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扬之水《诗经别裁》前言
一
说起“诗三百”,我们今天总把它看成是“纯文学”,不过当时却不然。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论语•先进》中说到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和《易》,大致是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不仅是美的文辞,而且是美的声乐,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为“乐语”,作为“声教”,为时人所诵习。
如此意义之文学,《诗》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诗》的时代,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时代,——这里说到的“封建”,正是它的本来意义。在此意义的封建制下,以社会等级论,可以划分为贵族与非贵族,前者包括大夫与士,后者为庶民与奴隶。以居住地域论,可别作国人与野人,前者包括贵族、工商,后者为庶人。
若依社会职能,则又可分别为二,即劳心者(贵族)与劳力者(非贵族),前者的社会职能为政治、军事、文学,后者为农、工、商与各种贱役。若更细论,则贵族中尚有层层等级,非贵族中又有层层等级。比如士,乃武士也,是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他有统驭平民的权利,也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其地位则低于大夫,高于庶人,而仍属君子。至于奴隶与庶人,便都属于小人。
这是从《左传》《国语》等东周文献中可以得到的认识。若上推至西周,等级的差别当更为严格,那么我们据以考察《诗》所包括的时代,即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五百年,也很适合。君子与小人的差别,《诗》中提到也有不少。如《小雅》之《采薇》:“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此君子与小人对举,前者为贵族,后者则庶人之属。
《采薇》中的小人君子,朱熹《诗集传》所以曰即“戍役”与“将帅”;《大东》中的君子与小人,朱子所以曰“在位”与“下民”;《角弓》,范处义《诗补传》因解作“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动化于上,则小人相与连属于下”。又君子与庶民对举,则前者为劳心者,后者为劳力者。如《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如《大雅•卷阿》:“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朱熹解作“顺爱于民也”。至于与“祀”同等重要的“戎”,它的主力原是贵族。在当时盛行的车战中,“小戎”之上的“君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贵族。而庶人,于战事中只能做徒兵,充厮役。
因此,《诗》中写到的从戎之君子,不会是士以下的庶人。而庶人与奴隶,那时候王可以把他随土田等物一起锡与受命者,他也可以被用来买卖交换,——“五夫”之价与“匹马束丝”等,见于西周金文。至于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
《风》曰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车曰马,《召南•采蘩》说到“公侯之宫”、“公侯之事”,《采蘋》说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风•泉水》有“出宿”“饮饯”之礼,《卫风•木瓜》有琼琚、琼瑶之类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卫风•考槃》,《陈风•衡门》,《曹风•蜉蝣》,《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齐风•猗嗟》,《卢令》,《秦风•驷驖 》,等等,《风》诗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尝属于庶人与奴隶。即便《小雅•黍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乃庶人所事之贱役也,然而通观全诗情调,却实非贱役者言。何况“劳动”与“劳动者”与“劳动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
