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黄春宇：汉英词典200年—— 从《华英字典》到《中华汉英大词典》
在马礼逊《华英字典》之《字典》第一卷出版整整200年后，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带领团队历时十五载编纂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也要揭开面纱了。有学者评论，这可能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你懂的”到“任性”、“铁帽子王”，全国两会上的热词总能掀起一场全民讨论，但如何找一个恰如其分的英语表述？在约定俗成的译法敲定以前，英语爱好者首先想到的是翻翻手边的汉英词典，而比较常用的有《汉英词典》（外研社）、《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汉英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书店里的汉译英工具书种类越来越丰富，而在200年前，来华的第一个基督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了世界上第一本汉英字典，即包含在《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的第一部分《字典》与第二部分《五车韵府》。1815年，《字典》第一卷正式出版。
图一《字典》与图二《五车韵府》属于汉英字典，图三为英汉字典
一个英国传教士改变汉英字典的历史
“当其于壮年来中国时勤学力行，以致中华之言语、文字无不精通。迨学成之日，又以所得于己者作为华英字典等书，使后之习华文汉语者，皆得藉为津梁，力半功倍。”澳门基督教坟场的这段墓志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马礼逊和他的《华英字典》（这是对马礼逊所编上述汉英-英汉对照字典的通称），其对于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以及汉英字典编纂历史的意义难以估量，其背后的孤独、委屈与艰辛也远远超过了后人的想象。
据《马礼逊回忆录》载，编纂字典是受到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指示。赴东方国度传教前，一个叫做容三德（Yong Sam Tak）的中国人成为他的汉语启蒙老师。“……达成目标（掌握汉语）之后，你要尽快将这项成就转变为对于全世界有益的事——也许你有此荣幸编纂一部较以前更为全面、正确的汉语词典……”伦敦会还希望马礼逊把《圣经》翻译成“世界上1/3人所讲的中文”。这里强调“较以前”，是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以汉语为译出语的手稿词典或抄本，包括17世纪末意大利神父叶尊孝的《汉字西译》（汉语-拉丁语）。
17世纪末意大利神父叶尊孝的《汉字西译》（汉语-拉丁语）
1807年，当马礼逊一个人踏上广州的土地后，他发现学习汉语是一件极具风险的苦差。清政府禁止洋人学习汉语，当地人只能偷偷地给他授课或是充当助手。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为了避免牢狱之灾，有的助手随身都携带用以自尽的毒药。压力同时还来自窘迫的生活。不同于外国商人，来广州传教、学习语言的马礼逊并无谋生手段，伦敦会给的钱又不够用，因此租住在一个废弃的法国人的仓库里，到了冬天也不舍得用暖气。在如此糟糕的条件下，他每天学习14至16个小时，健康状况一度恶化，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
顽强的信念最终撑过命运的磨难。一直缺乏翻译人才的东印度公司对于汉英字典表示了兴趣，并许诺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1809年马礼逊凭借出色的汉语水平被东印度公司聘为译员。工作之余，他仍在想方设法地收集天文、地理、历史、制度、宗教等中文书籍与有用的册子，作为编写字典的原始素材。“我不知道还有比我所使用的方法更好的编纂汉语词典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充分利用我所能收集到所有汉语本族人的字典，同时核证所引例证的出处；雇用中国文人协助我查阅中文词典，核实字、词、句子的确切意思。”马礼逊在回忆录中毫不讳言他曾参考了早期的汉语字典与汉外字典，包括《艺文备览》《康熙字典》《汉字西译》等。
冥冥之中，一个英国传教士改变了汉英字典的历史。1815年，《华英字典》第一部分《字典》的第一卷在澳门出版，汉英对照、按部首排列，余下两卷分别于1822年、 1823年印制。《字典》的扉页上还有一句话：“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评价。第二部分叫《五车韵府》，共两卷（1819、1820），依韵部排列。与《华英字典》前两部分标有中文名称的做法不同，作为单卷本发行的第三部分（1822）仅以英文命名——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一部分是一本英汉字典，从英文字母A开头。
