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尾回望2019年的重大事件，真正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新闻，其实是两起十几年前发生的“旧闻”。其一，湖南新晃一中老师邓世平被埋在地下18年，真凶杜少平才落网。其二，经过媒体和公众的不懈努力，昆明恶霸孙小果，也因为上世纪末开始犯下的一系列严重的罪行，最终被判处死刑。
12月23日，孙小果被判死刑（央视新闻微博截图）
12月30日，“操场埋尸案”10名涉案公职人员被判刑（每日经济新闻微博截图）
邓世平身上，体现着“最基本的善”，而孙小果则代表着人们能想象出来的“恶”的极致。即便真相被“掩瞒”近20年，但是一旦被媒体报道，仍然能够搅动全社会的良知。这两起事件，并非像利率、房价或税收那样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但是人们知道，如果不能守护“共同的底线”，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没有未来。尽管“迟到的正义” 让人意犹难平，但是在对这两起事件的持续追问中，确实让人看到社会“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就提示我们，在过去40年，中国“社会”已经发育到一定程度，凡是不尊重“人民群众”感情和基本正义的，最终都会成为“社会”的对立面。对“底线”的触碰，总会是以极端的形式发生。12月24日晚8点，重庆沙坪坝区三峡广场，一个男子从高楼跳下。他死了，还砸死了两名正在欢庆平安夜的高三女生。她们没能看到2020年代的到来，其中一名女孩属于“失独家庭”。父母早年失去一个独生子后生下了她，如今再次失去爱女。这对夫妇身上，集纳了人世界全部的不幸，让人对所谓命运产生一种愤恨之情。在这种悲剧下，没有人注意那个跳楼的男子。警方的通报只提到他31岁，湖北武汉人，从高楼坠亡，排除他杀。除了这种标准格式的通报外，我们对他的故事一无所知——他的故事没有新闻性，一个31岁男子跳楼，这个事件被所有人毫无心理压力地共同忽略。出生于1988年的王思聪，今年也正好是31岁。在2019年，王思聪的形象也遭遇了暂时性的“崩塌”。他因为投资失败，一度被法院列入失信名单，成为被限制消费的“老赖”。由于“最有名富二代”“国民老公”的标签，王思聪成“老赖”这一事件，被严重娱乐化了。在我看来，“王思聪的倒掉”，其实是2019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王思聪的象征性在于，他占据着你能设想的一个年轻人所能达到的“最佳位置”。父亲曾连续多年排在富豪榜首位，本人也曾在海外留学，有着敏捷的头脑。比他被限制消费更严重的，是他陷入了沉默——一个不说话的王思聪，可能成熟了，但是却也意味着“青春的消亡”，意味着年轻人的孤独，这不是他个人的“沉默”，而是关乎到整整一代人。一个经典的诘问是这样的：“连王思聪都成老赖了，你还敢创业吗？”这个疑问当然没什么逻辑，因为真正伟大的创业必然是无名英雄的崛起。但是，王思聪陷入困境，确实也昭示出那种乐观到轻佻的气氛遇到了危机，人们必须以一种更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如果说前两年人们嘲笑“中年人”，把中兴通讯那位自杀的40岁中层干部看成代表人物的话，在2019年，“危机的年龄”又提前了几年，或许，那些互联网企业员工挂在嘴边的35岁现象就是一个坎儿。这并不完全是段子式的自嘲。华为员工李洪元和原东家的恩怨，牵出一个未被证实的传闻：在华为，34岁可能是一个坎，过了34岁，就可能被视为不思进取的“老人”，面临被裁掉的命运。网易游戏那位身患绝症的员工，也在这个年龄区间。在过去5年，他加班4000小时，在患重病后，却因为KPI“不达标”被公司劝退。有人根据他文章中谈到的借钱读大学等细节，推断他的年龄在28岁左右。这本是一个“大男孩”每天谈恋爱的年龄。在2019年，阿里巴巴度过了它20岁的生日。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大都在这个“年龄”上下。在过去20年，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他们践行着“知识=金钱”的方程式，用996的代价，换来奖金和公司股票，等到35岁上下，用一笔巨款在北京上海买房，这曾是游戏行业的精英普遍的人生设想。但是在今年，随着奋斗者们的年龄增长，KPI和996都变得有点不能忍受了，30岁出头的人，突然认识到自己毕竟是血肉之躯。