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俄侨——《我的大学系列》番外篇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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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来哈之前，脑海中填满了对这座城市的胡思乱想，其中最具神秘性的想象就是关于居住在此的那些俄罗斯侨民。因为这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既与沙皇帝国对中国领土的鲸吞计划相关，客观上又是一个现代文明推进、传播的历史事件，而人是文明传播的火炬手。哈尔滨一直有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一说。的确如此，正是俄国华俄道胜银行主导下的中东铁路建设，才开启了这座城市早期风风火火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的城市规划视野和国际化战略格局下的规划、勘探、设计、建设，以及大量来自俄罗斯帝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从事商贸的人员的涌入，奠定了哈尔滨成为远东最大商贸城市的地位。1902年沙俄政府主管中东铁路事务的财政大臣维特视察并监督中东铁路的建设工作时，曾在其总结报告中写道：“由于哈尔滨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此它将很快成为大型的工商贸易中心，它将成为俄国设在满洲的最大城市......”。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量脱逃革命的白俄涌入，又给哈尔滨带来了文化上的空前繁荣，因为这一类人群中充斥着大批旧式的贵族和老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消费文化的蛆虫，又是创造文化的蜜蜂。
1897年8月28日，中东铁路开工典礼在中俄边境小绥芬三岔口地方举行。图片来源于网络▲
修建中的中东铁路，图片来源于网络▲
早期的定居人口中尽是一些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和兢兢业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直接性的作用，他们是一个城市硬质文化创造的主体。而城市历史并不长的哈尔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俗的表现，却都和这座城市人口独特的组成有关。1898年哈尔滨开埠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原住民仅三五千人。加上阿城和呼兰县的人口也不过数万人。但铁路及附属设施的修建需要大批劳工，于是短时间内工程建设方先在烟台、上海，后又在上海两次招募了共计十七万工人。同时来自俄国的工程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护路名义（护路队）的军事人员开始大量进入。随着之后的商贸活动加速，以及日俄战争、十月革命，从事商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俄侨以及难民迅速增加。直至1923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定居哈尔滨的俄侨最多时竟达20多万人，比例甚至一度超过了当时的中国居民。哈尔滨这座城市不仅是城市格局和建筑风格像一座地地道道的欧洲城市，就连人口组成亦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国际城市。1931年途径哈尔滨赴欧旅行的朱自清在给叶圣陶的书信中描述道：“道里纯粹不是中国味儿。街上满眼都是俄国人，走着的、坐着的……”其实当时旅居此地的外国侨民中不仅有俄国人，还有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南斯拉夫、德国人等28个国家和民族的移民，有20余个国家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多文化的人口自然带来多元的文化，教堂中的礼拜、周末江畔的野餐、知识分子间的沙龙等成为城市人文景象中普遍性的活动。这座城市的景观和生活样式都洋溢着浓郁的异国风情，东方小巴黎名不虚传。
十月革命，列宁在1917，图片来源于网络▲
俄侨乘船逃往哈尔滨，图片来源于网络▲
俄侨是外籍侨民的主体，来自苏俄的侨民总体来说素质比较高，他们当中工程技术人员、医护人员、教授、律师、铁路职工、工商职员、工匠作坊主占有较高的比例。由此极大提升了这座城市在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文化教育以及卫生方面的能力。这一点上我的母校表现得尤为突出，翻看中俄工业学校早期的图像档案资料不难看出，无论是教员的合影还是学生的毕业合影，几乎是清一色的洋面孔。这种情况到九一八事变日伪时期才有所改变，铃木郑雄主政哈工大时师生合影中开始出现东方面孔。但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大鼻子们”又重新成为母校教员的主体。因此“我的大学”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教职人员依然全部是苏联籍，只是学员的成分已大为改变。1954年由苏联移交中国政府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进入中国籍师生为主的阶段。在一次访谈中，1948年入学的宿百昌教授介绍说：“刚入校时，专业课是白俄教师教授的。到了1950年后，苏联派来了专业教师，之前的白俄教师受到排挤，逐渐离去，白俄的同学也逐渐回苏联了。”