尽管东印度公司慷慨地承担了高达12000英镑的印刷费用，并让印刷工汤姆斯（P.P.Thoms）从英国带来了现代化的机器、字板等，但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在印刷过程中还是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中国工人因为与人争吵而恼羞成怒，拿了一张印好的字典内文页去告官。很快，赶来的衙役扣押了所有印刷设备，几个刻工也关进了监狱。东印度公司随即出面，宣称这是他们的财产，地方官员最终选择妥协，字典印刷才得以继续。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收藏了数百种中外双语对照字典，其中就有难得一见的《华英字典》原版全帙。“《字典》的第一卷简直不是在编字典，而是想做成百科全书的样子，提到某个词条就举出好多例子。可能连马礼逊也觉得工作量太大，编不下去了，到了第二、第三卷就回归简单的对译释义，一个字解释一下。”周振鹤曾有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人一般使用洋泾浜英语与外国人交流，因此这本字典的读者主要是来中国从事贸易、传教以及外事活动的人，“为他们学习汉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并成为后来其他洋人编纂较有系统的汉英字典的参照基础”。
国内深入研究马礼逊与《华英字典》的著作并不多，除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杨慧玲所著《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一书外，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高永伟也在《晚清时期英汉汉英词典史论》中有过专门论述。“马礼逊通过例证尽可能多地提供各类信息，其中最突出的非传统文化信息与语言信息莫属。”高永伟以“姻”字条为例，《字典》提供了“婚姻”、“姻缘”、“姻亲”等例证，还介绍了“六礼”以及四页篇幅的传统婚俗；而“官”字条的例证内容多达30页。就例证的出处而言，偏向书面体的例证取材于《诗经》《论语》《孟子》《易经》等中国传统古籍，比如《孟子》中的“乐酒无厌谓之亡/To delight in wine without weariness is called Wang（Mang-tsze）”；亦会见缝插针地宣传基督教的教义。
高永伟认为，《五车韵府》的释义水准要高于《字典》，但在理解与翻译上还是有一些明显的硬伤。“元旦”译成了“the first morning of the year”，但表示“新年第一天”的用法出现在南朝梁萧子云的《介雅》中；“灾害”译为“to injure/to distress”，《左传》中就有这个词，意指“天灾人祸造成的损害”，实作名词使用。此外，“天高地厚/heaven is high and earth profound”、“笑里藏刀/beneath a smile to conceal a knife”这些字面直译让读者难以把握准确的意思。“编者希望读者在考虑到编写工作量巨大以及编者所处环境特殊情况之后不会对此做出严厉的批评。”在编写说明中，马礼逊没有回避自己可能会犯下的低级错误。
前无古人的《华英字典》曾引起欧洲汉学界的关注和热议。德国人克拉普洛特（H.J.Klaproth）在《亚洲杂志》上发表评论，认可马礼逊具备的天赋与付出的努力，以及抛开门户之见，公正对待之前天主教传教士编写的手稿汉外字典，但他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所谓的缺陷——收词不应该完全遵从《康熙字典》、没有参考《尔雅》与《佩文韵府》两本各具代表性的汉语字典、没有借鉴按照主题编排的中国辞书。意大利汉学家蒙图齐（Antonio Montucci）把字典前言中的“《康熙字典》是为中国人编的，而非外国人”当作了把柄——既然马礼逊希望《华英字典》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为何他又将收入不少古字、生字的《康熙字典》作为蓝本之一？
尽管存在编辑理念上的冲突与翻译细节上的不足，但毕竟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汉英字典，其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俄国、日本都有翻译这本字典的意愿，法国取消了刊印叶尊孝手稿汉拉字典的计划，而其他欧洲汉学家也不再编纂汉语词典。《华英字典》在中国的生命力也很旺盛，尤其是第二部分《五车韵府》——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称其为“毫无疑问是用欧洲语言编排的最好的汉语词典”。1865年，伦敦会在上海重印了两册中型本；1879年，上海点石斋申报馆申昌书画室石印出版了一册简编中型本；1913年，中华图书馆又刊行了两册袖珍本。到了近两百年后的2008年，河南的大象出版社影印了《华英字典》的三部分、六大卷，作为《马礼逊文集》的组成部分。
汉英字典寄托了传教士们的宗教热情
在19世纪的汉英字典史上，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属于领跑者，后面还跟着两部影响力较大的字典——美国首位汉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编纂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完成的《华英字典》（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值得一提的是，卫三畏当年在中国就是借助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学习汉语，这也是翟理斯编纂字典时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美国首位汉学教授卫三畏
1833年，刚刚抵达广州的卫三畏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工人，协助裨治文的传教印刷事务，后者是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与专注汉语学习的马礼逊不同，卫三畏负责《中国丛报》的出版印刷，忙碌的工作让他根本没有精力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我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要想熟练掌握这门困难的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只有不干其他任何事情，不停地说和写，甚至在梦里都想着它，你才能摔打成为一个‘中国佬’……”（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两年后，卫三畏跟着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印刷所搬到了澳门，除了像马礼逊一样死记硬背，他还与中国工人一起工作，提高汉语的口语水平。1856年，美国任命卫三畏担任使团参赞，来到北京后，其业余生活的重心从方言词典《英华分韵撮要》的修订转向了大型官话词典的编纂。
