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摔伤忍痛站手术台4小时！白岩松的一番话，让人泪如雨下！

导读

在其位，履其职，担其责，成其事，这是医生的职业素养，也是医德要求。

来源：医脉通

作者：叶正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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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给所有人开出的最重要药方是爱和希望，哪个行业都有几粒老鼠屎，但这就像黑子，并不影响太阳的光辉。如果全社会不能很好地正确理解医患关系，健康中国的战略实施就要大打折扣。

10月24日，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段燚星教授，在赶往手术室的途中，意外踩空崴了脚。

考虑到患者病情复杂，手术难度大，段教授咬牙坚持站上手术台，全神贯注投入手术。

段医生的忍痛咬牙坚持，连同台手术的同事们都没看出他已受伤。

坚持站立了4个多小时后，完成手术的段医生才寻求身边同事的帮助。

大家这才发现，他的左下肢肿胀的十分严重，无法动弹。

身旁的同事立即拿来轮椅，将他推出手术室去检查。

经检查，段医生左踝外侧韧带撕裂严重，所幸，经过休养目前已无大碍。

在其位，履其职，担其责，成其事。这是医生的职业素养，也是医德要求。

但很多医生都被极少数没职业道德的同事害了！从而导致人们一视同仁地以为所有的医生都医德尽失，就像《寄生虫》电影里的司机一样，对医生怨声载道千夫所指。

比如前几天的林俊杰开完演唱会后，因为感冒去医院输液。结果走后，护士们轮流躺在林俊杰睡过的病床上打滚、拍照，还有医护人员公开售卖林俊杰用过的针头（后涉事医院回应无医疗废弃物流失）。这群医务人员毫无职业道德，也无视医疗制度。公然违反行业规定，随便泄露病人隐私，肆意处理医疗垃圾，完全丧失职业操守，没有半点敬畏意识，给全体医务工作者脸上抹黑。

虽然11名涉事医务人员被作出了停职半年以上处理，但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一时半会难以消除。

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对这样的医务人员必须严惩，否则这种事情还会有很多，医患和谐无从谈起！

像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段燚星医生这样，一切为了患者，甘于奉献的医者，才是主流。

也因此，白岩松曾在一次名为“医术·艺术”的高级别的医学人文大会上，对于医学、医生、医患关系发表了感人肺腑也感人至深的演讲。（以下内容摘自第三届中国血管大会（CVC）“医术·艺术”人文论坛）

白岩松说，医生是介于普通职业和佛之间的一种职业。我们既需要医学作为科学本身，也要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面。

我相信，全中国绝大多数的医生没在抱怨。因此，让社会各界怎样更好地去理解医生这个行当，是健康中国大战略下的一个大命题。

如果全社会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和医疗界、医生之间的关系，健康中国的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就要打大折扣。

好了，这算是一个引子，接下来谈谈我说的一些困惑。

我知道，在当下的中国，医生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第一个矛盾是庞大的门诊量，与个别医患矛盾甚至是针对医疗犯罪之间的矛盾。

想想看，中国拥有全世界最最庞大的一个诊疗量，我们随便去北京的一个大的三甲医院，看看它的日均门诊量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因此，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门诊量下，产生一些令人难过的医患冲突，甚至针对医生的犯罪，不奇怪，全世界都有，展现的方式不一样。说这句话，可能各位心稍微凉一点，我觉得过去有，现在、将来可能还会有。

有一次去台湾，我们跟来自全球的医生进行交流。美国的医生跟我讲，美国的医患关系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说，只不过有一群律师站在医院外头，给每一个患者塞小卡片，告诉他们“有事找我”。所以，美国的医生界流行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医生去世了，又一如既往地上了天堂。结果看上帝很忙，他就很不高兴，问你为什么一直在忙？你要去接待谁？上帝说，我要去接待一个律师。医生很不高兴，说我们有这么多好医生，你不接待，还接待律师。上帝说，不一样。这么多年来，我接待了无数个上天堂的医生，但律师上天堂，这还是第一个。由这段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医生对律师的反感。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包括其它很多国家，医患关系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所展现出来，依然存在着很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要能够心平气和一点，是要看到此刻的中国，有如此庞大的门诊量，会存在一些以这个门诊量作为基数的医患冲突，甚至恶性伤医事件，但该归上帝的归上帝，该归凯撒的归凯撒，该归司法的要归司法。

