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维柯：“心灵一旦受到威胁，就易于走向迷信”（朱光潜译）
120 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
121 这条公理说明了人类的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谣传在流行过程中逐渐增长，二是谣传在事实面前就要戳穿。从世界一开始，谣传在流行的长久过程中就一直是一切关于我们对之还是无知的远古文物的奇谈怪论的根源，这正是塔西佗在《阿古利可拉（Agricola）传》所提过的一种人类心灵的特点。他说：凡是人所未知的东西他都把它夸大了。
122 人类心灵还另有一个特点：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
129 哲学要对人类有益，就必须教导孱弱和堕落的人，不应摧残他的本性，让他腐败下去不管。
131 哲学按照人应该有的样子看人，要把人变成能对很少数一部分人效劳，这部分人就是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生活而不愿堕回到罗马创建者罗慕洛的渣滓洞里去。
132 立法是就人本来的样子来看人，以便使人能变成在人类社会中有很好的用处。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三种邪恶品质：残暴、贪婪和权势欲，立法就应把人从这三种邪恶品质中挽救出来，创造出军人、商人和统治者三个阶级，因此就创造出政体的强力、财富和智慧。立法最终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掉的那三种邪恶品质中挽救出来，从而创造出使人能在人道社会中生活的那种民政制度。
134 世间事物都不会离开它们的自然本性而仍安定或长存下去。
137 人们在认识不到事物的真理时，就一心抓住确凿可凭的证据，以便纵使凭知识（scienza）不能满足理智，至少还可以借助良心（coscienza）来依托意志。
138 哲学默察理性或道理，从而达到对真理（the true）的认识；语言学观察来自人类选择的东西，从而达到对确凿可凭的事物（the certain）的认识。
140 这条公理还显示出：哲学家们如果不去请教于语言学家们的凭证，就不能使他们的推理具有确凿可凭性，他们的工作就有一半是失败的；同理，语言学家们如果不去请教于哲学家们的推理，就不能使他们的凭证得到真理的批准，他们的工作也就有一半失败了。如果双方都向对方请教，他们对他们的政体就会更有益，而且也就会比我们早一步构思出这门新科学了。
141 人类的选择在本性上是最不确凿可凭的，要靠人们在人类的需要和效益这两方面的共同意识（常识）才变成确凿可凭的。人类的需要和效益就是部落自然法的两个根源。
142 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
177 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民族如果在武力方面变得野蛮，以致人道的法律都没有地位了，唯一的可以制伏这种民族的强有力的手段就是宗教。
180 人们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人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例如俗话说：“磁石爱铁”。
181 这条公理已包括在第一条公理里，那就是：人心由于它的不确定性，每逢它堕入无知中，它就会对它所不认识的一切，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
183 塔西佗说：“凡是心灵一旦受到威胁，它就易于走向迷信。”（《编年史》1.28） 这话就道出人类心灵的一个真正的特性。人们一旦被迷信抓住，他们就把凡是自己所想象的、看到的，甚至一切所作所为都联系到那个迷信上去。
184 惊奇是无知的女儿，惊奇的对象愈大，惊奇也就变得愈大。
185 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
186 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儿童的特点就在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戏与它们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有生命的人。
187 这条语言学兼哲学的公理向我们证明：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
189 好奇心是人生而就有的特性，它是蒙昧无知的女儿和知识的母亲。当惊奇唤醒我们的心灵时，好奇心总有这样的习惯，每逢见到自然界有某种反常现象时，例如一颗彗星，一个太阳幻相，一颗正午的星光，即刻要追问它意味着什么。
199 希腊世界中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这批神学诗人的兴旺时期一定早于英雄诗人们，正如天帝约夫是海格立斯的父亲。
200 这条公理和前两条公理证实了：凡是异教民族既然各有各的天神约夫和海格立斯，在起源时一定都具有诗的特性，而在他们中间最先产生的是神圣的诗，后来才产生英雄的诗。
202 一切野蛮民族的历史都从寓言故事开始。
204 人类心灵按本性就喜爱一致性。
