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我来读文献 | 《跨文化能力研究》第二阶段线上论坛答疑干货整理
第55期“我来读文献”第二阶段线上论坛于3月26日晚7点进行。本期活动关注《跨文化能力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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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专家
戴晓东，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理论和跨文化能力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欧洲研究》、《美国研究》、《学术研究》、《社会科学》、China Media Research和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等国内外专业期刊上，近期著作包括《跨文化交际理论》（2011，专著）、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Contexts and Interactions（2014，与陈国明合编）、Conflict Management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Art of Intercultural Harmony（2017，与陈国明合编）等。
课前思考题
1
特定跨文化能力的理论有哪些代表性视角？与一般跨文化能力的理论有何异同？
W. B. Gudykunst的跨文化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能力模型、Y. Y. Kim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理论、M. J. Collier & M. Thomas的跨文化身份协商能力理论以及S. Ting-Toomey & A. Kurogi的跨文化冲突中面子行为能力模型等。这些理论针对跨文化交际的特定场景，揭示其普遍的原理。
与一般的理论相比，其原理更具体，范围比较确定。它们与一般的跨文化能力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排除个人主观看法，从科学的立场来分析问题。有些原则和后者相似甚至重叠。例如，面子行为理论的留心、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功能的健全、心理健康等原理。
2
跨文化能力评估的主要步骤有哪些？概念化有何重要性？
主要步骤包括：（1）跨文化能力的概念化；（2）跨文化能力评估对象与目标确定；（3）跨文化能力评估方法的选择；（4）跨文化能力评估结果的分析。
概念化使跨文化能力的意义处于一个明确、可控的范围，帮助研究者认清其构成要素，进而确立相应的评价标准，评估因此能够有效、顺利地展开。概念化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的理论水平，是跨文化能力评估的基础。
3
比较可靠的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有哪些？其分布有何特点？
Ward & Kennedy（1999）创建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Kassing（1997）的跨文化交际意愿量表（IWTC）、Chen & Starosta（2000）的跨文化敏感性量表（ISS）、Van der Zee & Van Oudenhoven（2000）发展的多元文化人格问卷（MPQ）、Hammer et al.（2003）创建的跨文化发展评价量表（IDI）以及Ang et al.（2007）创建的文化智力量表（CQS）等。由于中国学者创建的量表只做过探索因子和验证因子分析，缺乏更多的证据（例如，与其他量表之间的相关分析、第三方打分的结果等证据），目前没有学界普遍承认的信度与效度都较高的量表。
目前的量表以自评量表为主，测评行为和知识的量表较多；测评情感，特别是意识的量表较少。此外，西方学者创建的量表较多，非西方学者创建的量表较少。
4
未来的跨文化能力研究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哪些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首先是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跨文化能力每个基本层面要素的界定；其次是非西方理论视角以及西方与非西方视角的整合；然后是新的测评工具的发展，特别是情感、意识以及道德伦理层面的测评工具的发展。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新的理论模型，开发新的测评工具；特别是对跨文化能力的不同层面的测评工具的开发都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相信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一定会有进展；也希望我今后的研究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读者提问
1
除了国际期刊，国内目前有可以发表跨文化研究相关论文的核心期刊吗？
国内主要是在外语类期刊上发表跨文化能力研究相关论文，例如：《外语界》、《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外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等。
2
关于跨文化能力的评价，针对大学生、高校教师或者其他特定群体，如何设立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对于博士生有何期许？
对于大学生、高校教师等特定群体，跨文化能力的评价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要想设定有针对性的标准，首先需要弄清每个特定群体在跨文化交际中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辨析解决问题需要哪些能力，并且围绕这些问题是否得到成功解决设定评价标准；其次，还要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归纳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的影响。
