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2022年以来，美国和欧盟对于科技监管立法一直处于一个加强态势。美国针对TikTok的批评尤为激烈。2023年1月，美国众议院新成立对华“新衙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2月1日，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倾向全面禁止TikTok在美使用。2月12日，美国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同样对全面禁止TikTok表达了支持。
对于中国出海企业来说，这个“新衙门”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该委员会在互联网监督的政治逻辑上与中国互联网监督部门不同，美国式网络监管更加善于利用“暗操作”对互联网平台进行管理，尤其是非常善于滥用“国家安全”的说辞向互联网平台扣大筐。重压之下，中国企业须警惕新融合型政治风险。
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他支持在全国范围内禁止TikTok。原因仍然是与国家安全问题和潜在的社会危害相关。在此三天前，据路透社2月9日报道，在部分参议员和社会呼声的要求之下，法国参议院也将仿照美国成立一个针对TikTok的调查委员会，以调查TikTok是否损害了用户的利益。自2022年以来，各国针对TikTok的批评尤为激烈，其中既有政策和立法精英一直以来的苛责，也慢慢出现了来自社会层面更广泛的担忧。图片来源：Reuters
一位美国活动家兼记者科里·多克托罗 (Cory Doctorow)在他的《TikTok的“垃圾化”与平台之死》中认为，从商业层面来看各种平台都有一种“垃圾化”趋势，滥用用户和商业客户，最终带来了平台的逐渐消亡。也有观点认为，正是平台内容“垃圾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负面感知，也招引了国家的强监管介入。近年来，中国、美国和欧盟都处于这样一种强监管的态势之中。针对科技巨头的大额罚款数不胜数。不同的是，中国经历了两年的监管整治之后进入了常态化监管时期，而欧美仍然在“层层加码”。欧盟陆续推出了《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等史上最严立法。美国则也在一刻不停地推动相关立法，但态度上更愿意先拿外国企业开刀。在这种国际趋势之下，以TikTok为代表的中国出海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大、更复杂的监管压力。
当我们说到平台时，我们一般所指的是一个连接消费者和卖方的场所（平台）。平台商业模式其实并不新鲜。事实上，它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的早期市场、集市和拍卖行。到了20世纪，平台商业模式也存在于商场和拍卖行中。直到互联网的出现，在21世纪彻底改变了平台的内涵，也逐渐演变为“平台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平台出于经济价值和利润的追求，会产生将内容商业化、货币化的本能。许多最大的科技平台，从亚马逊到 Facebook，也到现在的TikTok，都存在一种平台特有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在前期会承担起搭建大型公共平台、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而后期商业化、进行盈利。科里用“垃圾化”代替了对于商业化描述的这一部分，但本质上商业化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并无好坏之分。就像承担高速公路建设的私人企业，能责怪它建成之后对往来车辆收费吗？但不能因为谁交的钱多就无视交通规则，就超速或者随意变道。换言之，平台如何平衡好其公共性和商业性的关系。
首先，平台以人为压低的产品价格来吸引用户。然后，通过承诺吸引特定受众来吸引卖家，如广告商或第三方零售商。这两个阶段经常是同步进行，并且前期需要花费巨大投入。而当这两个阶段完成后，平台初步搭建完成，进入长期的收益模型中，对处于两端的用户和零售商/广告商进行平衡和盈利。最后，也就是科里提到的“垃圾化”的部分：当公司试图最大化他们的利润时，会通过商业化、货币化的方式收割两端的利润。 “从移动应用商店到Steam，从Facebook到Twitter，都是存在一个垃圾化（enshittification）的生命周期。”科里认为在平台的商业模式之下，盈余先是返还给用户以锁定用户，盈余再流向供应商以锁定供应商，最后盈余就会源源不断地交给股东，而这个时候，平台对于用户和供应商原本的预期和价值就消失了。平台“垃圾化”实则是对于数字时代下公共性和商业性的讨论。平台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作为市场产物，也具有商业性。社交平台、搜索引擎这些大型平台，如今已经和水、电、网络、道路一样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而公共产品的“垃圾化”并不只是指以利润为目的广告泛滥、内容质量下降，而是指平台不断货币化掏空自身承担的社会价值，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垃圾化”任由“垃圾内容”泛滥，甚至纵容算法鼓励和辅助“垃圾内容”的产生，这是一种商业短视的行为，既伤害社会，也加速了自身的消亡。其背后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了商业性和公共性的失衡。商业性和公共性的失衡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负面效应，也因此产生程度不一的社会负面感知。这不是一个新的讨论，而是在历史各个阶段反复发生的资本主义故事。在每一段故事中，过度的公共性会扼杀商业创新和市场的主观能动性，而过度的商业化会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伤害社会性和公共性。比如最早纺织业对于童工的剥削问题、重工业对于环境的污染问题、铁道业的低薪酬问题等等。