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作为日常生活基础物品的棉花，被人们热议，而后才发觉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棉花也被称为白色黄金，它不仅是一种原材料，更是一种战略物资；用棉花制作而成的棉纺织品，是重要的保值产品和交换媒介，也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18世纪时，印度的棉纺织业无论是质量、产量还是出口量，在全球都是领先的；然而到19世纪末，印度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纺织品需求需要进口来满足，最后只能专业化于棉的出口。这一格局变迁蕴含怎样的逻辑？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全球化？
《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一书旨在改变读者对全球化的认知。全球化在19世纪初得到第一次飞跃发展，这可以归功于蒸汽动力普及和世界格局稳定带来的商品运输成本的降低。全球化的第二次飞跃则可归功于20世纪末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这一领域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这两次飞跃——我们称它们为旧全球化和新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自19世纪早期开始，商品贸易成本的降低推动了贸易、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并引发了历史上最为戏剧化的国家经济地位反转。主宰世界经济长达4000年的亚洲和中东古老文明渐渐被出现不到200年的当今的发达国家所取代。这一结果——历史学家通常称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力量等会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从1990年开始，这种趋势发生了反转，即发达国家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上升趋势在短短20年内就被完全逆转，它们占全球收入的比重跌回到1914年的水平。这一趋势——被称为“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毫无疑问是过去二三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它催生出发达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思想，也带来全球对所谓“新兴市场”的关注。
在出海靠风、出行靠马的年代，商品只能在极短的距离内运输，运输的体量也极小，很难从中获利。人类由此与土地被捆绑在了一起，生产成为消费的“约束条件”。换句话说，生产被强制与消费捆绑在了一起。全球化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捆绑的“解绑”过程。需要注意的是，造成这种捆绑的除了商品运输成本，还有另外两种由于地理距离而产生的成本，即思想交流成本和人口流动成本。这三种成本构成生产与消费解绑的三个约束，想要了解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我们需要把这三种约束明确地区分开来。之所以关注这三种成本降低的顺序，是因为我们需要采用一种全新的认识全球化的视角——“三级约束”（three cascading constraints）视角。
在马车和帆船还属于前沿技术的时代，商品、信息和人口基本不存在流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生活的范围基本停留在村庄层面（图a）。
蒸汽船和铁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长途交易的成本，生产和消费得以分离开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第一次解绑（图b）。然而，由于通信和面对面交流的限制依然存在，商品运输成本的降低并没有从此使世界变得平坦。事实上，尽管生产与消费实现了解绑，商品生产反而更集聚到工厂和工业区——这种集聚不是为了降低商品交易成本，而是为了降低通信与面对面交流的成本。这种制造业的微观聚集推动了工业国家的创新，由于通信成本高企，创新成果难以远距离传播。这就导致北方国家工人平均知识水平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南方，并由此导致了“大分流”，即南北国家间收入差异的扩大。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位于不同国家的人也能够被协调起来共同从事复杂的生产任务，这就是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图c）。当这种技术成为现实，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工资吸引G7国家的跨国企业把一些劳动密集的生产程序离岸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为了使跨国公司的国内与国外生产活动能够完美对接，输出工作的同时，跨国公司也带去一部分生产技术。这样，原本只限于G7国家内部的知识扩散到了世界的其他角落。知识流动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如图c中的灯泡所示）。
知识与技术的流动使少数发展中国家得以以惊人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工业生产从北向南大规模转移，南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它开启的初级产品“超级周期”——带来新兴市场收入的迅速增长。
简而言之，通信技术革命就是这样改变了全球化并影响了全球经济——1990年以前，全球化还主要是商品贸易的全球化，而现在则主要是信息交流的全球化。（本文摘自格致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作者理查德·鲍德温，内容略有编辑。）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
[瑞士] 理查德·鲍德温 著
李志远 刘晓捷 罗长远 译
格致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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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在19世纪初得到第一次飞跃发展，归功于蒸汽动力普及和世界格局稳定带来的商品运输成本的降低，引发了所谓的“大分流”。20世纪末，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跨国界信息交流的成本大大降低，全球化得到了第二次飞跃发展。将高科技和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的新可能性激发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其结果就是本书讨论的“大合流”。新全球化与旧全球化的不同之处在于，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会更加突然，且不可预测、有选择性并难以控制。正如本书所展示的，新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作者简介
理查德•鲍德温 （Richard Baldwin）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国际经济学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