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性别 | 余幼幼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9
-《今天》125期-
由北岛发起与创办的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于2019年迎来十周年。活动邀请世界著名诗人共聚香港，进行交流研讨和诗歌朗诵，并延伸至内地不同城市，传播诗的魅力。
《今天》125期特别策划“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9”专辑，收录30位与会诗人的作品、访谈、演说选，以及多场讨论会实录等精彩内容，深入呈现本届诗歌节主题“言说与沉默”。“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专辑文章，敬请关注。
余幼幼
不可否认，文学中存在诸多权力关系，包括话语的权力，表达的权力，发表的权力，出版的权力，评判的权力。因为有了对权力的争夺，而把文学变成战场、名利场的例子举不胜举。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依赖传统形式的文学权力结构发生了微妙改变，发表的权力回到了个人手中，作品依赖网络传播，而非纸本传播。因此，互联网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学环境。
我的写作是从互联网开始的，那年我十四岁，一开始我只是记录自己的生活，几年之后，随着我逐渐成年，作品中开始有了明显的性别书写和符号。随后，我写作了很多关于女性生理和心理变化的作品，没想到却遭来了网上无数谩骂，他们大多数是男性读者，指责我下流、淫荡、尺度太大，而少有人从诗歌的角度来评价。
讽刺的是，尽管我绕开了传统发表、出版权力的制约，却没有逃出男性话语下的价值评判与指摘，以及男权社会为女性树立的道德观的审视。这种道德观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放大“羞耻感”。然而羞耻感并非现代社会才产生的，最早见于《诗经》：“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为何？”意思就是说作为老鼠都还有一张皮，作为人如果没有羞耻心，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在中国古代，羞耻感是评判人的重要尺度，孟子甚至将羞耻感上升为人与禽兽的区别。
羞耻感最大的负面产物就是自我否定，自我否定的集合就是对人的否定，会造成对个性的约束，对欲望的贬低，抑制人的自我表达。在男权社会，进一步表现为对女性的否定与压迫，削弱甚至剥夺女性话语权。米歇尔·福柯说：“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女性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因此，在文学创作中，作为书写的主体，女性作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工作。女性主义运动的诞生与过程也为女性作家带来很多思考与方向的调整。
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运动一样经历过很多曲折和错误的道路。如把男性和男性话语权作为对立面，或者用男性视角和标准来审读自我，变得像男人一样强大，借用男性话语，而更加失去了女性身份，不自觉中成为了强化男权的帮凶。其实我们要反抗的不是某个特定对象，而是一种权力关系，调整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才是女性主义运动努力的方向，也是女性写作中的一种指向。
作为作家的女性，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首先，我们要找回作为人的主体，其次是要找回作为女性的主体，然后是作为书写的主体。找回作为人的主体，即是获取人的基本权力，而不作为男性价值体系中的“他者”和“附庸者”；找回女性的主体，即是重建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发挥女性的性别优势和特质，让女人成为女人，而不是让女人成为男人一样的女人；找回书写的主体性是基于前者，女性书写不是借用男性话语，而是要构建自我的书写语言。只有在创作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女性写作才会具备长久的活力与生命。
作者：余幼幼，1990年生于中国四川，2004年开始写诗，现出版诗集《7年》《我为诱饵》。曾获《诗选刊》年度先锋诗人奖、星星诗歌奖2012年度大学生诗人。作品曾发表于《诗刊》《星星》《今天》《天南》等刊物。
胡涛《一艘“诗人船”的十年》世纪对话：言说与沉默——安娜·布兰迪亚娜、弗罗斯特·甘德对谈北岛《言说与沉默》安娜·布兰迪亚娜《沉默和原罪之间的诗歌》路易丝·杜普蕾《语言生活》黄有源《极好的沉默》毛子《我把说出的，重新放入沉默之中》马图拉《信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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