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是一个由平台经济带来的崭新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反复问题的新面孔。目前与平台资本主义相关的担忧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青少年健康和保护问题。对于TikTok、Facebook这样的公司来说，美国社会对其最严厉的批评在于过度的商业化使得部分用户群体（青少年群体）对其产生严重的黏性，暴露在时而有危害性的内容之下。2023年1月，美国西雅图的部分公立学校共同起诉了包括TikTok、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和 Snapchat在内的科技巨头企业，指控他们制造了“美国青年的心理健康危机。”在美国地方法院提起的长达91页的诉讼中指出，科技巨头利用社交媒体的成瘾性，导致焦虑、抑郁和自残念头上升。学校和家长认为，这些公司向用户推送的有害内容包括极端饮食、鼓励自我伤害等，间接导致2009年至2019年期间，产生抑郁倾向的学生增加了30%。二是隐私保护、数据安全问题。除了内容本身的危害性，平台另一个被指责的问题是它对隐私的侵犯和数据泄露的危险。包括Facebook、Twitter、TikTok这些平台在内，都掌握着巨大的用户和供应商信息。平台后方的系统每分每秒都在记录着用户和供应商的行为、浏览记录和各种信息，因此产生了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相关的问题。
近年来欧盟、美国和中国都开始加强对于平台经济的监管和科技巨头的规范，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就在于：商业性和公共性的失衡给部分企业带来了经济价值，却没有持续带来社会正向价值。社会的正向价值不仅有给某一方创造的经济价值，也包括给更多的群体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所减少的商业运作成本，以及最终所带来的社会积极作用。不仅是平台企业，更多企业也都应注意平衡自身经济利益、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价值之间的得与失。在社会意识到进步和激烈讨论下，大部分国家开始介入，加强监管，主动地推动企业对于各种价值的平衡。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对于科技监管立法一直处于一个加强态势。2020年7月，美国国会针对Facebook、亚马逊、谷歌和苹果举行反垄断听证会，此后两年，美国不断推出有关隐私立法和平台责任的草案，包括《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案》、《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等等，强调平台作为“数字守门人”的理念，其本质就是要求平台承担本应对于社会的责任。但其后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而欧盟的进程则比美国快得多，2021年欧盟就公布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加强对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和其他在线平台的监管。2022年，《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陆续尘埃落定，瞄准了苹果、谷歌、Meta（原 Facebook）、亚马逊和微软等全球科技巨头公司。一方面是针对于这些平台企业所掌握的权力，也就是他们“守门人”的本质（将庞大的用户群体与企业联系起来以及掌握着关键的数据资源的能力）。“守门人指责”要求平台企业在应用商店、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云服务、在线广告和浏览器这些领域，不得利用自身的市场主导地位，挤压其他企业和平台使用者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是针对于平台企业对于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做出规定。其实早在立法进程中的时候，欧盟就已经通过司法裁决的方式对有隐私问题的科技巨头进行了巨额处罚。2022年1月，法国数据监管机构CNIL因违反欧盟隐私规则对谷歌和Facebook分别处以1.5亿欧元和6000万欧元的罚款。欧盟又关于隐私的处罚缘由包括数据滥用、数据共享不透明、未经同意投放跟踪cookies、隐私透明度问题等。美国总统拜登在2023国情咨文重申对于全面隐私立法的支持。他讲到，“今年，让我们通过颁布全国性立法来完成这项工作，该立法限制公司收集、使用和共享个人信息，并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行为广告的侵害。早就该这么做了。”2023年1月11日，拜登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敦促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同进一步加强对于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追究大型科技公司的责任。文章呼吁“联邦严格保护美国人的隐私”，明确限制公司如何收集、使用和共享高度个人化的数据，并限制有针对性的广告等。总结来说，平台的商业模式得益于它所拥有的巨大用户人群和供应商及广告商，而在前期的发展中，平台两端的群体分别因为平台特有的商业反馈机制而对平台产生黏性。当平台掌握了两端大量的用户和客户资源以及数据之后，开始变得商业化，也就是“收割”所拥有的资源和数据。商业化对于市场来说无可厚非，但问题就是平台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过度商业化或者治理疏忽，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比如青少年保护和隐私侵犯问题。