——日语也面临灭亡的危机。

2008年她出版一本书，那年是“国际语言年”，书名叫《日语灭亡时》。自称随笔，但内容堪比论著，主题是英语这种“普遍语”的意义是什么，面对其力量，怎么样才能保护日语作为“国语”充当优秀的书写语言。当时有人说此书“是现在所有日本人都应该读的书”，我非日本人，偏巧在日本，所以也读了，觉得确实有意思。

日前逛书店遇见2015年出版的文库版，书名多了“增补”二字，随手买回来。所谓增补，几乎只增补了一篇长跋，絮叨些出版英译本的问题。至于不加修改，理由似乎也足以服人，那就是出版后引起论争，若加以修改，读者就奇怪当年争什么争啊。不过，这理由的底下潜藏着作者对己见的坚持与骄傲，甚至都不想淡化被讥为对当代日本文学不怀好意的印象。好书重读，自然又获益。

水村美苗提出了三个概念：普遍语、现地语、国语。

她说，人类大部分场合并不是用自己说的话直接读写，而是用“外来语言”——覆盖那一带的、古已有之的、伟大文明的语言来读写。地球上到处有一些这类文明语言，她称之为普遍语。不论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如果住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用一种书写语言来读写，那么，人类的睿智就能最有效地积累。普遍语最本质地表现了书写语言与说话语言的不同。例如日本近代以前千余年使用东亚的普遍语——汉文，这是“追求睿智的人”用于读写的语言。

与普遍语相对的概念是现地语。现地语以口语俗语为主，在那个地方通行，一般是人们的母语（日语有“母国语”一词，多一个“国”字，用在这里不准确，除非理解为川端康成的名句“穿过国境的长隧道就是雪国，夜的底下变白了”的“国”）。现地语也可以书写，但写起来冗长，扩散范围有限。

近代以前日本没有国语。奈良朝宫廷、贵族、文化人使用汉文。平安朝初期创出假名，日本便有了两种书写语言。假名又叫女文字，男人也用它给女人写和歌调情，但办公、社交完全用汉文汉诗。在德川家康开立的江户时代，学问即汉学，汉学即学问。语言与教养为三层结构，上层的知识阶级即“追求睿智的人”用纯正的汉文即普遍语读写，中层公务员用近乎洋泾浜的变体汉文——“候文”供职办公，下层的民众用土语方言说话做事过日子。

汉文最具权威性，《源氏物语》不被文化人看在眼里。松尾芭蕉响当当代表江户文学，这是输入了西方观念以后才形成的文学史观。重看历史，变成以日语写作为中心，从《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到松尾芭蕉、井原西鹤成为文学史主流。常说江户时代识字率很高，妇孺皆识，但他们识的是假名，并不是汉字。很多农民请主子或教书先生给自己起了姓甚名谁，却不认识那汉字的大号。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悬想：明治维新时志士们各操各地的现地语，交流需要用汉文“笔谈”。高杉晋作到上海考察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靠的是“笔谈”。孙中山也是用“笔谈”和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交往。公文自古是汉文，破天荒使用现地语书写语言是1868年改元明治之前发布的《五条誓文》。日语由汉字和假名混搭而成，核心是汉字。昭和天皇的停战诏书用现地语，但其中汉文难解，听他宣读以为在号召全民玉碎呢，却原来一举瓦全。日本战败，被美军占领，汉文的余威消失殆尽。

国语不是自然所赐，而是人工的产物。作为made in Japan，国语怎样造出来的呢？按照水村的说法：“追求睿智的人”翻译普遍语，使原来只是现地语的语言具有了和普遍语同样的水平，不仅审美上，而且智力上、伦理上都担起达到最高水平的重任。这种语言和国民国家诞生的历史交织，成为国民国家的国民语言，这就是国语。所谓追求睿智的人是“二重语言者”，不是会说双语（bilingual），而是能阅读和自己的说话语言不同的外语。从历史来看，翻译并不是对称的行为，水往低处流，从普遍语向现地语搬运睿智。日语在翻译普遍语——汉文的过程中产生了书写语言，但没有成为国语，始终属于现地语。

