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学奖颁奖盛典于12月5日晚暨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在深圳隆重举行。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与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学院院长林毅夫共同获颁2019年第四届当代经济学奖。
魏尚进教授的理论研究和贡献涉及多个领域，具体包括经济发展、国际金融和汇率、国际贸易、腐败与制度经济学等问题，是国际上高引用率文章最多的华裔经济学家。魏尚进教授发布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文章《竞争性储蓄：来自中国失衡的性别比和储蓄率的证据》，首次提出并论证了竞争性储蓄的概念；其《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去探究出口数据的重复计算问题》一文，提出将对外贸易分解为本国增加值、他国增加值、本国折回增加值与重复计算四项之和的方法论，为全球产业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为采用的工具；其关于腐败研究的文章，开创了文献里系统度量腐败对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方向。魏尚进教授领衔研究的两部关于金融的专著《从闭封到开放——中国金融业国际化发展40余年历程与改革趋势》《从浦江到世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国际比较》，由格致出版社于近期出版。以下全文刊登魏尚进教授为《从闭封到开放——中国金融业国际化发展40余年历程与改革趋势》撰写的序言。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1978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在伟人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开启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吹响了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的“冲锋号”。40余年风雨兼程，改革摸石过河，开放对接世界。从农村到城市，从封闭到“入世”，从“特区”试点到全国推广。在经济体制的不断演进中，中国人民用勤劳、用智慧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篇章。1978年，我从小学升入初中，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为381元人民币，即使按当时人民币被高估的汇率计算（1美元=1.577元人民币），也只有242美元，世界排名倒数第二。而当时的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人口不到中国的1/15，其各自的GDP总量却都高于中国。1986年我刚到美国求学时，学校发放给我的奖学金勉强够我在当地生活，却远高于做了一辈子外科大夫的家父当时的工资。本书的主题是中国金融业开放40余年历程及未来趋势。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和我们普通人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讲讲我的亲身经历。记得1982年，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读国际经济专业，非常荣幸地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学习，当时需要托福成绩，而考托福的考试费需要用美元结算，除了国家机关凭介绍信可以从中国银行独家换取美元外，我印象中老百姓需要美元的话，要去外滩与中国银行门口的黄牛“非法”换美元。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是不屑、不敢、也没有钱去换美元供我参加托福考试的，幸而福特基金会帮我支付了当时的考试费，解了燃眉之急。这就是金融不开放条件下对个人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经过与格致出版社副总编辑忻雁翔女士协商，书名定为“从闭封到开放”，就是为了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到2020年，经过持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GDP总量接近16万亿美元，从2009年开始就已跃居全球第二位；如果进行跨国间物价有别的调整，中国GDP总额已是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人均GDP超1万美元。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城市，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不少。如今，我去世界上任何城市出差，都会在街上遇到大批度假、购物的中国游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从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独大，到现在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构成的、互补有别的金融生态体系；从1990年中国股市在上海诞生，到现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包括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和沪伦通；从曾经计划经济决定一切金融价格，到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从曾经的金融封闭，到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再到探索资本项目的部分可兑换。金融制度的变迁与金融的改革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折射，又是促进增长的润滑剂之一。然而，虽然金融发展可圈可点的成绩很多，但在经济奇迹式增长的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却落后于实体经济部门，居民的储蓄、资本的分配并不总是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金融体系结构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仍未达到适配。银行业和股市为核心的正规金融部门，服务了国有部门融资和“投资驱动型”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却无法满足非国有部门和居民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这部分融资需求由影子银行和非正规金融部门来满足。无论是正规金融部门，还是“替代性”金融部门，在提供融资的同时也积聚了风险。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改革也到了换挡升级的关键时刻。金融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亟待进一步开放。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出发，金融开放有很多好处。因为，金融不开放，跨境资本流动会遇到障碍和额外成本。如果这是唯一的扭曲时，经济学上一般认为额外的成本越少越好。但还有一个重要定理是，当经济体存在多个扭曲时，仅仅去掉一项扭曲并不一定能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因此，支持金融开放者认为，金融不开放（对资本跨境流动设限）是一种扭曲，所谓金融开放就是把跨境成本降到最低。而反对者认为，经济体存在很多扭曲，只去掉跨境资本限制一项或许整体结果更糟。如果决策者就此问题去咨询本国的金融机构，并不一定会得到准确的答案，因为金融机构从金融开放中获益，并不一定表明整体经济会获益。那么，金融开放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风险？风险要如何管理？