半个多世纪的白俄和苏联侨民的存在历史，给这座城市打制了别样的文化基础，其中包括建筑的遗产，文艺的姿态，还有生活方式和生产品牌。异域风情并非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是现实的社会景观。城市格局、建筑样式这些物质、物理形态是显性的，它们凭借有力的结构、坚硬耐久的物质，足以对抗时间的消磨。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印象，满眼的欧式建筑，那些彩色的以各种方式隆起的屋顶令人着迷，那些镌刻在建筑立面的雕饰令人赞叹不已。虽然教堂悠扬的钟声消失了，但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依旧，这些铁甲车一样的家伙日复一日地碾压着嵌在路面的铁轨，发出打雷一样的轰鸣声，试图继往开来迎接下一个世纪。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见不到俄侨的踪影还是令自己感到一丝遗憾。当时我一直疑惑，这些高鼻梁、蓝眼睛、身材魁伟的人究竟哪里去了呢？但这在当时似乎是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只能得到一些闪烁其词的回应。直到几十年过去之后，我通过查阅有关资料才得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反反复复的移民政策调整，以及强有力的疏导措施，这座城市中的俄侨只剩下57人，城市居民的面孔已经完全中华民族化了。1984年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去松花江边的时候，发现夏秋之际的滨江绿地上，挤满了围坐在一块塑料布或床单铺设的野餐中的人们，而在这西式的生活风尚的人海之中，完完全全是中国人的面孔。人们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在江中嬉戏。啤酒、格瓦斯、面包、香肠、酸黄瓜是诗情画意生活中的硬菜，只是中国式的喧闹取代了昔日里小提琴、手风琴奏响的音乐，抒情地歌唱和尽情地舞蹈。
1983年，哈尔滨，我们去太阳岛，王福春摄影▲
朱自清在松花江太阳岛划船，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度初来乍到的我一直怀有一种猥琐的心理，希冀在身边环境中或大街上看到那些斯拉夫面孔，我觉得这座欧式风格的城市里缺少了这些在形式上显得有点美中不足，差强人意。于是我在凉爽的夏季里獐头鼠目般观望、打探，在金色的秋天搜索……。直到大雪纷飞、白雪皑皑的冬天来临，在一个童话世界一般的雪夜，收音机里传出歌手梁波罗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种期盼终于无奈地转变为绝望。
这种一厢情愿对俄侨的想象只能换来一轮又一轮的失望，直至绝望。因为虽然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侨居于此的苏俄侨民曾一度占到市民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国际间的移民和地缘间的政治关联密切，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政治经济驱动下的产物。因此半个多世纪间不停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注定了这种侨居历史的不稳定性。即使在侨民人数比例甚高的时期，侨民中成分变化的状况也是起伏不定的。比如开埠初期人口的增长和工程建设有关，而十月革命是侨民人数增长迅速的另一个动因，且每个阶段涌入的俄侨人口类型具有某种共性。而1932年之后日伪时期又呈现出停滞和迅速地衰退。解放后，虽然中苏处于蜜月期，但移民人数却在日益减少。这些曾经也是一厢情愿把哈尔滨视作永久居留地的俄侨，迫不得已必须再一次选择离开。许多重返苏联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许多挥泪去了南美洲、澳洲和北美。实际上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继续居住在哈尔滨的俄侨已降至20余人，因此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火车站前还有南岗广场小花园里苏军烈士纪念碑上的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古铜色雕像，鲜有看到东欧面孔的印象。
哈尔滨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雕塑，图片来源于网络▲
