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以要素市场改革实现中国理想经济增长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周天勇著）正是作者及其团队最近几年所做的要素市场改革方面的学理研究和对策研究的重要成果。
该书与周天勇教授2018年出版的《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一书组成“两部曲”——第一部提出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和机理，第二部试图给缓解经济增速下行、支撑中高速增长提供一个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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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本文共7611字，深度阅读需20分钟

本文摘编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前言

格致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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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改革和发展

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获得经济增长潜能分析的一个逻辑

思路和框架

从2014年初开始，我及我的团队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原因，拟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特别是探索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在未来的十余年中还能够中高速增长，并给出一个可行、可用和可操作的方案，这两个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研究，耗费了五年多之久时间。前者以《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于2018年出版。后半段工作形成的研究成果，终于以这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与读者见面。

市场化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唯一途径

本书讨论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11年间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有三次下行期和三次上行期。这段历史的经验证明：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后，没有一次是不采取突破性改革措施而自然恢复到上行状态的，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重新启动到上行趋势的；然而，每一次改革启动经济增长速度上行的动力都是递减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中国这样一个要素非市场配置扭曲很大，体制仍旧在转型中的国家，没有改革，就不会有新的经济增长活力、动力和潜能。

1. 改革的增长潜能：分析方法需要颠覆性创新

计算经济增长有各经济学流派的模型，典型凯恩斯主义的有哈罗德—多玛模型，强调国家干预和政府主导；新古典主义模型有索洛的生产函数模型，奉行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经济理念。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经济学界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时，由于出口需求回落和投资需求刺激乏力，摆脱了过去凯恩斯需求决定增长和需求侧国民经济管理的分析思路，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索洛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意味着学术界资源配置的政策含义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的转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相继写进了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告中。从近年来采用这一方法，包括一些改造和扩展的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看，主要集中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及其原因的讨论，以及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预判及其改革和政策对策等两个方面。

但是，索洛生产函数，有其严格的市场经济条件和假设：市场完全竞争，要素自由流动，配置由市场决定，价格由稀缺和供求形成，要素有价值表达等；政府不过度干预资源配置，而只弥补市场失灵部分。因此，直接套用索洛模型对中国要素的投入产出，以及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进行观测，进而分析其问题和提出政策建议的不妥在于：一些体制本来就不满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要求；建议可能重在改善要素投入效益、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质量等方面，而对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不可能有直接的针对性。

因此，需要用“应当有，但是没有；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这样的反事实分析思路，即：先考虑一个市场经济运行体，它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中，应该满足哪些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再考虑一个经济体由于没有满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其要素投入和配置受到干扰，造成了效率和产出等方面的损失；最后讨论如果还原和满足这些条件和假设，那么可以将经济效率、投入和产出从扭曲状态改善到正常状态后的情形。

市场经济，有几个重要方面的条件和标准。首先，要素和资源是由市场配置，还是政府干预市场配置，或者是直接由政府配置。其次，在一定人均GDP发展水平上，有着与这个阶段相对应的城市化、农业就业、工业化等结构性比例。如果二者之间偏差较大，就说明不符合标准。再次，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政府如果对此进行过度干预，则“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定条件可能不成立。

实际上生产函数的许多条件和假设，具体讲，就是市场经济严格的标准，就是市场经济各方面的体制。这样，我们可以用还原市场经济条件的思路，针对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情景，设计一个分析的逻辑过程和框架。

首先，从总的方面来看，在条件还原和体制改革能够获得多少经济增长新潜能方面，需要选取一个“不进行体制改革，或者体制改革不能被顺利落实和完成”情况下未来动态经济增长的可能预测，以此为基准和参照，观察总体和每项假设条件还原性体制改革，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以及加上新改革潜能后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各项改革能够获得各方面经济增长新潜能的分布结构方面，在方法论上，需要考虑的是各假设条件不成立的偏差有多大，也即还原各假设条件的参照系是什么，并且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条件的要求进行标准化。具体而言：

（1）就国民收入在政府支出分配与在企业资本配置方面：以人均GDP同样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为参照系，如果过高就意味着政府干预过度，多分配了应该为企业资本的部分；以不同发展水平上的适度宏观税负作为标准，进行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减税减费改革。

（2）在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以同样人均GDP发展阶段，且文化传统、政治与经济组合、经济发展战略、土地改革历史、人均土地资源等相近国家和地区为参照系，以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为标准，判断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方面的偏差，并设置为改革要到达的应有条件。

（3）各类要素由市场决定配置且可以交易，应当是市场经济体系最基本的条件要求，在土地要素价值表达和配置方面：以其是不是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有价值表达作为参照系，讨论目前由于土地要素市场交易受限，在农村和城镇中隐匿的土地价值，并计算由于不能交易体现价值、不能以地为本投资创业、土地资源闲置等造成的财富和资本的损失。

（4）要素供给竞争中性是市场经济的另一准则，通过测算土地和资金要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间的配置缺乏竞争中性产生的损失，从而论证须进行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间配置体制的改革。