《召南•葛覃》写“劳动”,却不是“劳动者”的生活,《豳风•七月》写“劳动者”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劳动者的歌”。比如陶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是真正的“劳动”了,然而没有人会以为它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说诗者常常喜欢用后世的山歌、民谣与《诗》类比,其实无论创作意图、修辞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远不在一个层次。《诗》原是生长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雅》《颂》不论,《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语言,原非可以“里巷歌谣”概之,因此很难用后世的概念,说它是“民间文学”。
然而《诗》的价值,却不在于它是民间作品与否而定其高下,而在于作为当时意义上的文学,它实在是最好。孔子爱《诗》,意或在此。春秋引《诗》断章取义,大约也是由此而发生,这里不仅有“古训是式”的意思,作为美的文辞,它也为时人所喜。如此过程中,《诗》和许多诗句的意义也有了扩展。比如有的好句放在整首诗里,则须服从整首诗的意思,而句意不免受到限制。一旦断章取义,便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张力而可以有新的解释,亦即新的意义。折冲樽俎之间,宾主以《诗》代言,——或用《诗》中之事,或用《诗》中之意,或只取切于此际场景的《诗》中之辞,而双方心领神会。如此风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它未必是《诗》之幸,也未必是《诗》之不幸。但总不妨说,《诗》作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学,是辉煌在断章取义的春秋时代。
二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前人虽然从先秦文献中网罗钩稽古谣谚、古佚诗,作了不少辑佚的工作,但这些歌、谣的创作年代其实很难确定,因此未免真伪杂糅。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即诗必有韵,而有韵却未必即诗。或者说,有韵是诗的重要特征,然而却不是它的唯一特征。《书•尧典》曰“诗言志”,《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则有此志与情,方有诗的精神与旨趣。可以说,韵律是诗的形貌,情志方为诗的内质,在谣谚与诗之间,原当有这样一个分界。而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比较可靠的诗歌作品便只有《诗经》和《楚辞》。
“诗三百”,都可以入乐,并且可以伴随着舞,《左传》中便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后来代表了南音的《楚辞》,也是如此。以后乐与舞都失传,自然很是可惜,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诗非依赖乐舞则不能完成它的美善,那么应该说这样的诗尚不是纯全之诗。诗,乐,舞,可以结合,而且结合之后达于谐美;诗,乐,舞,又可以分离,而且分离之后依然不失其独立之美善,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三者都已臻于成熟。因此,《诗》的旋律虽已随风散入史的苍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有了独立的诗的品质,即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美,并由这样的文字而承载的意志与情感,则作为文学史中的诗,它并没有损失掉很多,只要我们时时记得,它有一个音乐的背景,它曾经是属于“乐语”的诗。
《诗》有《风》《雅》《颂》之分。《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说未必能够与诗完全相合,所谓“政有小大”,也未免令人疑惑,但作为一个大略的分别,或者尚有可取之处。当然乐调很可能是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
以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前者是抒写情意,后者是讲道理。抒写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动,而道理讲得好,清朗透彻的智思,同样感发志意,令人移情,何况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如果说早期记事之文的简洁很大程度是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而并非出于文学的自觉,那么到了《诗》时代,追求凝练便已出自诗心,尤其二《雅》中的政论诗,常常是把诗的意旨锻炼为精粹的格言,这些诗句也果然有着格言式的警世的力量。
诗的创作时代,已经无法一一考订,但仍可有一个粗略的划分,即《周颂》在先,《大雅》次之,《小雅》又次之,《风》则最后。当然各部之间也还有交叉有重叠。
三
