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蒙塔莱：在我们的时代（刘儒庭译）

2016-06-12 Eugenio Montale 黄灿然小站

在我们的时代（节选）

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来观察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不承认，世界受到猛烈的狂风的袭击，这是失望和模模糊糊的、无法表达的爱构成的狂风。（只有用一种近乎鸦片似的基本的爱才能解释年轻人为什么喜欢那种节奏明显、反复重复、单调而又没有个性的音乐：生活被原封不动地表现，不加任何渲染。）将我们身边的这种凄凉音乐值得讨论的意义放到一边不说，其余的一切也都根本无法评价。应当说，人对自己并不满意，他不能赋予生存于世界之上这一事实以意义和内容。

社会学家、神学家、城市管理人员、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去解释类似的现象。至于说到我，我也没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值得贡献出来，但是，当我面对众多忧愁的卡珊德拉时，我要使用我的一个简单的假设。世界可能正在摆脱为数众多的看来丑陋的道德原则，把它们像皮一样从自己身上剥下来，而我们这些老年人则认为，那些原则是神圣的、不可违背的清规戒律。现在，太薄、太娇嫩的新皮再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大自然的众多美的东西被抹去之后将更其如此，而不自然的那些美的东西本来会使生活不那么冷酷严厉。

旧的文化教导我们，对于缺乏思索的生活，对于没有文化教养的混沌状态，必须断然说不。但是，由于这个“不”是任何反社会的苦行主义的根源，所以，很多神学家说，严厉的戒律可以用实用加以缓和。这些神学家甚至认为，有益（即财富）是上帝的偏爱的明显标志。但是，后来生出成千上万个对此再也不加理睬的人。应以有力的一挥扫除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只是由宪章、规则和习俗构成的，而且也是由大量蚂蚁似的人的默默无闻的劳动和牺牲构成的，那么，现在就是世界的末日了？我们也可以回答说是，但要加上一句：另一个世界是可以设想的，在那个世界，人不仅用自己的对手美化一切，而且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人在生活，人在生存。这我知道，这样，我们一下就跳进了乌托邦的空想王国。但是，如果没有空想，人恐怕还是一种比好多其他动物还要更不聪明、还要更不合时宜的动物。

人要坚持其本身含义的企图也许任何时候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问题的核心统统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追求爱，但这个词仅仅出现在最卑下的宣传场所。

报纸和书本、产品目录和年鉴历书，画在画布或者玻璃上的景物，各种各样的声响，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为了给我们一种能动的印象，接连不断地向我们袭来的消息和概念构成一种吵吵嚷嚷的驱病符，它对人讲的仅仅是：我们也在，不是只有你。

今天，个人──是无限的──要求单个地显示、生存和发作，要求尽其可能过自己的生活，即要求刺激和轰动。在这一方面，有人有优先的代理权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同杰出人物一样有同等的权利，甚至可以期望他的最重要的刺激比学者的刺激还要更确实。但是，众人有众人的缺陷，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逃脱。

现代生活最危险的一面是个人责任感的消失。群众性的独处会使内与外的任何区别都空泛无用。

由于我们的时代以激动取代了思考，数字不再是神圣的规律的秘密，尽管数字仍是统计的对象，我看不出为什么不应从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变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过去把这种人类生活状况称之为现代人和创造者的生活状况（后来称为欢乐式的，现在是破坏性的），这是有利于人数众多的“所有的人而不是任何人”的变化，我们现在就正在形成这种“所有的人而不是任何人。”

自从启蒙主义结束以来，在所谓文明的世界之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现在的进展越来越快）对生活的意义的普遍的不关心。但是，这又同有事可干并不对立。人们以无意义的活动来填补真空。人们对人类再也不感兴趣。人们处于可怕的厌烦一切的状态。

好多年以来，很多最优秀的艺术家，比如画家、音乐家、诗人，都把他们的艺术同无法谈论混为一谈。那些能谈论的，是最差的艺术家，是伪艺术家。那么，对于这种扼杀艺术的情况，很难找出社会方面的补救办法，或者新人文主义的补救办法。

新人诞生了，由于其遗传性，要忍受新世界，新人还是太旧了一些；现在的生活条件还没有抹杀过去的痕迹，人们是在奔跑，但停顿也太多。换句话说就是，新的人尚处试验阶段。他在观察，但不思考，他在看，但不想。逃避时间──时间是由思想构成的，那么他感到的只能是自己的时间，是现在，同时，对于他自己的时间，他也只能感到，个人感情的表达是多么可笑和不合时宜。要想得到表面的停滞所带来的好处，那么，他要么就得下决心向后倒退（这是不可能的），要么就得更多地向前奔跑，即超速前进。更多地奔跑就意味着摆脱自己的文化包袱，割断同旧世界的联系，就意味着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连最含糊的概念也还没有。