首先，金融开放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发展中国家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很普遍，尤其是中小企业经常为融资头痛。研究也表明，当对跨境资本流动施加限制时，融资成本及广义定义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会受到负面影响。跨境资本的限制越多，交易成本就会越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越深。理论上说，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提高居民与企业的风险规避能力。当跨境资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动、金融状况良好时，理论上，每个国家的消费是可以和本国收入波动分开的。假设全世界由本国和别国两个部分组成，当本国和别国相互拥有资产时，本国储蓄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所有本国企业的所有权，本国拥有一半；另一部分是别国资产，本国居民也有一半所有权。别国也是如此。这种相互拥有资产的行为是金融开放的一种情况，其好处在于，当拥有的资产高度分散时，某一国、某一行业出现波动和负面冲击，对任何一国的居民而言，其整体收入的影响就小一些，从而对消费的影响也小一些。全世界有200多个经济体。如果一国居民财富中各国资产都有，财富构成比较分散的话，其消费基本就不受本国自身收入波动的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如果金融开放能把一国的消费和收入之间的波动关系化解的话，意义很大。也就是说，金融开放是提供风险规避的手段之一。从实际数据看，发达国家的消费波动远远小于GDP波动，而发展中国家当期的消费和收入则高度相关。这表明，如果通过金融开放可以提高居民抵御收入波动风险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尤其大。金融开放的第三个潜在的好处是加强对宏观政策的纪律约束，从而提高它的质量。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不是政府不作为，而是政府乱作为。政府为了少数权势集团得利而损害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下，金融开放的好处就是给政府官员做坏事增加了成本，这等于给坏政策的发生增加了限制条件。在未实行金融开放的国家，所有的资金都在封闭的环境里。坏的政策往往会同时降低老百姓的储蓄回报率与企业投资的整体回报率。一旦金融开放，当国内经济不好时，老百姓的储蓄就不会留在国内，企业在国内投资的欲望也会降低，资金外逃的概率很大。资金外逃越多，不良官员能谋私利的空间也会缩小。从这一角度看，金融开放约束了官员的行为，所以在均衡情况下，他们干的坏事会少一点，或者性质不会那么坏。然而，制度不全的金融开放亦可覆舟。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开放的成功需要诸多配套性和预备性改革，包括降低国内金融体系的扭曲、提高效率、防范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和国内其他要素市场的改革，尤其是国内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相关公共治理、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改革，否则金融开放也有可能带来金融动荡。此外，实践者还需为下一步的金融深化理清思路，调整经济结构、完善财税制度，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探索渐进的改革路径。
在全球背景下，金融与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布局是互为因果、共同发展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世界经济的形成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活动逐渐深入扩展到金融领域才发生的。可以说，世界经济是在金融资本全球布局的情况下快速发展起来的。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国际化发展的步骤和方式。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化步伐很大程度上是在世贸组织（WTO）的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入世谈判初期，中国金融开放面临着艰难抉择，担心所谓的“狼来了”，担心金融业被冲垮。实践证明，这些问题都没有发生。当时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所有的国有银行都推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实行监督，强调政企分开，强调银行机构的企业化运作。放眼当今世界，在中美贸易冲突下，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有什么教训需要吸取？金融机构需要在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指引下继续推进改革。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开放和贸易开放有很大的区别。贸易投资开放要坚定走下去，越开放越有利。而金融开放要谨慎推进，不能一蹴而就，要在进行改革配套的情况下逐渐开放。由金融开放造成经济崩溃的例子很多。研究表明，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放在一起比较，金融开放的国家和金融不开放的国家相比，增长没有区别。金融开放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因而简单地提出坚定不移地开放金融和我们的经验理论不符合。应该不断探索有利于金融开放的改革措施，并分步骤分阶段执行下去，条件成熟了，再谈全面开放，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三、21世纪初中国金融业开放造就了信息应用产业领先世界中国在WTO协议的要求下开放了私募股权投资，这才成就了今天的阿里、腾讯、百度。可以说，中国所有引以为豪的互联网企业都是金融开放带来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当初没有WTO强制金融开放的话，中国现在这些引以为豪的互联网企业根本不会存在，更不会发展起来。金融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创新。正是金融开放使得这类科技型企业在早期获得了美国的创业投资，才有了今天的互联网企业领先发展的结果。此外，中美之间在贸易、货币和文化等方面的竞争重心已经转向科技创新，这从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就可见端倪。创新可以由大企业、成熟企业来做，不过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创新是由小企业做到的，是在有思想、有灵感但是缺乏资金的企业家率先尝试下诞生的。这包括历史上的不少重要发明，比如灯泡和智能手机。如今许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也是从小微企业开始的，比如阿里、腾讯、Facebook和PayPal等。一个国家要创新不断，就需要有一个能给有思想、有灵感但缺资金的企业系统地提供融资的制度。科创板注册制在此场景下应运而生。它不仅为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在资本市场落地新增了一个板块，也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在上交所科创板推出之前，一批无法在A股上市的优质企业，最终选择到纳斯达克或港交所上市，内地的投资者也因此无法分享到这些企业高速发展的红利。采用国际规则的科创板无疑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里程碑，引领内地的资本市场向成熟的资本市场看齐。科创板实行注册制，发行承销更市场化，交易适度放开，持续监管更严格。科创板允许尚未盈利的企业上市；一定条件下允许同股不同权、VIE架构及红筹股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上市；承销环节定价采取询价机制；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等。