再次，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条件还原方面：以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为参照系，计算政府对人口生育、迁移流动、土地财产权和以地为本创业等方面的干预造成的收入损失，以及对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影响，计算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与产能供给的不平衡，并考虑进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关体制改革。最后，以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为标准，规划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目标和行动。

2. 信心在于改革：未来增长潜能的计算和展望

从还原法的计算看，先是考虑在不改革、不采取重大发展战略举措情况下，自然的经济增长速度趋势。再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要素产权和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潜能，以及不同改革形成潜能的结构分布；如果生产和市场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循环条件缺失，增长潜能变成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还要估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以及GDP结构中的还原和改善。最后，计算和观察通过改革获得增长动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同力度的改革下人均GDP水平何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1）经济自然增长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结构严重老龄化，根据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定律，如果不进行大力度的改革，以及实施重大的发展战略，中国在2019—2035年间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本书第1章（1.1），笔者模拟了1998—2015年人口增长率与2018—2035年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按照回归的预测，2018—2020年GDP增长率存在着从5.9%下降到4.38%左右的人口收缩带来的下行压力，2021—2025年间GDP增长速度存在着从3.64%下降到3.12%的人口收缩带来的下行压力，2026—2030年间中国国民经济存在着5年平均2.28%左右增长速度的下拽压力，2031—203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略微提高至2.43%。

（2）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潜能估算。将“应该有而实际没有，应该有多少而实际没有那么多”的逻辑数理化，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分不同项目进行反向计算，观察由于达不到市场经济要求、条件、标准等造成的损失。乐观的展望是，总体上通过各种假设条件，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还原，推进各项要素流动、交易等配置体制的改革，估计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可以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前述人口因素决定较低水平的增长趋势基础之上，在未来的17年时间中，平均获得2个百分点左右的新增长潜能，从而在这一阶段中，支撑和实现国民经济7%—6%—5%的中高速增长。

资金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从中国国民经济资金要素配置和投入看，对效率和产出的较大影响：一是政府过度组织收入，超过GDP合理宏观税负标准，使资金要素在企业资本中的配置规模减小；二是按照市场经济竞争中性原则，由于歧视性分配资金要素，银行贷款、债券和股权资本等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配置的效率不同，将民企配置应有高效率与现实国企配置低效率之差，乘以被错配资金的规模，就是国民经济产出损失。如果进行减税降费改革，将宏观税负率降低到相同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标准水平上，同时对资金供给进行市场经济竞争体制还原改革，将会获得新的增长潜能，低方案下每年可获得的增长潜能在0.23%—0.25%之间，高方案下每年可获得的增长潜能在0.23%—0.36%之间。

劳动力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体制改革，可以计算得到2019—2035年城市化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获得的动态新增长潜能：2019—2025年平均为0.46%，2026—2030年平均为0.20%，2031—2035年平均为0.002%，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

土地配置扭曲损失与其改革的增长潜能。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目前农村和城镇大规模的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一部分为零价格的划拨土地，相当多的土地由政府管制而不能交易、没有价值表达，其配置或者在供给方面由政府行政征用，或者在行政寡头垄断市场上“招、拍、挂”出让，这与“要素配置由市场交易决定”这个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不相符合，严重扭曲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信号和机制。城乡土地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总体上，在2019—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下在1.30%—1.51%之间，高方案下在2.2%—2.53%之间。

（3）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与进入高收入门槛展望。讨论到上文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部分，并没有结束。前面已述，索洛生产函数模型还有一个假定，就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实际上，如果政府的一些政策如人口、迁移、公共服务、住宅、土地政策，干预和妨碍了居民的收入，则会发生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足，导致投入形成的产出过剩。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在既定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不能及时出清，或者出清滞后时，表面上似乎资本的生产率下降，其实是要素在需求不足时的利用率不足形成了负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因此，除了上述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外，很重要的工作，一是逐步地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向市场经济国家这方面的结构水平趋近；二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消除生产过剩，还原市场经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环境条件。

首先，放开人口的迁移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会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从农村居民收入比与城镇户籍居民收入比1∶3.1，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村劳动生产率1∶4看，结构上仍然存在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迁移，以及农业领域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配置流动的巨大压力差。城市化，特别是市民化的城市化并没有结束，还有十余年的时间。应当让人口和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使他们能够从创业和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的企业、产业和区域，向创业和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的企业、产业和区域配置。就业是大部分居民收入最基本的来源，而创业除了自我雇佣外，还可以以一带十，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收入。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看，在前期重点建筑物和城区面积等城市化的基础上，加快平等、公平的市民化的城市化，通过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和再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居民收入，成为最关键的战略性选择。

其次，让农民能够公平地得到土地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收入。与东亚经典发展模式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比较，他们有农业种养收入、务工收入、创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我们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养收入和务工收入，以土地为本的创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少之又少。虽然农民拥有巨额的土地资源，但是，其只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不能交易而没有价值，是休眠或者僵尸资产，而不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要素，不能成为资本。因此，农村居民不能够得到其应有的以土地为本的创业收入，也得不到合理的土地财产性收入。

