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作家的生活与情感 | 读享·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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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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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婚恋情况保守与前卫并存。胡适能对婚姻从一而终；鲁迅不甘包办婚姻，却又难以摆脱父母之命；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残酷，正是体现了他对婚姻自由的追求。
爱与恨，分与合，这些民国才子才女们的情感生活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今天，北师大文学博士、《何处相守，何来相安》作者谢一苇，80后美女作家晏屏，网易云阅读编辑杜庄仪一起来揭开民国作家们的情感隐秘。
（萧红（左），张爱玲（右））
主持人：您书里提到了萧红、丁玲、林徽因，其实他们复杂的恋爱轨迹，放在当代的时代来看也是挺前卫的，但同一时期，像鲁迅他们又难以摆脱父母之命，您觉得在当代婚恋的时代是不是很矛盾呢，同样的时期出现的两极。一方面像丁玲这些很前卫，一方面像鲁迅他们，造成了朱安这些人的悲剧。
谢一苇：这个和时代有关系，因为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解放的时代有着传统的观念，在他的头脑中，有很深的影响，像胡适，包括一些从一而终的，我在书中写了，像梁实秋。
最典型的，胡适和梁实秋，他们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梁实秋也是父母之命，父母包办的婚姻，胡适也是，他们的婚姻观念非常保守，他们和郁达夫这样的作家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婚姻观念很保守。
这里我的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大家知道吗？当年梁宗岱也是包办婚姻，后来就离婚了，后来他在北大当教授的时候，以前包办婚姻的妻子就来找他了，来找他的时候梁宗岱就特别生气，咱们俩不是离了吗，都没关系了，你来找我干什么。但是胡适和他住邻居，胡适就支持这个女的跟他闹，结果胡适和梁宗岱他们俩就在那儿打官司。
这个例子就非常鲜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有人婚姻观念比较保守，有人婚姻观念比较前卫，这和那个时代有关系。
（梁宗岱与第二任妻子，作家沉樱在日本）
主持人：这是不是有的时候跟他们个人的性格、家庭方面有关系。
谢一苇：对。
晏屏：对，我看您写到那个梁宗岱他就是这样，比如鲁迅他们，别人给他们安排了，他就去结婚，甚至他还会觉得，一辈子都会体谅，但梁宗岱好像，他就是别人给他找到何氏是吧，当时别人给他绑住，他还在闹，就是不跟她结婚，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个人的性格。
谢一苇：鲁迅也是非常保守，鲁迅后来和许广平相恋的时候，是许广平追他，但是他一直迟疑，一直不表态。
晏 屏：所以婚恋观念，除了整个社会环境，还有个人的成长背景跟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我觉得梁宗岱就是特别反叛的人，他们和鲁迅的个人性情也不一样，他就一直反抗。
晏屏：我看徐志摩就是挺彻底的，他对张幼仪是非常冷酷的。
（徐志摩和张幼仪）
谢一苇：对，徐志摩是新派人物，因为他留过洋的，留过欧美的，徐志摩影响最大。徐志摩在去世以后，胡适就写了一个《悼念志摩》。
我在书里引用了好几段话都是从梁启超的信中出来的，徐志摩和第一个妻子张幼仪离婚的时候，梁启超坚决不同意。因为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写信告诉徐志摩，他说你这样，是把你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作为一个现代人这样不行，而且谁不想追求点感情啊，但是你这个做法以后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伤害，这是梁启超对他的警告。
但是徐志摩什么意思呢，我这个婚姻，并不是针对张幼仪的观念，我的婚姻观念是自由的，他说我和张幼仪离婚了，我自由了，她也自由了，就是我幸福了，她也幸福了。他建设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这样一种自由、幸福这样一种观念里面。
所以，他的书上不是有吗，“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所以他们有老派的人，有新派的人，对观念的理解不一样。加上徐志摩，他也并不是无情的人，离婚之后，他和张幼仪的关系反而更好了。
主持人：民国第一文明离婚的。
谢一苇：对，离婚后他和张幼仪的关系比以前更好，虽然不居住在一起了，但是关系更好了，现在是不可想象的。
主持人：我觉得你写那个细节就是开始埋一个伏笔，就是梁启超会在他跟那个陆小曼的婚礼上说的那段话。
谢一苇：梁启超给徐志摩写信，批评徐志摩，徐志摩不服反驳，但是梁启超也无话可说，因为他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梁启超没话可说了，他这个气出不来，所以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徐志摩的父亲说了，必须得要梁启超做证婚人这个婚姻才成立，所以就请了梁启超做证婚人。
所以在婚礼仪式上，梁启超大骂徐志摩、陆小曼，徐志摩是他的弟子，陆小曼的前任丈夫也是梁启超的弟子，梁启超的身份当时在民国既是学界领袖、又是思想界领袖，也做过民国的总理，他那个身份，他在那儿骂是没人敢说什么的。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照）
晏屏：那时候的人也是比较真性情，看了上面写的很多人，觉得他们都敢爱敢恨，包括有一些人就直接表露他们，我觉得放在现在，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他不一定敢说那样的话，特别是在那种婚礼的场合上，婚宴或者怎么样，不敢说。
谢一苇：梁启超说了，“我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
晏屏：对，但是又感觉这话说得特别智慧。
谢一苇：但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结婚的时候，周恩来也说过这话，“我希望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我没写。
晏屏：那就重复了，对吧。
主持人：我在您的书里还发现，有很多思想上很进步的女性，但是她们对两性的观念，其实还是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比如说像萧红曾经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身上的累赘是笨拙的”。张爱玲跟胡兰成又是把自己低到尘埃里，你怎么看待女性把自己放得很低的姿态呢？
谢一苇：因为在男权社会，她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她可能就会把全身精力全部付出，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但是这种低的姿态，可能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原因，是一个社会整体造成的。
主持人：这个可能是她爱情里的一个姿态，因为她对待写作或者对待其他事情时，又会比较硬朗，但在自己爱的人面前就比较低。这个不仅仅是民国，我觉得各时代的女性，可能都会有，因为在一个爱的人面前总会有那个姿态。
谢一苇：我觉得现代稍微好一点，在民国那个社会可能不太正常，但是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觉得还是那个时代的原因。
推荐阅读：《何处相守 何来相安》
作者：谢一苇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书选取中国现代十一位著名作家，以详实的材料，诗意的笔法，讲述了他们辉煌的创作背后情感生活的另一面。
在他们的情感生活中，有惊世骇俗的爱恋，也有新旧思想的冲突；有寻常岁月的厮守，也有痛苦的坚持；有爱的忠贞与缠绵，也有背叛的无奈与伤感。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其间的分与合，爱与恨，毁与誉都因生命的张扬而显得斑斓多姿，历经岁月的淘洗而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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