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新元: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动着海外学子的归国之路? | 遇见·视频

Original 宁静访谈录宁静访谈录 2022-03-25

第289期

遇见·讲者 | 傅新元

生物医学家，教授，首届 CUSMBEA （中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交换计划）学者；历任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1994-2003），清华大学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1999－2006），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2008-至今），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讲座教授、校长特别顾问（2016-至今），华西医院资深讲座教授。目前以其发现的JAK-STAT信号传导通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原创科学发现为背景，创立了健艾仕生物医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我们华人，特别是像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经过各种熏陶、各种体验的人，到了美国之后，绝大多数人都想着回国做点事情，这个非常耐人寻味。这个文化因素是哪里来的？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化有一点古板、封建，影响我们的发展，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文化的优势非常明显。

文化和情怀，我的回归之路

（以下演讲稿经讲者确认略有删改）

非常感谢宁静老师请我来。因为这次的主题是“遇见归来”，重点讲回归之路，我认为非常好，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走过了很多路，在人的一生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你前进？通过这样一个机会，我正好可以反思一下自己。这实际上是非常复杂、有点哲学性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今天能在这儿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文化和情怀。虽然我是个科学家，但是我讲文化的次数，要超过讲科学的次数。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人生的每一次抉择，都将受到潜藏在身体内部的文化基因的指引，所以最终我们这些学子选择了归来。

我想把大家带回到40多年前。当时我在江苏省淮安县，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因为是周总理的故乡。当时我是随着父母下乡去的，每天大概要走十公里的路才能到学校，非常辛苦。

当时由于各种政治原因从南京下放到淮安，在我的印象中，它就是一个苏北的荒原。在这个寂寥的荒原，没有什么事可干，却非常适合思考人生。我就想，我的人生该朝哪里走？我们能干什么？在这样一个几乎与世界隔绝的地方，我究竟要走什么样的路？其他人是靠不住的，只能靠自己，于是我走上了一条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道路，那时我13岁。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推荐到淮安县立中学去读书。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刘校长，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老革命，但是他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我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段开始了自己的阅读。

当时能看到什么呢？到新华书店去，基本上全是革命书籍，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我偶然发现了马克思的著作，不仅有中文著作，还有翻译的著作。作为一个小孩子，我非常兴奋，心想这个人是谁？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大老远地要学习他？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仔细阅读马列著作。

16岁时，我几乎看遍了马恩选集四卷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著作是《共产党宣言》，我不仅看了中文版，还把中文和德国原文进行了比较，自学了德文，所以我学习的第一个外文是德文。当时的《共产党宣言》叫Communist Manifesto，我建议有兴趣的年轻人，找这些经典著作来看看。无论将来怎样，《共产党宣言》真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精神的里程碑。

当时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断层，我的自我学习之路，第一步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我把很少的一点收入都拿到书店，去购买商务印书馆或者中华书局翻译的各种书籍。

其中有一位老先生，Bertrand Russell罗素，帮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这扇门是个人自由精神的体验，我非常感动，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他的《西方哲学史》。实际上这本书追溯了人类思想的起源，他在问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怎样主宰这个世界的发展？

大家可能都知道，科学的诞生实际上也是从哲学开始的。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等一系列文化巨人；在西方，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文化巨擘。与中国的百家学说不同的是，这些西方的哲学大师强调理性。理性的源泉在哪里？理性包含什么内容？我们人类怎样从理性中找到自己？我读他们的书，实际上就是在接受教育。

经受了这样的教育之后，我开始进一步思考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中国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我在书中看到的世界，和眼前荒茫的苏北原野完全不同。我当时的愿望就是一定要到文明的地方学习，怎么办？学英文。

1972年，几乎没有什么英文教材，很幸运，有一本 English 900。当时我是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偷听Voice of America，因为他们每天在教授English 900，我的英文基本上都是通过“美国之音”学来的。