我不带博士，但对博士生的期许是：能够在全面掌握跨文化交际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在某个局部领域有深入、规范和严密的研究，对学科的发展能够做出一点贡献。
3
有学者认为Culture is dynamic，目前研究体系中诸多模型，尤其是以西方视角为主的客体模型却通常过于理论化地将跨文化能力的要素分门别类，但随着时代语境的改变，社会规约的发展，跨文化能力的内涵也会随之改变。请问就您个人观点看，在文化知识、心理适应、行为技能和个人特性这几个要素中，哪个分支是当下国内跨文化能力研究的重点？在当下时代不断变化的文化内涵下，静态和动态的跨文化价值观，和与之相对应的研究视角，哪种更为西方研究所认可？
首先，文化固然是动态发展的，但它又是比较稳定的；一旦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形成，它们会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原有的形态。跨文化能力研究既有共时的，即对某个时段的能力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有历时的跟踪研究，分析能力要素的变化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
目前，大部分研究属于共时研究。跨文化能力的内涵当然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为了研究的方便，大部分研究分析跨文化能力在某个时段中的能力。西方传播学者常用还原法（Reduction）研究跨文化现象，重点关注交际行为和知识。研究可量化或容易量化的跨文化能力要素更容易得到西方学者的承认。
4
不知第五章5.6和5.7小节所讲的“面子”的英文原文是否是“Face or Face-concern”？阅读过程中感觉对面子的叙述是指跨文化交往中“被交际者文化视为重要的、正确的、恰当的行为、看法、认知、规范等”。如何正确理解Ting-Toomey及Haslett所研究的“面子”内涵？感觉此处谈及的“面子”与中国人所指的“面子”不能等同。
Face和Face-concer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面子指个人抑或个人代表的家庭、集体与单位等在社会交往中希望获得的正面的形象。面子关切是指个人或集体对其正面形象能否得到交际对方承认和支持的关注。Ting-Toomey和Haslett等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解析面子，与中国人理解的面子肯定有很多差异。
由于Ting-Toomey来自香港，她解析的面子更容易为我们理解，但其侧重点仍在个人，而非他或她代表的家庭与集体。Haslett解析的面子更具西方色彩，强调面子的普遍性，即普天之下每个人都需要尊严和尊重。
每个视角都有自己的取向，揭示部分真相，但也遗漏一些事实；不同的视角相互补充，呈现比较全面、完整的事实。这也是中国学者参与面子探索的意义所在。我们不能也不应指望西方学者揭示中国人面子的实质和运作的原理，而应从西方学者的视角获得一些启示，提出自己的观点，一起演示跨文化面子协商的原理。
5
中国学者提出的某些跨文化能力构建理论，如“道”与“器”理论，的确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是本土化理论构建的有益尝试。但理论的普适性欠缺，让西方学者理解并接受，甚至推广有一定难度。我们如何在东西方认知共通性方面探寻一种东西方均能接受的跨文化能力理论构建呢？
跨文化能力的“道”与“器”是高一虹老师的理论。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它过于本土化，不一定得到西方学者的承认。我们不应低估西方学者的学习和理解能力，既然我们能够理解西方理论，西方学者为何不能理解我们的理论？实际上，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已经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儒家和道家的哲理，相信他们有能力理解中国学者从本土视角建构的理论。
关键是，我们建构的理论是否在逻辑上更严密，能够解析西方理论解析不了的问题，并且得到跨文化交际实践和经验的验证，表明其优于西方理论的地方。如果有值得西方学者花工夫学习和研究的理论，相信他们不会置之不理。
建构中西方都能接受的理论本身是一个跨文化对话的过程。我们中国学者首先要拿出比较过硬的东西（严密的理论逻辑和扎实的经验基础），然后与西方学者交流，发现共同点，找到双方都能认可的概念和逻辑关系，这样才能建构普遍性较高的理论。
6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框架和测评多数是针对个体的，面向群体和组织机构的较少，似乎更加关注群体内部个体成员的跨文化能力。从书中介绍来看分为个人和组织两个行为体。实际上，我国商协会、跨国企业还有外交机构在注重个体能力培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组织机构跨文化能力建设，期待出现符合中国国情的群体测量工具。
1）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个体层面上的能力指标可以扩展应用到群体？个体能力特质和群体能力特质不同层面背后，是不是心理和文化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测评工具设计和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理论和操作上的基本原则？
2）互依自我心理为主的集体主义社会中，是不是可以通过观察国际交往和互动成功案例中群体单位存在哪些优秀的素质和品格，尝试作为衡量和评估的依据和标准，然后探索机构跨文化能力建模、发现能力要素，并且在实践中使用呢？
3）独立自我心理为主的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群体，它们的群体跨文化能力也是存在的，是不是也可以加以探索，从中发现东西方可以相互借鉴的群体层面的能力要素？
个人层面的测评工具不能直接运用到组织层面的测评，但可以测评组织中个人的跨文化能力。目前没有测评组织机构的量表，其原因是组织机构比个人复杂得多，变量难以控制，需要投入的经费、人力和时间都巨大。另外，学者的学科背景也限制了他们研究的范围。目前，研究跨文化能力的学者主要是外语教育学者，不可能关注商业机构的跨文化能力，即使有兴趣也缺乏专业知识的支撑，难以建构出稳定可靠、效度较高的测评工具。希望将来有跨学科的合作，在某些大企业的赞助下，展开局部的研究。我认为，研究某个企业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可能更切实可行。
