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疫情曝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5月4日8时，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000万例，达到20282833例，累计死亡病例222408例。印度已经连续13天新增病例超过30万例。
一连几天，“印度”“印度疫情”“印度公园被改建成焚尸台”“印度边防部队士兵吸蒸汽防治新冠”“世卫专家称印度病例数被严重低估”“印度医院里两三个病人挤一张床”“印度首都封城再延长一周”等条目陆续出现在微博热搜。对比2021年2月印度政府宣布疫情得到了控制，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印度疫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方都震惊于印度疫情的严重与失控。澎湃新闻一篇文章称：“印度媒体和政客认为，该国防疫失利的责任应直接归咎于印度政府官员的盲目乐观和不作为。疫情之下，印度总理莫迪政府的首要任务不是‘抗疫救人’而是将重心放在近日在各邦举行的选举上。”央视网原创短视频报道，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接受《印度快报》电话采访时表示：印度当前应做的事情是立即封锁国家。一年前在中国出现疫情暴发时，他们进行了彻底的封锁。从中期来看，印度需要做中国面临危机时所做的事。中国仅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建造出医院这样的应急措施。可见，要控制一场大流行，政府在其中的努力不言而喻。然而，我们如果对比历史就会发现，并非所有政府都将控制疫情作为最重要的事。瞒报、放任疫情发展、控制媒体报道，这些现象在百年前并不罕见。19世纪末，英国暴发了不止一波流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然而关于是否将流感列为传染病却被争论不休。当时为了控制传染病疫情，颁布了1889年传染病法案，它授予卫生部门进入人们家中监督受污染房间和寝具消毒情况的权力。虽然根据这一法案，流感没有被列为传染性疾病，但是其中有一条授权卫生部门通过适当决议的形式把新的疾病加到法定传染病的名单上去。但没有地方当局颁布命令将流感纳入法定传染病之列。有些人担心流感传染性的证据会被用来给已经负担过重的医疗系统强加更多的监管职责，从而对医疗从业者更加不利。就这样，流感肆虐，从1890年到1892年，伦敦被归因于流感的死亡人数分别是600人、2200人和2170人，但是根据迪克西（F. A. Dixey）博士的统计，如果把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考虑进来，这三年真实的死亡人数应该分别为2800人、5800人和8000人。英国地方政府委员会卫生干事乔治·布坎南的助手帕森斯（Henry Franklin Parsons）也对死亡率与呼吸系统疾病之间的联系感到吃惊，认为疫情期间死亡率的上升很大一部分是由一种“症状不明显的隐匿性肺炎”造成的。后来对英国登记总署的统计进行的分析证明，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伦敦。因此，虽然1890—189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分别是4573人、16686人和15737人，一旦把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超额死亡考虑进来，根据总登记官的统计数字，这三年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将分别是27074人、57980人和25000人，死亡总人数接近11万人。此外，在1893年冬天，流感的严重复发又造成了另外15000人因为呼吸系统疾病而死亡。这样一来，从1890—189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因为这场大流行而造成的死亡总人数“不少于125000例”。以最严重的西班牙大流感为例，英国人最早知道这场流感是在1918年5月底。当时诺思克利夫勋爵旗下的《每日快报》和《每日邮报》对西班牙的一场“神秘流行病”进行了简短的报道，淡化西班牙流感的威胁，以呼应官方“一切照常”的号召。《英国医学杂志》担心这些报道会吓到公众，因此将其斥为“危言耸听”，而《柳叶刀》则完全将其忽略。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俄国流感大流行期间，英国地方政府委员会曾指示其医疗部门展开全国性的调查，但是在1918年，地方政府委员会并没有对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学或细菌学进行调查，也没有就症状或疾病的潜伏期向医生征询意见。事实上，1918年11月13日，在英国皇家医学学会举办的“关于流感的讨论会”上，英国地方政府委员会的首席医疗官阿瑟·纽肖尔姆（Arthur Newsholme）说，他在夏天曾考虑过发布一份关于流感的备忘录，但出于权宜之计将其搁置了，理由是当时正值一战，“国家的主要职责是‘一切照常’”。而当疫情无法隐瞒时，媒体又开始大量报道疫情，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以《每日邮报》为例，在第一波疫情袭来时，相关文章只有一到两段的内容。到第二波疫情时，它将相关报道推到了第三版头条新闻位置，并采用三层标题和小标题的版式，用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吸引读者注意。到了后期，这些媒体对官方的态度，从呼应转变为批判政府对疫情的忽视。《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就认为官方的作为为时已晚，并讽刺道：“要是在马逃跑之前就把马厩的门锁上就好了。”这种渲染情绪的报道带来的是报纸市场的增长。图片来源《流感大历史：一部文艺启示录》格致出版社 2021年1月版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疫情肆虐之时，各方力量开始博弈，并不是所有人都将控制疫情、守护民众生命健康当作最重要的事情。百年过去了，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重演，我们很难评价人类到底进步了多少，要做到以史为鉴似乎并不容易。当然，这也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毕竟，从最朴素的情感出发，还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呢？（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被疫情重塑的社会——《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新书分享会”嘉宾对谈内容及《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一书）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
[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
马百亮 译
张文宏 王新宇 校
格致出版社 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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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知，人类要如何应对？如何警惕“科普”变传谣？又如何避免从“傲慢”的陷阱中爬出，却掉入“恐慌”的深渊？本书叙述了19—20世纪的流感流行史，讲述了医疗部门如何为描述流感的临床特征而努力；铁路和日益发达的交通如何加速了病毒的传播；电报的发明以及新的大众媒体传播如何放大恐惧，引发公众的轰动反应；专利医药行业是如何利用消费者的恐惧的；以及人类对疾病的恐惧是如何渗透到维多利亚文化中去的。流感几乎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和文化焦虑的晴雨表，对经济衰退、技术发展、城市化和社会退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阅读本书，可以更好地应对正在发生以及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挑战。马克·霍尼斯鲍姆，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学院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医学史。曾任《观察家报》首席记者，在《柳叶刀》、Medical History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书评和论文。
著有多部医学史作品，包括《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被英国皇家学会提名为年度科学书籍）、《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金融时报》2019年年度图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