有了一定的英文基础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出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自我醒悟之后，我的思想就一直被西方文化所洗涤，虽然我生活在淮安的农村。

感谢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了，当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农村小学教师。机缘巧合，我以老师的身份进入南京师范学院接受再教育。当时的愿望仍然是go to the world，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受了马克思的影响，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是一个世界公民，我要跟文明坚守为一体。

南京师范学院77届毕业之后，我进入了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是谈家桢，他也曾经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第一个学的专业也是生物学。小时候他就经常跟我们讲，谈先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是现代遗传学之父Thomas Morgan训练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后建立了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

经过谈先生的推荐，我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分子生物学。站在纽约的街道上，我的确感受到这个世界和我原来的世界有非常大的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的精神，但同时也看到了纽约的混乱。

我在纽约先后住了10年，从哥伦比亚一直到洛克菲勒大学，在那里我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科学活动。后来我又到了西奈山医学院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室，最后到了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我的第一次回国。

我的导师谈家桢，当时到纽约跟我讲：“小傅，你应该抓紧时间回国。”他当时正在筹划摩尔根-谈中心，那时正好是1988年。后来遇到1989年的风波，他的摩尔根-谈计划就没有实现，这也是我们中国生命科学史上的憾事。

我就继续学习，在洛克菲勒大学，我的导师是James Darnell，学生物的可能都知道，他的导师是Francis Jacob，他们都是研究基因表达的非常重要的生命现象的科学领头人。我是在他的实验室进行关于基因如何表达、基因如何受信号调控进行表达等科学课题。

这是我当时在实验室，用生物化学方法分离一个叫干扰素诱导的基因表达调控因子。设备非常简陋，基本上就是一个ice bucket，把细胞锤掉，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消耗了几千升的细胞，把当中的关键性因子找到了。

可能很多学生物的人听说过傅新元，就是因为这个重要发现。它现在叫JAK-STAT，这是我1992年在西奈山医学院独立发现的一个基本的生命现象，这个现象到现在已经影响到医学各个方面。

做了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发现，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回国，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贡献。

1998年，我开始和国内接触。我先去了复旦，但是谈老先生告诉我，复旦没有多少资金，听说当时985计划，清华、北大首当其冲，他们那里应该资金充足。

在清华，我并没有认识的人，只能贸然自荐了。非常幸运，我见到了赵南明老师，他是当时清华生物系的系主任，了解情况之后，他马上把我引荐给了王大中校长。

清华大学很快就做了决定，把他们985计划当中支持生物系的几乎十分之一的资金都给了我。我就在清华建了一个研究所叫TIGR（Tsinghua Institute Genome Research ），就是清华基因组研究所。当时这个研究所，实际上和华大基因同步。但是我的基因组研究所是做基础研究的，是希望在基因项目没有完成之前，能找到一些跟生命、特别是跟信号转导有关的分子。

当时我带着清华的团队，从头开始训练，做出了一些重要发现，但是因为速度赶不上，一旦刚想发论文的时候，我们美国的同事就已经发在《Nature》《science》上了。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发了二三十篇质量比较高的论文。

2000年成立清华基因组研究所时，一帮朋友说，你先回去，我们来帮你。其中有一些是家喻户晓的，比如饶毅，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回国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跟他商量，他说我join you，你先在前面开路。

其中也包括王晓东，也是我把他拉到清华的，他本人是清华的女婿，他的岳父母都是清华的老师，所以王晓东是和我一起回到清华的。

当时还有一个小后生，叫施一公，当时他刚刚到Princeton，是我们的一个小兄弟，也参加了清华所的创建。现在我觉得施一公的机会比我当时要好得多，他也在开创自己的天地。

还有一位David Balitimore，是我的师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他还开玩笑：“你起得这个名字TIGR特别好，因为我就是一个TIGR。”因为按中国的传统来算，他也属虎。