至两汉,才有诗经学的建立。《诗》有了“经”的名称,大致是在战国晚期。《礼记》有《经解》一篇,所称述的是《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种,《庄子•天运》也把这六种称作六经。但那时候还没有把“经”字直接加在“诗”下,“诗”与“经”连称作为书名,大概要到南宋。
两汉《诗经》学是包括在两汉经学里的。西汉鲁、齐、韩三家立于学官,东汉毛、郑一派取而代之,《诗》的传播讲授从此便不离政治教化。三家诗既立于学官,它与政治的关系自然是密不可分。或曰三家偏重于作诗之意,毛则多主采诗、编诗之意,而从三家诗所存的部分来看,它以讲故事的方式说诗,似乎更接近春秋战国时代赋诗、引诗的风习,比毛诗近古。因为早已失却全貌,——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北魏,韩诗在唐代也已亡佚,所以不能够知道它的体系,但恐怕未若毛诗全备。毛诗终于存,三家终于废,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毛诗每一首诗的前面都有一个序,《关雎》一篇的序尤其长,既作《关雎》的题解又概论全诗,宋人把后者称作大序,前者称作小序,以后便一直沿用下来。诗序的作者,曰孔子,曰子夏,曰毛亨,曰卫宏,或曰子夏、毛亨、卫宏合作,至今也没有足以定谳的论据,但其源或者很古,尽管不必一定追溯到孔子或其弟子子夏。序说有信有疑,乃至疑多于信,尤其《风》诗之部。不过后世废序的一派提出的种种新说,很多意见似乎没有比诗序更觉可信,而诗序毕竟保存了关于《诗》的若干古老的认识,无论如何仍是读《诗》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参照,即便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全不同意它的说法。
平常说“毛传”,即指《毛诗故训传》。《汉书•艺文志》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正是它的本名,以后“故训”作“诂训”,乃是讹误,而积久相沿,成为通行的名称。毛传的作者,最早见载于《汉书•儒林传》,只称毛公,至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才有毛亨、毛苌大小毛公之说,所谓“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若以早的记载为可信,那么把《毛诗故训传》的作者认作毛公似乎更觉可靠。
关于《毛诗故训传》名义,孔颖达《毛诗正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都有阐发,不过仍是以“诂训传”为说,近人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对此作了分辨。汉人训诂之作以称“训故”为多,称“故训”者止毛公一人,而用意原有不同。《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毛传:“古,故。训,道。”郑笺:“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故训传”之“故训”,即由此取义。
而所谓“传”,《毛诗正义》以为“传者,传通其义也”,马瑞辰以为是“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不过《毛诗故训传》以一个“传”字标明作意,其实乃兼备训诂与传二体。然而由书名透露出来的消息,却表明毛公之初心本在于“传”,即欲藉此建立起一个说诗的体系,最终的成就在训诂,也许他并没有想到。《毛诗故训传》对字义的解释多很准确,也可以说它是最早的一部诗经辞典。如果没有这结实可靠的基础的工作,后人恐怕很难把《诗》读懂。至于配合序说的属于“传”之一体的引申发挥,则可信者少;关于“兴”义的解释,可从者似也不多。
毛传说诗的体系完成于郑玄所作的《毛诗传笺》。三家诗属于所谓“今文经”一派,毛诗属“古文经”一派,郑玄作笺,则在古文经的基础上,兼采今文说,对毛传训诂的部分作了许多补充,对传的部分更多有发挥。有了郑笺的推阐,毛诗才真正定为一尊。至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而对毛诗一系作了全面的整理、补充和研究,成为毛诗的定本。现在我们说到的《诗经》,便是毛诗。
四
宋人的思想最活跃,虽然唐人成伯玙作《毛诗指说》已对诗序有异议,但更多的疑古之说是由宋人提出来。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其友人以《诗》三百五篇篇名连缀成文,作《陈子衿传》,其思颇隽,却是很正经地把《诗经》拿来开玩笑,这当然与《诗经》研究无关,却由此可见一时风气。
朱熹晚年定本《诗集传》,提出了废序的主张,可以算作诗经学史上的革命,不过序中所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实在又开了一条讨论《诗经》的歧途,影响至今。《诗集传》最大的好处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虽然字义的解释多本毛、郑,而以己意取舍于先儒者,有不少较毛、郑为优。这些特点最适宜教授,于是它由南宋末年起便成为官定的教科书,一直沿用到清。