非常清楚，如果把人变成另一种动物，那就得把生活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意义彻底抛弃，这种含义不仅是我们的文明的基础，而且也是我们的生存和存在方式的最基本的意义。有人说，现代人的病症恰恰就是这一中心地位的逐步丧失。是这样，但这也太简单了。对某一事实进行责备并不等于说明了这一事实。

人，人的活动，是一种创造性能量的火花，由于能量既不是空间的，也不是时间的，那么，历史并没有向我们讲述很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它涉及的只是死的生活。

给能量以特权，而不是给思想意识或某个不知名的上帝以特权，这不能消除任何异义，那只是简单的更换标签。

大众化了的、机器化了的外部生活向我们作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示──这是历史从未展示过的──之后，面对今天涉及到人的如此严肃的问题，今日的人没有作出反应，没有想过要掩护和挽救至少是人类自身当中的很小一部分人，谁能说这是正确的？这一切使人认为，今天的人在如下一方面可谓空前绝后：他是生活在局外人当中的局外人，现代生活中的表面上的沟通──这是空前的沟通──不是在真正的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是人的复制品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我不是那些想要取消工业、义务教育和普选制的人们当中的一员，我也不希望（而是害怕），一个不认识的上帝的几句大话就在很少几年或很少几个小时之内把一个文明化为灰烬，这个文明在一条传送带的带动之下自认为在真的向前行进。我不企求什么，我接受我的时代。但是，我只希望，那些睁着眼睛的人构成的亚种不要完全消失。在新的视觉文明中，他们是最受威胁的人。

过去，人认为自己是所有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后来仍认为是某些事的衡量标准，今天再也不认为自己是任何事物的衡量标准了，而且，人类这窝白蚁数量增加的可能性同人的自信（和丧失自信）成反比。有人对此感到高兴，有人则感到痛心。

我目睹了人类伟大思想成就的实现，那是神奇的成就，但也许是愚笨的，愚笨的程度出乎人们的想象；我甚至遇到过不知自己是英雄的英雄，一些在任何宗教典籍中没有被提及的圣人；我看到过好多不幸和灾难的消失，但也看到好多种集体屈从的不断形成的巩固：但我觉得，从中发现的唯一普遍规律是，人类的每一成就和进步必然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损失。这样一来，人类任何可能的幸福的总量就依然不变。

我想，科学技术的增加同这样一种基本观念的消失直接相联系：不必讳言我们是人。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消失了，好多另外的东西诞生了，但这样一种意义我们却没有注意：变化的方向是什么。

然而，我们的时代的功劳在于，发现了、或者说突出了艺术经验的总的、激动人心的特点，这是空前的现象。启蒙主义之后，创作可以成为永恒作品的复制品的作品的努力不见了，关于均衡、庄严、得体的观念统统消失了，今天的作品追求的是，将个体的、一闪而过的瞬间永恒化，使之成为一种看得见的、可以触到、可以摸到的东西。原动力越是没有价值，或者没有意义，谁能使它成为艺术品，成为持久的主题，谁的功劳就越大。今天的艺术旨在走向博物馆，但不是美的艺术品的、法文所说的BEAUX ARTS的博物馆，而是片段、图腾、徽章博物馆。由此即产生了一种没有界定的范围、根本无法分类的艺术。谁还能写今天的艺术史？谁还能科学地写当代的文学史？现在只能是大致地分分类，登记一下，一些艺术家的名字被记下，被提及，而有了这个名字即算是生活在历史之中了，这使得问题不幸地复杂化了。某些艺术家想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自己的作品上，这也是反历史的。在最先进的艺术中，在表演艺术中，几乎再也不存在作者的名字。当人们发现艺术作品是形态构成的之时，艺术家完成其形态并使之停在中途不动，这就已经足够了，使用者将会辨认这一形态，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但是，可以再说一句，如果今天的艺术家们不去效仿伟大的榜样，只是做些劣等的仿制品的话，那么他们的抱负就会是，模仿永远混乱、不断处于行止变换之中的大自然。刚刚点染或烤过的画布或粗布、音乐的声响在我们眼中就像是某种不固定和非个性化的东西的仿制品。

了解一下生物学、物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成就，致力于反艺术的人就会知道，时间不可倒退，就会知道，客观物体的三维性是一个已被科学超越的临时成就；同时也会知道，唯一的现实是，生命力的日新月异的、不可遏止的涌流。

