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我不是药神》，母亲为救儿子购买境外药品涉嫌贩毒
导读
既需要温情执法，更需要拓宽其他渠道。
据红星新闻报道，李芳（化名）的儿子出生第9天时，被发现罹患癫痫（婴儿癫痫伴游走性局灶性发作），这是一种罕见的癫痫症。
四处求医过程中，医生介绍了氯巴占。但该药在国内未获许可，正规渠道买不到。一年多来，李芳从病友群里的代购者手中获取药物，代购者从国外购买正规上市的氯巴占，再转卖给病友们。
今年7月，一名代购者“为了逃避海关检查”，要了李芳的地址，将海外购买的氯巴占寄给她；收到包裹后，李芳再转寄给其他代购者。因为帮助代购者收取了包裹，她被警方以“涉嫌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除了李芳，相继被抓获的还有代购者以及另外两名帮其收包裹的患儿母亲。
在李芳眼里，氯巴占是儿子活下去的希望，但在办案人员看来，它是毒品。此后不久，李芳成为“犯罪嫌疑人”。
有人会问，既然氯巴占是治疗该罕见病不可或缺的救命药，为何不对其管制放松一些？我们还要看到，氯巴占作为国家二类精神管制药品，确实在刑法规定的“毒品”范畴里，并且氯巴占具有成瘾性。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仅仅拿它来治病，放松了对该药的管制，或许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2017年5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第二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建议清单的公示》，清单中第10项为规格10mg的“氯巴占 ”。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截图
从情理上看，这位母亲如果不从海外代购氯巴占，她的儿子将陷入无药可治的困境。守法是一位公民的基本素养，但舐犊之情亦是人类的高尚情感。作为一位负责任的母亲，李芳所在乎的，不是担心自己是否犯法，而是孩子是否有药可治。也就是说，法理与情理在这位母亲身上，形成了激烈的冲突。
这样的情法挣扎，以前也时常出现。电影《我不是药神》，正是以此为基调：不到海外去代购抗癌药，患者就会无药可用；若从海外代购，由于该药在国内未获许可，法律上将之定性为“假药”，而贩卖“假药”涉嫌刑事犯罪。
前不久，云南昆明一名父亲自制“药物”救子的经历，也引发广泛关注。在这场抵抗罕见病的艰辛冒险旅程背后，是患者所面临的用药困境和自制“药”的法律模糊地带。
当然，法律对一件事的定性，不只看结果，也要看动机与过程。《我不是药神》阐述的海外代购抗癌药所引发的情法挣扎，目前已得到了很好处理。这归功于《药品管理法》对假药进行了重新界定，从海外代购的疗效确切、但在国内未上市的药品，不再被当作假药论处。秉持同样的思路，这位母亲所代购的仅仅用于救命的氯巴占，是否应该被当作“毒品”论处，也是值得探讨的。
令人欣慰的是，李芳也得到了执法人员的善待，她做完笔录就办了取保，一天也没被羁押，仍可回家照顾孩子。关键是，氯巴占并没有作为“毒品”没收，而是作为救命药还给了这位母亲。
消除此类情法挣扎，既需要温情执法，更需要拓宽其他渠道。值得思考的是，医生对于医院缺乏、患者急需且可以自购的药品，在开医嘱和处方之后，往往注明“自备”。
因此，不妨考虑经医生开具此类处方或医嘱之后，当事人所购药品只要用于治病，不管该病是何种性质，可视为合法。若此举可行，就能为患者快速获得紧缺药、“孤儿药”，构建一条临时的新通道。
当然，为患者行便利的同时，更要建立起相关的联动机制，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加强执法，防止有人钻空子，“生命通道”不能被违法滥用。
事实上，我国针对紧缺救命药、“孤儿药”等，已建立起了一套快速反应机制，上线紧缺药平台、组织采购和调度生产等措施，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救命如救火，相关反应需要更快速、精准。对疗法确切、替代性差的救命药，还要加快审批上市进度，用合法进口来取代自行海外代购。这些综合举措共同发力，方能逐步使患者不再陷入或违法或无药可用的两难境地。
责编 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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