有一次王晓东跟我说：“老傅啊，你是在前面铺路的，没有你，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这么快回来。”我听了这句话非常感动，虽然现在的大潮下，回来个把人、做点事情，已经不再感到惊奇了。但是作为早年归来的人，这条路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2007年，我在清华待了七年之后，北大校长许智宏找到了我，他说北大生命科学院要换院长，希望我考虑一下。我又找到饶毅商量，他也认为这个机会不错，愿意陪我去一趟。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大生命科学院，我们两个人跟每个领导谈。当时林建华是常务副校长，他说：“小傅，别人对你有点怕，你看起来蛮厉害的。”他觉得饶毅比较温和。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考虑好完全回国，心想part-time。但是饶毅毅然决然地要回国，最后他去做了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现在我也在动员他，让他做更大的事情。

离开清华后，我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干就是十年，做基础研究，也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贡献。当时到新加坡的主要原因，是我想一定要回到科学上。因为在中国花了很多时间，科学相对落后，少一些最前沿的东西，我想找一个地方专心做科学。将来有机会大家可以听听我的科学报告，我自认为在新加坡做了三个可以进教科书的重要发现，其中一个导致我现在回国创业。

这一次，我关闭了新加坡的实验室，全时回国了，在南方科技大学做基础研究，在华西医院做临床研究。这次声势浩大，我请了我的老兄弟、老神仙 James Watson，他本人非常希望再做点事情，对中国也保持好奇，特别是他跟我做的研究对象有关系。我是做STAT Signal，大家可能知道STAT 3，和Cancer非常有关系，James Watson非常希望在STAT方面有所突破。我跟他谈了之后，他愿意到中国来看一看。就在北医，当时我把James Watson请来，我和他同台对谈，詹启敏主持。

在中国，建立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所非常不易，想得到国际的承认非常艰难，但如果有James Watson，这个对于在国际上的声誉就非常重要。我们把地点选在深圳，I have to say，it is not as easy as I thought。因为深圳有他们的算盘，虽然James Watson也有他的积极性，但是各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不仅仅是自己搞科学研究，更要创造一个文化基础，这是一个人做不起来的。我觉得王晓东他们的北生所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稍后全国各地，像生化所、像协和医学院下面的所，都跟着相应的发展。在这个潮流之下，将来的发展才可能越来越好。

但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仍然没有一流的、在国际上可以拿得出去的研究所，比如相当于MIT的Whitehead Institute，加州的Salk Institute，伦敦的Crick Institute。现在，我的老弟施一公在建西湖大学，我举双手支持他。

我自己的这次回归，是希望在新药创制方面，从源头开始做出真正的创新药。大家可能看过一段报道，一位西方药物协会的负责人公开宣称，现在世界上大概有一万种药物，没有一个是中国制造出来的。

实际上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可能大家都想，青蒿素是我们中国的屠呦呦发现的，但是这个药最早是Novartis做出来的。我们有张亭栋，（砒霜）最早来自于老处方，实际上这个药三氧化二砷也是西方patent做出来的。所以严格地讲，中国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真正从机制发现上研究产生的一种新药。

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希望基于我们实验室的发现开创新药，所以我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健艾仕。我希望以真正的技术平台，完全原创的zero-one概念，最后进入商业市场，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医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最后做个总结，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我这样一个非常西化的人，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最早走上回归之路？

大家看俄国人、波兰人，他们跑到美国之后，屁股一转就成了美国人，估计十几年也不会回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了。

但是我们华人，特别是像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经过各种熏陶、各种体验的人，到了美国之后，不只我一个人，绝大多数人都想着回国做点事情，这个非常耐人寻味。这个文化因素是哪里来的？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化有一点古板、封建，影响我们的发展，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文化的优势非常明显。

为什么中国文化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出去了，功成名就以后又想回来?这当中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文化这样的特质?我就以这个问题，结束今天跟大家的交流。谢谢！

遇见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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