在一个行动和认识互不相识地前进或只是偶然相交叉的时代，艺术家的弧立（其形式常常是厚颜无耻的广告式的自我炫耀）是不可避免的。同艺术的普及──语源学上的普及──同时产生的是在语言上的缺乏信心和认为所有的桥梁都已切断的念头。参与集体的呐喊──统统喊“不”──似乎成了今天的艺术家们的唯一抱负。

生活的静止意义（即在“万物皆在变化运动之中”又必然有某种东西静止不动）的消失，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隔阂的粉碎，生活本身就必然表现为一种总是被毁掉然后再创新的奇妙的艺术品。

有一点很清楚，今天的美学家们追求的现代民众艺术事实上早已存在，系由大量视听形象构成，它们整天从各个方面包围着我们，这种包围在本世纪之前从未如此多地出现过。这些形象包罗万象，甚至包括了过去的时代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如果在这些混杂的形象中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只为行家的古怪的艺术，而不是大众的艺术。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接下来，将自然这个概念彻底排除，社会整体就会是固定不变的，个人的问题再也不会被感觉到，历史──各种结构的历史──就将成为一些帐目和统计数字的总和，艺术本身──作为一种道义的、自我意识的事实和不可压制的原始本能的升华──将会、必然会无悔无恨地死去。

也许支持和反对新闻媒介的冷战再过几十年后将会失去意义。任何社会革命都无法从本质上改变世界的技术──机械面貌。显然，存在其他可能，存在不同的替代方法，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更令人欣慰的办法。可以肯定的是，人必须为他的重大否定物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机器组成的工厂并不坏。人对他的自然来说是创造者，早在打磨石器和发明冶炼金属方法的时代即已如此。取消个性、生活的机械化──百科全书派和歌德对此早已有所描述，这也是今天大量新闻记者们无不议论纷纷的主题──并不能说明机器本身多么邪恶，而是相反，倒是说明了人们没有很好地使用机器。机器本身是中性的，只是人手的延长，唯此而已。

对此提出异议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大批的人有可能躲避原子战争的浩劫时，在他们有了更多的闲情逸致时，在旅游、体育、电影、广播、电视、轮转机印刷的报纸或者连环画报等等都应更合理地考虑和分配之时，这些活动将如何更好地利用呢？普及这些东西的工具怎么会最终同发明它们的人作对、会去压榨发明它们的人呢？

乐观的假设来自这样的推测：人完全同机器无关，不因机器的出现而有任何改变，而是与此相反，人希望能借助于机器达到最佳目的；而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人群希望创造自己的命运，为此就需要有必要的手段。群众性的益处不仅是重工业的基础，而且也是所有新文化活动的基础，这些活动将在越来越低的层次中扩展，甚至能使最下层的人也有希望来开展，使无法就自己的命运进行思考的普普通通的人也能开展。那么，由此而来的是，人的最无益的、最自由的活动将是什么呢？艺术将是什么呢？

明天，追求艺术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因为艺术这一职业仍将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职业，在很多情况下是收益颇丰的职业。明天，艺术家们的生产活动将更自由，事实上，也将越来越受到潮流、倾向、评论和文艺社团以及某些商品进入市场的必要性等因素的束缚。最后，在明天，希望并且有可能运用过去曾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技术原则的人将不再存在。更明确地说就是，今天的艺术家──更不用说语言的艺术家诗人了──不要指望在明天能得到承认，将来，他的作品不会有其位置。整个地球的表面将被人造的东西全部覆盖，些许新鲜东西也将难以打进去。特夏尔德·德夏尔丹曾认为，我们这个星球的外壳将变成一种心理的外壳，心灵必将从这一外壳中逃出。没有灵魂的这个星球仍将自转，直至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不难预料，冒充的艺术作品构成的巨大硬壳也将出现。那些不太硬的、不太难摧毁的塑料外壳可以扔到历史的洪炉中，但这并不能减薄那有名的硬壳的厚度。未来博物馆的容量将成问题，未来的人的兴趣也不可靠，因此，今天的艺术家们已经在筹备建立个人博物馆，为未来的光荣早作准备，而这荣耀则是越来越成为问题的。有些艺术家逃避当今的问题，创作了一些史前的、作为个人作品难以评论的作品，这样的艺术家并不缺乏，甚至可以说为数甚多。那些企图将世界末日提前的作家们的所作所为从其目的方向来看与上述艺术家并无不同。这些人是乐观的未来主义者，是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的丧礼的颂扬者。患有集体官能症的那些诗人们、将语言弄成碎块的那些人更阴郁、更真实，但也许不那么太诱人。他们的处境很难，因为在一个消失的世界上，他们的自然评价将不可能存在。