第二，我觉得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矛盾是想象的真实和事实上的真实。在舆论场上，非常危险的一种现状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内心中想象的真实，而它跟现在中的真实是有巨大差距的。比如说，一件事情一有人爆料，我们马上就要依据惯性相信肯定是他的问题。 

在整个我们现在的舆论场上，这一两年略有好转，但是前几年，只要医患之间发生了矛盾，很多网民或者舆论的掌握者，就经常在想象中把责任推到了医院。因为他们觉得，医院和医生相对于患者好像更加强大。因此，好几年来，我们内心的不舒服，就在于社会环境当中想象的真实和我们实际遇到的真实是不一样。

所以，目前中国充满着很多的撕裂，这种撕裂就是想象中的真实，跟现实中的真实之间有一种落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如何还原真实的事实，而不是想象的事实。

第三，随着医学的巨大的进步，人们越来越神话医疗的结果。因此，医学的巨大的进步和医生巨大无奈之间的矛盾，是公众往往不理解的。患者带着极高的、超越事实的期望值，他觉得医学在不断进步，你们的仪器什么都能检测出来，我这点小病你怎么能治不好呢？可是，医生其实经常是无奈的，否则就不会有特鲁多的那个著名的墓志铭：“偶尔去治愈，经常在帮助，总是去抚慰”。医生这个行业，既要给别人带来希望，而内心里又经常面临无奈，因为“生老病死”这四件事全在你这儿。但是，这个反差在社会当中，还没有一种很好的沟通去解决。

第四，大数据和个体之间的矛盾。针对越来越强大的大数据，我再说这样一句话“大数据从来不解决个体问题”。中国此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35平方米了，你觉得这个大数据解决个体问题吗？在座各位后面的年轻人都快哭了，你正渴望你的第一个3.5平方米，是吧？大数据解决个体问题吗？在医学领域里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但是公众往往不去从这个角度思考。之前，我在看郎景和教授书中讲的很多年前的一个案例，一个妇女常态的出血，以为很容易就能够止住，结果郎景和教授和另一个院士，动了一个月的脑筋，面临了一个月的困难，经过了一个月的尝试，才止住这个出血。他就感叹，99.9%的患者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下一个坐到你面前的人依然可能是那个0.1%。大数据从不解决个体问题。所以走到哪儿，我总在说，我非常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大数据和机器来帮我们进行诊断，但是治疗依然属于医生。居然有一种预测，说未来有很多职业要消失，包括我们记者，其中居然还包括医生。当别人说未来记者这个行业会消失的时候，我还很生气，后来看到有人预测说在人工智能面前，医生也会消失时我就笑了。因为大数据从来不解决个体问题，治疗是一个融合着生理、心理和小概率事件，以及个体差异的一个综合行为，这才是医学之难。 所以，这个巨大的矛盾，社会如果不能理性地去探讨，形成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有了大数据，机器越来越先进，可以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医疗就不会存在了，那才是真正的糟糕。

第五个巨大的矛盾是治疗和预防之间的矛盾。我是健康激励计划的宣传员，十几年前，给我颁发证书的时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是陈竺。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宣传员，他要给我颁证书。在卫生部的大楼里，走向会议室的过程中，我跟陈部长说，目前全中国都把卫生部定位于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一个政府部门，我们不能承受其重量。卫生部应该首先是一个在别人没病的时候帮助别人防病的部门，大医治未病，这是我说的原话。所以这些年，我在做健康宣传员的时候，总是在重复一句话，我期待的健康中国的概念是“让所有的国民不得病、晚得病，得了小病快治不转化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够有效控制。

第六，作为媒体人，我强烈地感受到目前的医学过于专和细，与人作为一个整体之间存在的矛盾。您知道最早的时候打击和触动我的是什么吗？当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救援不像现在这么科学和综合，那个时候先到位的很多是专业的医生，哪有一个地震当中的伤员是单纯的外科、内科或骨科的，都是综合的。这个时候，专业的专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当然，中医现在可能是势弱，因为从1949年中国有50万中医，到现在依然是50万人，但是西医已经由四五万人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万人。可是，中医里的一些概念还是要借鉴，就是在整体看待一个人。 