据儿子卫斐列回忆，在卫三畏处理事情的时候，办公桌对面坐着他请来的中文助手或学者，要么给收录的词语下定义，要么在书中寻找可用的例句。1873年，《汉英韵府》在上海开始了印刷，卫三畏特意南下监督字典的出版。“我担心，尽管我仔细校对，仍免不了还有许多错误，我常常在定稿之后反复修改，以至于印刷工们有时会表现出怨恨。”卫三畏直言，如果只是为了声名，他早就气馁放弃编纂这本字典的野心了。1874年8月1日，字典的第一个样本送到了卫三畏的手上。
复旦教授周振鹤所藏《汉英韵府》之扉页
在《汉英韵府》的序言中，卫三畏介绍汉字的编排原则参考了樊腾凤的《五方元音》，而非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除了标明五种方言（北京、广州、上海、厦门等）的注音外，还收录了一些方言词汇。比如广州话“无个滴漏/no such lucky thing has leaked down”、上海话“打一个谷碌/to turn a somersault”、北京话“坟少爷/custodian of graves who lives near them”。在词条的释文方面，高永伟归纳了三个特点：一是无论词目还是例证的释文时常包含较为实用的词源信息；二是通过先字面直译再意译的方式给一些通过隐喻获得词义的条目提供英语释文；三是采用注音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局限词。
《汉英韵府》的最大问题在于释文。喜欢较真的翟理斯在1879年出版了一本40多页的小册子，名字很有杀伤力，叫《论<汉英韵府>的翻译和误译》。在这本字典中，翟理斯发现了近300处翻译错误，他一一罗列并给出了修改意见。此外，编者自创的拼字法使用起来不方便、多字条目编排的混乱也成为读者和同行诟病的原因。即便如此，经过《新英格兰人》（The New Englander）杂志的推介，《汉英韵府》第一版的1000册在短短几年后就卖完了，后来又频繁重印，字典的口碑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第一本由中国人编纂的汉英字典也与日本有关。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会员乔宜斋在东京出版了《汉英新字典》（A New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Words and Phrases），后来几年又进行了再版和修订。“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学英语的热情高涨，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字典出得不多，而汉英字典相比英汉字典更是少得可怜。”徐文堪分析原因称，由于教会学校与新式学堂都很重视英语教学，有的老师就是外国人，因此原版英语字典与英汉字典完全够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汉英字典的需求。
马礼逊、卫三畏都是传教士出身，而翟理斯当年是作为英国外交部的翻译学生来华接受为期两年的语言训练。身份差异之外，翟理斯的学习条件也大大改善，汉语教材是马礼逊的《五车韵府》与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他还配有一位中国老师。翟理斯在学习汉语时的体会是，“最令外国人费解的是中文的省略形式，而让中国人听懂外国人所说的中文就更难了。”尽管《语言自迩集》让他在三个月内记住了1000多个汉字，中国老师又帮着提高口语表达的准确性，但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对此并无太多好感。1872年，翟理斯写了一本《汉语无师自通》（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的小册子，这怎么看都像在炫耀自己的语言天赋与才华。汉语学习渐入佳境，但翟理斯的仕途并不平坦。
1871年，他在竞争天津领事馆翻译官一职时输给了资历不如自己的对手；1878年，成为英国公使馆汉文正使候选人的他因为没有权威人士的推荐而落选。自那以后，翟理斯先后在厦门、上海、台湾、宁波等地任职，编纂一本汉英字典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卫三畏的《汉英韵府》起到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1892年，翟理斯用18年时间完成的《华英字典》在上海印刷出版，英国外交部只肯掏出300英镑，编者则承担了2300英镑。1912年，《华英字典》进行了修订，第二版不但增加了篇幅，还改进了原先采用的威妥玛注音方式。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
翟理斯的《华英字典》在当时被视为汉英字典的典范，收词量大、释文质量高，由他开创的检索方式与附录给以后的中国人编纂字典带来了启发。同在1912年出版的《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就在序言中提到了“贾哀尔”（即翟理斯）以及“卫廉士”（即卫三畏），两人的字典是编者张在新（Chang Tsai Sing）使用最多的参考书。直到20世纪60年代，林语堂开始编写汉英字典时，翟理斯的《华英字典》依然是国际上通用的一部双语工具书。