我们对机器欠的债是很多的。这一点只有在机器全部消失或者部分消失时，我们才会感觉到。如果电停了几分钟，如果火车晚点了，如果我们认为一个公有机构连续不断地让我们听各个时代那些最令人厌烦的歌曲是侮辱人，那么，我们也不能要求把工业用电彻底取消，也不能要求恢复马车，更不能要求把广播电视公司取消。不，不能。在机器世界出现故障因而使我们这些普通人遇到麻烦时，事实是，我们并不是要彻底摆脱这些机器，而是希望机器更多、更有效、更完善无缺。最多只能要求，机器能使人摆脱各种繁重的劳动，使人能有更大的自由。据说，总归有一天人可以只劳动三四个小时，其余的业余时间可以用来从事事实上多得不可胜数的娱乐和业余活动。但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出现：大量的从事娱乐活动的人由于社会义务不能变成大量新迷恋者的温床，而可能成为新罪犯的温床。因此，自然人和人为的人这一永恒的问题又出现了。

人们说，违背自然，这正是人的命运的归宿，人从自然状态出来，已经进入其人为的阶段。在智人身上还有些自然的东西，还有些猴性，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样一些东西现在应该不复存在才是。总有—天，人会完全自我改造，成为其命运的主宰者，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不说是宇宙的主人、他的世界的主人的话。即使这一转变的阵痛将持续很多个世纪，争取这样做也是值得的。与此同时，在这几个转变的世纪之前，精神分析家、精神病学家、权威艺术的研究家们将有好多工作可做，正是时间将标志着历史的最终失败。

没有一部作品能使人摆脱缓慢的、经常的、令人难受的心灵的折磨。今天的哲学认为这是合理的，甚至几乎是完全合理的。今天的哲学认为，生活应当去经历，而不应去想象，因为想象的生活否认了生活本身，生活成为一个空壳。应当往这空壳中放进去一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倒并不重要。今天的活力论──将来，不管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假民主也好，专制也好），今天的活力论必将成为明天的活力论──应当负责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和尽量少的时间和力气把这一空壳填满。由此就产生了一种需要：应当在越来越低的水平上建立一种活动，这不仅是文化的活动，而且也是有活力的活动，然后，在一个由邦联组成的、没有任何战争危险和阶级冲突的世界上，人们将真的能把历史扼杀，这样—来，所谓业余时间这一问题就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折磨人的问题。

然而，任何战争都不能阻止人类在一个越来越完整的、越来越具有世界规模的工业文明范围内争取更辉煌的前景。一个处于半摧毁状态的世界在明天会从灰烬中复兴，用不了几十年就会重新拥有与我们今日世界的面貌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面貌。而且可以说，在今天，正是保留什么东西的思想阻碍了进化的步伐。如果不再有任何东西值得去保留，技术进步的步子无疑将会大大加快。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从长远来看也可以说是人类资本的一大投资。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有一种屠杀看来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这就是，扼杀时间。“扼杀时间”已经成了今天的人和未来的人面临的一个日益令人担心的问题。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受到的束缚越多，各种锁链越是沉重，某些学者或知识分子就越是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人应当越过障碍，应当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们说，对于那些使我们获得自由的基本原理，我们用以在生产的世界中为自己建筑一种个人的闲适巢穴的自由的基本原理，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应用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停在了半路中途，我们既不再是人，又还不完全是一种相互啮合的机器中的组成部分。应当向前迈进一步，应当自觉地、坚决地成为机器，哪怕是自动的、有一定的航程的机器也好。应当有质的飞跃，应当将我们身上仍然残留的古老的智人的那些东西消除掉。对此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终点是什么。人类学向我们阐释了过去的人，但对于未来仍一无所知。如果人能在很多方面超越自己的心理能力创造出机器来，难道就不能使自己成为──他依然是人或者表面上仍然是人──比其他任何机器更完美的超级机器吗？

目前似乎是使哲学家、大夫、社会学家和其他智人学者们担心的唯一结局是人的可能的结局，尽管人仍然是单个的、想要表现出价值的个人。今天的人继承了一套神经系统，但这系统已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环境：他期待着变成明日的人，今日的人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但又不使自己直接去与之对抗，而是团结起来，成为一种群体。他要把任何个人的感情痕迹全部去掉，作为一个客体生活于世，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地维持其肉体的生存。

一百年前，克尔恺郭尔可以这样写：数字是真理的否定。今天，这否定变成了令人陶醉的共同的假真理。

选自吕同六主编《意大利经典散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预读/校对：陈涛、夏阳、李宏飞、曹沝炏、胡江涛

整理：李宏飞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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