曾经的俄侨对哈尔滨的城市生活影响是非常全面的，几乎涉及城市生活的所有方面。在轻工业方面包括制粉业、酿酒业；商业方面包括进出口、百货零售；房屋供给方面包括房地产业；金融业方面有俄侨银行、俄侨保险业；饮食娱乐方面包括餐饮业、服务业、娱乐业......这基本上构成了几乎是一个城市生活供给的完整系统，自然给这个城市中的生活形态笼罩了一层异国风情。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房地产、金融、保险必然也消失了，后来随着进一步闭关锁国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进出口和百货零售的形态也受到很大影响，清一色的国产货填充着秋林百货、哈一百这些欧式商业建筑的空间。但俄侨创办的酿酒业、餐饮业在日常生活中的遗存还是比较明显的，它早已化作了味觉习惯，变成了生活习俗，和市民生活的细节水乳交融，难舍难分。
俄侨在哈尔滨开办的商店，图片来源于网络▲
1922年，哈尔滨。老巴夺烟厂卷烟车间，图片来源于网络▲
1898年哈尔滨的城市建设开篇的大本营就在一个叫“田家烧锅”的酒厂改造的建筑群中发生，俄国人用8000两白银买下了这个因土匪洗劫而破败的酒厂，把它改建成工程建设指挥所，中国本土的酒商离去了，但这个城市和酒的机缘却才刚刚开始。1900年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的开办揭开了这个城市酿酒业改弦更张的序幕；1901年，俄法合资的哈盖麦耶尔·留杰尔曼啤酒厂开办；1903年又有了斯普利坚卡酒厂、维多曼奇酒厂等。啤酒取代了中国白酒成为这座城市酒业的主体，并且嗜酒的俄罗斯民族遗风感染了这个城市里居住、生活的中国人，以山东籍为主的哈尔滨人在喝酒这件事情上毫不逊色与老毛子们。豪饮依旧，只是昔日白俄们喝酒时形式主义的仪式道具被大大简化了。简易的玻璃杯、大搪瓷缸子都是饮酒的工具，更多的时候是直接用酒瓶。下酒的菜，拉皮儿、拍黄瓜、炸花生米即可，滥饮和吹牛才是酒桌上的主要内容。喝啤酒成为八十年代哈尔滨极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图片来源于网络▲
1900年俄国商人乌卢布列夫斯基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啤酒厂——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
1908年 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改名为“古罗里亚啤酒厂”，转由俄国人乌瓦特夫经营。
1932年 “古罗里亚啤酒厂”改名为“哈尔滨啤酒厂”。转由捷克人加夫列克和中国人李竹臣共营。
1937年 “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社长高桥真男等创建了“哈尔滨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香坊分厂”。
1946年 苏联红军将“哈尔滨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香坊分厂”更名为 “秋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啤酒厂”，经理为俄国人马力且夫，当时生产的商标为“红星牌”。
1950年 苏联红军将工厂交中国政府，企业归属哈尔滨实业总公司，委派张伟民为厂长，改名为“哈尔滨啤酒厂”。
1956年 不同时代组建的“哈尔滨啤酒厂”合并后，仍用厂名“哈尔滨啤酒厂”.
烤乳猪、煮黄鱼、奶汁鳜鱼等俄式大菜消失了好一阵子，直到改革开放十年后毕梅餐厅的重新开张才得以重现。但是红肠和列巴早已形成了味觉习惯，成为最普通的家常食品从未断绝。那红肠色泽沉着，看上去结实，嗅一下有一股烟熏的气息，切开后的蒜香也是迷人的，如今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地方特色食品。列巴则是视觉上的奇葩，鼓鼓囊囊像个小孩枕头，掰开之后发酵的面筋形成海绵一般多孔的模样，咀嚼时极有韧劲。
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俄式的饮食、着装习惯可以颠覆中国人骄傲的味觉传统和顽固的伦理观念，那么在文艺方面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无论引领文化的先锋还是创造内容的主体都是这些侨民。
文学诗歌|Poetry
文学和城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众说纷纭罢。我个人认为在文学的角度，城市是社会能量破茧而出的废墟、溢出的生活、人性泛滥在街巷形成冲积的沃野，抒情和表达是春泥之上挣扎的茎、绽开的叶和怒放的花。和传统的中国城市不同，哈尔滨这座和现代化共同诞生的城市，本土人口的主体是劳工，他们在文化上的消费和创造中的力量是低靡的。然而大量侨居此地的外籍公民却为这座城市形成了异质的文化底色，他们是一个漂泊和寻觅的庞大族群，或许带着对理想城市的想象，对故乡的眷恋。
1917年之前，哈尔滨俄侨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比较活跃，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诗人、作家，如诗人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那、未来派诗人费多尔·卡梅什纽克、谢尔盖·阿雷莫夫等。其中费多尔·卡梅什纽克在191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痛苦的音乐》，谢尔盖·阿雷莫夫1920年出版了《柔情展室》，1921、1922年又相继出版了《和平的呼声》、《没有闪电的竖琴》等。
