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64，2021——现代日本的三个“奥运时刻”
导读
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的那个周末（7月23日）晚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挤在新国立竞技场南侧广场上，看体育场上空的灯光、焰火和无人机表演。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他们的情绪也各不相同，有人兴奋，有人感怀，还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年轻人在草坪上席地而坐，边喝啤酒边聊天，间或传出醉酒者的争吵和警察赶来制止的呵斥声。开幕式结束后，草地上到处是空酒瓶和空饮料罐，略显混乱的人们涌向地铁站，现场的大喇叭里不断重复着请人群向前缓行勿停以及自觉把垃圾带走的提醒……
稍早一点，在开幕式开始之前，几百名抗议者绕着这个奥运会主体育场的管制区游行了足有一个小时。到8点时，也就是开幕式开始的那一刻，他们聚集到了JR信浓町站，齐声高呼：“停办”、“立即中止奥运会”和“保护我们的生命、保护我们的生计”之类反奥运口号。维持秩序的警察们漠然地站在一边，双方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第二天一早，日本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社论，没有对东京奥运会的开幕表达什么祝福，反而是再次警告日本政府和社会，要把防疫放在首位，公共卫生安全不能被奥运会绑架。《朝日新闻》是东京奥组委一开始选定的合作媒体之一，后来却成了这届奥运会的激烈批评者和反对者。它在那篇社论中写道：“奥运会正在进行中，但我们仍然可以继续问为什么。”社论还十分让人扫兴地说，未来这十几天里，如有必要，仍应当果断终止和取消这次赛事。
……
现代日本迎来了它的又一个“奥运时刻”。但对于更多东京人和日本人来说，这一次不像上一次，他们没有太多期待，也谈不上有什么准备。
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一样，其发展历程与现代奥运会的历史如此契合，以至于它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都与“奥运时刻”高度吻合。
这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现代奥运会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产物，而日本则是西方人发明的现代性的最优秀的学生。
现代奥运会的历史始于1896年，那几乎也正是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势力登上现代世界舞台的同一瞬间。稍稍学过一点历史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战（日本称为“日清战争”）中一举击败一千多年以来的老师——中国；1895年，两国签署著名的《马关条约》。
对我们中国来说，这是坠入百年深渊的开端。但对日本来说，这是它“崛起”道路上的第一步。经过明治维新以后1/4个世纪的“发愤图强”，日本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末班车。在19世纪的丛林里，它通过把昔日的睦邻和老师踩入深渊，从曾经同样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俎上鱼肉翻身而成为猎食“弱肉”的“强者”。用我们当代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来说，“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归根结底靠实力说话”。当时的日本人出色地践行了这一信条，中国人一提到就感到屈辱万分的《马关条约》，正是日本被当时的“列强俱乐部”接纳为正式成员的门票。
1936年，东京获得了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是日本力图确立其世界一流强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狂躁岁月。到了那个时候，实力冉冉上升的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能够获邀坐到帝国主义的宴席上分一杯羹，它的目标是将西方势力赶出亚太，建立自己的地区霸权。它视将要举办奥运会的1940年为世界历史上的“东京元年”。
中国人更不可能忘记的是，在东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第二年（1937年），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这一次，历来高瞻远瞩的日本精英们却大大地看走了眼。因为又过了1/3个世纪以后，特别是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在世界范围内，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理想已经退潮和翻页了。
正如我们已知的，日本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跌入地狱，1940年东京奥运会也泡了汤。一方面，战线不断拉长，物质供应极其短缺，原来将要走上奥运赛场的日本运动员也都纷纷被派上了战场；另一方面，国际反法西斯同盟集体抵制。最终，这届奥运会被取消。
在宣布取消的那一刻，当时日本昭和天皇的一位重要大臣和谋士木户幸一还不忘记豪言壮语：东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待战争结束和平来临，便可立即补办这届奥运会。届时，日本将向世界人民展示“真正的日本精神”。
木户幸一说那番话时显然并不是只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他在那一刻应该深信不疑，很快就将来临的“和平”必定是日本希望和计划中的那种“和平”，而将要补办的东京奥运会则是“大日本帝国”从此君临东半球的登基礼。
木户幸一后来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遭释放），但东京这个城市最终还是兑现了他许下过的承诺。不过那是20多年以后的事了。当然，下一场东京奥运会的剧情和脚本也完全超出了木户幸一那一代日本精英阶层的理解力。
