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摘 |《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二）
这个夏天，定位几本好书研读，静习之，深悟之。iResearch全新推出“学术书摘”栏目，为您呈上外语学术新著摘选，陪伴您在智慧的旅途。
本期精选《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邀您共读！
新书速递 | 《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点击链接了解本书）
作者：Arran Stibbe
译者：陈旸 黄国文 吴学进
ISBN：978-7-5213-0380-3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定价：69.90元
内容简介
《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意在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各种理论整合成一个语言学框架，用来揭示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并建立一个评判这些故事的生态框架；同时把语言学和生态学框架付诸行动，用于分析源自生活不同领域的广泛语篇。本书的阅读对象包括语言学家、地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各领域专家，还包括不同层次的学生、教育者、企业中负责可持续发展的主管、环保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些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识之士。
主要内容架构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话语
第三章 框架与构架
第四章 隐喻
第五章 评估与评价模式
第六章 身份
第七章 信念与真实性模式
第八章 删略
第九章 凸显与提醒
第十章 结语
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
人类优越性故事是人文学科过往研究中的中心议题。传统的研究范围包括理性、语言、历史、宗教、文化和文学，这些既是人类和动物的差异，同时也是人类优于动物的隐性因素。大卫·奥尔（Orr 1992：145）甚至认为，“过去五百年来，我们的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以及人文学科都致力于加强或宣扬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然而，当人们认识到实现生态与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便出现了“生态转向”；人们不再孤立地看待思想、人类、社会、文化、宗教等研究对象，而将其视作更广泛的自然世界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关学科的各项研究因此变得更精准。因为毫无疑问，人类的思维、文化和人类社会起源于自然世界、形成于自然世界，同时又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更具实际意义的是，在解决某些严重的生态问题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有了用武之地，如21世纪人类面临的生物多样性缺失、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水源枯竭、能源安全、化学污染、疏离自然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既催生了以上难题，同时又因为这些问题而不断产生。
生态转向历经生态批评（Garrard 2014）、生态诗学（Knicherbocker 2012）、生态女性主义（Adams and Gruen 2014）、生态心理学（Fisher 2013）、生态社会学（Stevens 2012）、政治生态学（Robbins 2012）和环境交际学（Cox 2012）等学科的兴起。环境交际学的关注点别有不同，它整合了不同的研究，正如特玛·米尔斯坦等人（Milstein et al. 2009：344）所述：
（环境交际学）以交际活动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主题，将研究和理论结合起来。该领域的学者尤为关注人与自然的沟通方式，他们认为，在人为危机肆虐的今天，这种交际活动意义深远。
关于生态批评，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Glotfelty 2014）这样写道：
所有的生态批评都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息息相关并相互影响。生态批评主义研究的是自然与人类文化，特别是与文化产品，与语言和文学的相互关联……多数生态批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动机：人类意识到自己已经步入环境极限时代，人类行为对地球的基本生命维持体系已经造成了破坏。这令人类感到惶恐不安。
“生态语言学”又是什么情况呢？可以肯定地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人使用“生态语言学”一词（Fill and Muhlhausler 2001：1），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艾纳·豪根（如Haugen 1972）已开始把“生态学”引入到其语言学专著中。“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在一系列研究模式和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有些研究路向及领域和人文社科“生态转向”的关系更为密切。
“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主要用于描述语言交互和语言多样性的研究，如户外路标语篇研究、关于环境的语篇分析、语言中的文字如何指代特定环境中的事物研究、国际学校中小学生的语言混杂现象研究、某个地理区域的方言研究以及涉及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路向源自对“生态”概念的不同理解，包括广义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狭义的“环境主义”。
苏内·沃克·斯特芬森和阿尔温·菲尔（ Steffensen and Fill 2014：7）从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向中归纳出对生态学的四种解读：第一种解读认为语言存在于符号生态中，不同的语言在特定场景相互交汇；第二种解读认为语言是社会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语言塑造了社会和文化；第三种解读认为语言和认知生态相关，生物的认知能力影响其适应自然的方式；第四种解读认为自然生态涉及语言与生物环境和物理环境的关系。正是针对最后一种生态形式，斯特芬森和菲尔（Steffensen and Fill 2014：9）提出了一个出现在本书中的关键问题：“语言形式会影响到人类及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福祉吗？”