宋人也还有遵古的一派,却也不很迂腐,范处义的《诗补传》,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的《诗缉》,都以疏解平实见长,严氏且很有一些新见,可取者不少。
毛、郑重新受到特别的重视,要到清代。这是训诂考据的颠峰时代,一时大家、名家迭出,粗计亦无虑数十,其中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最为著名,而解决字义中的疑难,又以马氏为长。
毛、郑建立的训诂考据即属于经学的一派,大致解决了后人读《诗》的文字障碍,但《诗》之文心文事,它却很少顾及。于是又有用艺术的眼光对《诗》作赏鉴批评的一派。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钟嵘的《诗品》。朱熹的《诗集传》也很顾到这一面,而至明代蔚为大宗。清人视六经皆史,明人视六经皆文,《诗经》当然是六经中的上品。孙鑛的《批评诗经》,戴君恩的《读风臆评》,钟惺的《诗经》评点,是全把“经”看作美的文辞,而只在抉发文心上用力。清代牛运震《诗志》,王闿运《湘绮楼诗经评点》,则可以说是这一派的后劲。除评点外,以串解而寓赏鉴批评于其中者尚有不少,明为盛,清则多有继承。
两面都能兼顾者,似以清人钱澄之的《田间诗学》为上,虽然认真说起来仍是稍稍偏重于前者。徐元文为钱著作序,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夫读书者惟虚公而无所偏倚,乃有以得其至是至当。朱子之作《诗集传》,其意亦以为敛辑诸儒之说而非一人之独见也,惟其先有诋诃小序之见横于胸臆,故其所援引指摘,时有不能无疑者。后人说《诗》,若先有诋诃《集传》之见横于胸臆,则其所援引指摘不足以服人之心有甚于朱子者矣。我独善夫饮光先生(按钱字饮光)之诗学,非有意于攻《集传》也,凡以求其至是至当而已,于汉、唐、宋以来之说亦不主一人也。无所主,故无所攻矣。无所攻无所主,而后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也。其斯为饮光先生之诗学也。”钱著中自己的意见,不属赏鉴批评的一派,而常常能够曲尽物理,体贴人情,颇觉亲切有味,却是最难得的。
学《诗》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的名言。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始,而有了《诗经》的博物学研究,可以算作训诂考据一派的分支罢,这一分支的力量却是不小,著作也多。令人爱读的有陆氏《疏》,宋人罗愿的《尔雅翼》,清人多隆阿的《毛诗多识》。陆《疏》最早,不仅所说多可据,而且极有情趣,文字又可爱。比如“薄言采芑”条:“芑,菜。似苦菜也。茎青白色,摘其叶,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为茹,青州谓之芑。西河雁门芑尤美,土人恋之不出塞。”又如“榛楛济济”条:“楛,其形似荆,而赤茎似蓍,上党人织以为斗筥箱器,又揉以为钗。故上党人调问妇人:欲买赭否?曰灶下自有黄士;问买钗否?曰山中自有楛。”
罗愿《尔雅翼》专意诠解《尔雅》中的动植物,而涉于《诗》者颇多。它的引证,说详也可,说杂也可,总之每一则都可以作故事读,自然于解《诗》之名物也很有助益。
比多隆阿《毛诗多识》更有名的其实是姚柄的《诗识名解》。不过姚氏过于信从圣人之训,只因孔子言及“鸟兽草木”而“虫鱼”从略,他便不谈虫鱼。《毛诗多识》则远较姚著为详,而最好是多言所见所历。比如“熠燿宵行”条,曰:“关左多草少竹,多山少泽,故惟有飞萤。形如叩头虫,大亦如之,黄白色双翼,长与身等,腹近尾下有光,飞如星流,有人两手拍击作声,便止于地。”萤火虫属鞘翅目,这一类昆虫多有“伪死性”,即每逢惊扰,不是走为上计,却是跌落在地佯作死状,多氏则正好把这一细节写得分明,尽管已算是题外话,却总是“多识”之有得。
近人所作,以陆文郁《诗草木今释》为好。陆著把古称今名一一贯通,很是明白晓畅,间或著一闲笔,虽然与《诗》无关,却自婉妙可喜,亦足解颐也。
五
五百年间“诗三百”,实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删选之后的精华,却也不算太少。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孔子取《诗》中之句以评《诗》之精神曰“思无邪”,真是最简练也最准确。《诗》中的男女之情,后来朱子多以“淫奔之辞”视之,其实婚姻乃人伦端始,蕃育人口,上古尤其重视,求“男女及时”,本来不违古礼。孔子“思无邪”之评早把它尽括在内,又何劳后人曲为之解。
只是“诗三百”已经是选本,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虽然由“三千”删至“三百”的说法不很可信,乃至“诗三百”究竟是否成于孔子也有异议,但孔子总是作了细致的整理工作,选定的可以说都是永久的诗。而所谓“别裁”,却兼有选与评的两层意思,实在口气太大。其实这本来是出版社老朋友的“命题作文”,但觉一个“别”字之下颇存宽容,既可以尽量表达一己之愿,又不必顾到各方面的平衡,因此虽然胆怯,依然用它作了书名。然而终究心存忐忑,因此不能不在这里更作说明。