因此国家会通过强监管的方式介入，推动平台被动或自我约束，将商业化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商业化在社会需求和价值创新中起到重要的匹配和连接作用。新经济业态离不开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将资本主义推向新高潮，而这其中的秘诀就是技术革命的商业化应用对于市场需求的巧妙和精准捕捉。我们可以说商业化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剑，过度的商业化伤人，但是缺少商业化同时也会让人和技术同时窒息。如何找到真实的市场需求，找到当下人的需求，这是国家和企业需要同时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在某一方面过度商业化或者掐死商业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欧盟的监管政策都起到了平衡公共性和商业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制止平台自身走向“垃圾化”的惯性，促成释放正向价值的可持续路径。在社会负面感知声音的呼吁下，美国也开始进入一个科技强监管的周期。未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挑剔的批评家和立法者，带着更审慎的眼光检查美国市场的科技企业。而这也意味着中国出海企业将会面临更复杂、更多元的监管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过去寻求海外发展的国内大型企业，将必须考虑这种迫在眉睫的风险。一是来自外部、不可控的地缘政治的风险。这是企业难以决定的层面，特别是随着中美竞争的日益激烈和逆全球化的态势，使得美国和一些欧洲市场逐渐筑起高墙，特意防范和排斥中国企业。这种新的融合型政治风险，融合了传统的数据治理争议、国家安全风险、国家竞争考虑、价值观分歧等多种新型政治风险，对在美的中国企业产生一种不可控的地缘政治风险。二是强监管周期下过度商业化的监管风险。随着美国和欧盟逐渐加强了对于平台企业所产生社会负面效应的监管，部分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监管压力急剧上升。在这点上，中国企业本质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跟上欧美社会快速上升的社会期待和相应的监管要求。这可能不是中国企业的错，而是要面对一种处于变迁中的社会意识与要求。在这个年代，市场和社会早就难以清晰地划出一条界限，任何市场的行为都可能对社会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同理，社会的意识也会给市场造成新的机遇或者麻烦。因此平台或者更多企业的商业模式必不可免地需要去适应这条规律，去适应处于变迁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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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美国众议院新成立对华“新衙门”：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简称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对于中国出海企业来说，这个“新衙门”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
该委员会在互联网监督的政治逻辑上与中国互联网监督部门不同，美国式网络监管更加善于利用“暗操作”对互联网平台进行管理，尤其是非常善于滥用“国家安全”的说辞向互联网平台扣大筐，以达到其“合法霸凌”的最终目的。
一定要注意的是，这种“霸凌”最终也不是为了让企业真的“合规”。除了一定的合理监管外，部分政策考虑是实现对本国资本起到“敲打”的效果，最终目的是让资本对有中国背景企业的投资产生担忧，最终遏制中国有关企业的企业发展和国际形象。
如果企业一味“认怂”，除了让欧美政府更加嚣张外，更会让外国的老百姓认为这些企业“本身就有问题”，否则为何会一味妥协，最终还是有损企业的社会形象；但如果不认怂，这些企业就会因不听话而受到制裁和处罚，这便是美国式监管部门“两头堵”的高明之处。
TikTok在美国的成功与腹背受敌，既是它成功领跑了4G时代短视频的革命，也是因为目前中国和美国都还没有找到5G时代的革命性应用。扎克伯格曾坚信5G是元宇宙的时代，不断推出VR设备和应用，希望像当年的iPhone一样开创新纪元。但现在却进入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在这样一段“空虚”、“焦虑”的窗口期，缺乏真正满足人们需求的技术变革的焦虑一定程度上也促成监管者回头来审视当下的巨头，审视它短时间内无法被替代的市场宝座。目前，随着国内逐渐进入平台常态化监管时期，许多有关隐私、数据安全、青少年保护的规范都被陆续建立起来。监管可以减少和防止过度的负面效应，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可持续的正向价值释放又在何方呢？如何切实匹配社会需求与价值创新呢？下一轮真正的技术革命又在何方呢？刘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员
观察者网公共与战略事业部总监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网络与数据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个人专著包括《非常法史》、《法眼看民国》、《政策沟通：国际合作引擎》；参与编著《“一带一路”大百科》《读懂“一带一路”》《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中国改革大趋势》等。
在《中国金融》、《文化纵横》、《人民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十多篇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数十家权威纸媒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