我自己就曾经有过一个案例。我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结果有一段时间脚疼得一塌糊涂，落地都受不了，找了极其专业的医院，照了很多片子，打了两针立即不疼，但第三天接着疼，没解决问题。后来绕了很多弯儿，找到了一个中医大夫，他没先按我的脚，说背过身走两步。我背着身，走了几步之后，他说行了，回来吧。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右侧的腰出了问题，腰的负载过重，导致你的右脚出现了问题。我一下子就懵了，告诉他，几年前我左侧的腓骨做了手术，手术之后虽然康复得非常好，但是下意识就会重心向右倾，结果右边的腰出现了问题。在他给我治疗了三次腰之后，我恢复了长跑。这件事情给我的刺激是很大。人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概念，在医学越分越细的情况下，如何依然拥有整体的思维，这似乎也是一种矛盾。

第七个，一个患者得病之后治疗，由过去上帝老天爷说了算，到后来医生说了算，到这几十年在变成医生和患者都说了算，带来了一种赋权的改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随着法律进入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人权概念的提升，几十年前，在西方开始了针对医学界的重新赋权。比如女性乳腺癌切除手术，医生那时候执行的都是扩大化的整体切除，但是到后来随着审美意识、个体意识的提升，开始有反弹的声音。病人就问，为什么要整体切除？影响了到了我的美和自信等等，于是开始重新赋权。但是问题也会随之出现。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打了一场很大的官司，把患者赋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当一个人变成了植物人之后，家属有没有权利决定拨管子。过去没有这个矛盾，但患者也可以参与决策，矛盾由此诞生。我就提两个关键点，第一，医生会做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工作吗？第二，患者会看病吗？在医生与患者日常的沟通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比例的灰色地带，这种沟通是无效，甚至引入岔路的，这是目前全世界医学界都在面临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也在说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医学认定的一个好的治疗结果，跟患者的个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恶性伤医事件当中，出现最多的是在耳鼻喉科，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治好了，但是他个体感受依然不舒服，他就认为医生说的不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目前的医学界，对于医患关系和医生培养来说，沟通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拿心血管为例，您告诉一百个患者说你的冠状动脉堵了50%，他就已经觉得要完蛋了。但对医生来说。70%还是安全边界。这个差异如何沟通，这个专业壁垒如何打破，是目前全世界现代医学所遇到的巨大挑战。现在讲究的是，我要给他提供几种选择，然后告诉他几种选择面临的不同风险，但是很难，因为这里头患者的个体差异巨大。

最后一个就是，沟通和沟通完毕的医生，开出的最牛的药方是什么？所有的医学院都是在教给我们做最好的手术，但是我认为，你能给所有的人开出最重要的药方和治疗是希望。

任何一丁点的希望，在病人看来都是最好的抚慰的开始和治疗的开始。我们有很多医生不会注意这一点，他们投入到具体的治疗的过程中，就是不开希望这个药方。我们在相关的拍摄的过程中发现，即便在癌症俱乐部当中，癌症病房里头幸福指数也不低，只要拥有希望的时候。

希望是对每一个或轻或中或重的患者都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们不给他，就会很糟糕。所以，有很多人说总结了他最怕听的医生的几句话，就是“你怎么才来啊”。大部分患者一听完这句话就晕了，以为自己完了。结果，医生接着说，你怎么才来，再晚来五分钟我就下班了。俩人想的不是一回事！

还有，“您回家不用住院”，其实可能有50%是您的这个病，不至于到我这来看。但是他马上解读成这没的可治了。这几句话都意味着希望的消失。

其实，换个角度去想，哪怕是绝症的患者，依然要给他希望。我觉得在中国做医生真的很难，因为您要把神父的角色和医生的角色共担一身。在美国以及西方很多国家，可能到最后的阶段那就是替他找个神父，但是咱们这儿没有，这个角色也由您来。

所以，最后回过头来请相信，医患矛盾不管在媒体中被放大，或者说社会的舆论当中被放大了多少，人们骨子里头对医生的这个行当依然是敬畏尊重的，更何况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的后面带“德”，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

为什么老祖宗千百年下来，给这两个职业的后面带了“德”。我觉得就把医学的复杂性和神圣性全部列入其中，更重要的是跟每一个人的生命紧密相通。 

医生摔伤崴脚咬牙站立手术台4个小时，这种忘我为人模样，其实就是每个医生骨子里善的本能和职业担当！

廖一梅说，在这个世界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奇，稀奇的是遇到理解。请把白岩松的这番大实话转发给所有人，让人们对医生、对医学，因为多一份了解，而多一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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