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高官之道 | 悦读 | 自由微信

曾国藩的高官之道 | 悦读

Original 2016-05-12 刘绪义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愿每次阅读都是一次探险，充满惊喜和刺激。

做官高处不胜寒

高处不胜寒之“寒”在哪里？在曾国藩看来，这个“寒”主要来自世俗文法和官场恶习以及自身缺憾。

就世俗文法而言，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一般人都受古代兵法的影响和熏陶，讲求“兵贵神速”。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其声势之大，速度之快，贻害之深，让举国震惊，大家都不曾想到这样一支叛军竟然能持续十余年之久，民众受苦极深，朝廷日夜不安，都寄希望于曾国藩快速平定内乱。

然而，作为局外人自然不知局内人之苦。面对人数众多、力量数倍于湘军之敌，曾国藩有自己的苦衷。他对战局也有着较常人清醒的认识，那就是短期内断无易平之理。加上他行事谨慎，因而，曾国藩抱定了稳扎稳打、不轻率出战的信念，他的一个著名战术就是围城打援，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为衡，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为要。

因此，曾国藩与朝野清议在观念上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时间一长，耗费巨大，很多官员都苦于备战备饷，对曾国藩颇有微词，朝廷也常常给予巨大压力，可以说曾国藩无时不处于焦虑状态。例如朝中著名的主战派代表尹杏农就曾两次写信给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

这种世俗清议表面对曾国藩没有多大影响，但其实，这种舆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对他构成直接的威胁，朝廷迫于舆论的压力往往就会选择将其作为“替罪羊”。此之谓“寒”。

就官场恶习而言，主要就是人心难测。曾国藩所深恶痛绝的“文臣取巧，武臣退缩”就是当时官场最大的恶习。它最大的问题是危害家国安全，其次则是破坏人心。这种人为了自保，或者为了利益，什么样的损人利己之事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像曾国藩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往往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此之谓“寒”。

再次，居高位者，权最大，位最高，责最重，理应为国除忧，为民解难。然而，往往因为德薄才疏，有负君恩民望，这样一来，朝野中那些正直之士势必也会把矛头对准自己。

很多人一做高官，就忘了修德进业，举手投足之间极容易导致伤天害理之事，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权位所在，一言之是非，即他人之荣辱予夺系焉。”特别是对自己身边的人或与己有关的人，更容易造成伤害。

例如曾国藩刚开始对保举部属实行不妄不滥的原则，但由此导致人心不附；后受人启发，对有功之人尽心保举，然而，有些被保举之人要么反被人参劾，要么不以为恩反以为仇。不保不行，保也不行，真是两难！此之谓“寒”。

曾国藩多次强调他居高官之“寒”：

吾辈所最宜畏惧敬慎者,第一则以方寸为严师,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又其次乃畏清议。

明白了高处不胜寒的“寒”之所在及其根源，就懂得了做高官之道。这就是曾国藩之所以能居官不败的一个重要经验。

曾国藩的做官之道：谨慎

如何来避开这些令人畏惧的寒心之事，保持居官不败？

首要之务还是保持谨慎，此即曾国藩所说的以方寸为严师。方寸就是指心。临事方寸不乱，有敬有畏，就不至于骄纵放逸。不放纵自己，就不得罪、不伤害他人。曾国藩反复劝教诸弟要有战略头脑，天下事当从大处着眼。做高官就更不例外了。

如何保持谨慎，曾国藩有不少具体的归纳和阐发。

首先，他认为天道有三恶：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

巧，即乖巧，小聪明，小权术。这样的人容易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四方讨好；盈，即满，也就是名利、权位样样都想得到，趾高气扬，目无余子；贰者，三心二意也，不诚实、不坦荡、不光明。

曾国藩把这“三恶”提升到天道的高度，实际上就是保持对天道的敬畏。他讲的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实则又包含了高官之道，只不过借老天爷（“天道”）的名义说出来而已。

从不投机取巧，脚踏实地，是做人做官的基本原则；做人做官不能自满，不必追求完满，真正的境界就是他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最为受用。

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半途而废，都是属于不忠诚的表现，做人做官不要去猜疑，讲诚信。对上，讲“君臣之知，积诚以相感”；对友，讲“朋友之交，积渐以相孚”；对一般人，讲“上下之和，积义以相助”；对亲人，讲“兄弟之爱，积善以相劝”。

其次，曾国藩认识到凉薄有三端：幸灾乐祸、居卑思尊、遇事激扬。

他的原话如此：

闻人有恶德败行，听之娓娓不倦，妒功而忌名，幸灾而乐祸，此凉德之一端也；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谋置其身于高明之地，譬诸金跃冶而以莫邪干将自命，此凉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浊，口不藏否者，圣哲之用心也，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士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此凉德之三端也。

这世间，妒功忌名、幸灾乐祸者大有人在。曾国藩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明白，这种行为只会凉了周围人的心，一个失去热情的人怎么可能在你遇到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施以援手？居卑思尊的人，就是越位，不知安分守己，总觉得自己比他人高明，妄自尊大，又怎么可能服人？至于那些喜好品评人物、口无遮拦的人，常常会令人下不了台，这种人于人并无帮助，于己反而损德丧名。做高官者尤其要去除这三端。