上述是知名度最高的三位编者与三部字典，在晚清汉英词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的《汉英袖珍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华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还有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的《汉英分解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有学者表示，这类汉英字典自身不具备系统的词典学理论，以致结构不严谨，词条松散，释义随意，例证缺乏，功能单一，信息贫乏，但不可否认，这是汉英字典从无到有、进化完善的重要阶段。1815年以来，传教士汉英字典在晚清相继问世，数目可观，这是传教士们在宗教热情感召下的一种自觉行为，而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则推动了国人学英语的热潮。
为了“归并同类项”，有一本20世纪的汉英字典似乎应该提前“穿越”到这个部分。这便是澳大利亚传教士马修斯（Robert Henry Mathews）的《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ed for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在鲍康宁的《汉英分解字典》基础上修订，于1931年完成。为满足当时美国本土对汉英词典的迫切需求，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在1942年影印出版了马修斯编纂的《汉英字典》。一年后，语言学家赵元任也参与了字典的修订工作。这本相对年轻的传教士字典影响力不可小觑，被国外的书评网站称为“使用范围最广的汉英字典”。
林语堂的汉英词典被其视为写作巅峰
关于汉语与外来语对照文献的历史，曾参与《汉语大词典》编写的徐文堪表示“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外来语是梵语”。到了明朝初年，出现了汉语与蒙古语以及其他外来语对照的《华夷译语》。清朝建立了比较大的多民族帝国，因此有一本《五体清文鉴》，包括汉语、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五种语言。1868年，邝其照的《字典集成》在香港出版（第三版时改成《华英字典集成》），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编纂的英语学习字典（英汉对照），由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与其他外国词典改编集合而成。《华英字典集成》曾在日本翻译出版，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还有人在研究这本字典。
根据高永伟的《综述民国期间的汉英词典》一文，解放前在中国境内由中国人编写的汉英字典约有十来种，其中半数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世界书局出版。在时间顺序上，排在首位的是前面提到的张在新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词典》（Commercial Pres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独由汉译英尚付阙如其西人所编如五车韵府等意在饷遗彼国探讨汉文之士而不甚适于吾国之用学者病焉”。编者在“例言”中介绍，这本《汉英词典》自1909年春开始编写，至1910年秋结束，于1912年出版了第一版。1923年经过张世鎏（Chang Shih Liu）的修订，再版时名字改为《订正汉英词典》。
《汉英词典》按照汉字笔画多少来编排，这与传统的传教士汉英字典不同，不过编者在每个汉字下附上了西文切音，这是以翟理斯《华英字典》为蓝本。另一个特点在于：每个词头都有简单的汉语解释，每个解释提供了英文对应词，在英文的例证之后还添加了中文译文，相当于具备汉语、汉英与英汉的三种功能。尽管收入的单字条目不到4000个，但《汉英词典》颇受读者追捧，张世鎏在修订版的序言中称其“风行海内、历时既久”。
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洋大学李玉汶编纂的《汉英新辞典》（A New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相比《汉英词典》，晚了6年的《汉英新辞典》以商务印书馆新字典为标准，收词更多（单字10000条，词组50000个），范围亦广。除了术语、俗语、成语、格言等内容外，还收录了地名等专有名词，比如北京（Peking）、星加波（Singapore）。至于缺点，《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曾刊登评论，称《汉英新辞典》义项比较随意、不按音序排列、英文对应词太生僻。
