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党的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44名中央委员里一共有4名全票当选，任弼时就是其中之一。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说过：我们党里找不出一个人对任弼时人品上有意见。任弼时在党内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人？他以自己的光辉业绩、品格风范、政治智慧等作出了最好的诠释。1920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方兴未艾，任弼时年方十六，便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他和萧劲光、任作民等人负笈苏俄，几经波折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三年。1922年冬，任弼时在东方大学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党员之一。任弼时在苏联的刻苦学习和社会活动为以后的斗争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相反，在取得马克思主义“真经”后，任弼时一回国就感到国内的斗争“缺少实际经验”，并在党内较早提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作为一个没怎么接触过斗争实际、以学生身份出国的“高起点”留苏派，能这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着实不易。不仅如此，任弼时还将理论联系实际变成自己的工作作风。他重视调查研究，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在陕北，他利用打猎的机会，跑到农民的山庄问农民收的粮食够不够吃，帮助他们研究生产门路。在北京，他利用警卫人员到街上买东西的机会，调查商人的生意好不好，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如何才能繁荣市场。1948年，任弼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个讲话有多重要呢？在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时，毛泽东专门决定发表这篇演讲，而不是一月决定草案（注：1948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几个基本政策的决定》）。在毛泽东看来，“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充实”二字的背后，是任弼时带病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的二十多个村子进行调查、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各解放区土改情况的积累。任弼时是一位能力出众的领导人，曾是五大书记之一，参与了我们党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1938年任弼时第二次赴苏，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他争取到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支持，为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和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时期任弼时在莫斯科的其它工作同样出彩。翻阅尘封的共产国际档案可以看到，任弼时通过各种方式为中共争取到大量的抗战援助。其时，根据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主要援助对象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此有过顾虑，“在现在的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武器给八路军是真正帮忙，还是帮了倒忙呢？”能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共争取到援助，足见其政治水平之高、工作能力之强。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专注讲述党史故事、有趣且干货满满的公众号“东方红啦”（ID：dongfanghongla），解锁全文，长按二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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