对1964年“奥运神话”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的下一个“奥运时刻”，也就是当下正在举办中的本届东京奥运会。
那届奥运会成功举办以后，现代日本的“黄金时代”又延续了1/4个世纪，直到泡沫大破裂。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日本已经整整“失去了30年”：经济长期低迷、政府债台高筑、社会持续老龄化、与东亚邻国围绕领土和历史问题的争端不断加剧、保持了40多年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桂冠被近代以来爱恨情仇的焦点邻国中国夺走，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北大地震更仿佛是这些种种不如意的一次总喷发……
对于像安倍晋三这样的右翼保守派人士来说，“向后看”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底色。在他们的解决方案里，要让日本从长达30年萎靡不振中重新振作起来，最好的办法便是唤回昔日的美好时光，这也就是安倍非常喜欢使用“日本回来了”这类口号的心理根源。这时候，还有什么比举办一场1964年东京奥运会那样的世界性大聚会更能振奋整个日本的民族精神的呢？
然而，不管是好是坏，时代的浪潮从来不会止步。1964年时还是少年的“安倍们”在2020年或2021年，也已经到了当年“木户幸一们”的人生阶段。日本这一个“奥运时刻”的剧情和脚本的发展，也显然不会顺从老一代的精英们的规划。
近来越来越多的评论人士指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只是像过去这几年里频繁曝光的那么多丑闻那样，它或许对本届东京奥运会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但2020年（2021年）注定成为不了1964年，疫情并不起决定作用。
与57年前相比，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彻底改变了。
如果说1940年的日本是一个鲁莽的“不良少年”的话，1964年的日本则是一个“改邪归正”的勤奋青年，但如今的日本已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成年人。不像1964年时的经济刚刚起步，人们有着仿佛永无止境的渴望和追求，现在的日本已是全世界最发达和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未来也远不如一个甲子前那么满怀憧憬和念想。
有人曾形象地说，1964年的日本给人一种“这是一个一切都在高速运转的属于未来的国家”的感觉。而今天，日本在更多人心目中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国家”。无论你在精英阶层还是社会大众中间，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迷失。
对于深情回望1964年“奥运时刻”的安倍晋三这一代日本人来说，最令他们失望的，莫过于如今的日本社会已经没有了战后经济腾飞年代那样的凝聚力。与那时相比，当代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也更加不愿意为了国家而作出牺牲。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口号是“激情聚会”（United by Emotion），但这种“激情”大概只是仍然把持这政治话语权的上一代日本精英们的理想的回光返照罢了。
因此，自从2013年东京历史上第三次获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以来，日本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2020年的“奥运时刻”注定不会是充满希望的一刻。更大可能是，这一刻永远也不会再来了。
这样的“衰落感”直观地反映在下面这组数据对比中：1964年，当裕仁天皇宣布奥运会开幕时，年龄在65岁以上的日本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2021年，当他的长孙德仁宣布奥运会开幕时，这个比例已超过了28%。与此同时，日本现在的生育率则跌到了1964年时的一半。事实上，日本的人口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减少……
这样的现实使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而对于1964年时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
从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就像一个人，也会经历从出生、成长、成熟到衰老的生物体全过程。
日本已经过了它令人激动的日新月异的成长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正如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具有各自迥然不同的独特经历和人生价值意义，国家也是如此。
对日本来说，以“平成”年号标记的过去这30年的主题绝不只是“失落”。无数人都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崩溃以后，日本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清新、社会秩序更加良好有序、国民生活更加平和踏实……
回望平成时代，你还可以说日本在文化层面硕果磊磊。而伴随着在科技、文化、国际援助等各个领域里作出的重大贡献，日本这个国家在世人心目中的魅力和地位也达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新高度。一个最简单的数字：在64年漫长的昭和时代，日本人一共只有5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在长度不到它一半的平成时代，却有16位日本人荣获诺贝尔奖……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至于说社会的老龄化、少子化，这是发达国家的通病，并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甚至恰恰是日本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个经典写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今天的日本正在告别“整体”和“宏大”叙事，转入一种更加专著于每一个国民生活品质的“个体”和“细节”的叙事。