另外三本汉英字典分别是圣约翰大学译学教师张鹏云（O.Z.Tsang）的《汉英大辞典》（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陆费执/严独鹤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辞典》（Chung Hw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以及盛榖人编纂的《世界汉英辞典》（The Worl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高永伟认为，民国期间的汉英字典在吸收和借鉴传教士编写的汉英字典的基础上，开创了国人编纂汉英字典的历史，为当时的英语学习和使用提供了参考书，也为解放后的汉英字典编写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1949年至“文革”结束，国内先是社会建设，后又转为阶级斗争，其间几乎没有出现过新的汉英字典。1970年代，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与梁实秋的《远东汉英大辞典》先后在香港、台湾出版，弥补了这段特殊岁月所导致的记忆空白。究竟林语堂是如何编纂字典的？——“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父亲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作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历史的细节被女儿林太乙写进了个人自传。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份工作的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林太乙记得，林语堂每天至少在书桌前坐上七八个小时，多则12个小时，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拨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繁重的工作一直继续了五年，1972年，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成自己所认为的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后，林语堂开心地告诉女儿，“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
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在徐文堪的印象中，想要在上海买一本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只能去福州路一带的影印书店找找看。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比较文学教授叶扬几年前在香港的书店买过一本由林太乙修订的《最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以前那个版本很早就脱销了，林语堂独创的上下形检字法让读者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叶扬在购买时，这本词典附有汉语拼音索引的小册子，以此提高检索的效率。“林语堂的英文没有任何问题，他几乎是native speaker（说母语的人），但是词典收的词太少，尤其是古汉语方面。”叶扬推崇林语堂的《吾土吾民》，“英文真漂亮，一点也不矫揉造作，行文自然流畅。”
叶扬翻译过复旦版的《简明中国文学史》，直接引用的中国古典文学多达400余段，但他很少去碰汉英字典，使用最多的是中国的《词源》《辞海》、美国的《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与英国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黄按: Shorter Oxford似应译为《简编牛津》，以区别于Concise Oxford（《简明牛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之中文名为《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我以前也是学英文的，我大哥（翻译家主万）很早就不让我用双语字典了。”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多年，叶扬的一个经验是，阅读与翻译不能完全依赖于字典。让他受益的参考书有华盛顿大学老教授康达维（David Knechtges）翻译并附有注解的《昭明文选》（WenXuan，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以及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s）翻译的《石头记》（Story of Stones）。
一本有可能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词典
根据语言学家周有光的看法，汉英字典史上迄今有四座里程碑——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林语堂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外研社编纂的诸汉英字典（如吴景荣的《汉英字典》）以及夏威夷大学荣誉中文教授德范克（John DeFrancis）的《ABC汉英词典》（ABC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徐文堪在出版社工作时，曾把德范克的字典引入中国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任教的任以都（任鸿隽女儿）也是编写人员之一。在最新版（2003年）的介绍中，德范克的字典收词范围广泛，特别注意收录新词新义和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的词语；释义准确简明，标注词性和使用范围；每个条目在简体字后均附相应的繁体字，并提供繁体字、简体字、异体字等各种信息。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在翻译时习惯翻阅《ABC汉英大词典》，不过他觉得编者太侧重于现代汉语了。
德范克的2003版命名为《ABC汉英大词典》