在哈尔滨的俄侨诗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哈尔滨的俄侨人数激增。在这一拨儿的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资产阶级政客、新闻记者、专业作家、诗人，以及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等。俄罗斯历史上民众的识字率很高，而来哈侨民可以说是精英，他们较高的文化素质带动了哈尔滨的俄文图书出版工作。据相关研究学者统计，从1918-1949年的三十余年间，在哈尔滨出版的俄文图书多达400余种。包括各种政治历史和、经济技术方面的，以及文学教材类和宗教方面的书籍。
新人的到来充实了原有的俄侨作家和诗人的阵营，日趋活跃的群体终于诞生了学术团体。1926年，一个名叫“丘拉耶夫卡”的文学团体出现了，丘拉耶夫卡每周活动两次，内容是报告会或文学晚会。许多著名的学术群体和学者都曾参与它组织的活动。此外，丘拉耶夫卡还经常举办诗歌比赛，以此来激励其他成员的创作活动。
在哈俄侨承办的期刊杂志为这些文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和渠道，丘拉耶夫卡成员们的作品经常发表在当时的俄文杂志《边界》上。1932年这个组织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丘拉耶夫卡》，进一步产生了社会影响。1932年之后，受政治情形剧变的影响，大批俄侨作家、诗人离去，这个学术群体于1935年解散。
文学团体丘拉耶夫卡的聚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世纪三十年代哈尔滨都市文学声名鹊起，涌现出以爵青为代表的一批本土作家，他们以都市为书写对象，以一个都市漫游者的视角去触碰喧闹大都市中的生动细节，体察人性，抒发现代性的认知。这种新式文体既和这座城市的样貌以及生活形态有关，又受俄侨中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创作风格影响。
音 乐 | MUSIC
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性城市，哈尔滨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上的表现，在近现代的中国都令人瞩目。它不仅是强大的制造业之城、文艺之城，还是一座时尚之城。这座城特有的脉动，体现着中欧文化交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尤其早期白俄来哈的侨民中老派的知识分子，对这座城市文化特质的形成影响深远。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哈尔滨“音乐之都”，这是对这座城市百年来音乐的热爱和贡献的褒奖，是俄侨开创的基地的绵延。当时在哈俄侨的生活中伴随着音乐，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音乐、舞蹈既是普及性的，也有专业性的高度。
参加戏剧演出的演员合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早在1899年，哈尔滨就出现了以铁路员工为主的室内乐团，其中捷克人埃尔利姆一家人是该乐团的演奏中坚力量。1908年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诞生了，这极有可能是远东地区第一支交响乐团。音乐教育对于维护一个地区的音乐文化生态是非常重要的，1921年著名俄侨音乐家马申发起兴办了哈尔滨第一高等音乐学校；1925年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名字命名的格拉祖诺夫高等音乐学院开张；1927年，又一所专业音乐学院成立。短短6年内三所高水平、训练严格的国际音乐教育机构相继出现在同一座城市，这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这也反映出当时城市文化中炽热的音乐氛围。这种优雅的生活习惯无疑来自流亡于此的那些白俄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在异乡重建了他们的生活。而紧随这个时代的一代人则坐享其成，受到了诸多方面良好的熏陶。上世纪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中国萨克斯演奏家范圣琦也生于此，长于此，他赶上了一个文化兴盛时期。记得九十年代一次电视节目访谈中老爷子讲述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经历时所描述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寒夜，从俄式木屋传出来琴声令他仿佛遭遇到一股暖流令他长久地驻足在窗前，忘记了寒冷。这个回忆的生动描述令我想起高尔基三部曲《在人间》中的一个画面，从绘图师家出走的高尔基沮丧地蹲坐在他人的屋檐下遭遇音乐的场景。