一家企业通过科创板注册制上市，理论上最快可以不到6个月的时间，效率与现行上市制度会有天壤之别。金融国际化可以与国内金融生态体系的建设有效互补，进一步放大科创板的效果，更好地挖掘出现行制度下难以上市的“隐形冠军”。金融国际化通过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可以降低资本市场对国内企业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进一步降低这些企业的融资成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刘欣老师与我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若干年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引进的确降低了许多上市企业的风险溢价，降低了它们的融资成本。我们的研究显示，沪港通也进一步提振了合格企业的资产定价。目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原则上已经可以参与在科创板的投资，如果将科创板的企业纳入沪港通与沪伦通的篮子里，那会更加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科创板的投资与定价。同时，科创板注册制的成功并不是注定的事。纵观全球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股票市场，有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作为成功典范；有英国AIM市场、韩国KOSDAQ市场交投比较活跃；也有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的科技创新板块并未完全成为本国中小创业型企业融资绿色通道。其他市场的成败得失应该是我们深入研究与比较的素材。无论如何，这场市场化的基因改造势在必行。期盼科创板与金融进一步开放能相辅相成，并为创新型实体经济的发展添翼加翅。四、中国不仅面临金融市场开放挑战，在与贸易伙伴互动过程中也面临重重压力阿根廷“习特会”后，美中贸易冲突暂停90天。对美国的许多盟友而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起贸易冲突的缺陷不在于动机，而在于方法。事实上，特朗普的许多不满也让欧洲和日本感同身受。但它们没有认识到的是，自己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让全球贸易体系、让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公平有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需要采取措施推行政策改革。首先，中国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高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尽管与绝大多数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大体一致的。并且，希望在华经营的外企一直面临着诸多限制，其中也包括限制外资对国内企业的所有权。降低对中国市场的壁垒不仅有利于外国生产商，也能让中国家庭和使用进口零部件的企业受益。贸易自由化的作用如同减税——增加收入、提高效率，而无需政府增加预算赤字。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贸易自由化实践说明，只要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足够灵活，失业率就不会因此飙升。中国还需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回应另一项关键申诉。即中国政府表示20年前就放弃了要求海外跨国公司共享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准入的政策，但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的商会却声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以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时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只是让外国公司获得更多的租金。而今天，随着中国企业发展自己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它们在全球的存在已经变得更大、更强，互惠的知识产权保护将让中国企业和外国公司同样受益。中国还应该改革补贴计划和产业政策制度。多数国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促进某些经济活动。然而，与高收入国家相比，造成扭曲和效率低下、而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政府项目在中国所占比例更高。这类政策包括侧重于国有企业而非私营企业的补贴，导致了浪费和生产率下降。为了给中外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项目应该进行更系统的成本效益分析。不过，全球贸易要真正实现公平，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也必须做出一些改变。事实上，这些国家对中国商品和投资的壁垒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低。例如，在美国许多纺织品和成衣的进口税率为20%左右，远高于美国的平均进口税率。中国一直是全球最有效率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国。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面临的有效关税是一种反倾销制度，这一制度经常被用作保护主义的工具，其规则对中国生产商有偏见。美国的平均税率严重低估了中国商品的实际税率。同样，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人为地将美国的需求从效率更高的中国生产商转向墨西哥等国成本效率较低的企业。尽管名义上有“自由”一词，但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更加自由的贸易，因为它歧视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国家的企业，有时会偏袒参与国效率较低的企业。这一效应不受WTO现行规则的充分限制，破坏了资源的有效分配，不仅伤害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国家的工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损害了自由贸易协定参与国低收入家庭的利益。此外，美国外国投资的管理制度并不总是公平、可预测或透明的。在给拟议投资贴上国家安全威胁标签的时候，标准似乎非常随意。据提供跨国并购咨询的美国律师与我的交谈中所透露的，由于美国对涉及中国投资者的交易审查程序可能会面临漫长且不可预测的拖延，中国企业想要完成可行的投标，通常不得不额外支付15%的费用。用这种方式，美国的外国投资制度实际上剥夺了希望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权利。低下或扭曲的政策不是简单的错误。一般而言，它们服务于强大的、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可能会抵制任何变革。但如果中美能就一揽子政策改革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以减少或消除双方的扭曲，那么国内的阻力也许更容易克服。可以扩大此类合作，以帮助达成WTO改革协议，从而进一步支持全球体系的公平。例如，可以更好地协调反倾销规则和国内反垄断规定，可以制定或加强法规，以尽量减少自贸协定的歧视性影响，并防止政府利用国企补贴绕过WTO规则。这一平衡互惠的方案有助于缓解跨境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紧张局势。同样重要的是，它将促进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公平和效率。这一变化不仅有利于美中两国，也将惠及全球。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中国金融业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吗？