请先为“别裁”正名。“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之末首。其言“别”,区别之谓;“裁”,裁而去之也。清人沈德潜作唐诗、明诗、清诗之“别裁系列”,即取义于此。但这里取得一个“别”字来,则只是用“另外”之意,犹区别于“本传”之“别传”,或曰于公共标准之外,“别”存一个自己的标准,说得更明确一点儿,便是“我所喜欢的”。至于“裁”,则连对象也换掉,——于《诗》,如何言“裁”?所“裁”者,古人之《诗》评而已,又以串联其说,而夹进一己之见,此所谓“别裁”,只是借字说话,其实与老杜无干,与“沈前辈”之“别裁”体例不合也。
当然喜欢之下仍然颇有分别。如喜其意,喜其情,喜其叙事,喜欢事与情中的思,又或者事与情中史的分子,也有的只是特别喜欢一首诗中的一句两句。而没有录在这里的,却又不能以“不喜欢”概之,一则因为刚刚完成一本《诗经名物新证》,故凡彼处谈及者,除《七月》一篇之外,此中一律未录。当然不是借此机会为推销作安排,唯一的考虑是避免重复和浪费。二则有不少非常喜欢的诗,在它面前却是格外踌躇。这踌躇的意思,不大好表达,举例说,比如《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大雅•桑柔》:“民之未戾,职盗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桑柔》在说着“既作尔歌”的时候,诗好像是有着裁定是非善恶的判决的力量;而在秋风剪断生意的一片悲凉中,《萚兮》说着“倡予和女”的时候,诗又是联系自然与人生的最为亲切的依凭。对着这样的诗,不免令人怀疑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和理解了诗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否还能够真正领悟诗所要告诉人们的东西。此际又不仅仅是心知其美而口不能言,便是连“知”也是朦胧的。因此我觉得需要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思索的余地,又因此许多列在最初的一份选目中的诗,最后并没有录在这里。则它虽然题作“诗经别裁”,而“别裁”所含之“选”的意义,它其实是没有的。
说到注释,更是一件大费踌躇的事,总想不出应该注释到怎样的程度为宜,而这“宜”,究竟以谁为标准。后来这标准取了最为近便者,便是本人。以自己的读《诗》经历而言,最初读白文,多半于字义不得其解,于诗意不识其妙,于是想知道古人有什么样的意见,而最早的意见又是什么。如此稍稍涉猎之后,于各异其说的纷纭中才略略有一点儿会心。
前面一节说到的几种著述,可以算作自己的一个基本书目罢,虽然实在不足为训,但以己度人,或者彼此的感觉不至于相差太远。因此在注释中便尽量多援古训,如毛传,如郑笺。虽然郑玄解诗常常逊于毛公,但有时也很有可喜。比如《邶风•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嚏,读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此“古之遗语”,乃至遗语中的一番意思,我们至今也还在用着。而在如此细微处竟也远远的可与诗人相通,岂不赖郑笺之力么。
又朱熹的《诗集传》取用也多,正如前述,它有简明通俗之长。而朱子解诗也时有用情处。比如《小雅•隰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熹曰:“言我中心诚爱君子,而既见之,则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将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盖如此。爱之根于中者深,故发之迟而存之久也。”
虽然于诗不必是达诂,却是于人情见得深透,而我们正要以此情此心读《诗》才好。三家之外,各家的意见则“裁”不胜裁,而这本书不是“集解”“集评”的体例,只好大半割爱。当然不见得顺我者取,逆我者弃,不过个人的好恶在其中的确占了分量,乃至于注释的繁与简,也多以己意断之,而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别裁”之“别”字下求得坦然。总之,古贤已远,衷怀幽渺,本不堪强作解人,更不必说一“亲风雅”,但总可略存一点心向往之的意思罢。
为省便计,书中最常用到的如《毛诗故训传》,《毛诗传笺》,《经典释文》,《毛诗正义》,均省作“毛传”,“郑笺”,“释文”,“孔疏”。又引用前人之说,仅举名姓,不录书名,而在书后附一引用书目,以备检索。谈《诗》的著作,所引之说,均见于原书中的各诗题下,故也不必很烦琐地一一注明卷数了。
六
遇安先生曾为这本书的写作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只是那时候先生太忙,因此常常一起“细论文”的是文友止庵君,最后又承惠以长跋。同室砚友么书仪君也每有中肯的意见。若同春秋引《诗》断章之例,那么正该赋《鹿鸣》之首章,意取“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选自 《诗经别裁》中华书局版 2007;江西教育出版社版 2000
预读/校阅:许蕊、 杨阳、陈俊、yiyi、Eleven、如冰、陶雅婷
整理:陶雅婷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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