仅仅有独立的或相互依赖的自我观念不足以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跨文化能力包括多元的价值取向，当然应该包括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的能力要素，但哪些是东西方共有的因素，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来归纳，它是长期探索的过程。
7
p.122提到：“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历来重视交际者的道德修养和交际伦理，道德能力的提出有助于纠正西方理论的偏见，使人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文化能力的内涵，同时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复杂性。”我的问题是，东亚文化重视的交际者的道德修养和交际伦理，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还是双方认可的，还是全球化的？如果仅仅是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那么非儒家文化成员同东亚社会成员交往时确实要重视这方面的能力，就像我们进入基督教文化圈要注意其宗教道德伦理能力一样。那么在具体量表设计中，如何体现和处理这种差异化的道德伦理层面的能力要素，是否要根据受试的文化背景区别性地对待处理，而不是只做一个可以面向任何文化成员的测试量表？
东亚的道德修养和交际伦理有些是普世的，比如尊重他人、宽容别人的不足等；有些是特殊的，比如谦虚、谦让和等级观念等。对于不同的人群需要开发不同的工具，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群、所有文化的工具。有些工具的适用面较广，有些则很小。目前学者们开发的工具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借鉴时需要经过跨文化适应，达到学界认可的信度和效度的标准，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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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重点评述了8个跨文化能力评估工具，认为每一种工具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在读本书之前，本人已使用吴卫平（2013）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估量表和Earley & Ang（2003）的文化智力量表对某省1000名左右的学生样本进行测量。请问在这两种量表也存在局限性的前提下，不知道我的实证研究还有没有意义？如果有，在接下来的分析阶段要怎样做才能尽量弥补这两种评估工具的不足？
需要根据原始数据报告量表的信度系数，达到0.7或0.7以上，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才有意义（也有学者认为，信度系数达到0.6就可以了，但这是一个较低的标准，最好是0.8甚至更高）；如果没有达到，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一些极值，达到学界要求的信度。其次，在达到信度的基础上，测量吴卫平等人的量表和文化智力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其效度（文化智力量表的效度已经为学界承认）。如果相关系数较高，达到0.5以上并且有显著性，说明你的测评是有效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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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关于研究的未来展望中，您提到要努力探索本土视角的建构，遵循视角独特、逻辑严密和原理普遍三个原则。您觉得习总书记经常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否成为跨文化能力理论构建的一个新的研究角度？难度有多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命题，离具体可观察到的测评指标的距离很远。建议从文献回顾入手，寻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跨文化能力概念与命题，然后提出操作性比较高的理论模型，再进行研究，这样更为切实可行。
现场互动答疑
1
L. A. Arasaratnam的综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IMICC）中，箭头从动机要素指向了经验/培训要素，并且这个箭头是不可逆的，不太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为什么会这么分配？
箭头表示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不可逆的。若是双箭头，则说明是相关的关系，即相互和可逆的。箭头的指向表明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如此分配是Arasaratnam根据她的前期实证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设。当然它是否正确还需要实证检验，特别是验证因子和路径分析的检验。
2
动机与经验/培训间怎样形成具体关联呢？但如果没有前期经验的累计，参与者怎么知道跨文化交际中的具体动机是什么呢？
这个是Arasaratnam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假设。从原图看，经验和培训对全球态度有直接的影响，但它们又受到动机的直接影响。看箭头指向，前面为因，后面为果。也就是说，从图示上看，动机是因，经验和培训是果。
首先，研究者需要说明什么是动机，使参与者明白它的意思。其次，参与者不必知道自己究竟有哪些动机，但研究者在问卷中需要比较全面地写出来，让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判断自己是否有动机并且达到何种程度。当然，也可以通过访谈来了解，问他或她为何参与跨文化交际，目的是什么，驱动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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