再谈外研社的《汉英词典》。在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下，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吴景荣于1971年开始字典编纂，带领一批专家学者历时八年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大规模的汉英词典。为了摆脱十年动乱留下的痕迹，《汉英词典》多次修订，2010年出到了第三版，但编纂思路基本没有变化——兼顾学术和实用；以语文为主，兼顾百科；以普通话为准，兼承书面传统，酌采方言词汇。而今活跃在书店、摆在读者书桌案头的汉英词典还有吴景荣与程镇球合编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吴光华的《汉英大词典》。两部都是大块头，页数均超过了2000页。前者的标签是“篇幅大、收词全、内容新”，后者的口号是“国内规模最大、权威性最强的大型汉英辞书”。
在马礼逊《华英字典》之《字典》第一卷出版整整200年后，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带领团队历时十五载编纂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也要揭开面纱了。先来看看预告词怎么说——古今兼收，义训、音训之余包括部分形训内容，源流并重，集古今汉语词汇之大成，适当收录世界华语地区用语；单字条目逾2万，复字条目逾30万，成语逾2万条，释义逾50万项……“这可能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叶扬作为应邀讲评的人员之一，对于这本词典的期望值相当高，“就我的感受而言，已经远远超过我现在所用的所有汉英词典。”
叶扬说，国内有一种迷思——凡母语是英文的洋人，英文水平一定高。正因如此，不少词典都喜欢拉几个外国专家进编委会，仿佛这么做就能给自己镀层金。“扯虎皮当大旗，我看是大可不必，《中华汉英大词典》就没有请外国人，陆谷孙老师以他的英文研究功底，是最适合去编词典的。”叶扬称编词典是一项艰苦的事业，国外的学者、教授在功成名就之前不会想去编词典，也没有人愿意把精力放在这上面，“陆老师如今把编词典当成了自己生命的追求，除了多年的老搭档翟象俊老师担任审稿之外，这次他几乎是在单枪匹马地冲锋陷阵。”
曾任华东师大外语系主任的黄源深也担任了审校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学汉语，中国文化逐渐开始走出去，这就需要一本适应时代要求的汉英词典。”通过对《中华汉英大词典》（征求意见本）的审读和比较，黄源深归纳了四个特点。最直观的是收词量大，他为此做过专门统计——在总的条目上，外研社的《汉英词典》（下称“北外版”）逾8万，商务印书馆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下称“商务版”）逾20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下称“复旦版”）超过了30万。在分条目上，优势同样明显。黄源深随机查了一个“挨”字，结果如下：北外版15条、商务版29条、复旦版60条。再如“拜”字，北外版29条、商务版52条，复旦版96条。
“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凡夫卒子，都有收入，方言、成语的查得率很高，几乎是无所不包。”黄源深这么说，是因为他用《中华汉英大词典》做过了实验调查。具体方法是：以获得华语文学大奖、用上海话叙述的《繁花》为参照对象，在10的整数倍页上收集文章中的沪语（共查了220页），然后去比照字典，查得率为83.3%。“无论熟悉的‘搞七念三’（说胡话）还是生僻的‘康白度’（买办），这本词典中都收录了进去。”黄源深随后以《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成语实验的依据，每百页收集一次成语，最终的查得率为100%。
黄源深表示，以往词典中的一些词汇具有明显的中国印记，比如“挨批”翻成了“criticism and struggle”，这让外国人看得云里雾里。“陆老师的这本词典编得最晚，汲取前人的经验，因此准确性相当高。”另一个让他津津乐道的特点是编者的原创性，即便一些词汇有译法可循，他们还是会加入自己的思考。“说得难听点，一些不负责任的词典编辑是搬运工，而有的主编把任务分配一下就不管了，像陆老师这样把校样改得密密麻麻，甚至在电话里说自己要走火入魔了，这我感到非常可贵，他确实是下了工夫。”
华东师大终身教授、语言学家潘文国曾跟陆谷孙讲，“买了你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等于买了八本词典。”这句话有点电视购物风，但不是说着玩的——汉语词典、古汉语词典、成语词典、百科辞典、方言词典、新词新语词典、全球华语词典、外来语词典。“这么大一部词典，必然问题成堆。”陆谷孙在前言中透露，自己不免担心字、词、语的划分处理有失当之处。为了提高查得率，词目数量急剧膨胀，查阅难度随之增加。潘文国的建议是增加常见字、减少生僻字，因为好多生面孔的词连他这个古汉语专家都不曾见过：“词典后面还应该提供大量附录，把一些封闭性的词汇收进去，比如天干地支、经络穴位、六十四卦、二十八宿、中国朝代、皇帝年号等。”“陆老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双语专家，编过《英汉大词典》，功底深厚，经验丰富，因此《中华汉英大词典》将是同类词典中最权威的一本。”潘文国佩服陆谷孙是一个清高并且耐得住寂寞的人，近年来几乎拒绝任何应酬，“只有他坚持‘有保留的描写主义’，也只有他敢提出‘超越等值’，就凭我对他的了解，这本词典让我充满了期待。”
原载2015-03-28《文汇学人》 ID: wenhui_xr
预读/校阅：陶雅婷、Marc Chou、梓悦、李婧、宋婷、郑春娇、润宇、李佳楠
预读统筹/执编: 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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