而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未必愿意再去适应这种文化，或者，不再期待用身体代价换来的预期收益。同样的数据驱动和KPI统治，在外卖行业算是极致。如果说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处在数字技术的前端的话，那些“骑手”就处在末端。几百万年轻的“骑手”每天奔突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被手机中一种先进的系统驱动着。绝对“公平”的按件计费，多劳多得，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送出更多，有的人不惜在马路上逆行，绿灯一亮，像箭一样射出自己。
过去几年，这个行业被打上了“进步”的标签，把外卖小哥浪漫化，甚至成为一种舆论倾向，他们的“高收入”，还被网络舆论用来嘲讽写字间的白领。就在前几天的武汉，一位美团外卖小哥在去超市取货的时候和店员发生口角，他持刀杀死了对方。根据美团官方的回应，不管是商家和用户，在这一单中都没有留下差评的记录，这起伤人事件，完全是小事引起。视频中，这位外卖小哥一手持刀，坐在地上吸烟。在这一刻，他不再属于那个考评系统了。以上这些，就是我对2019年新闻的印象。有好几家平台评选2019年的“年度汉字”，都选了“南”，这是“难”的同音字，网友们用来戏称自己的处境，多少有点自嘲的味道。有才华的“造字”者，抽掉了“南”中间那个表示钱的符号，意味着“南”是由于没钱造成的。诚然，钱能解决世界上的大部分问题，也能让人开心。2019年，人们感受到了缺钱的压力，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很难”的感受完全等同于“缺钱”。王思聪的天花板，李洪元的牢狱之灾以及外卖小哥手中的刀，都是某种“失范”的表现。“难”成为“南”，其实意味着一种更复杂的感受，人们用“方向”来表达这种感受，其实恰恰意味着很多人在这一年迷失了方向。我看到很多媒体人改行，不是去做“新媒体”，而是开网店卖各种商品或者保险，再没有这一幕更让人悲哀的了。做买卖很光荣，但是当你完全放弃过去的职业，也就等于真的丧失了部分人生。人们无法在原来的轨道上前进，也失去了前几年“转型”的信心，所以呈现出茫然无措，找不到“北”的“南”。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里出现了一个叫“付费自习室”的新事物。前两年流行“共享办公”，很多人创业，不想租大的、全日制的办公室，而是青睐于那种便宜的众创空间。这种朝气蓬勃的气氛正在消失，“付费自习室”的用户，大多数都是已经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状态，低调、内敛、坚韧，花钱戒掉自己不断看手机的习惯——这是一种人生的“回调”模式。面对晦暗不明的未来，学习几乎是都市白领本能的选择。因此，在和2019年有关的诸多数据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考研人数。今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从290万增加到341万，整整多了51万，几乎增长了20%。考研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如此大幅度的增长，却昭示出某种突变。对本科生来说，就业市场似乎变得让人恐惧，他们躲闪着，想过三年再面对。2019年是一个特别适合“回头看”的年份。21世纪已经过去19年，即将迎来它的20年代。90后马上要三十而立，而80后则人到四十。不管是宏观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还是个人的道路，都面临着这种“回调”。这可能是一种新的感受时间的方式，或许从这一年开始，“未来”开始丧失了它的魅力和对价值观的统治性，人们会更加频频回头，想从“过去”中发现点什么。连王思聪都不再任性，我们终于认识到，世界不再“年轻”。回调、收缩、学习、积蓄力量，意味着会有一个更紧凑的社会，也意味着当底线遇到挑战的时候，会有更激烈的回应。在一个陌生人主导的社会，人们必须更加“团结”，必须学会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必须尝试走出封闭的心灵，有所行动。大家一周阅读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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