高尔基《在人间》连环画，1972年出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西北歌王王洛宾和音乐的结缘就是受俄籍音乐教师启蒙。1929年，王洛宾来到哈尔滨，后进入俄侨所办的哈尔滨音乐学校学习，并很快表现出了在音乐方面的天赋，由此走上了音乐之路。在俄侨所奠定的音乐基础之上，这个城市后来出现了享誉华夏的音乐家、歌唱家，比如腾矢初、金铁霖、李双江、程志、牟弘甫等等。而在这些艺术家对成长经历的回忆中，都会提到这座城市浓郁的音乐氛围，甚至会提及具体的白俄教师的特点。我的好友中阮演奏家冯满天1963年出生于哈尔滨，他4岁开始随俄罗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巴赫耶夫学习，6岁时又随其父、著名中阮演奏家冯少先学习中阮。据冯满天介绍，他的老师是一位白俄，很严厉，教授音乐的时候总在用一根金属毛衣针打着节拍。他今天在民族音乐演奏方面的突破性成就和幼时西洋乐的学习有着潜在关系。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有白俄的生活方式，他们居住条件优越，注重生活品质。每一次去登门求教，都要遵从老师的要求，穿上最好的衣服，并且一定要穿皮鞋。
美 术 | Art
在哈俄侨在视觉艺术领域也是人才济济，令这个城市的艺术生态盛极一时。来自欧洲大陆的俄侨不仅把西洋绘画带进了哈尔滨，还有雕塑艺术，甚至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先锋性艺术的摄影。
早期俄侨在造型艺术方面的突出表现和建筑成就密切相联，尤其在宗教绘画方面。哈尔滨陆陆续续修建的东正教堂的建筑棚面或墙身上，都有俄侨艺术家的作品。十月革命之后，随着更多的旧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迁入，一些名声显赫的艺术家的身影出现在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当中。著名画家米哈依尔·基奇京在南岗区尼古拉斯教堂旁边的一栋房子里办了一个名为“荷花”的画室，汇集了一批俄侨艺术家在此授课，内容包括绘画、雕塑和音乐。基奇京在哈尔滨侨居近十年的日子里，其绘画教育成绩斐然，培养的艺术家遍及世界，惠及俄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据说1989年在俄罗斯雅罗斯艺术博物馆曾举办过一个特殊展览，参展艺术家几乎全部都是来自“荷花”的画家。足以见得“荷花”画室在业内所具有的影响。
画家斯捷潘诺夫自上世纪20年代起侨居哈尔滨，直到1955年返回苏联。他在哈尔滨的30年期间一直从事美术创作和教育工作。他不仅为教堂内部绘制宗教壁画，还为剧院设计舞台美术。他尤其擅长风景和人物肖像绘画，并在俄侨中享有“天才画家”的美誉。在一版绘制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油画《哈尔滨太阳岛风光》中，他用生动的笔触抒发了对这个第二故乡的热爱。另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俄侨画家是科万采夫，他于1916年至1931年在哈侨居，其间多次举办个展并在东北各大城市进行创作。该画家最重要的艺术创作是为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弥留之际所作的肖像画，这件作品使其名声大噪。科万采夫一生从事肖像画创作，作品数量多达数千件之多，在远东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除了传统的圣像画艺术和肖像绘画，俄侨在摄影方面的探索更是体现出这股文化力量在现代主义早期的觉悟、境界和雄心，让我们对往日的辉煌充满敬意。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哈俄侨就先后举办过几次影响巨大的摄影艺术展，同时哈尔滨俄侨摄影协会也应运而生。这段历史应当看做对中国摄影史具有影响的重要线索。另一位俄侨画家伏罗未夫，是一位追随马雅科夫斯基的未来派画家，他也拥有自己的画室，并多次举办展览。
遗憾的是这些艺术家因政局动荡的原因并未能在哈尔滨居留更长时间，九一八事变之后多迁往上海，这使得他们卓越的才华未能对城市文化基因的培育和形成产生更大的影响。
建 筑 | Architecture
建筑是艺术之母，哈尔滨作为一个因铁路交通建设而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大量建筑在短时期内拔地而起。其当时的发展建设状况非常像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特区建设，也汇聚了一大批来自欧洲的设计英才。而此时世界范围内建筑学的走向恰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现代主义诞生之前的萌动期，艺术和工程的结合又一次被用来试水，试图找到一种符合时代气息的美学范式。于是一个新城市的建设高峰期自然也是一次学术主张的宣言，是态度的表达。走向摩登建筑实验场的境地，无疑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参与哈尔滨城市初期建设的建筑师非常多元，有俄罗斯建筑师、波兰建筑师、南斯拉夫建筑师、日本建筑师以及中国本土建筑师，这种多元性组成和快速建设也就会形成既统一又丰富的城市建筑艺术格调。