答案非也。如今中国的居民还不能自由地在全球配置个人资产，每个人每年只有5万美元的外汇使用额度。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国人感觉很便利的支付模式，但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的海外留学生反映，这种支付模式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好。因为外国人若要绑定手机支付非常不便捷，而很多地方只接受手机支付，不能用信用卡结算，也不收现金。在金融国际化和便利化方面，中国要改革的路还很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金融开放对国家发展来讲是把双刃剑，并不是越开放越好。开放的最优度需要与经济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监管当局的风险识别能力结合起来，对度的把握是一门经验科学，也需要随着经济基本面与政策能力基本面的发展而调整。4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书写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传奇。放眼未来，中国金融、贸易、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显现的一系列问题，也给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发出了求解之邀。本书无法就所有问题给出答案，但通过对经济、金融开放发展历程中的热点问题给予关注与分析，对未来可能会成为热点的问题做出一些前瞻性分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与学界、业界、政界同行和关心中国经济走向的朋友共勉共进、集思广益、探索创新，共同献力中国经济。本研究项目由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智库中心主任李清娟博士经过两年多时间思考、策划和组织完成，成书过程中得到了梁中华博士、王旭祥博士、年四伍博士、牛品女士、王振华律师、丁红艳博士、徐明东博士、李治国博士、王宜峰博士、兰斓博士和潘红虹博士等来自各高校、金融机构和咨询机构同仁的主动参与，组成联合课题组，群策群力完成了研究报告的撰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格致出版社忻雁翔学妹的大力帮助，复旦大学图书馆许丽女士提供了资料收集工作，潘琦、梁雨薇和顾亚佩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细致的服务工作。最后特别感谢为本书提供出版资助的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怡女士的协调与帮助，保障了本书列入复旦智库丛书及时出版。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本书出版之际，恰逢世界遭遇新冠疫情。这时候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风险被推为热议的话题，但恰恰是这样的时刻，需要头脑冷静，通过历史、事实与数据，把金融开放的机遇与挑战都分析透彻。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够为读者全面了解中国金融开放的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商榷。从闭封到开放——中国金融业国际化发展40余年历程与改革趋势每一次中国向世界打开一道门，每一次将发达国家的金融机制引进来，每一次“走出去”，都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和历练过程。走过“不惑之年”，中国金融进入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本书梳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程，分析中国金融业国际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并构建中国金融开放指数，为定量研究中国金融开放提供数据支撑。在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研究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未来走向，重点探讨中国资本的国际化格局和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区域格局。针对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议题，本书展开专门讨论，尤其关注金融监管方面，为中国金融在日趋智能化的全球竞争中平稳有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大量集聚的区域，更是为多地区或多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金融服务与支持的核心地带。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上海的战略定位。
本书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展开研究，首先回答部分国际大都市为什么要建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其次，在梳理总结纽约、伦敦、新加坡等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演进历史中归纳规律。本书着重探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从金融营商环境、税收制度等多个维度，既分析了推力，也指出了几个阻力，并提出相关可行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魏尚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现担任《复旦金融评论》主编、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和当代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与区域合作局局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副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与投资处主管、世界银行顾问等职务。目前兼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学、金融市场等，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与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高引用率论文多篇。担任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 Money等学术期刊的共同主编或副主编，The China Economic Review的顾问编委。
李清娟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智库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长三角智库联盟秘书长，华夏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50人独立经济学家论坛成员。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型经济、产业发展战略、政府治理。出版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ndbook、Wondering and Wandering in the West: A Foreign Scholar’s Record from Oxford and Columbia Universities等英文著作，以及《全球城市：服务经济与国际化——伦敦、纽约、上海比较研究》《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长三角都市圈产业一体化研究》《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等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