再者，曾国藩指出要职有三忌：功高震主、才大压主、权大欺主。

做高官的功高是好事，才大是好事，权大也是好事。但如果以功震主，以才压主，以权欺主，就离他的末日不远了。

这一震、压、欺，并非是因功、因才、因权而起，实则是因自己的言行而致。居高官，要切实防止自己“震”、“压”、“欺”上司。因此，持盈保泰，推美让功，尽可能减少自己对功之恃，对才之恃，对权之恃。让功，则不恃功；推美，则不恃才；忌盈，则不恃权。让自己一无所恃，这样方能居高官而不败。曾国藩的做法就是善于守拙。“不以贵凌物，不以威加人。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多厌。”因此，后世梁启超说：曾氏并非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氏只是在不做上下功夫。说得颇为到位。

第四，是为人有四知——知命，知礼，知言，知仁。

这“四知”，不止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日记里。前面“三知”出自《论语》最后一章，他觉得还必须要加上“知仁”。

知命，就是懂得命运，也就是要识时务，懂得天时，面对现实，要了解、顺应客观规律而不应与之违背，明确人生的道义与职责，经常称量自己，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知礼，就是懂得礼法，维护社会秩序，然后才能立足于社会。

知言，就是要懂得分辨他人的言论，通过言语去认识和了解他人。

知仁，曾国藩解释道：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这“四知”同样既是做人的道理，又是高官之道。曾国藩始终把做官建立在做人的基础之上，做官切莫忘了做人。那些拼命做官的人，往往太把自己当做“官”看待了。所以一旦官帽除身，则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所措。拼命做官的李鸿章，论才学、论事功均不在曾国藩之下，然而，他的贡献与成就及名声却远不及曾国藩。

第五是要切记居官有四败：昏隋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就是是非不明，放纵手下；傲狠妄为，就是性情傲慢，随意妄为；贪鄙无忌就是贪得无厌，卑鄙无忌，反复多诈就是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当我们检点历史，不难发现，无数从高官显赫中跌落的人物，基本上不脱这“四败”。

曾国藩指出：“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而现在的管理观念即认为，管理就是管人理事，有的甚至就认为是管人管事。其实人是管不住的，事也是管不住的，曾国藩强调的是知人晓事。

我们也常说要“管好身边人”，不放纵手下。特别是领导身边的秘书、亲信。这些人其实也是管不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选择他们的时候就先“知人”，其次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他们，用自己的人格来感染他们。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秘书。“左右近习之人”常处身边，很清楚你的行事习惯、长处短处，甚至核心机密，总之是对方知道你比你知道他的要多得多，一不小心就会从你最亲近的人变为最危险的人。

做官必然会得罪人，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上。很多领导者在这方面头脑简单，认为我只要依法处理，其奈我何？实则大错特错。

曾国藩在“谴罚有罪”时，特别注意“亦须切当事理，乃服人心”。因为处理有罪者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他改过从新。有些人虽然对你的依法处理没有话说，自甘认罚，但他并不认为你这样做是对他好，关键原因就是在处理时方法过于简单。曾国藩认为，防止昏惰的办法就是“多闻阙疑”——遇事勤问，遇疑勤思，可保居官无虞。

最后，曾国藩认为在政治的首要之地为官有六大守则——首要之地是指冲、繁、要、简。

冲，要害部门；繁，公务繁忙部门；要，重要之处；简，边缘地方。六大守则分别是：第一不争，第二因势，第三善习，第四从俗，第五便民，第六救弊。

做官者都知道，首要之地易出成绩。只是易出成绩的同时也易出问题。为此曾国藩以六大守则告诫。

不争，就是处下，放低自己的位置，不要自以为身居要职，可以扬眉吐气，可以荣耀终生。不争，包括不与上级争权，不指责上级；不与同僚争功，学会与其分享；不与下属争利，特别是涉及银钱和功劳时，绝对不争！

因势，因势的反面是逆势，逆势所付出的比因势要大得多，还不一定出成绩。在官场上，因势首先是要肯定前任成绩，借前任之势实践自己的理想。

善习、从俗、便民、救弊都好理解，只不过真正实践起来却不容易。

西周建国后，周武王分封功臣，将功劳最大的弟弟周公封到鲁国，将功劳最大的大臣姜尚分到齐国。齐鲁两国都是在今山东半岛，紧邻在一起。周公没有到鲁国去，而是留在首都辅佐朝政，打发他的儿子去做国君，他觉得当地人文明落后，不守礼节，于是按照周公所制定的礼来治理鲁国，鲁国表面上很安详；姜太公做了齐国的国君之后，即采用这四大守则，使齐国很快成为强国，把鲁国压得长期抬不起头。即便孔子在世也未能改变鲁国的弱小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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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

作者：刘绪义

出版：九州出版社

作者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材料，通过思辨及梳理，将读者带回十九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围绕“权力”与“修养”这两个重大问题，揭示了曾国藩成功的真正秘诀，还原了曾国藩领导艺术的魅力。

同时，作者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从为师为将为相到治国治家治身，系统阐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意义在培养人才与陶铸世风。因此，这既是一部全新视角研究曾国藩及晚清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领导干部可资镜鉴的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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