所以把此时的哈尔滨称作近代建筑博物馆并不为过，这份凝固的艺术遗产也将恩泽千秋万代。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城市规划建设狂想时期，俄侨建筑师是这个城市的设计主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实践和建筑教育进行了伟大的结合，从而形成了思想，归纳总结成方法。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建筑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俄侨建筑师的身影，他们不仅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还形成了中国建筑教育的一部分肌理。这些人是我的建筑先辈，我的设计意识中渗透着他们的思想，他们是我追随的背影，感恩戴德的偶像。
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中俄工业学校）
拍摄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史馆▲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科的专业教育，大多以侨居于此的俄国或其他国家的外籍建筑师、工程师担任。这些教师又多为苏俄留学英国、德国、美国的俄国精英，教学方法以理论结合实践为主导方式，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准。其中，以圣彼得堡民用工程师学院和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为多数，还有一些来自德国达姆斯塔德工业学校，法国巴黎美式学校，瑞士苏黎世工业学校等。
彼·谢·斯维利多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俄侨教师，他1915年毕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民用工程师学院，即今圣彼得堡国立建筑工程大学。他从1920年开始在中东铁路局技术部门工作，同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建筑设计。到了1935年时，他已经在哈尔滨完成了50座建筑设计工作，属于绝对的明星建筑师。他的许多遗作都是哈尔滨历史建筑中的代表，亦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地标，比如哈尔滨霁虹桥、哈尔滨国际饭店、马迭尔宾馆1200座的剧场改造设计、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宿舍、双城堡火车站候车室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
直到1954年，斯维利多夫离开了哈尔滨去了南美，后又辗转去了澳大利亚，1971年逝世于悉尼。斯维里多夫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他所设计的建筑多为新古典主义风格或新艺术运动风格，具有浓郁的美术感。这些建筑皆比例和谐，细节生动，展现了建筑师所拥有的极为出色的艺术素养。
另一位传奇人物是建筑师波·费·科兹洛夫斯基，这位著名的艺术家、建筑师1926年被邀请至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并出任建筑学教研室主任。科兹洛夫斯基毕业于圣彼得堡皇家艺术学院建筑系，拥有扎实深厚的美术功底。他曾在俄罗斯多所大学任教，担任绘画、制图和建筑设计。这一点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在我的观念中，这些科目因其性质迥异，跨度奇大，由同一个人同时兼任很难。但这位教授做到了，而且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受到很高的认同，这足以见得传统俄式建筑学训练的强悍之处。
科兹洛夫斯基在教学方面全面性的能力是其实践才能的真实反映，他执业经验丰富，设计业绩斐然，在俄罗斯远东城市有许多作品。同时他还是俄罗斯皇家水彩画协会的会员，其作品多次参加在俄罗斯、托木斯克、坦波夫和圣彼得堡举行的大型画展。1930年，苏联无产阶级艺术学院院长与斯洛夫亲笔致信邀请著名的美术大师和受人景仰的社会活动家波·费·科兹洛夫斯基出任该校装饰设计系教授，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该教授在苏联业界所获得的认同。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门厅处和二楼的交通核心位置分别设立了两个胸像雕塑，一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第一任校长阿·阿·摄罗阔夫，另一位是建筑学院的前身铁道建筑系第一任系主任波·费·科兹洛夫斯基，以表后人对他们在学科建设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两座铜像都是进入21世纪之后才塑立的，由建筑学院两位美术教师韩振坤和王琳创作完成。此时距离二位教授在此工作的日子早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另外由于现存档案中图像资料对于雕塑工作而言并不充分，而曾经受教者也大多年逾古稀，记忆模糊，无法提供详细的修正意见。于是这工作就只能由二位年轻气盛的美术工作者凭着仅有的一点线索和更多的想象来完成了。
