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传导汉语言传播需求
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提出来的理念和愿望，对于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作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的重要载体，语言在促进经济合作、提升国际地位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为汉语国际传播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重大挑战，需要从宏观语言战略层面深入思考，有效规划汉语国际传播战略，才能真正推动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发展，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更好地立足世界民族之林。
2019年8月27日，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当地民众在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周”上佩戴中国京剧脸谱面具留影。（新华社）
肇始于汉，大兴于唐。早在几千年前的汉朝时期，汉语就已经踏出国门，走向世界。
早在公元前139年，自张骞出使西域时起，汉语言文字便开始通过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传播。此后，贸易、留学和传教士等成为汉语对外教学和传播的重要途径。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各种文化传播活动一度陷入低潮，但中外交流未曾中断，对外汉语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开启了有组织、有系统的对外传播，这在语言本体规划、语言教育规划和语言服务等多个方面得以充分体现。改革开放初期，学习汉语的人数与日俱增，引发了汉语热，对对外汉语教学、教材以及培养方式等提出了新要求。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新形势需要，我国进一步规范了对外汉语教师的培养和管理。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办法》，同时推出了汉语水平考试，以满足非汉语人士进行汉语水平测试的需要。有关教材和教学理论的建设也被重视，各项教学活动得以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自此，汉语的国际传播便被正式纳入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的框架，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自2004年起，我国开始进行汉语国际教育规划的战略布局，孔子学院的创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已在146个国家（地区）设立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赋予汉语国际传播新的动力，也赋予其新的内涵。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出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行，设立孔子学院等方式与本地教育体系相配合，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4所孔子学院和130个孔子课堂，欧盟28国、中东欧16国实现全覆盖。各国汉语教学普遍向低龄化、基础教育阶段发展，社会各界支持度、家庭参与度越来越高，汉语教学正在由过去少数人的兴趣转变成学校、家庭广泛参与的事情，青年人群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由于基础薄弱、社会对语言传播战略规划的认识不足等原因，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显现出我国语言战略跟进的紧迫性。
沿线国家汉语传播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细节规划。以孔子学院为例，作为我国汉语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目前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立面临如下问题。一是机构布局不合理。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发展中国家机构设立不足，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泰国，汉语传播机制已经纳入他们的国民教育体系，若一味加大汉语资源输入会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应当按照目标国家的需求，合理设计传播策略。二是资金投入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经费来源不稳定，孔子学院的经费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其收益主要用于开展基本的教学工作和学院的长期发展，但一些学院创建初始条件不够，利润不足，不能很好地维持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三是身份定位不明确。孔子学院是游离于国家汉办、中方大学和海外大学之间的一个教育联合体，容易陷入“三不管”状态，不利于孔子学院的科学发展。四是协调力度不够。许多孔子学院开设在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内，一些大学的汉学研究机构实力雄厚，孔子学院的建立容易引发这些机构的竞争情绪。
传播策略和效果的评估机制和补救措施。在一些中亚国家，汉语学习者主要集中于从事跨国商贸旅游行业的人群，他们大多出于工作需要学习汉语，目的性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却不高。这使得当地国民对汉语学习以及中国文化产品的认可度较低，致使汉语传播遭遇瓶颈。此外，现有的汉语传播规划侧重于如何在目标国家加强汉语的传播工作，但缺乏有针对性的评估措施和机制。因而不能有效地对传播问题进行深度探析，并出台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
“三教”资源和课程设置的合理规划。“三教”即教师、教材、教法。在师资上，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精通汉语以及沿线国家语言的人才严重稀缺，志愿者的汉语教学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对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深度解析和指导；在教材上，当前出版的百余种对外汉语教材质量不高、内容陈旧、编写模式固化，并且教材的解释多数是英文，而非对象国家的本土语言，不能充分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在教法上，教学理念和方法陈旧，课堂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很好地驾驭教材、学生和课堂，学习效率较低。在课程设置上，以汉语教学为主，书法、绘画、武术等科目为辅，涉及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内容却较为欠缺，缺乏多样化的课程设置。
汉语国际地位和声誉的科学管理。在汉语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乏外国舆论的质疑和误解，有的认为汉语国际教学和传播是中国凭借经济崛起之势对外进行文化输出的手段；有的认为汉语国际教学和传播并不单纯是为了传播汉语语言本身，而是借全球化浪潮进行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这些错误论调容易导致目标国产生情绪，加大了汉语国际传播的难度。应当对汉语的国际地位和声誉进行科学管理和规划，使国外民众更加清醒和客观地认识汉语和汉文化。
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文学翻译课堂（央广网）
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的实施有赖于合理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要满足“一带一路”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认真面对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冷静思考，统筹考虑。
加强汉语教育规划的顶层设计，调整战略资源布局。进一步调整汉语传播资源配置，作为重要的汉语国际传播机构，孔子学院机构设立和资源分配、布局要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大局。针对目前我国汉语传播资源整体上集中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汉语传播资源配置不足的现状，逐步加以调整，合理规划孔子学院的分布格局，加大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投入力度，以满足沿线国家产业合作与发展对汉语言资源的潜在需求。
加强传播策略研究，完善汉语传播策略。语言传播是通过增加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并且不断扩大该语言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的过程。一种语言能在国际持久广泛地跨文化传播是该语言的输出力和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往的语言政策往往集中于国家共同语和国内各民族语言关系的研究，忽视了世界上不同国家语言之间的存在关系研究。因此，我们要加强对语言传播政策的研究，寻找契合“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合适汉语传播政策。通过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汉语的国际传播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才能更好地促成世界人类文明的互补与传承。
科学规划汉语国际传播资源，有效扭转“三教”问题和课程设置现状。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师资问题，如提高汉语教育教师的待遇、从对象国和来华留学生中选择优秀人才接受汉语言文化教育培训，然后派至对象国工作、提高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人员的教学素质等。加大教材和教学资源的研发投入，充分对沿线国家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进行调研，开发风格独特、易被当地人们接受的、难易分层的、充分反应汉语言文化特色的教材和教学资源，以满足学习和教学的需要。加强与对象国教育师资的互联互通，充分尊重当地的语言教学规律，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工具，做到汉语教学风格本土化，改变单调枯燥的教学模式。在当前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加能集中体现中华文化特定时代特征的课程，通过举办学术讲座、采取必修课选修课相结合的模式，激发学员对汉语民族文化的兴趣，从而喜欢学习汉民族语言和文化。
加强汉语国际地位和声誉的科学管理，维护世界语言文化多元格局。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将汉语教学纳入沿线国家国民基础教育内容，有助于提高汉语国际地位；充分利用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风采和魅力，以和平的姿态全面调整对外汉语传播的方针和政策，逐步打消对我国汉语传播的误解；增进与海外汉学界和华人华侨的互动，与海外汉学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增加海外汉学学者来华交流的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利用当地华人华侨的力量，提高汉语国际声誉，打消“文化入侵”的误解。
作者：尹静，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9期，原标题《“一带一路”建设传导汉语言传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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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新华社、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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