本书中的“生态”是一个生态科学概念，指生物之间、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生物为重点并不意味着要忽视人类，因为虽然生态科学研究有时会聚焦于大自然中远离人类影响的动植物，但毕竟人类也是生物体，也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人类生态（Gare 2002）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它指的是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语言、文化、人类认知、故事和语篇在人类生态中具有重要地位，影响了人类行为，因而也影响到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方式。
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便无需再将生态细分为“自然生态”（将人置于自然之外）和“象征生态”（认为生物间的交互方式与符号间的交互方式相同）；也无需再细分出“社会文化生态”和“认知生态”。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因为社会文化力量和认知影响人类行为，因而会对相互作用的生物生态造成影响。例如，对于一则环境法律条文，与其认为它存在于“符号生态”里，不如通过看该法律条文是否真正影响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态度，来判断它对自然生态的实际影响。
生物体之间存在许多种相互作用的形式，但生态学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的形式，即那些延续生命所必需的形式。正是因为生态和生命存续之间存在关联，所以“生态学”这一术语的使用常常带有规范性（道德）取向——保护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保罗·罗宾斯（Robbins 2012：19）认为，尽管某些生态学形式掩盖了其规范性，“但不管它们的观点多么客观，非政治生态学仍具有隐性的政治性”。罗宾斯本人的政治生态学形式就具有“更鲜明的规范性目标，对于研究假设也更直言不讳”。生态语言学研究有规范性目标，就像医学致力于健康、保护生物学致力于保护物种免于灭绝一样。本书的规范性目标将在后面的小节“生态观”中进行讨论，但我们现在可以说，本书中生态语言学的“生态”指的是：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命维持关系，其规范性目标是保护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赖以幸福生存的系统。
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学”
本书中生态语言学的“语言学”指的是利用语言学分析技巧来揭示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并从生态角度对其提出质疑和挑战。通过研究语言来揭示文化和社会基础的各种语言学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批评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就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效：批评话语分析揭示了语言在推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压迫权力关系等方面（如van Dijk 2008；Fairclough 2014）的作用；认知语言学考察了“我们信奉和践行的隐喻”（Lakoff and Johnson 1980）（也译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译者注）以及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认知框架（Lakoff 2004）。尽管这些理论框架过去只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其实它们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生态问题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已逐步呈现出这一趋势（如Alexander 2009；Nerlich 2010；Larson 2011；Milstein and Dickinson 2012）。
社会、文化和人类生活是建立在各种隐含故事的基础上的，语言和隐含故事之间的关系高度复杂，在语言学和哲学文献中引起了大量争论。本书的研究路向是通过整合一些语言学理论来建立一个简化体系，以分析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这些理论包括批评话语分析（Fairclough 2003）、框架理论（Lakoff and Wehling 2012）、隐喻理论（Muller 2008）、评价理论（Martin and White 2005）、身份理论（Benwell and Stokoe 2006）、事实构建理论（Potter 1996）以及删略和凸显理论等（van Leeuwen 2008）。尽管这些理论的术语描述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可用于分析语言，揭示隐含故事。
在本书的语言学框架中，最基本的层面是“故事”——个体头脑中的思维模式。例如，“发展”的故事可能会消极地认为过去是一场残酷的生存斗争；现在因为技术革新而大为进步；未来前景更好，进一步的工业化和技术革新应该是人类的奋斗目标。每个人头脑里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有些故事（如发展的故事）就会为许多人所共有；这样的故事不仅存在于个体的头脑当中，还贯穿于更广泛的文化当中，这便是范迪克（van Dijk 2009：19）所说的社会认知。
因此，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是一种认知结构，影响着许多人的思维、话语和行为。“发展”的故事结构相当简单，包含方向（前进还是后退）、评估取向（前为优后为劣）、“前进”所映射的某些元素（如科技创新或工业化）、“后退”所映射的某些元素（如更加接近自然）以及“发展势在必行”的观点。该结构可以影响人类的思维，如是否要将某绿地工业化；也可以影响人的言论，如“发展势不可挡”的表达；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如购买某最新技术或同意开发某块绿地。如此一来，就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及其对生态系统的态度。
因为这些故事属于思维模式，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直接分析，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人类共同的语言使用方式来获取一些线索。例如，通过检视“前进”和“落后”的代表意义，我们可能发现人类内心深处的发展故事，然后从“发展”倡导的行为来判断这一故事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弊。
尽管视觉图像等模式也为探究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提供了线索，但语言的揭示力尤为强大。同时，由于语言是故事实现跨代和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机制，因此也是生态语言学研究潜在的介入点。正如本章开头的引文所言，“改变个人或民族信奉的故事，就是改变个人和民族本身”（Okri 1996：21）。本书描述的生态语言学形式中的“语言学”指的是使用各种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不同的语言形式，揭示我们信奉和践行的隐含故事，从而改变这些故事。
相关阅读：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