205 应用到寓言故事，这条公理从村俗人们制造寓言故事的习惯得到证实，他们制造寓言故事总是围绕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以这一点或那一点出名，处在这一种或那一种环境，故事总要适合人物和场合。这些寓言故事都是些理想的真理（ideal truths），符合村俗人民所叙述的那些人物的优点。它们也偶尔包含一些虚伪的东西，其所以虚伪，也不过失败在没有能给主题以应得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深思熟虑，就足以见出诗性真实（poetic truth）就是玄学的真实，而不和这种诗性真实一致的物理真实就应看作虚伪的。从此就产生出诗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真正的战争首领，举例来说，就是塔索（Tasso）所想象出的高德弗勒（Godfrey），而一切不是始终和高德弗勒一致的首领都不是真正的战争首领。
211 儿童们的记忆力最强，所以想象特别生动，因为想象不过是扩大的或复合的记忆。
212 这条公理说明了世界在最初的童年时代所形成的诗性意象何以特别生动。
213 在每个［其他］行业中，人们如果生来没有自然才能，就要靠对技艺（art）的顽强钻研才会成功；但是在诗方面，人们如果没有天赋的才能，单靠技艺就不会成功。
214 这条公理显示出：诗既然创建了异教人类，一切艺术都只能起于诗，最初的诗人们都凭自然本性才成为诗人（而不是凭技艺）。
215 儿童们都擅长于摹仿，我们看到儿童们一般都摹仿他们所能认识到的事物来取乐。
216 这条公理显示出：世界在它的幼年时代是由一些诗性的或能诗的民族所组成的，因为诗不过就是摹仿。
217 这条公理也说明：凡是涉及需要、效益或便利的技艺，甚至涉及人类娱乐的技艺，都在哲学家们还没有出来之前，在诗的时期就已发明出来了；因为凡是技艺都不过是对自然的摹仿，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实物”的诗（“real” poems，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实物来造成的）。
218 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感觉，接着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去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
219 这条公理就是诗性语句的原则，诗性语句是凭情欲和恩爱的感触来造成的，至于哲学的语句却不同，是凭思索和推理来造成的，哲学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
220 人们对与他们有关系的但还有疑义而不甚清楚的事物，自然而然地经常按照他们自己的某些自然本性以及由它们所引起的情欲和习俗来进行解释。
224 在东方人、埃及人、希腊人和拉丁人当中，最初的作家们以及在复归的野蛮时代用欧洲近代语言来写作的作家们，全是些诗人。
236 人类心灵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凭各种感官去在外界事物中看到心灵本身，只有凭艰巨的努力，心灵才会凭反思来注视它自己。
237 这条公理向我们提供了一切语种中的词源学的普遍原则：词（或字）都是从物体和物体的特点转运过来表达心灵或精神方面的各种事物。
241 人们首先感到必需，其次寻求效用，接着注意舒适，再迟一点就寻欢作乐，接着在奢华中就放荡起来，最后就变成疯狂，把财物浪费掉。
242 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鲁的，以后就从严峻、宽和、文雅顺序一直变下去，最后变为淫逸。
248 从无法无天的邪恶的世界中有少数最坚强的好汉会先脱身退出，来奠定一些家族，就同这些家族和凭借这些家族来耕种土地；过了一段长时期以后，就有许多其他人也脱身退出邪恶的世界，逃到由这些家族父主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求庇护。──须承认这种情况并不违反自然本性，我们将会看到，事实确实如此。
283 弱者要求法律，强者把法律留在自己手里不给弱者；野心家们为着争取群众，就宣扬法律；君主们为着使强者和弱者平等，就保卫法律。
292 人们起初希望的是摆脱奴役而获得平等，平民们在贵族政体里最后把贵族政体变成民众政体可以为证。接着他们就企图驾凌于同辈之上，在民众政体中的平民后来使民众政体腐化成为强者们的政体可以为证。最后，他们想使自己驾凌于法律之上，无政府状态或无限制的民众政体可以为证。没有什么暴君制比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民众政体更坏了，因为在这种政体之下，城市里有多少放辟邪侈的人，就有多少暴君；到了这步田地，平民从所受的祸害中得到警告，就设法寻求补救办法，于是就到君主专制下求庇护所，这就是自然的王法；凭这种自然的王法，塔西佗（《编年史》1.1）使奥古斯都下面的罗马君主专制得到合法化，他说，“当世界对内战感到厌倦了，奥古斯都使世界成为在君主名义下的帝国的臣民。”
299 人们只有迫于生活的绝对必需，才肯离乡别井，出生在哪个地方的人自然就爱哪个地方，他们也不肯暂时离开家园，除非迫于贪心，想通过贸易来发家致富，或是出于忧虑，想保住已经得到的财产。
319 思想窄狭的人们把有明文规定的条款才看作法律。
323 聪明人在每个案件中都把无私的（公平的）效益所决定的一切看作法律。
摘自 维柯：《新科学》， 商务印书馆， 1989
预读/校对：陈涛、梓悦、江涛、zzj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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