福泽谕吉是日本向近代转变的象征，而夏目漱石在国民国家成立时，简直像魔法，象征其历史过程于一身。他们是“追求睿智的人”，对打造国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但国语建立也多难，出于民族及文化的劣等感，明治维新后第一任掌管教育的文部大臣森有礼曾主张用英语当国语，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以日语文章被誉为“小说之神”的志贺直哉提倡用法语取代日语，虽然他不懂法语。1950年被称作“宪政之神”、“议会政治之父”的尾崎行雄也提倡用英语当国语。此公号咢堂，上过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呼之为先生，在《咢堂自传》中写道：“那时先生一边用镊子拔鼻毛，一边用古怪的眼神斜视我的脸，问道：著述什么的打算给谁读呀？我不高兴他那种态度和用词，但压住怒气，一本正经地回答：为了给一般有见识的人看。先生便训斥：你这呆子!要写给猴子看!我写总是抱着给猴子看的念头写，世上这就正好。还做出诱人似的笑。”福泽谕吉写《劝学》，文体平易，在三千万人口的日本卖掉三百万册，应该用的就是这种“给猴子看的念头”。

福泽谕吉（日語：福沢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

福泽谕吉自学英语，夏目漱石大学读英语专业，作为二重语言者，他们制造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词，如演说、赞成、讨论、版权、浪漫等。与夏目漱石并称文豪的森鸥外也是造词儿的高手，造出了空想、民谣、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等。常听说，现代中国语七成是日本制，甚至说“没有近代日语，就没有现代中文”。然而，在此话之前，似乎应该说“没有汉文，就没有近代日语”。有两点也值得一提，以免太灭了自家的志气。

一是译词的方法，这是跟中国学的。先有“地球、几何、对数、显微镜”等中国译词的传入，然后才有日本人源源不断的仿制。日语研究家陈力卫教授揭示：“通过中文的书籍和英华字典来汲取西方知识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捷径之一,这是因为日本知识分子一般都通汉文,而当时能直接读懂英文的人又少,魏源的《海国图志》、传教士等用中文写成的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书籍便成了他们的必读之作。于是乎，从这些书籍中了解西方，并且将书中用来表现新概念的汉语词汇直接就可以用于日语中了。”还指出：“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1860年江户幕府派遣使节团，咸临号护卫，福泽谕吉充当舰长的随从赴美国西海岸，大开眼界。归国后把在美国买来的广东语和英语对照的《华英通语》加上日语，刊行平生第一本书《增订华英通语》。好多人不看过程，特别是打鬼借助钟馗时，更只问结果，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抹杀了这个历史过程。

再者，当初日本人并不是把西方语言翻译成他们的现地语，而是翻译成普遍语，即汉文。例如日本第一本译书是1774年刊行的《解体新书》，原为德国人医生撰写的医学书，从荷兰语转译，当时叫兰学，译成的是汉文。尤其是译词，都译成汉字词语，所以我们中国人才能随手拿过来，几乎和他们同步理解并运用。

例如“动机”是motive的译词，译者用中国古文来解释：《列子·天瑞篇》有云：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机者，群有始动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义。不消说，能做出如此解释，是身怀普遍语知识。这里所谓不取其义也是虚言，真若不取其义，何不随便译作狼心或狗肺。最近新天皇登基，年号更新，仿佛早忘却汉字造语功能的日本人又造了一个新词“令和”，我们照用不误，而且比他们更明白其出处及用法似的。

水村美苗的立论基本受美国的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书《想象共同体》影响。她说：此书至今犹是必读书，因为其核心仍然有意义，那就是分析国民国家成立之际，国语、国民文学、民族主义是如何关联的。安德森认为：近代国家这东西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文化性产物，并不是从以往历史的必然性归结的，因应这种人为的近代国家还制造了国语。一旦这样确立了国语，国民就觉得国语像是深有根源的东西，常常被当作国民（或者民族）的民族认同的证明。那不过是“想象共同体”制造出来的东西。