仅凭劳动收入，致富的可能性很小，而财富是劳动以外创业和财产性收入的基础。如果想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就需要将目前农民使用的耕地、林地、园地和宅地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变成不动产，通过以地为本创业和投资，以及不动产财富的交易，获得他们劳动以外的资产和创业性收入。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土地产权结构和土地配置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农村居民获得不了创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问题。

再次，要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重点在于快速提高居民收入，让其富裕起来，有消费的支付能力，这需要实施居民收入的一倍半增长战略。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的改革，较快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即还原一定发展水平上市场经济中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合理比例。

通过上述改革，2019—2035年间，按照2017年价格，低方案下GDP年均增长5%左右，在2029年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时人均GDP 142329元；高方案下GDP年均增长6%，在2025年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时人均GDP 167837元。

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三大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从方向上看，是选择未来正确的行走道路；从时间上看，就是为了未来满意的结果，现在筹划正确的方案和做今天正确的事情。我们还必须从未来大的格局和趋势，就发展的方面，分中长期、长远期和久远期，思考今天就需要规划、部署和行动的重大战略。

改革开放至今，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发展阶段和模式也处在一个转折的时期。各个方面重大的发展战略及其组合，都需要重新思考和进行调整。

从改革、发展和开放三个方面的战略组合看，推进体制改革是重点；发展战略与改革重点相结合，要进行大的调整；而对外开放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放战略则需要更大和更科学的筹划。

1. 市民化的城市化战略

我们必须进行发展动力的调整，制定和实施基于内部需求动力的市民化的城市化战略，以及谋划延长工业化时间的战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建筑物建设等城市化速度，要大大快于人口的城市化，特别是快于劳动力要素的城市化。比起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我们在同样的人均GDP发展阶段上，户籍人口城市化比其平均水平滞后了31个百分点，常住城市化也滞后了14个百分点，考虑农业装备和技术进步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则比其高了15个百分点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没有放开，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子女没能获得所在城市的教育、医疗和居住等公共服务，因而无法真正进入城市，其使用的农村各类土地，也不能以市场方式退出。这就是我们城市化及农业劳动力真正转移的速度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慢的深层次原因。其造成了城乡居民间收入和财富差距，并积累了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足，形成了今天国民经济产能过剩的局面。

因此，下一步城市化战略的转型，就是要在过去面积和建筑物快速城市化的基础上，补足人的城市化这一短板，推进人口真正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用其抵撑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经济下行压力，支撑和稳定未来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2. 居民收入一倍半增长与延长工业化战略

从大家熟悉的国际上成功发展案例看，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我们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与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标准比较，GDP分配和支出结构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因此，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单纯是国民收入增长，而着重是居民收入增长。

基于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需要修改过去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同步增长的观念和提法，强调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因为二者速度同步，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的格局永远也改变不了。要真正改变，未来的着力点就在于花大力气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使国民经济有一个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环境，摆脱生产过剩，促进经济增长。因此，2020—2035年间，通过抑制政府收入增长、放缓资本收入增长，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争取居民收入增长一倍半，增强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让农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建设自己的别墅宅院，在供排水、生活燃气、卫生设施等方面逐步城市化，逐步实现消费内容、居住环境、出行方式、社交条件、子女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条件各方面的工业化时代标准。

3. 调水改土和扩大发展空间战略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水资源紧缺的国家。美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埃及、以色列等人口、国土和科技大国及强国，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和低利用土地、扩大国土发展空间的战略，其调水规模、人均调水量、调水技术和调水方式，相比中国都规模大、人均水平高、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调水综合经济效果好，许多都是水利强国。而中国人均调水水平低，调水方式单一，技术水平不高，管理方式有待提高，调水综合经济效果不显著。

中国整个东北、北部和西北，有大量的未利用、低利用而改造后可利用的土地。而水资源的分布则是南部丰沛、北部短缺，其中许多地区极度缺水。我们有的是开发改造后可以利用但还没有利用或充分利用的土地资源，也有可以挖潜的水资源供调度再分配，也有技术、装备、资金、施工等实力。在未来十余年内有人口变动压力、外有贸易保护主义竞争的格局下，我们可以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来增强国力。

为什么未来十余年时间中调水改土战略非常重要？一是我们需要疏解目前农村农业模块与城镇非农业模块各自的人口和要素淤积，疏通两模块之间人口和要素流动循环的梗阻；二是需要寻找到一项投资建设和项目运行期间都对增长有推动力，而且对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城市和农村新社区形成，交通能源配套等各方面综合效果强的工程；三是与其他单一基本建设项目有区别的是，调水改土，可以给居民，特别是农村和农业居民，小城镇和小城市居民带来机会，增加其耕地、林地、园地、养殖场、别墅庭院、客栈、酒店、小加工厂、加油站等不动产和财富。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后，中国居民拥有财富和富裕起来的最重大举措。

总之，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格局，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经济学家们的任务，是创新研究方法，靠谱地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而本书的分析重点要说明的是，经济增长潜能首先来自突破性的改革，也来自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居民收入提高与延长工业化，以及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发展空间等三大发展战略的实施。不论国内外形势多么严峻，客观上仍然充满希望，我们应当对未来抱有信心，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想、有什么方案和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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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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