但如同1940年和1964年一样，日本现代历史上的第三个“奥运时刻”，也是日本又一次面临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次，它需要回应的新的时代问题是：如果保持一个人口日益萎缩的老龄化社会的富裕、适应能力和坚韧活力。
相对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日本有其表面上更为脆弱的一面，例如它是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最严重的。但日本也有独特而显著的优势，即它的社会结构：日本几乎是当前唯一对民粹主义政治浪潮有高度免疫力的发达大国，这是因为日本社会的同质化，以及它的精英与大众间牢固的信任纽带。不过，正如一些西方观察家所指出的，但这种优势也可能转化为劣势，如果它使得日本社会更加难以顺应时代需求的变革的话。
因此，东京当下这一个“奥运时刻”将要展示给世界的，注定是与57年前截然不同的面貌。用权威的日本当代史学家吉见俊哉的话来说：“我们需要改变对城市的看法，应从‘更快、更高、更强’变成‘更快乐、更有弹性、更可持续’。”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信号——
此次东京奥运会迄今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它的多元化。
在开幕式上点燃奥运圣火的网球名将大坂直美是最典型的一个超越族群的多元象征，具有日本、美国和海地的血统的她曾说，“我有三个祖国”。同样显眼的是入场式上日本代表团的男旗手八村塁，这位现效力于NBA华盛顿奇才队的篮球明星的父亲来自西非的贝宁，母亲是日本人。不过他从小在日本长大的，虽然黑皮肤比大坂直美更黝黑，但比后者得到日本上下的更大认同。
而在日本这次派出的史上最庞大的近600人的奥运代表队中，像大坂直美和八村塁这样的混血或拥有海外血统的运动员还有很多。在日本参加的30多个比赛大项中，拥有海外血统或者在海外出生长大的运动员将参加过半数项目。这不仅是日本为了在本土作战的奥运会上取得更好成绩，也可以说是日本这个素以保守稳定著称的社会的变迁缩影。
在这届奥运会上、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弘扬。
从本届奥运会开始，开幕式上各个代表团入场时，都由一对男女运动员共同掌旗。据估计，在参加本届奥运会的选手中，女性所占比例将达到史无前例的48.8%，英国代表团女选手人数甚至超过男运动员。而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女运动员只占所有选手的13%。
我们还看到，许多场次的比赛开始，运动员自发地单膝跪地，表达对种族歧视的坚决拒绝。日本著名歌手MISIA在开幕式上演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时，特地穿上了彩虹色的外套和裙子，象征对LGBTQ群体的尊重；而新西兰举重运动员劳雷尔·哈伯德的获准参赛，还使得本届奥运会赛场上首次出现了变性选手的身影，虽然它也引发了关于“破坏比赛的公平性”的争议……
为了这届奥运会，东京政府虽没有像1964年那样大兴土木，但为轮椅使用者及其他市民改善了城市的无障碍环境。
除此之外，高科技的广泛采用充分展现了面向未来的主题。
英特尔公司研制的无人机在新国立竞技场的夜空里秀出的立体“地球”惊艳全世界。而氢能源圣火燃料、回收利用东日本大地震灾民临时住宅窗框制作的富士山形象的主火炬塔、利用PET瓶回收再生聚酯制造的部分运动员官方服饰、以及这两天广受热议的运动员宿舍里的“纸板床”……所有这些都浓缩了这届东京奥运会及当代日本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意识。
自“现代奥运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在1896年成功创办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它在理论上不应被腐蚀的纯洁性。但是，从第一届希腊奥运会起，从来就没有一届奥运会不是承载了许多体育以外的其他追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未来还将如此。
在将奥运会当作一种全民社会动员的漫长历史记忆中，东亚国家的表现尤为令人印象深刻。这其中的理由其实我在本文开头已经有所涉及：相比于先发现代化的欧洲和北美国家，东亚国家是后来者和学习者，还是比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方更加优等的后来者和学习者。它们为了成功跻身这个西方人创造的现代性大家庭，付出了比先发的西方国家更大的代价和更多的扭曲。
1964年的“奥运时刻”后来不仅成为现代日本的一个神圣记忆，还演化成了整个东亚地区向往和追求现代化的人们的共同神话。它为那些“更后来者”提供了一幅令人怦然心动的蓝图，从现代都市规划，国家经济政策，直到整个现代化事业。
那以后又过了将近1/4个世纪，到1988年，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的那一届奥运会，成为韩国成功结束独裁统治、建设民主国家、融入现代世界的一座丰碑。又过了20年，到2008年，中国借助一届成功的北京奥运会宣告了它将要重新回到世界中心舞台的“崛起”和“复兴”……明年，北京还将要举办冬奥会。
如果撇开东亚各国各自社会内部的空间差异性和不同特征，我们会看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100多年历史中，有一个时间上的顺序阶梯。虽然我们不能简单肤浅地说，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中国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它们中有很多，日本也曾取得过，也曾面对过，或者仍在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走过的路是可以成为中国继续前行的一面很好的镜子。现代日本的三次“奥运时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聚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