水村拘泥于近代，可能原因也在其经历。她出生东京，十二岁随家移居美国，但始终不适应美国和英语，通读《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以慰乡愁，就这么侨居二十年。这套全集是1920年代出版的，六十三卷，几乎可说是近代文学全集。曾留学法国，又上耶鲁大学专攻法国文学。修完博士课程后回国，并且在美国的大学讲授日本近代文学。吃外语饭的人往往厌恶那个外语，水村算不算吃外语饭呢？她用日语写小说，1990年为夏目漱石未完成的小说《明暗》续貂，并非狗尾，获得艺术选奖新人奖。在她眼里近代净是“范儿”，国语就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近代日本文学所表现的语言。

评论家加藤周一2008年去世，水村觉得“近代日本知识人的一个宝贵的‘种’终于灭绝了”。加藤本来学医，日本战败后留学法国，但回国后放弃血液学研究，转而当文学评论家。水村说：这不单因为日本战败后还没有科学研究的环境，还因为日语的丰富，让人想用日语认真地读写。他是回归了日语。今后像加藤周一这样的日本人还会认真用日语读写吗？今天的日语仍然是能够让加藤周一那样的人放弃科学之路而回归的语言吗？这个问题是当今所有非英语圈的人的宿命。

《日语灭亡时》一书还有个副题：在英语世纪中。水村写道：“日本人住在被大海围绕的岛国，不必抱有自己的语言说不定消亡之类的危机感，连绵地生存下来。然而，现今闯进了英语这种普遍语通过因特网，翻山越海，在全世界横飞的时代。21世纪英语圈外的所有人都被置于自己的语言从国语沦落为现地语的危机。尽管如此，日本人，包括文部科学省在内，却懵懂地活在英语多些、再多些的大合唱之中。”

所谓“英语世纪”，并不是说全世界的人都用起了英语。现地语在哪里都继续存在，但世界上大部分“追求睿智的人”把英语作为普遍语使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现地语，智力活动选用普遍语，这就是“英语世纪”。非英语圈国家面临三个选择：把国语改为英语，所有人都会两种语言，一部分人会两种语言。如今国语已定型，通常不再有把日语替换掉的想法，而是大力推行所有人都会两种语言（bilingual）的国策，人人“两把刀”。

水村认为没必要全民懂英语，只要有精通两种语言的少数人翻译就足矣。学生应该把用在英语上的时间用来学国语。然而，日本完全没有把国语教育的重点放在代代阅读优秀的近代文学上。近代文学的古典就是国语确立以后的作品群，普通人也能没有太大困难地阅读。从英语圈来说，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

日本的现实是国语课时少，课本薄。一种中学校使用最多的三年级课本，所选文章多是活着的作家的。东京大学一般学三个学期英语，但国语一个学期也不学就可以毕业。莫非以为人人都会说日语，文学就是口语，人人都是文学家，不必在课堂上学。长此以往，日语“灭亡哟”。

夏目漱石对于日本盲目地憧憬模仿西方不以为然，小说《三四郎》的主人公三四郎从熊本前往东京上大学，在三等车厢里遇见一个胡须男——

“这样的脸，这么弱，即便日俄战争获胜，变成一等国，也不行呀。不过，看看建筑，看看庭园，哪儿都跟脸相称。你头回去东京，还没见过富士山吧，过一会儿能看见，看一看。那是日本第一有名的东西，除了它以外再没有让人得意的了。可是，富士山自然天成，早就在那里，没法子，不是我们造的。”他说，又冷冷地笑着。三四郎没想到自己在日俄战争之后碰上这种人，觉得怎么也不像日本人。

“但往后日本也渐渐发展吧！”三四郎辩解。于是那男人一本正经地说：

“灭亡哟。”

《日语灭亡时》的书名就是从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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