（左）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第一任校长阿·阿·摄罗阔夫
（右）建筑学院的前身铁道建筑系第一任系主任波·费·科兹洛夫斯基
卞晴拍摄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据说1951年中国政府从苏联政府手中接管哈工大时，土木建筑学科中的教员几乎清一色的俄侨。是他们完成了一个现代建筑学的学科建制，并形成了极具特色且卓有成效的训练体系。五十年代之后，中国本土的教师逐渐全部接管了这个学科。儒释道的文化慢慢浸泡着斯拉夫东正教的底色，硬核中的钙质也随着时光飞逝而流失殆尽。
我来哈尔滨的初期一味寻觅俄侨的想法，换来的是极度的失落感，曾经几十万的俄侨是历史中的过客，他们是淘金者、建设者、流亡者，更是播种者，他们为这座现代城市一点一点注入了现代性的基因。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档案、影像和诸如建筑、雕塑、铭文等物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行动和生活方式所汇总之后留给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情，生活方式和文化遗产。这些内容中的一些渐渐在现实生活中褪色了，变成了档案馆中古旧的文件；有一些虽然是坚固的物质建构，却正在被浮华的当下所淹没。几十年来出于善意或恶意的模仿，以城市建设为旗号的拆迁，正在把这座味道纯正的欧罗巴风格的城市推向高仿伪作的边缘。创新的后果则更为严重，这显然是一次旷日持久的缺乏根基的冲动。创新是一个新时代所开启的全面行动，我在这座城见证了它的开始，倾听过它的序曲。8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逐渐缓和，昔日的俄侨陆续回哈寻根，故地重游。当他们目睹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建设时，不无忧虑地对当时的城市管理者说：“我们爱这座城市，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建成一个大屯子！”。
1991年，哈尔滨，全身皆俄货，王福春摄影▲
大学期间斯拉夫的面孔虽然消失了，但俄语教学的整体格局还在。黑龙江籍同学中，以俄语为主修外语的不在少数，此外还有日语。这也使得外语考核形成多元化的形势，令习惯英语单一模式的人们叫苦不迭。在全民拥戴英语的时代，我的母校俄语教学依然轰轰烈烈。学习俄语的同学们自成一体，令人羡慕的是，他们每人都拥有一个俄语名字，男生多叫谢廖沙、谢尔盖、莎萨等过去在连环画中才得以看到的名字；女生则多取名娜塔莎、安娜、贝拉等。而绝对没有人叫冬妮娅，因为这个可爱的名字早已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打上了灰色的烙印。
由于此时俄语已失去国家所定位的主流外国语属性，大学对此的考核似乎也有所松懈，它成了一种边缘性的存在，而存在的理由只是历史的原因。直到后来中苏贸易重启的八十年代后期，俄语曾一度回光返照，让人看到一种迷离的幻象。但它短暂而又零散，然后继续沉沦下去。
八十年代早期，大学中的文艺表达中依然流淌着浓厚的苏俄文艺情绪。小提琴、手风琴、苏联歌曲是大学生联欢会上的主菜，尤其是那些曾接受过俄式苏式教育的前辈们。美好的青春记忆和这些文艺样式搅拌在一起，形成了沙拉一般的整体回忆，不断涌上心头。体育教研室的教师边疆每年元旦喝多后，就会逐次闯入各班级教室，红头胀脑摇摇晃晃站在中间用俄语表达自己的心情。同学杨志刚一时兴起的时候，也会用嘶哑的嗓子来上一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尤其爱炫耀口腔中打嘟噜的发音技巧。我甚至还买过一盘苏联时期歌曲集萃的磁带，其中有“红苹果”、“喀秋莎”、“山楂树”等，但此时这些洋歌曲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与帕瓦罗蒂所演唱的意大利歌曲制成的专辑、以及胡里奥·伊格莱希亚斯的西班牙情歌精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磁带平等地混在一起，和一茬又一茬的本土、港台流行歌曲进行着激烈的比拼。
交响乐和轻音乐先后现身校园之间隔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时代转型尚保持着基本的尊严，俄侨们的遗风尚存，这些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和骄傲。但随着本土人民执掌城市之后，大众终究难以按捺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建立在插科打诨的日产生活基础之上的轻松、诙谐的文艺形式开始崭露头角，先是相声的比重大幅增加，人民需要开心。八十年代的文艺汇演中，相声是受人欢迎的节目，巨大的空间里，笑料从演员口中吐出，笑声的浪潮海啸一声翻滚，席卷一切人间烦恼。到后来开心的笑料越来越廉价，笑星层出不穷。黑土地不仅盛产胡子和黑话，也是盛产笑星的沃土。不信就看看婚礼上的那些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司仪，听听民间人士唠嗑儿时满嘴跑火车的话语即可。哈尔滨的相声演员有师胜杰、尹博林等人。其中师胜杰一家兄弟姐妹五人都从事相声，有一年校内一场文艺汇演，师胜杰、师胜勇、师胜娜兄妹几个同台献技，为大学生们助兴，令人叹为观止。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小品也登上了亿万人翘首的春晚，最开始还有陈佩斯、朱时茂、郭达、严顺开等带着各种口音的小品节目，逐渐地有一股力量显现出强劲的势头，并成为劳苦大众最喜爱的一类节目。这是来自东北的一彪人马，他们为人们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幽默、乐观的普遍性，令人惊愕的直爽豁达，东北能演小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或许和漫长的猫冬中对娱乐的渴望有关。著名小品演员黄宏来自哈尔滨，小品进一步拉近了和生活的距离，让这里的人民找到了久违的快乐，填补了俄侨离去所留下的文艺真空。
在这个城市建立之后的第一个五十年里，俄侨不仅是这个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更是开创和形成文化特质的重要主体。而这个泛俄侨的概念实际上又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组成。比如其中还有相当成分的俄籍犹太人、俄籍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捷克人甚至日耳曼人。而俄侨俄罗斯人又分为十月革命前后涌入的白俄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的苏联公民，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文化差异也具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些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也形成诸多的社会矛盾甚至相是互敌视和对立。比如日伪时期白俄组织黑山支队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上世纪七十年代哈尔滨竟然出现了借用这个历史上臭名昭著名号的黑帮组织。大浪淘沙，当这一切都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留在人们想象和传说中的都是流光溢彩。相对于欧洲文化在中国失落的表现，也还有另一种存在消褪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比如俄侨和中国人通婚之后血缘的缓慢绵延。二毛子是当地人对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混血后代的称呼，这一类型的人口应该不在少数，在我工作、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偶尔会看到，算是俄侨在此地存在的一点残存的印记罢。在建筑系学习的时候，很多南方来的同学都抱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大家鬼鬼祟祟地在环境中寻找俄侨的影子。调皮的同学会私下猜测议论：“X系的XX同学一定是个三毛子，你瞧她的眼睛和卷发；XXX教师一定是个二毛子，瞧他那眉毛和鼻子长得……”
八十年代末五月的一天，我和一班人在道里中央大街上激昂地行进，仰脸时突然看到一栋二层的小洋房阳台后面的窗子里浮现出一张金发碧眼少女白皙的脸庞，女孩子戴着一付浅色镜框的眼镜，背后是一层白色针织的纱帘。上午的阳光穿透沉重的木窗照在她脸上，消失在镂空的纱帘之后。她静静地注视着古老街道上汹涌的人流，看上去显得那么典雅，那么明媚。这是我在哈尔滨期间七年，唯一一次看到疑似俄侨的活体，算是对这漫长的想象与期待的一点微薄的补偿罢。
参考文献：
[1]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2]陈颖，刘德明.哈尔滨工业大学早期建筑教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庄鸿雁.城市文化与文化城市|哈尔滨：城市记忆与文化思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4]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第一辑）[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
[5]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第二辑）[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20
[6]爵青.归乡[M].华夏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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